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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4-01-16 阅读次数：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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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褸?span style="position: relative; text-transform: none; font-variant: normal; font-style: normal; layout-grid-mode: both; background: none transparent scroll repeat 0% 0%; letter-spacing: 0pt; color: windowtext; font-size: 12pt;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op: 0pt; font-weight: normal; text-decoration: none; text-underline: windowtext none; text-shadow: none; text-effect: none; font-emphasize: none">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出台《关于防范税收风险若干增值税政策的通知》，明确对违法企业停止享受相关税收优惠的具体政策。通知表示，此项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堵塞税收漏洞，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为，有效防范税收风险。新政策增加了纳税人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条件，明确了对增值税违法行为的管理措施。一是加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纳税人的违法成本。制度规定，虚开骗税的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或先征后退的，36个月内暂停享受相关增值税优惠政策，其后36个月内再次发生增值税违法行为的，停止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发生增值税违法行为的，相对应的出口货物劳务服务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发生2次违法行为的，所有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的货物劳务服务一律改为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以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货物的纳税人发生增值税违法行为，按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竞争力不强的局面由来已久，2013年仍未改观。中汽协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全年汽车产量为2211.68万辆，同比增长14.8%；累计销售量再创新高，达到2198.41万辆，同比增长13.9%。这是自2009年以来连续五次刷新全球产销记录，也是在经历两年5%以下的低速增长后，重新回到两位数增速。2013年乘用车保持了稳定增长，年产销量创历史新高，分别完成1808.52万辆和1792.89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16.5%和15.7%，增速比上年分别提高9.3和8.6在美日欧经济复苏的基准情境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成为国际市场讨论的焦点。从年初开始，看空中国的声音逐渐增多起来，其中不乏大型投行与投资大腕。摩根大通不久前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幅度可能远超预期，或许将产生新的硬着陆担忧；投资大腕索罗斯则表示，支持过去中国迅速发展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动力，债务问题沉重。
本周，FT中文网连续刊文警示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焦点集中于债务问题、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以及经济去杠杆面临的两难。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前景时都曾有过详尽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风险总体可控，局部严重，模式不可持续，经济转型需要受到“稳增长”的约束。只有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一速度不需要太高，勉强为之势必将增加经济体所承受的压力；但也不能过低，否则将引发失业及债务的崩盘。中国的债务经济模式之所以还能维系，很大程度上基于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当预期逆转，不确定性也会陡然增加。
归根结底，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将汇集于经济增长速度之上。一般认为，中国至2020年需要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合理的运行区间在7%－7.5%。这意味着，相比于2013年7.6%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还有一定的下行空间。当前，国家统计局虽然还未公布2013年的各项经济增长数据，但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的表态，GDP增长7.6%应当是可以确信的。问题在于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下行通道中，各项指标都呈现出钝化以及增长放缓的状态，显示中国经济活力下降。在经济去杠杆，资金利率过高以及增长模式断档的时期，经济活力的减退可以理解。关键是，在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合理应对。
在宏观层面，经济活力的下降凸显出预期管理的重要性，需要及时应对经济体可能出现的风险。在经济萧条和经济过热时期，宏观调控都有着近似于机械式的映射。但在经济活力下降，却还谈不上不景气的当口，调控需要更加讲究艺术性，要引导市场预期，以“口术”为主，必要时辅以微调。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央行熟练操作的“前瞻指引”可供借鉴。多数时候，需要向市场传递更为明确的信号，四两拨千斤地调动存量资金。特别要注意的是，切忌推出指向性不明的调控政策，市场的脆弱性经不起几番折腾。
在管理好预期的情况下，推进市场化改革，解放原本因垄断或者管制而产能不足的市场，将为中国经济再出发寻找到原动力。在这方面，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必不可少，尤其是国企、土地以及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的改革。三方面的改革，将对包括能源、金融、城镇化、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等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的领域产生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只有将经济改革与促进经济增长两方面统一，才能化解“要改革，还是要增长”的两难。有些改革会直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应当被提到更加优先的级别。
对于决策层而言，能平衡好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已经很不错了。对于中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事务，要诀只有一个字——放。能够下放的权力全部下放，按照三中全会的话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权力的下放也许会带来短暂的混乱，因为市场存在思维惯性。但要由乱归治，唯一的办法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而非倒退回管制。父爱主义的行为模式持续得越久，对市场发育以及经济增长潜力的危害也就越大，因为在政府隐性担保下，风险存在着转嫁，将鼓励投机与冒险行为，进而酝酿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当前，对于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讨论很多。事实上，倘若今后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7.5%的区间，相对于2013年的7.6%，进一步下行是可预期以及能够接受的。关键是如何应对这种下行风险。在宏观层面上，需要管理好预期，以及推进体制改革。在中观与微观层面上，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解除父爱主义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