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2021.4.6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3-31中国社会科学网

近年来，完善全球治理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使全球治理遭受严重冲击，更加凸显了现有治理体系的短板。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携手改善全球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无法缺席也不能缺席。正如习近平主席1月25日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所承诺的，“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治理面临重要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次压力测试，让人们看到了当今世界矛盾对立的一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开放包容与封闭排他、协商合作与冲突对抗……具体到全球治理领域，本已“床头屋漏”，又逢“连夜大雨”，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随着疫情暴发更加凸显。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处于艰难的调整期和重塑期，我们要重点解决好以下课题。

需求侧上涨。全球治理的需求侧，突出的表现是新老问题集中出现。疫情之下，不少国家实行隔离限制措施甚至关闭国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非传统安全领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难民危机等挑战，也都催生了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联合国1月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全球民众短期内首要愿望是能够改善医疗、教育、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等基本服务，97%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非常重要。

供给侧乏力。西方国家大都受到国内治理的掣肘，对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全球治理的功能性失调：国际组织受到质疑，自由秩序被创造者破坏。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经过三个月的审议，在感染病例已经高达上千万的情况下，才就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第2532号决议达成一致。世界卫生组织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特朗普政府甚至直接退出了该组织。全球治理的“赤字缺口”可见一斑。

公正性缺失。二战以来，全球治理基本是“西方治理”。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有待弥合，可持续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疫情之下，南北发展差距面临扩大甚至固化风险。以新冠疫苗为例，据估计，全球疫苗需求为100亿剂，而中短期内疫苗产能有限、缺口过大，且分配上“贫富不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难以满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人类的未来有赖于团结合作，他呼吁通过“新社会契约”和“全球新政”，着力减少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早日重迎放心握手与拥抱的时光。

协作性减弱。大国本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意识形态、现实利益、国内政治等因素，国际合作困难重重，脱钩、断供、制裁屡屡上演。正如英国前首相布朗所言：“在国际层面，对这场全球危机的应对是史无前例地糟糕。”“我们没有看到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合作，各国未能在全球健康事务上团结起来，而是充斥着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仇外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李·豪威尔也表示，2021年将是全球“重建信任的关键年”。世界正处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关键阶段，全球协调、公私合作和地方合作尤显重要。

稳定性减少。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与新冠病毒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是一场长期斗争。“2021年的重大问题是：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是否已经采取步骤为下一次撼动世界的大流行做好了准备？”答案并不明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曾载文认为，2021年将特别难以预测，因为尚不清楚疫情变化、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将如何相互影响。德意志银行对国际管理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40%的调查参与者担心病毒突变。还有人担心，疫情只是未来10年可能席卷全球变革的预演。面对种种的不确定性，我们没有时间纸上谈兵，只能尽快行动起来。

中国助力全球治理不断完善

2021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越来越多，外界的期待也越来越大。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仍将面临很大困难。经合组织预测，到2021年底，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总损失将达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和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专家普遍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失业增加、增长动力不足、贫困化加剧三大挑战。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定为“大重构”。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更高期待。日本经济新闻社汇总的调查数据显示，在35名受访的经济学家中，有26人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增速会高于8%。法新社称，“中国似乎成为人们期待的世界经济复苏晴雨表”。俄罗斯“专家”网称，“就像13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一样，中国这次也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外界对中国之所以有如此信心，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之下，“一带一路”逆势前行，交出亮丽成绩单，既展现了应对风险的韧性，也为合作伙伴抗疫情、稳经济、促发展搭建了平台，展示了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继续推动全球发展治理。

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抓手，参与全球减贫事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减贫事业造成巨大冲击。《2021年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显示，今年的资金需求量增加到390亿美元，而这笔资金只能为4.41亿需要帮助的人中的2.65亿人提供援助。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全世界40%的人口将生活在每天5.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另有1.5亿人将陷入极端贫困。

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2020年，中国克服严峻挑战，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还力所能及地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2020年以来，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参加“消除贫困联盟”，积极主张和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2021年，中国还将举办数字减贫研讨会，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助力亚太地区消除贫困事业。

以抗疫国际合作为抓手，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特别是流行病治理，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此次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使完善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醒说，疫苗研发进展使人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芒”，但要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为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截至2021年1月2日，中国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向各国提供2200多亿只口罩、22.5亿件防护服、10亿份检测试剂盒；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最早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多个国家许可中国新冠疫苗的上市或紧急使用，印尼、埃及、土耳其、塞尔维亚、约旦等多国领导人选择中国新冠疫苗获得对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可以预见，随着中外抗疫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卫生治理领域的“用武之地”也将越来越大。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深化文明互鉴，推动各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打牢根基、注入动力。但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人鼓噪所谓“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甚至将其作为打压他国的借口和工具。疫情的暴发再次提醒人们，要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才能实现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在这方面，中国不断进行探索。2017年4月，中国与希腊共同发起了“古国文明论坛”，十个参与国相聚一堂，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息，即文明是多样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2019年5月，中国又主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来自亚洲47个国家等的1000多位代表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

以构筑综合安全为抓手，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和平与安全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然而，近年来，生物安全、网络攻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军控等传统安全热点问题交织。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改变世界上业已存在的战乱地区的动荡和冲突，甚至部分地区的军事冲突形势更加紧张。据统计，2020年全球49个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骚乱，甚至暴力冲突。

可见，后疫情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安全问题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将更加突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正因为如此，中国始终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各国努力走出共建、共享、共赢、共护的安全新路。

以推动绿色发展为抓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岁末年初，多个机构在预测2021年“风险点”时，均把“气候变化”推到靠前位置。例如，欧亚集团就把气候问题排在十大风险点第三位。《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提出，从未来十年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影响来看，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自然》杂志刊文称，2021年似乎将是对抗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在2021年11月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国际社会如何利用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强大经济体宣布的实现碳中立的步骤达成一项协议，并如何将协议转化为承诺……这些都有待观望。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重信守诺、言出必行。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首批缔约国，并为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展望后疫情时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必然也会遭遇各种挑战。我们需要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我们今天所作的每一个抉择、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将决定全球治理的未来。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1日第2123期 作者：孙敬鑫

原标题：《中国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2.《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文章来源：2021.4.6.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3-26 23:10  《当代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12月30日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简称《协定》）是中国和欧盟谈判完成的一个有深度、高水平的投资协定。《协定》谈判的完成显示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有助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资源配置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协定》对促进中欧关系持续深入发展，维护中国改革、发展的外部大环境，推动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等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和国际学界对《协定》谈判进程、内容和影响的分析较多，但以美欧协调为背景进行探讨则相对较少。《协定》谈判一直存在两个背景：美欧不断加强协调来应对中国崛起；欧洲通过与中国务实合作来寻求战略自主。随着《协定》谈判完成，其对美欧涉华政策协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临什么样的前景，值得深入探讨。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历程

中国与多个欧洲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多数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完成的。本次谈判达成的《协定》相较于之前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分别签订的协定标准更高，涉及市场准入、透明度、劳工待遇、环境、投资仲裁等多个方面，其中，市场准入是谈判的重头。

在2012年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双方重申致力于尽早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和便利双向投资，创造增长和就业机会。在同时举行的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上，中方强调：“促进双向投资合作。尽快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双方投资便利化提供制度保障，增强投资者信心。中方欢迎欧盟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实行稳定透明、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政策，及时解决欧方企业的合理关切。希望欧方保持市场开放”。2013年5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中欧投资关系影响的评估报告，建议欧洲理事会作出决定，授权启动《协定》谈判。10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欧盟委员会的谈判授权，并于11月在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宣布启动谈判。至此，中欧关于投资协定谈判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双方第一轮谈判于2014年1月举行。

欧盟之所以启动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一是因为双方投资政策都有了新发展，原有的双边投资协定在范围上差别很大，而且都只涉及对投资进入后的保护，而没有市场准入等内容；二是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了外国直接投资专属权，要签订新的投资协定以取代中国同欧盟成员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欧盟谈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和欧盟投资者进入对方市场提供新机会；应对监管环境的挑战，主要是投资透明度、许可和授权程序等；为欧盟在华投资者和中国在欧盟投资者的待遇建立保障，包括防止不公平待遇和非法歧视，不受阻碍地转移与投资有关的资本；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鼓励负责任的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劳工工资标准等来支持可持续发展倡议；承诺建立缔约方和投资者可利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有效执行。

2016年，中欧双方就投资协定涉及的范围达成协议后，继续进行具体的文本谈判。2018年后中欧双方开展了密集谈判，先后就市场准入条件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资本转移、国民待遇相关承诺、争端解决、投资可持续发展、公平竞争、强制技术转移、国有企业等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并最终在2020年12月30日宣布就所有谈判内容达成一致，《协定》有望在2022年正式签署。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受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欧三边关系日趋复杂。中国成为三边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变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上升而美欧则处于实力相对下降的态势，“东升西降”牵动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和国际秩序的潜在变动。

美国仍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世界头号强国，并将中国崛起视为其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应对中国崛起；特朗普执政时期，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中国采取“规锁”政策和极限施压政策，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极力推动中美技术“脱钩”甚至威胁发动对华“新冷战”。美国的对华政策使得中美关系断崖式下滑，中美在全球层面的博弈已经清晰呈现，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中欧关系也经历一系列变化。以201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为标志，欧盟对华政策除了突出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外，也强调双边关系中的矛盾和竞争，提出中国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既是欧盟实现重要目标的合作伙伴，也是欧盟需要寻求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既是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也是推动另类治理模式的体系性对手。这就要求欧盟采取灵活务实的做法，有原则地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欧盟与中国接触的工具和方式也应根据重要问题和政策加以区分。

基于上述背景，为应对中国崛起和快速提升的全球影响力，美欧加快对表，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体系或制度性对手，以及一些关键性安全领域（如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等）的首要或重要威胁，将价值观、“中国威胁”问题纳入跨大西洋安全议程。美欧舆论场也在毒化与中国民间交往的氛围，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严防和阻止中国获得国际话语权。2020年6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建议启动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对话，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2020年10月，博雷利和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电话会晤，讨论了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会晤期间，欧盟对外行动署和美国国务院就中国问题展开了双边对话。

然而，欧美并不是“铁板一块”，双方在对华政策上仍存在不少分歧。2020年6月，博雷利在与蓬佩奥的会晤中表示，欧盟和美国应该就中国带来的“挑战”加强合作，但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造成美欧双方没有协商，有时甚至对欧盟利益造成伤害。12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欧盟—美国：全球变局下的跨大西洋新议程》，突出强调美欧应如何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合作，维护多边秩序和规则，展现出欧盟既想维护价值观共同体，又在对华合作上留有余地，以更好地推动多边主义。可见，欧盟虽然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与美国有共同目标，但又反感美方的单边主义做法。欧盟希望通过多边机制和规则来应对中国崛起。

在此背景下，中欧从2014年开始的《协定》谈判，就被视为跨大西洋两岸推动战略互信、共同应对中国的一个风向标。在《协定》谈判加速后，美国以跨大西洋合作为诱饵，期盼欧盟不要与中国签署协定。2020年12月21日，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上称，“拜登政府欢迎与欧洲伙伴尽早就双方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共同关切展开磋商，讨论我们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共同担忧。”12月28日，拜登还亲自上阵，呼吁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建立更强大的对华联盟，并称“在我们与中国竞争并追究中国政府在贸易、技术、人权和其他方面的侵权行为时，建立由志同道合的伙伴及盟友组成的联盟会使我们的立场将更加坚定”。可见，《协定》已成为检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风向标，其谈判进程与跨大西洋合作进程紧密相关，表明了欧美对华政策的共识与分歧，反衬出跨大西洋双方对华合作的前景。

美欧在经贸领域多个方面的诉求是一致的，即《协定》的部分内容也是美国想要的，这主要体现在：要求中国改善市场准入和推动贸易对等互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移、禁止高科技和信息技术窃取或间谍行为、改革国有企业等。与此同时，《协定》也反映出欧美的分歧，核心问题是欧美能否“同步受益”。美方认为，欧洲率先与中国达成《协定》，就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市场面临损失，因为欧美不能同步受益，就面临在利益面前被中国“分而治之”的风险，并且可能由于缺乏团结丧失更多对华要价权。

欧盟自主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背景和原因

2020年12月30日，在德法等国的推动下，欧盟最终正式宣布与中国完成投资协定谈判。欧盟之所以撇开美国自主推进《协定》谈判，与其政策传统和利益考量密切相关。

一是美欧对华政策及应对方式存在分歧，促使欧洲寻求走自己的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一直存在，双方多次探讨对华合作和竞争问题。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始于2001年，最初以非官方层面的接触为主，主要是美国史汀生中心与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美欧中国问题、东亚问题、跨大西洋关系等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但这一对话机制时常被美国外交政策所干扰，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外交政策重点改变使其暂时停摆。到2005年时，美欧因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态度不一致,在非官方对话机制的基础上，正式开启由官方主导的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2005年5月，时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访问华盛顿，期间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会晤，这被认为是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正式启动的标志。同年11月，美欧再次举行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战略对话。然而，随着欧盟对华军售问题的搁置，美国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地区，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逐渐被置于非官方层面且不是十分活跃。

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时断时续，主要是因为美欧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方式和利益考量不同，双方的立场有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很大差异。许多美国学者和决策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的首要竞争对手，必须加以遏制。欧盟及多个成员国并不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必然会与西方利益发生冲突，只要中国融入国际规则体系，仍然可以与之共处并实现共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经历接触、对冲和遏制的演变，并最终强调对抗，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实力永远不对自身构成威胁的中国。欧盟则一直在追求同中国的全面接触与合作。欧洲期待中国成为一个逐渐融入国际规则体系的负责任行为体和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在应对中国崛起的方法上，欧洲仍坚持接触与合作为主，与中国开展紧密经济合作是历届欧盟机构领导人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欧盟自主推进《协定》谈判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是利益考量推动欧盟寻求与中国加速合作。尽管美国也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但美国很多单边主义做法让欧洲认识到必须以自己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多年来，中国都是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更是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货物贸易计算），中国日益成长的市场是欧盟难以放弃的。美欧围绕中国市场的利益争夺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上，牵涉利益众多，不易调和。2020年初，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美国企业创造了中国市场准入方面的优惠。但在欧盟看来，该协议是对欧洲企业在华利益的实质性损害并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审查中美达成协议的行为是否违反相关规定。更让欧盟恼火的是，美国甩开欧洲单独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做法，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难以继续的背景下，德国等大国和欧洲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支持《协定》，认为这是获得先机以及弥补损失的好办法。

三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对中国和欧洲造成冲击，使欧洲认识到同中国开展深度合作是一种务实可靠的选择。中美和欧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早已启动，并且中国和欧盟都不约而同地把美国作为经贸合作谈判和突破的重点。在美国的牵引下，中欧、中美达成协定的动力均不足。但特朗普上台后，其单边主义立场和“美国优先”政策使美欧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美欧贸易战导致跨大西洋战略互信降到历史低点。美国毫不犹豫地将欧洲视为贸易竞争对手，并将其受保护的市场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挑战。欧盟不得不在2016年临时终止同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于2008年启动，在2012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又重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期间承诺，中国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同美国开展投资协定谈判。中美双方在2016年底于华盛顿完成第31轮磋商。然而，这一切努力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回归原点。2020年1月，中美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虽涉及部分投资规范，但无法逆转中美经济关系的倒退。

特朗普政府对中欧均发起贸易战，促使中欧双方重启并加速已经搁置的《协定》谈判。对欧洲而言，中国市场机遇以及自身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且美国在很多领域已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对中国而言，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合作应聚焦欧盟。中欧与美国的投资协定谈判通道均被“堵住”，因而中欧双方下决心加速《协定》谈判。“美国优先”和跨大西洋关系协调关键时刻缺位成为《协定》谈判取得快速进展的重要外部推力。中美和欧美经贸关系不进则退，而中欧经贸关系则在逆势中求变。

总而言之，欧盟自主选择同中国加速推进《协定》谈判，显示出欧盟追求自身利益和战略自主的努力，也表明了欧盟对华外交有自身的方式和利益取向，并非与美国完全一致。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跨大西洋关系协调的影响

《协定》的签署无疑会从多方面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协调。由于拜登政府刚刚上任，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协调的力度和前景仍取决于美欧共识和矛盾问题。

第一，《协定》在经贸层面对跨大西洋对华政策造成冲击，使欧美协调更加困难，但欧盟内部决策是否具有一致性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变量。欧美经贸关系存在长期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出台的一系列经贸政策明显偏袒美企，贸易保护主义犹存，对欧洲有针对性的钢铝关税和对空中客车公司的惩罚性关税在短期内难以降低。另一方面，欧盟力推的数字税对美国互联网巨头不利，长达15年的航空补贴争端更是欧美结构性竞争关系的集中体现。由于欧美在经贸问题上矛盾重重，双方在涉华对话上缺乏基础，美国想协调欧洲跟进，但很难对欧洲作出让步，因而双方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利益只能各表。美国对华搞技术“脱钩”或者“新冷战”将变得更加不容易，拉拢欧洲伙伴形成价值观同盟来应对中国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制约。通过签署《协定》，中国展示高水平开放姿态，强调自由贸易和务实合作，本身就是对美欧跨大西洋协调应对中国的一种消解。

尽管双边协调美欧对华采取一致政策不易，美国却仍可以用单边主义这种成本较低、在国际关系领域较具破坏性的方式来影响中欧关系。美国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可以用安全议题来“绑架”欧盟成员国的对华政策，迫使欧盟内部的中东欧国家等“安全依赖者”采取有利于美国的对华政策。预计美国将在《协定》批准阶段进行干预，推动欧盟部分中东欧成员国，如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等对美国和北约“安全需求”较大的国家以及原来对协议表示不满的国家来否决《协定》，积极消解支持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的影响。欧盟内部缺乏统一立场为美国施加影响力提供了空间。因此，《协定》的前景还取决于欧盟是否有能力弥合成员国分歧和妥善应对美国的干预。

第二，《协定》在战略层面夯实了中欧经贸压舱石地位，提升了战略互信，中国在应对欧美联合制华上更加主动，对跨大西洋涉华合作提升了反塑能力，但中欧战略互信短板仍存。通过完成《协定》谈判，中欧之间加深了利益绑定，战略互信有所提升。中欧双方可积极利用大多边主义来消解美国推动的有限多边主义——建立民主和价值观同盟以排斥所谓“威权主义国家”的做法。中欧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使美国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塑造力下降，形成对美国行为的联合制衡，就有可能推动美国返回全球合作议程。通过《协定》谈判，中欧在气候变化、WTO改革、国企改革等重大议题上走近，开始突破跨大西洋涉华议题合作的封闭性，作为外在力量影响并且重塑跨大西洋关系协调进程。美欧合作已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声音，尤其是欧洲非常期待在更加广泛的多边主义基础上与中国协商，这会使美国排斥中国的影响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对跨大西洋对话的反塑能力仍然有限，主要是受制于中欧战略互信不足。近年来，中欧战略互信程度下降较快，2019年欧盟直接将中国定义为“体系性对手”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对手”，同时欧洲民间舆论对华不友好感也有所上升。欧洲一些舆论认为，中国是《协定》最大的受益方，欧洲只是短期受益方，担心欧洲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对欧投资增长迅猛，欧盟出台了多项应对举措，包括《欧盟统一外资安全审查框架建议》《外国补贴白皮书》以及推行“竞争中立”等，在投资主体、投资内容和融资方式上对中国企业施加了全方位限制，对华安全防范力度加大，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对欧投资的信心。在《协定》谈判完成的情况下，欧盟上述法律能否解绑，解绑程度如何，都将影响双方执行《协定》的信心和力度。

第三，《协定》在地缘政治上消解了欧美合作的凝聚力，但欧洲战略自主程度和执行力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变量。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助推了欧洲的战略自主倾向，部分消解了跨大西洋对话的效力。欧洲极力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努力成为博弈的参与者和桥梁，其战略自主意识不断提升。欧盟是中国和美国都极力拉拢的对象，其在不断增强战略自主意识的同时，努力提高在处理欧美关系时的主动性，利用中美博弈在对华关系中寻求更高要价。

在跨大西洋合作中，欧洲的战略自主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绝对的原因在于美欧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且难以调和，不可能完全走到一起；相对主要体现在欧美斗而不破、关系紧密。尽管欧洲“战略独立”的愿望对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具有吸引力，但安全上过度依赖美国的现实决定了其自主能力的局限性。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建设踯躅不前，硬实力不足，难以撑起战略自主的雄心。欧盟战略自主的脆弱性导致美欧之间“美主欧从”的结构性关系难有实质性改变，欧盟只能通过软实力展现有限的“硬实力”，比如单一市场力量、议程设定能力、欧盟的规范性影响等。然而，欧盟软实力的发挥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得美国仍具有很大的能量来影响其对华政策。

结 论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欧盟加速调整内外政策，努力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色和利益的发展之路，其中“主动有为”仍是主基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解释欧盟对外政策时强调，未来美中战略竞争仍将是全球政治的主导趋势。在这方面，欧盟需要保持勇气，制定自己的应对办法。欧洲必须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行事，同时欧洲也希望与中国在一些全球问题上进行长期合作。中欧《协定》谈判的完成，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欧盟上述政策立场的一个很好的诠释，意味着全球地缘政治深刻变动。在欧盟政策深刻调整背景下，中欧仍有很大合作空间，双方可以进行深度利益绑定并相向而行，共同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由此，中欧合作对跨大西洋涉华协调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将会提升，跨大西洋涉华合作的前景也将会因为中欧紧密合作而出现更多的对话、合作和共赢色彩。

3.美国发布贸易报告 经贸路线渐露

2021-04-02 09:06:02 经济参考报

美国最新公布的《2021年贸易预估报告》揭示了美国与其重要贸易伙伴之间在多个领域存在的重大贸易壁垒，并表示会为此而做出协商和斗争。分析显示，尽管美国试图修复特朗普时期与贸易伙伴在经贸关系方面的裂痕，进行更多合作，但在诸多领域的深刻分歧难以迅速解决。

贸易预估报告发表

当地时间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这份长达570页的美国贸易年度报告，详细阐明了存在多项贸易壁垒，表示将以双边或多边方式来应对这些壁垒。报告提供了美国65个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投资以及电子商务构成重大贸易壁垒的详细情况，表示将继续与严重的贸易壁垒做斗争。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表示，这些贸易壁垒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投资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构成了障碍。这些障碍造成重大政策挑战，对美国未来的增长机会和全球经济的公平性产生了影响。

报告提及11个领域的重大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进口许可和海关壁垒等进口政策，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补贴和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壁垒、阻碍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障碍、投资壁垒、竞争以及其他障碍。

路透社报道援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将与外国政府就各种威胁美国出口商的问题进行接触，包括数字政策、农业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美国将继续对阻碍出口增长的做法采取强硬态度。

早在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公布了拜登任内首个贸易议程报告，详细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拜登政府这项报告将贸易政策列为最高优先事项，称其是抗击新冠疫情、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琦表示，本月初发布的总统贸易议程，概述了通过促进公平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以支持美国工薪家庭的明确愿景。《2021年贸易预估报告》指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优先事项，以指导拜登政府制定反映美国价值观和更好重建的贸易政策的努力。

美联社的报道称，报告肯定了上届政府与中国签订的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称其“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系统，可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

路透社报道称，报告对印度、韩国、越南和土耳其等国施加的数据限制、俄罗斯的软件需求、印尼数字产品关税、许多国家的本地含量要求、以及奥地利等国数字服务税收措施表示担忧。

美国贸易办公室还将在4月发布年度“301调查”报告，将涉及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

面对多项经贸难题

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在多个领域都对特朗普时期推行的政策进行了“纠偏”。

特朗普政府打响的关税战令美欧贸易摩擦不断。路透社报道称，美国的贸易伙伴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与戴琦会面，了解拜登将如何改变其贸易政策。

为了尽快修复欧美经贸关系，3月29日，戴琦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和西班牙工业贸易旅游大臣马罗托等人展开密集磋商，表示希望与欧盟发展“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美欧经贸合作的几大优先事务，包括气候变化及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等。更早前，戴琦还与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讨论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双方还同意利用贸易政策支持气候变化目标。

据报道，上任两周以来，戴琦已与近20名各国贸易官员进行磋商，密集游说盟友加入美国新政府的新经贸联盟。

不过，分析人士称，尽管美国正在展示与盟友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美国的贸易政策依然强硬。美国与贸易伙伴在钢铝关税、数字服务税、航空等领域的关税摩擦并不会就此迅速平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26日宣布，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英国、意大利、印度、西班牙、土耳其、奥地利6国的数字服务税发起调查，并试图解决与贸易伙伴们在数字服务税上的分歧，但是在达成共识之前，美国将对这些国家加收惩罚性关税，以报复他们对美企征收数字服务税的举动。

再早些时候的3月19日，美国裁定8国床垫反补贴税落定，公布了针对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中国的反倾销税率。此次反倾销税税率的范围为2.22%-763.28%，具体税率根据国别、公司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月初，美国商务部还裁定对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通合金铝板征收反倾销税，其中包括德国、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另外，还对来自4个国家的普通合金铝板征收反补贴税。美国对德国进口铝板征收反倾销税高达242.8%。最新报道显示，美国还在计划对从印度、巴林、土耳其进口的铝板征收反补贴税。

大国经贸摩擦加剧

目前看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虽然小于预期，但并未根本性改变全球经贸摩擦的严峻局面。

世界贸易组织（WTO）3月31日在日内瓦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该组织已经将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幅度的预测提高到8%，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去年全球贸易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萎缩了5.3%，但这一幅度明显低于2020年10月WTO预测的9.2%，因为去年下半年商品需求的激增抵消了疫情对于贸易造成的干扰因素。

不过WTO同时也表示，2022年的贸易增幅将会回落到4%左右，这将使得贸易总量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3月31日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报告选取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摩擦情况作为样本，进行定量指数计算和定性研究分析。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印度、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摩擦指数多居于高位，显示大国间竞争加剧，其他国家间经贸摩擦则相对平缓。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发布了五类贸易措施的使用情况，包括进出口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进出口限制措施和其他限制性措施。数据显示，2020年，20个国家和地区共计发布措施3497项，月均291.4项。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因其更具“隐蔽性”以及更“不易监督”和“难以预测性”成为最常发布的措施类型；贸易救济措施和进出口关税措施分别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较常使用的措施类型。

从国家分布情况来看，美国位居榜首，全年共发布措施624项，占比达到17.8%，巴西和欧盟以510项和466项分列第二、三位。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3.首次接受中国媒体专访 WTO总干事都说了啥？

来源：商务部网站---2021-04-02 15:53:28 央视新闻客户端

作为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奥孔乔-伊韦阿拉有怎样的特殊经历？

世贸组织面临多重挑战，奥孔乔-伊韦阿拉将如何应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她对中国发挥的作用又有怎样的期待？

3月1日，世贸组织总干事职位在持续半年多“真空”状态后，终于迎来了“掌门人”——奥孔乔-伊韦阿拉。

她的上任，开创了世贸组织自1995年成立以来的两个“首次”：她是历史上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也是首位女性总干事。

3月31日，奥孔乔-伊韦阿拉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总部接受了总台记者的独家专访，这也是她自3月1日上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有能力的谈判者”

“高效的共识建立者”

奥孔乔-伊韦阿拉现年66岁，出生于尼日利亚的一个学者家庭。在1967至1970年国家动荡时期，她的父母在冲突中失去了所有积蓄，让她深刻地理解何为贫穷。

197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奥孔乔-伊韦阿拉逐步成长为国际金融专家、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事务专家，国际组织管理经验丰富。她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5年，担任过常务副行长。其间，因带头发起多项援助低收入国家的举措而受到赞誉。

她还担任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席。新冠疫情期间，她作为非洲联盟特使，负责调动国际资金支持抗疫行动，被誉为“有能力的谈判者”和“高效的共识建立者”。

但让奥孔乔-伊韦阿拉真正引以为豪的可能要属她在尼日利亚宏观经济、金融等领域实施的多项改革。她分别于2003年至2006年、2011年至2015年两度出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还于2006年任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作为该国首位女财长、女外长，她展现出了高明的谈判技巧和改革魄力。

3月1日，奥孔乔-伊韦阿拉发表就任致辞时表示，她将把自己“所有的知识、热情、经验和坚持不懈”带到总干事的工作中，并将致力于改革世贸组织和取得切实成果。

总台记者专访WTO首位非洲裔女性总干事

- 专访时间 -

记者：作为首位非洲裔女性总干事，您已经创造了历史。

奥孔乔-伊韦阿拉：是的，我认为选举我的世贸组织成员创造了历史，他们选举了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非洲人。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非洲人。但是最重要的是当选人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我很高兴他们对我有信心，认为我可以胜任。

记者：世贸组织刚刚发布了对于世界贸易的预测。在过去一年中新冠疫情对世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您之前也提到疫苗会使整个世界都更安全。您认为这些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来迅速恢复到正常状态？

奥孔乔-伊韦阿拉：世界贸易在2021年的恢复表现超过我们的预期，增长率达到8％。我们预计贸易在2022年的增长率将达到4％。多种原因促成了贸易增长，各国政府推出大量财政刺激措施，迅速做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全球经济表现，并避免了在疫情初期出现的大幅经济衰退。通过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并为消费者提供资金可以促进贸易复苏。

另外在疫苗方面，疫苗的研发比以往快得多，这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全球供应链也非常有韧性。我们能够运送包括疫苗在内的医疗物资。这也是贸易恢复的一部分。我认为政府推出的最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就是向所有人提供疫苗，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向本国公民提供疫苗。因为只有各国人民都注射了疫苗，世界才能安全。我认为富有和贫穷的人都应该有接受疫苗的机会。这是所有政府都应该奉行的政策。

“入世”20周年

伊韦阿拉对中国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中国“入世”无论对中国对外开放进程还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历程，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关税总水平从15.3%大幅降至7.5%以下，远低于入世承诺的10%，更低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货物进口额年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超过100万家。

20年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

这20年，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20年，也是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共享机遇、共同成长的20年。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在内的很多专家和官员都曾给中国“入世”答卷打出高分。

对于奥孔乔-伊韦阿拉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中国商务部曾表示这是众望所归，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支持她开展工作，而奥孔乔-伊韦阿拉也对中国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 专访时间 -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奥孔乔-伊韦阿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占世界贸易的25％。中国的贸易进出口量都非常大。因此，中国的贸易恢复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恢复速度很快。中国快速出台措施，经济迅速反弹，预期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扮演了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引擎，对世界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在世贸组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世贸组织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面临一些贸易问题。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中国在与世贸组织的一些成员国进行贸易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扮演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促进中国经济恢复并维持增长的政策对世界都有利。中国继续确保其经济运转并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这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好消息。

记者：所以您对中国今年的经济表现寄予了厚望？

奥孔乔-伊韦阿拉：绝对。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表现出现了分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说的那样，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在贸易中也出现了分化，亚洲国家的进出口恢复较快，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则较为落后。我不希望这种分化长期存在，因为需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全球复苏。

世贸组织处境艰难

面临多重挑战

2020年，是世贸组织25岁生日。按照世贸组织官员的说法，这本该是个“抓住内在含义”、迈向强壮成熟的年龄，然而这个“壮小伙”却不断遇到“成长的烦恼”，面临着多重困境。

在内部，被视为“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的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无力解决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冲突，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上诉机构“停摆”，多边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监督功能被明显削弱。在外部，全球经贸环境因新冠疫情冲击大幅恶化。时局艰难之际，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阻挠，总干事的遴选还波折不断。在拉锯半年之后，总干事的职位才落到奥孔乔-伊韦阿拉的头上。如今，如何平衡成员国利益、化解各方分歧，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维护全球贸易体系，已成为她不得不直面的挑战。

记者：您上任之后还会进行哪些改革举措？

奥孔乔-伊韦阿拉：我们也需要改革我们的规则制定方式，数字经济在世界的发展很快，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在数字贸易方面并没有相关的规则。我们必须非常努力面对这些21世纪的问题。其他领域包括妇女与小微企业。全球化使某些人群更加落后。全球化帮助中国亿万人口摆脱了贫困。全球化也让一些人更加落后。在一些富裕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一些贫穷国家更加落后。如何帮助他们？妇女也被忽略了。我们需要制定有助于提高妇女地位和小微企业发展的贸易规则。这是我非常关注的领域。这些只是我重点关注的几个领域，希望我们能取得很好的成果。农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对于粮食进口依赖国，农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需要在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方面取得一些成果。

记者：在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美国反对某些上诉机构成员当选，那么您如何看待此类问题呢？如何使成员国在争端解决方面进行妥协？很多人认为DSB（争端解决机构）无法解决问题，您是如何看的？

奥孔乔-伊韦阿拉：这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表示不满。现在美国选举了新一届政府，他们希望回归多边主义，我希望听取他们对上诉机构改革的看法。不仅仅是美国表示了不满，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也表示了对上诉机构的不满，这些国家很难利用这些机制，利用成本高昂。统计数据显示，使用上诉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很少。因此，改革必须考虑包括发展中成员国的观点，也要考虑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每个成员国的观点，才能够使成员团结在一起。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听取所有成员国的意见，收集有关改革性质的信息，就改革性质达成共识，然后再提出交付时间表来继续推进。如果MC12（第12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能够就改革达成共识，这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就。

记者：您提到的农业是非常重要的。您认为中国和非洲应当如何合作来促进非洲当地的经济和农业发展？

奥孔乔-伊韦阿拉：首先，对于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来说，农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产业。非洲仅使用了约44％的耕地，因此，非洲还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已经在非洲的不同领域，包括农业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投资。因此，我认为肥料的研究等方面还有发展空间，这也为非洲的农产品提供了市场，而不仅仅是出口初级商品。非洲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增加价值，不仅局限于出口原材料，而是要进行加工。中国可以为非洲的农产品提供非常大的市场。因此，我认为这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双赢局面。

奥孔乔-伊韦阿拉曾经在她最近的文章《新冠肺炎大流行时期的贸易》中写道，“如果右手洗左手，左手洗右手，那么两者都会变干净。”那么，世界各贸易方是否会如她期待的那样携手发挥作用呢？

作为一个稳定、非歧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和奥孔乔-伊韦阿拉一样坚信，贸易将是帮助世界走出当前困境、尽快实现经济复苏的关键工具。

世界，值得期待！

奥孔乔-伊韦阿拉，值得期待！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4.经贸摩擦增多，中企预防为先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4-01 13:42:39 中国商务新闻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泛滥，全球经贸摩擦迅速增多。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3月31日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显示，从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以及措施发布数量来看，大国间的贸易冲突加大，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

经贸摩擦形势更加严峻

在3月31日举行的中国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WTO上诉机构前主席张月姣介绍，通过对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分析得出四个结论：一是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大国竞争冲突呈扩大趋势。二是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五类措施的采用情况符合贸易措施运用的基本规律，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三是20个国家(地区)发布的措施覆盖产品范围非常大。四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仍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的参与度较高。

据了解，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在2019年立项，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于去年12月18日正式发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该指数以月度为周期进行发布，通过定量指数和定性分析较为全面合理地反映全球经贸摩擦主要变化趋势，并发现新的风险点，旨在为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参考及预警与风险提示。为更系统、全面地对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予以解读，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编写了首份2020年度《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年度报告》，对进出口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进出口限制措施以及其他限制性措施领域的经贸摩擦进行了多维度分析。

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在12个月中有9个月处于高位，且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从国家(地区)来看，印度和美国有9个月、英国和欧盟有8个月、巴西有7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高位。数据表明这些国家(地区)对全球其他国家挑起的经贸摩擦较多，大国竞争呈现出扩大趋势。

张月姣表示，从经贸摩擦的五类措施来看，其呈现出新的趋势。比如，在进出口限制措施方面，2020年该指数有10个月处于高位，表明在疫情叠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下，进出口限制措施体现了明显的冲突加剧态势;在技术性贸易措施方面，2020年20个国家(地区)发布的五类措施中，该类措施最多，占比高达47.4%。“技术性贸易措施更具隐蔽性，更不易监督和难以预测，成为主要国家(地区)常用的措施工具。”张月姣说。

企业亟须增强应对能力

“在国际争议解决中，关键是做好预防工作。”张月姣表示，企业应该提高认识和增强应对经贸摩擦的能力，在投资时加强对政治、法律、技术、经济、人文和环境等的调查，行业组织和商协会也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加强预警和引导。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2020年，全球发起贸易救济原审立案累计6888起，其中2020年共422起，同比增长45.02%，为1995年以来立案数量的峰值。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国家滥用贸易措施，以此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张月姣表示，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成为贸易调查的主要目标，并被征收了很高的关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对中国的体制存在政治偏见，二是中国企业在出口时恶性竞争、相互压价，三是对规则和市场的熟悉度不够。因此，企业要加强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开展更高水平的市场竞争。

中国国际商会有着超过26万家涉外企业会员，目前正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市场研判和风险预警。中国国际商会法律服务部原部长、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项目负责人谭剑表示，中国国际商会自2019年第四季度起实施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研究项目，初步建立了重要知识产权信息搜集的途径和渠道，建成了面向10个重点监测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张月姣表示，今年，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将继续定期发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月度报告，加强跟踪和研究主要国家(地区)的经贸措施，通过指数研究变化趋势为可能的经贸摩擦和冲突提供风险预警，加强对具体受影响行业的分析，助力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信息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5.中国国际商会发布2020年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 国际知产保护克服疫情影响延续加强态势

2021-04-01 16:01:06 中国贸易报

3月31日，中国国际商会法律服务部在京发布2020年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该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特别是重点监测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保持了长期以来不断加强的趋势。主要体现在：

一是国际知识产权创新竞争不断加剧。围绕人工智能、5G信息通讯等领域，大型跨国公司加快全球布局，专利商标注册申请保持活跃势头。

二是全球知识产权规则建设力度不减。发达国家针对知识产权新形势，细化法律规定，提高法律可操作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重在改进立法质量，填补立法空白，扩大法律覆盖面。

三是数字化监管与服务投入明显加大。各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纷纷推出非接触式的监管和服务措施，改进网络申请提交流程，降低申请成本和疫情干扰风险，提高监管与服务效能。

四是全球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增强。国际知识产权竞争愈发激烈，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广泛参与其中，并通过国际经贸体系不断拓展，从而促进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持续加强。

五是国际规则话语权竞争更加白热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利用多双边机制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重塑，提升规则水平和适用性。

六是大型跨国公司积极推进社会共治。在政府监管要求和市场竞争压力之下，大型跨国公司强化内部知识产权治理，更加积极参与政府监管议程，措施更有针对性，更符合权利人和市场预期。

七是国际合作克服不利影响继续深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边、双边线下交流合作活动锐减，更多改为线上远程方式举行。

记者获悉，中国国际商会自2019年第四季度起，在广泛调研和征求专家、企业意见基础上，实施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研究项目，确定了10个重点监测国家，初步建立了重要知识产权信息搜集的途径和渠道，建成了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围绕全球特别是重点监测国家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运用、服务、监管、竞争、合作等领域，进行了指数化的量化评价和风险因素的定性分析，形成了初步指数报告。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项目负责人谭剑介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指标体系的建设，借鉴和参考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等国内外指标体系。为保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公平性和一致性，经过权威专家组讨论，该指标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制度、专利、商标、著作权、其他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营商环境，24个二级指标，56个三级指标。指数的满分为77分，每个指标单独赋分，全部赋分累加获得指数。一个国家的分数越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就越大。2020年度重点监测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评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德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越南、新加坡、俄罗斯、美国和印度。

截至2020年末，中国国际商会共有各类会员企业超过26万家。会员企业面临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竞争风险更直接、更具体、更复杂、更突出。中国国际商会从中国工商界的视角，发布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动态信息，旨在帮助会员企业更直观地了解相关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更好防范国际经贸合作知识产权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报

6.IMF：人民币全球外储占比升至历史高点

2021-04-02 15:15:10 经济参考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月31日发布“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由去年三季度的2455.5亿美元升至2675.2亿美元，实现连续八个季度的增长。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也升至2.25%，为2016年第四季度IMF报告该数据以来的最高点。

尽管美元仍是全球主要央行持有规模最大的储备货币，但占比下滑至25年以来最低。2020年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由去年三季度的60.46%降至59.02%，已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7.美国商务部作出床垫双反终裁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3-23 09:18:37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021年3月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床垫（Mattresses）作出反补贴肯定性终裁，裁定强制应诉企业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ealthcare Co., Ltd.）、Kewei Furniture Co., Ltd.、宁波明辉寝具有限公司（Megafeat Bedding Co., Ltd.）、际诺思（厦门）轻工制品有限公司（Zinus Xiamen）以及中国其他生产商/出口商的补贴率均为97.78%；对进口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和越南的床垫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裁定柬埔寨生产商/出口商倾销率为45.34%、印度尼西亚生产商/出口商倾销率为2.22%、马来西亚生产商/出口商倾销率为42.92%、塞尔维亚生产商/出口商倾销率为112.11%、泰国生产商/出口商倾销率为37.48%~763.28%、土耳其生产商/出口商倾销率为20.03%、越南生产商/出口商倾销率为114.92%~668.38%。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预计将于2021年5月3日对上述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终裁。本案涉及美国协调关税税号9404.21.0010、9404.21.0013、9404.29.1005、9404.29.1013、9404.29.9085和9404.29.9087项下的产品。

2020年4月21日，应美国国内企业Brooklyn Bedding、Corsicana Mattress Company、EliteComfort Solutions, FXI, Inc.、Innocor, Inc.、Kolcraft Enterprises, Inc.、Leggett&Platt, Inc.、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et al.等于2020年3月31日提交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和越南的床垫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对进口自中国的床垫发起反补贴立案调查。2020年5月14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对进口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和越南的床垫作出反倾销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对进口自中国的床垫作出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2020年8月3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床垫作出反补贴肯定性初裁。2020年10月2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和越南的床垫作出反倾销肯定性初裁。

（编译自：美国商务部官网）

（潘晓君编译）

（文　璐校对）

8.阿根廷建筑业就业岗位恢复40%。

阿根廷《商业纪事报》3月23日报道，建筑业是阿根廷保障就业的支柱产业，也是政府中期选举年重点支持的行业。受疫情影响，阿建筑业就业岗位数量曾在去年7月跌至谷底，创17年来历史最低。但据阿建筑商会最近的统计，疫情期间该行业减少的74000个就业岗位，目前已恢复了近30000个。该商会表示，按照当前速度，有望在8个月内恢复所有损失的就业岗位。来源：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3.24.

9.克罗地亚药品批发商限制向负债重的医院提供医疗用品

克通社3月2日、3日报，克罗地亚雇主协会表示，克药品批发商开始限制向15家医院供应医疗用品，因它们总债务已超过60亿库纳（约9.5亿美元）。过去两个月，一些医院没有向有关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而一些医院仅支付10％。克卫生部长贝罗什表示，克卫生系统财务上不可持续，上年订购新冠疫苗在内的健康支出大幅增加，使克面临财务负担更加恶化。这是持续数十年的一个问题，应通过改革卫生系统，并与药品批发商谈判解决。政府会尽力保证市民药品供应，并与药品批发商谈判。

来源：驻克罗地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3.31.

10.罗提高卷烟消费税

自4月1日起，罗卷烟消费税从将从2021年1月1日起设定的每千支533.97列伊提高至每千支563.97列伊。届时，大部分市售香烟的平均售价将达每盒19.50列伊，有些甚至会超过24列伊。2019年，罗烟草公司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各项税款总计约达36亿欧元。目前烟草行业是罗最大税源。

来源：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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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媒：美国经济复苏令他国喜忧参半

2021年04月06日 07:44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4月5日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2日报道，由大规模政府开支和新冠疫苗迅速推广带来的美国经济复苏已经在世界各地引发连锁反应，给与美国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带来复苏前景。

报道称，但经济学家们说，美国即将到来的“繁荣”可能预示着世界将以两种速度从过去一年的异常经济下滑中复苏，这一差异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裂痕。

虽然去年的封锁措施和疫情限制对许多经济体造成了程度大致相同的冲击，但初步证据显示，各经济体摆脱疫情影响的情况可能是极不均衡的。

报道指出，富国和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已经在享受成功的疫苗接种和经济恢复增长的早期成果。

相反，穷国正看到资本外流到富国的初步迹象。与此同时，穷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接种疫苗，有些国家还面临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报道称，美国的疫苗接种推进速度比欧洲和亚洲大多数国家都要快，这使经济活动得以更迅速地恢复常态。但是尤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美国决心推出规模大得多的第二轮救助和刺激措施。其他富国中没有几个像美国这样大手笔，穷国也负担不起这样的慷慨。

报道还称，迅速恢复的美国经济继而促进了其他地方的复苏，尤其是那些向美国客户销售商品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是，美国的强劲复苏正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大压力。

报道认为，从亚洲采购零部件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航运也是如此。由于苏伊士运河最近因货轮搁浅而导致的交通堵塞，这些困难很可能会在近期加剧。

报道强调，虽然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改善许多国家的状况，但不会改善所有国家的状况。例如，对欧洲经济的提振作用就可能不大。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估计，美国的刺激措施将使欧元区今年和2022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从4%提高到4.1%和从4.1%提高到4.3%。

报道指出，预计欧元区未来几个月将遭遇经济下滑，与美国的这一明显差别可能会给其就业市场或资本投资造成持久伤痕。欧元区疫苗接种进展迟缓。

与此同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不大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为大部分人口接种疫苗。

尽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个月上调了对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但还是下调了对非洲的预测。非洲经济的增长速度预计将慢于美国，考虑到非洲大陆人口数量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就人均而言这一差距将更大。

报道指出，如果新一波的政府开支大幅推高通胀并迫使美联储比预期早得多地上调关键利率，那么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可能会使上述差距进一步恶化。

报道还指出，由于美元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美联储的这一举动也会提高许多国家的借贷成本，而那些国家的复苏预计会慢得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说：“一大负面因素是，如果这是一个繁荣-衰退周期，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我们不仅出现经济过热，而且被迫以更快的速度、以比目前市场预期更高的程度紧缩，会发生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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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韩国LG今夏退出手机市场

2021年04月06日 07:39   来源：新华网

韩国LG电子株式会社5日宣布，因其手机业务持续亏损，企业决定缩减手机生产和销售规模，7月底彻底停产。这意味着LG在经营26年手机业务后，最终放弃了这块市场。

【首个“全退”大品牌】

据路透社报道，LG将成为第一个决定完全退出手机市场的大品牌。其他风行一时的国际知名手机品牌如诺基亚、HTC、黑莓等虽然风光不再，但没有一家计划完全撤出这一市场。

韩联社报道，LG在发给韩国监管部门的声明中说，其智能手机业务自2015年二季度以来连续亏损，去年累计损失达5万亿韩元（约合44亿美元)。退出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后，LG希望集中资源开发其他新兴增长领域，比如电动汽车零配件、物联网设备和智能家居用品。

智能手机业务目前是LG五大业务板块中最小的一块，仅占企业收入来源的约7%，预期到7月31日实现停产。关于手机业务部门员工去向，在韩国的员工将转移至其他业务部门和下属分支部门，其他地区的分流安排将由当地分公司决定。

LG在声明中说，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为现有手机用户提供服务支持和软件更新，各地区持续时间不同。

LG还在电话会议中告知业内人士，这家企业将保留它在4G和5G领域的核心技术专利与核心研发团队，也会继续研发6G通信技术。就今后是否会对外授权使用其专利，LG说尚未决定。

【退出竞争　保留专利】

LG1995年成立手机研发部门，曾经也以超大广角摄像头等创新设计引领市场。2013年，LG曾成为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但在那之后，LG旗舰产品系列出现软件和硬件故障，加上系统软件更新慢等弊端，使LG手机逐渐失去消费者青睐。分析人士还说，LG在营销方面水准欠佳，竞争不过同类品牌。

按照美国康特波因特研究公司的估算，LG智能手机销售量目前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左右，排第九位。LG去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000多万部，而同样出身韩国的三星出货量达到2.56亿部，排名首位。

LG手机目前在北美市场占有率为10%，是这一地区的第三大品牌。撤出后，这块“蛋糕”估计将被美国苹果和韩国三星“吞食”。韩国现代重工投资证券公司分析师高义永（音译）说，由于LG在美国主打中端产品，而三星中端产品线比苹果丰富，可能在吸纳LG用户方面相对有优势。

另外，LG当前在拉丁美洲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五。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LG退出拉美可能使三星和中国品牌受益。

韩联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LG曾与越南温纳集团、德国大众集团商谈出售手机业务，但条件谈不拢。

LG说，尽管放弃手机业务后短期内收入会下降，但长期来看，这一决策终会改善其财务状况和管理效率。（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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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瑞典法院关于位置商标显著性的规则

2021.4.6.转载自商务部网站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概述

2020年10月，欧洲法院就瑞典的一起位置商标案件做出了初步裁决，主要解释了如何评估由彩色图案组成的位置商标，此类商标专门、有系统性地贴在用于提供寻求保护的服务的商品上。

这起案件颇受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涉及对位置商标的评估，还因为它涉及到用于服务的位置商标的评估，而非可粘贴实际位置商标的商品。

欧洲法院裁定，此类评估必须考虑相关公众的看法，而不是商标是否明显不符合相关经济部门的规范或惯例。向欧洲法院移交该案件的瑞典专利和市场上诉法院（PMCA）现已依法对该案作出裁决。

事实

上诉人是一家提供运输服务的瑞典公司，该公司就各种运输服务（包括与运输有关的服务）提交了三项商标申请。这些商标由彩色图案组成，用于提供相关服务的车辆上（如下图）。这些商标将会贴在车辆的侧面和背面，而不会覆盖车辆的实际形状。

瑞典专利商标局（SPTO）驳回了该申请，理由是这些图案只是具有装饰性而不具有显著性的标志。在随后的诉讼中，专利和市场法院（Patent and Market Court）裁定，这些商标缺乏显著性，因为它们与同类公司装饰其车辆的方式没有明显的区别。

该公司向PMCA提起上诉，PMCA决定中止诉讼程序，并请求欧洲法院解答两个问题。

欧洲法院的结论如下：

商标的显著性必须参考寻求保护的商品或服务以及相关领域消费者对商标用于所涉物品的认知来进行评估。为了评估商标的显著性，应考虑案件的所有相关情况，包括商标的使用（在适当情况下）。

即便明显不符合相关经济部门的规范或惯例，位置商标也可能具有显著性。

欧洲法院宣布，如果瑞典的法院认定车辆上的彩色图案能够使普通消费者将上诉人的服务与其他公司的服务区分开，则本案中的商标必须被视为具有显著性。

裁决

PMCA在当前的裁决中指出，申请人的标志由红色、白色和橙色的不对称的椭圆组成，这些形状已经系统地（即以特定的模式）贴在公共汽车和火车的车身上。

PMCA还声明，相关领域的消费者的认知对于审查商标的显著性至关重要，这种审查必须考虑使用这些标志的专有对象（例如火车和公共汽车）。

在审查显著性时，PMCA将商标申请所涵盖的服务分为三类，即：

－旅客和货物运输；

－与上述运输密切相关的某些服务；

－车辆租赁。

PMCA总结称，不仅要考虑色彩本身，这些色彩呈现的图形以及所涉服务都是审查中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该法院认为，贴在相关物品上的标志越大，相关物品越大，公众就越难以获得对标志的完整认知。但是，法院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公众会从远处观察公共汽车和火车，从而有利于对涉案标志的整体认知。PMCA进一步得出结论，由三种不同颜色组成的不对称椭圆形图案标志产生了信号效应，尽管在标志整体认知方面存在困难，但仍可以表明商业来源。

PMCA（未进行细节分析）裁定，标志在上述三类服务中的第一类（即乘客和货物运输）中具有显著性。尽管所涉车辆并未用于提供第二类服务（即与运输有关的服务），但PMCA发现它们可用于营销此类服务（例如标志在照片或视频中出现）。因此，PMCA还认为这些标志在第二类中也是显著的。PMCA进一步发现这些标志在第三类服务（即车辆租赁）中也具有显着性。涉案标志能够使人充分回忆起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即使是在公共汽车和火车租赁方面也是如此。因此，标志表明了这些服务的商业来源。

最后，法院认为这些商标在申请所涵盖的服务方面具有显著性，但用在公共汽车上的位置商标不适用于铁路运输服务，反之亦然。

评论

从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和瑞典法院的裁决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以下商标的显著性评估有所不同：

－商品的形状不构成商标的任何部分而只是为了明确标志位置的位置商标；

－由申请所涵盖的商品的实际形状或包装组成的商标；或者，

－提供申请所涵盖的服务的实际物理空间（包括店面设计）组成的商标。

对于位置商标，显著性审查无需评估商标是否明显符合相关经济部门的规范或惯例。

因此，欧洲法院的裁决减轻了申请人在显著性评估方面的举证责任。该裁决还表明，如果彩色图案和其他用于设备的标志被认为具有充分的显著性，足以将该服务与其他服务区分开来，即使被用于提供商标申请所涵盖的服务的物品上也应予以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所涉车辆并非用于货物包装和储存、运输预订和停车服务等服务，PMCA的裁决将充分显著性的结论延伸至这些领域。这证明了用于普通设备的商标与位置商标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商标种类的划分在显著性检查中的相关性降低，前提是相关公众认同该商标本身并且对于所涵盖的服务而言具有充分的显著性，从而使其能与其他服务区分开。在这种情况下，商标仅与图形元素相关，而与用于提供商标申请所涵盖服务的实际商品、物体或空间区域无关。

对此类位置商标的保护程度还有待观察。不过，如果立体商标（包括形状）没有通过使用获得显着性，可以考虑将位置商标作为立体商标的替代品。

翻译：王丹　校对：罗先群

12.美国政府开展提高公众反盗版意识的运动

2021.4.6.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正在开展一项提高公众反盗版意识的运动，以打击网络盗版和假冒行为。该计划受到了版权所有人的欢迎，他们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若干建议。根据版权联盟（Copyright Alliance）的说法，网络服务应该在教育和警示用户有关盗版的成本和风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020年年初，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就如何打击网络盗版和假冒提出了几点建议。

这些建议是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要求采取打击网络盗版和假冒的具体行动的备忘录作出的回应。

主要建议之一是发起提高全国消费者反盗版意识的宣传运动（National Consumer Awareness Campaign）。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公众意识到侵犯版权的风险，以从长期考虑减少这种风险。

提高全国消费者反盗版意识运动

USPTO采纳了这项建议，并正在努力将其变为现实。在理想情况下，该计划将在包括版权持有人和网络服务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助下实现，各方都必须提交反馈。

目前，USPTO尚未公布任何具体计划，但暗示将会有一些提高公众意识的方案，包括学校课程和专门针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公共服务公告。

几个利益相关方近期提交了关于提高公众意识运动的评论和建议。版权联盟全力支持该计划并且提交了最详尽的意见。

版权联盟的建议

版权联盟指出，对公众进行网络盗版和假冒的风险和成本的教育非常重要。同时，人们应该学习如何区分网络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

尽管权利所有人会乐于提供帮助，但该联盟强调，网络服务也应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网络服务可以轻松地吸引广大受众。

“重要的是，我们敦促USPTO与版权所有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OSP）合作，尤其是社交媒体公司（这些公司通常是与用户互动的最佳选择），以开发互相认可的直接且统一的教育材料。”

恶意软件风险

版权联盟建议，教育课程和信息应告知人们盗版不是无受害者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盗版对创意产业中的数百万人产生影响。此外，盗版设备和网站的用户也将自己置于严重的风险之中。

版权联盟写道：“除了威胁到较大的版权群体之外，消费者通常不会意识到在互联网上消费盗版内容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和隐私带来风险，而发现危机时通常为时已晚。”

该联盟提到了来自数字公民联盟（DCA）的恶意软件研究报告。尽管这些报告并不总是能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持，但据该联盟称，这些报告可以作为开展教育运动的基础。

具体技巧

版权联盟总结了各种建议和计划，并为公众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技巧。

例如，当一个提议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时，事实可能就是陷阱。联盟写道：“请提防那些使用‘再也不用为有线电视付费’或‘免费观看最新电影’等口号打广告的服务商，尤其是IPTV服务提供商。”

此外，该联盟还指出：“如果用户通过第三方来源下载应用程序，则很有可能会感染恶意软件，尤其是视频流应用程序。”

网络平台应承担责任

总体而言，应该使公众意识到盗版和假冒的成本和风险。版权联盟认为，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使网络服务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广泛的受众，还因为他们的平台会被盗版所利用，所以网络服务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鉴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盗版活动的增长和对消费者的威胁，我们认为互联网平台和服务提供商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他们已通过在线商业和内容传播获得了巨额利润，并且其网络也被盗版作品交易者所利用。”

USPTO将审查上述以及其他各方提交的建议，以考虑如何将它们运用于提高全国公众意识的运动中。目前，网络服务提供商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但是如果确实要求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当前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需要信息平衡

尽管对公众进行教育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要在数百万人甚至在学校中重复地公开发布，所有的主张和报告都应该得到适当的审查。

此前，曾有版权持有人过度参与制作版权课程，这并非没有争议。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试点项目旨在向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孩子们教授版权课程，但由于完全忽视了合理使用，所以不得不进行修改。

翻译：王丹　校对：罗先群

13.阿联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重大变化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4-01 13:42:39 中伦视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宽松的商业氛围、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健全的法律制度，近年来吸引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前来投资。据世界银行2020年最新数据，阿联酋营商环境名列全球第16位，外商直接投资额全球第27位，连续多年位居阿拉伯国家之首。随着中阿双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经贸合作持续推进，阿联酋已成为同中国合作程度最深、领域最广、成果最实的中东国家。

为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阿联酋于2020年9月27日颁布了第26/2020号联邦法令（Federal Decree 26 of 2020，下称新法令）。新法令修改了2015年《商业公司法》（Commercial Companies Law），并废除了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法》（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aw）。

2015年《商业公司法》第九条规定了阿联酋五种商业公司形式，本次法律修改主要适用于外商在阿联酋投资可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和公众/私人两种股份公司（Public/Private Joint StockCompany），涉及公司设立、运营等多方面。我们拟通过对新旧法律框架的对比，简要介绍新法令下值得关注的几点重大变化。

1、废除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利好外商直接投资

根据阿联酋2015年《商业公司法》第十条“本国出资比例”的规定，外资在阿联酋设立在岸公司有持股比例的限制，至少51%的公司资本需由一名或多名阿联酋公民或所有股东均为阿联酋国民的公司持有（在杰贝阿里自由区（JAFZA）、哈伊马角自由贸易区（RAK FTZ）等自由贸易区设立离岸公司适用《商业公司法》第五条“离岸公司例外原则”，不受上述股权比例限制）。另外，阿联酋内阁（也称部长会议）可在经济部长与有关机构的建议下发布决议，规定某类活动只能由阿联酋国民从事。

在此基础上，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法》将外资企业可从事的经营活动领域分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并授权阿联酋内阁设立由经济部长和各有关机构代表组成的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ommittee）决定清单内容。对于正面清单领域活动，联邦授权各酋长国可自行决定外资在当地设立公司的持股上限，最高可以百分百持股，而对于仍处于负面清单的领域，则仍需遵循外商持股不超过49%的限制性法律要求。

为应对上述要求，以往的常见操作是引入信托架构或阿联酋特有的主办人架构（Sponsorship，兼有中国语境下股权代持人和服务中介的特点）。主办人通常是不向公司实际出资的名义股东，外国投资者与主办人签订名义股东协议或类似协议，将名义股东持有的股权和对应权责授权委托给外国投资者，以确保外国投资者是公司的唯一受益人和决策者。这一合同安排虽然广为在阿外国投资者采用，但其在法律上的后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关于名义股东协议或类似协议效力和执行力的当地司法判决结果不一，主办人架构是外商在阿联酋投资的重大风险点之一。此外，主办人还提供公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等行政事务上的中介协助。

本次新法令废除了2015年《商业公司法》第十条对于外商持股比例的限制原则以及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法》全文。修订后的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阿联酋设立在岸公司原则上无任何持股比例的限制，最高可持股100%，除非其开展的是“有战略影响”（strategic impact）的活动。

2、引入“战略影响”概念，衔接既往准入监管制度

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法》第一条设立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概念，并在该法第七条列明了限制外国投资者从事的负面清单经济活动领域大类。此外，阿联酋内阁又于2020年3月17日以内阁决议（Cabinet Resolution No.16of 2020）的形式列明了正面清单经济活动的详细种类。总体而言，限制外国投资者从事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勘探与开发、渔业、水电服务等资源型领域、军事国防、航空运输、邮政通讯、银行金融和保险等敏感领域以及朝圣服务、商业中介服务等当地特色领域。

新法令虽然废除了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法》，但为了衔接对外商投资活动的监管，引入了“有战略影响”的概念。新法令授权阿联酋内阁设立由各酋长国经济发展部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何为“有战略影响”的活动，以及各酋长国各自对外国投资者参与此类活动所提出的额外法律要求。截至本文定稿之时，尚不清楚“有战略影响”活动的具体范围，但据悉，油气勘探与开发、军事国防、航空和通讯等相当大一部分原《外商直接投资法》负面清单领域的活动极有可能被定义为“有战略影响”的活动，外国投资者从事此类投资活动仍会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其他原负面清单领域活动是否可获得进一步开放则有待观察。

3、修订公司运营法定要求，公司治理更为合理

阿联酋2015年《商业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规定了门槛较高的各项法定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需由持股比例25%的股东召集，股份公司股东大会需由持股比例20%的股东召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有效出席人数需达到持股75%；股份公司持股10%以上的股东有权提案。此外，法律规定，股份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以及董事长均应具有阿联酋国籍。

新法令大幅降低了对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各项限制。根据修订后的法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召集门槛降低至持股10%；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有效出席人数降低至持股50%；股份公司有权提案的股东持股要求也降至5%。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外国投资者（大多数情况下为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新法令还废除了股份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以及董事长的阿联酋国籍要求（除非公司开展的是“有战略影响”的活动，此种情况下应遵守部长会议或各酋长国经济发展部另行规定的特别要求）。

此外，新法令扩展了股东诉权。原2015年《商业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如果公司不提起诉讼且股东个人受到损失，则股东有权就董事会过错这一诉由对其提起诉讼，股东行使该项权利需提前告知公司。新法令则将股东诉权拓展至对公司本身和公司管理层的诉讼，并取消了股东起诉董事会需提前告知公司的要求。此外，持股比例10%以上的股东还可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新法令还强制公司章程中需纳入旨在处理公司及其管理层、公司股东之间争议的争议解决机制。以上法律变化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另一方面，也应当注意到，新法令同样也存在进一步规范化公司治理、加强监管的一面。原2015年《商业公司法》第六条规定，经济部长有权颁布决议制定适用于股东人数超过75人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治理标准。新法令下，前述公司治理标准则拓展适用于《商业公司法》下其他所有类型的公司。

4、对中国企业在阿投资的影响

根据新法令，废除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股份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及董事长阿联酋国籍要求等的规定将于2021年4月1日生效，其余经修订的《商业公司法》规定已于2021年1月2日生效，各公司调整相关章程的过渡期则持续至2022年1月2日。

在新法律框架下，一方面，拟在阿投资者将面临更为友善的投资环境，中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更好地基于自身业务特点和各酋长国具体情况选择公司设立的地点，也可更好地运用股东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另一方面，已依照原有法律框架设立的中资公司也将有机会结合运营发展的实际需求，重新设计并优化调整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特别是实践中常见的主办人架构，中资公司可摆脱法律上的“灰色地带”，以更务实的角度考虑其存废利弊并相应调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废除了原有在岸公司诸多限制之后，作为阿联酋离岸公司注册目的地，现存多处自由贸易区仍可能因其成熟的配套运作和税收优惠等其他因素对中国投资者保有一定的吸引力。

最后，对于可能涉及“有战略影响”的投资领域，因其与中国投资者的投资计划直接挂钩，但详细内容和配套法律制度尚未明确，因而新法令引入的这一概念对中国投资者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信息来源：中伦视界

14.巴西专家建议增强工业部门出口竞争力

来源： 商务部 　时间： 2021-04-05 21:40

巴西《经济价值报》4月1日消息，根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专家的研究报告，近年来巴西出口越来越依赖于大宗产品。制造业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由2010年的63.3%下降到2020年的55.1%。

尽管大宗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为巴西贸易顺差提供保障，今年十年促进出口多元化应是巴西国际贸易发展之路。只有这样，巴西才能减少受制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也将使工业部门从全球贸易恢复中受益。巴西需要恢复经济，并将经济增长带入工业领域，增强竞争力，以确保经济增长不是偶发和暂时的。经济政策应当支持工业部门更加强大。

近十年来工业在出口中所占份额减少，不仅是因为非工业部门出口增加。根据工业发展研究所（LEDI）的数据，2010年到2020年，工业制造业出口由1290亿美元下降到1114亿美元。工业产品出口份额下降，汽车、飞机等高科技含量的部门受损更大，2010年至2020年间，加工工业在出口中所占份额由36.5%下降至27.5%。

15.前3个月越南农林渔业出口增长近20%

来源： 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 　时间： 2021-04-02 21:23

越通社4月1日报道，越南农业农村发展部数据显示，第1季度农林渔业的进出口总额为183.4亿美元。其中，出口1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出口额较大的商品如橡胶、茶叶、蔬菜、木薯、虾、林产品等。同时，有部分商品出口下降如咖啡、大米、腰果、查鱼。

在出口市场上，农林水产品对亚洲市场的出口额占市场份额的54.4％、美洲32.2％、欧洲11.8％。其中，对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四个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均强劲增长。

16.铁矿石供给或渐趋宽松

来源;2021.4.6.《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汤  莉

在行业高质量发展及国家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的政策导向下，中国钢铁行业对于铁矿石等原燃料的需求或呈现显著的变化。

需求或有收缩

受下游需求带动，今年1-2月，中国钢铁产量达历年同期最高。其中，粗钢产量17498.9万吨,同比增加12.9%。同期，中国出口钢材1014.0万吨，同比增长29.9%；进口钢材239.5万吨,同比增长17.4%。进口铁矿石1.82亿吨，同比增长2.8%；进口均价144.5美元/吨，同比增长56.6%。同时，再生钢铁原料进口9825吨，进口均价487美元/吨。

“尽管各项数据利好用钢需求预期，但‘十四五’期间，钢铁企业面临超低排放和碳减排双重任务，钢铁产量在‘双约束’下预计将提前达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王颖生此前在第十五届铁矿石国际市场研讨会上表示。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钢铁网）联合在青岛举行。会上，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茂晗也认为，2021年，中国钢铁行业将呈现粗钢需求回落、钢铁生产减少，对铁矿石、废钢等原燃料需求降低的发展态势。“随着限产等政策落地，2020年大概率会成为中国钢铁产量高峰年的标志。”

数据也给予了相应佐证。Mysteel铁矿石高级分析师支海蕾在分析今年一季度铁矿石基本面时指出，春节过后，下游需求预期带动原料价格上涨，铁矿石价格增长2%~7%。3月初，在国内限产措施影响下，铁矿石价格迎来回调，回调幅度8.18%。同时，一季度全球铁矿石发货同比增量明显，但发往中国的比例有小幅下降。

支海蕾表示，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国内钢厂限产力度会趋严，产量预计在5月份达到今年高点，6月份开始或出现同比减量。而在全球高需求、高价格的刺激下，国外钢厂生产积极性将进一步提升，二季度国外生铁产量或达1.18亿吨，环比增加200万吨，同比增加约2850万吨。

对于当前市场需要关注的问题，Mysteel铁矿石事业部总监、黑色产业研究服务部总经理刘晓宁提示，政府对粗钢增长总量进行控制，限产政策的执行成为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海外市场钢铁产量恢复，矿价维持高位，钢厂出口的不确定性也在提升。

供给还在增加

在需求趋缓的同时，供给还在不断增加。据王颖生介绍，今年1-2月，中国原矿产量1.29亿吨，同比增长10.3%。因国内供应充足，铁矿石港口库存创下两年新高。

支海蕾根据当前的发运节奏推算，一季度全球铁矿石发运量约3.74亿吨，环比减少4600万吨，同比增加3000万吨。在国产矿供应方面，预计一季度全国铁精粉产量约6600万吨，环比减少360万吨，同比增加700万吨。

支海蕾称，3月份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铁矿石产量预计增加1.22亿吨。与2020年年底的预计相比，增量上调1590万吨，主要集中在中国、塞拉利昂等区域，且新增产量预计主要集中在三四季度释放，增量来源主要是主流矿山的复产与增产，以及高矿价吸引下新项目的投入。

具体到主要的矿山，巴西淡水河谷市场部经理爱德华多·德梅洛·佛朗哥表示，目前,淡水河谷铁矿石年产能约3.2亿吨。到2021年年底，淡水河谷铁矿石年产能有望增至3.5亿吨，2022年年底实现4亿吨年产能，未来还将实现4.5亿吨的年产能目标。

奇切斯特金属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代剑秋介绍，澳大利亚福蒂斯丘金属集团（FMG）2021上半财年（2020年7-12月）发运量9070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预计2021财年发运量在1.78亿~1.82亿吨。待集团铁桥磁铁矿项目投产后，FMG将会成为拥有2亿吨铁矿石产能的大型矿山。

面对新形势，王颖生表示，行业企业要积极推动低碳冶金技术的研发、大力推动铁素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推广使用更高强度的钢材。在此基础上，企业要发挥好进出口调节作用，在保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同时，减少一般产品出口，增加钢坯、再生钢铁原料等初级产品进口。

章茂晗则建议行业企业共建钢铁生态圈，提升供应链综合竞争力，从产品制造商向材料服务商转变，也要利用RCEP，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碳中和、碳达峰等机遇，推动产业向绿色化、现代化、高端化转型。

17.江海物流无缝衔接助推广货出海

来源：2021.4.2.《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刘  昕

3月30日，59个装载微波炉、空调等家用电器的集装箱在广东顺德北滘码头启运，以组合港模式运抵深圳蛇口港后登上国际航洋船舶，运往世界各地。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新成员“深圳蛇口-顺德北滘组合港”正式启动。

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项目，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建设、促进深圳港加快发展的重点项目。通过优化海关监管流程，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沿海沿江分属不同关区的港口共享港口代码，组成一个“湾区组合港”，货物在各码头间直接通过水路调拨，24小时运输不停歇。

广东顺德素有“中国家电之都”的称号，产值约占全国家电产业规模的15%，但受制于珠三角水网航道水深、桥梁限高等因素限制，大型国际货轮无法直接驶入珠江水道沿江码头直接装卸。货物“走出去”必须通过驳船提前运至深圳西部港区进行转关。这意味着企业出口时必须要在两地办理海关手续，流程繁复耗时。

去年11月，在深圳海关推动下，“深圳蛇口-顺德新港组合港”启动，顺德企业出口货物可就近在顺德新港搭上组合港的“直通车”，全程只需办理一次海关手续，大幅缩减了通关周期并可节省30%报关成本。据悉，目前顺德新港至深圳西部港区的货柜已有超70%选择以组合港模式进出口。

顺德市的北滘镇是家电制造业重镇，产业体系健全，出口后劲十足，美的集团的大部分制造工厂，惠而浦、奥特龙、奥格威等众多家电制造企业都坐落于此。据介绍，因为北滘镇与杏坛镇的顺德新港并不相邻，相隔约30多分钟车程，受物理距离影响，致使不少北滘镇的制造企业还没有“尝鲜”组合港新政红利。

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深圳西部港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作用，就要将深圳西部港区国际航运资源和顺德北滘镇沿江港口腹地制造业货源进行深度整合，以组合港的模式打通深圳西部港区与顺德北滘港间“最后一公里”，使北滘企业在“厂门口”就能搭上组合港的“直通车”，实现“广货出海”江海物流无缝衔接，这对当地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项重磅利好。

“‘深圳蛇口-顺德北滘组合港’的启动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是推进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城际合作互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助推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深圳海关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模式拓点延线成网，加强区块链、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项目中的应用，促进全要素链接和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大湾区各直属海关辖区间贸易各方互联互通，加速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融通汇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港口群。

据初步预算，组合港新政实施后，每年将有9万多个标箱通过“深圳蛇口-顺德北滘”组合港模式进出口。

18.服务小微企业发展不只是“给钱”

2021年03月25日 07:29    来源： 经济日报

融资对小微企业特别是初创型小微企业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一直是国家多项政策的着力点。不过，最近记者在北京采访一些小微企业时发现，如今小微企业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再只是增加银行贷款额度等，而变得更多元化。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不再只是“给钱”这么简单的操作了。

提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融资”二字。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地见效，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记者在采访调查时发现，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需要重新审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新内涵。小微企业融资现状究竟如何？又有哪些新的金融服务需求？经济日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小微企业及金融机构寻找答案。

资金仍是加速器

企业希望有更多渠道获取资金

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位于北京亦庄工业园区经海三路21号的工厂里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溶胶、配料、压丸、定型、干丸、选丸、洗丸、内包装、外包装……经过一系列工序，蜂胶胶囊、液体钙胶囊等食品级原料软胶囊相继出产。

北京航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李艳利表示，该企业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93年，主要从事动植物提取、软胶囊制造及研发等业务。从最初生产保健食品到后来生产化妆品，企业一直在谋求发展壮大。目前企业已拥有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

“这28年走过来不容易，企业早期的发展主要靠利润留存，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尤其在转型升级期，融资需求就会上升。”李艳利说。她讲的“转型升级”指的是企业入驻河北唐山滦南县“北京大健康产业园”一事，启动了总规划150亩的项目建设，预计总投资4亿元。

“项目一期预计投资1.2亿元，目前已投入近1亿元的自有资金，二期项目预计投资3.8亿元。”该公司财务负责人王薇薇说，由于高端制造业投资密度较大，持续的投资将极大地影响企业现金流，现金流状况会反过来影响企业贷款。公司先后接触了多家商业银行，但无奈的是，各家给出的可贷金额都是“杯水车薪”。

“最终，中国工商银行给出的3000万元贷款额度最符合企业需求，企业当时就盼着这笔钱能顺利审批下来。”王薇薇说，在与多家银行接触过程中，她最明显的感受是，尽管有厂房等作为抵押物，部分银行还是看重企业的第一还款来源，即现金流，企业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资产价值难以发挥作用。此外，各家银行分支机构的审批权限差异较大，有些银行“一刀切”，无法做到根据企业的资质灵活安排贷款额度。

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获悉，该笔3000万元项目贷款已获批，贷款期限3年，企业已于2月5日提取了第一笔2500万元，随后于2月23日提取了第二笔300万元。“我们希望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资金，除了银行信贷资金，还可以是战略投资、风险投资、增资入股等。”李艳利说，公司正在寻求股权出让，以期快速获得足额资金支持后续项目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小微企业都有像航洋健康一样的经历，对于处在前三年“生死存亡期”的小微企业来说，资金支持是“救命稻草”，对于处在转型、拓展期的企业来说，资金支持则能助力它们“跑得更快”，很多小微企业希望有更多渠道获取资金。

股权融资补短板

股权融资之路尚不顺畅

股权融资是目前不少小微企业多渠道融资的选择方向。哪种企业容易获得股权融资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北京海淀区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2号楼，这里聚集了一群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的博士。“我们叫‘海博思创’，就是一群海归博士共同思考创立的企业。”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书清对记者说。目前，该公司共有员工360余名，其中研发人员占比接近40%，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成立之初，银行信贷资金很难进来，当时仅能获得北京银行一家机构的贷款，首笔100万元，主要还是通过股权融资。”高书清说，公司先后获得了清华控股、启明创投、IDG资本、华能投资等机构的多轮投资，目前股权融资总额超7亿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公司从初创期步入成长期，银行与公司的合作逐渐频繁起来。“2019年之前，也就是公司成立的最初8年，我们只有一家贷款银行。2019年之后，来接洽的银行变多了，目前公司在各家银行的总授信已达6亿元左右。”高书清说。

海博思创这类企业更容易获得股权融资，背后隐藏着一个市场逻辑——多数情况下，资金支持只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能否经营好，最终靠的是企业的管理者、治理结构、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比融资更重要的是小微企业的自身能力建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说。

为什么许多小微企业难以获得股权融资？究其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企业难以寻找到投资方；二是即便进入商谈阶段，双方通常在公司估值上存在较大分歧；三是我国目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有待完善。

“不是所有企业都需要外源融资，有些通过自身的盈利来积累，即内源融资。当企业有外源融资需求时，它有两个选择，首先是股权融资，或者通过亲戚朋友借钱，以及民间借贷，其次是银行信贷资金。”贝多广说。

股权之所以要先于债权，与小微企业的发展规律有关。记者从监管层获取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为3年，熬过“生死期”的企业平均在第4.4年才能拿到第一笔银行贷款。

“企业在初创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更适合风险偏好高的股权投资。”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说，股权投资最终获得的是企业成熟后的股权收益，投10个只要成功1个就能收回成本；但银行的信贷资金不同，不管企业经营成功与否，银行获取的收益为固定利息，只要1家企业无法偿债，银行就会产生1笔不良贷款。

尽管如此，企业的股权融资之路并不顺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2020·径山报告》显示，从融资结构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内源融资占比高达60%，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比20%，而公司债券、外部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占比则不足1%。

智力支持待跟进

企业交流学习需求增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小微企业之所以较难获得银行贷款，原因在于财务不透明、经营合规性不足，容易引发税务风险、劳动纠纷、行政处罚等。即便获得了贷款，个别小微企业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规范性上也存在隐患。

多位受访小微企业主表示，申请银行贷款时，需要准备多项报表、材料，反而促使企业重新审视、规范自身的财务管理。“贷款发放后，我们的贷后管理不仅关注企业能否按时还款，还会挖掘企业有没有融资之外的综合服务需求。”工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支行客户经理翟月红说。

“小微企业主有些是比较孤独的人，要独自扛住很大压力，又缺乏沟通的圈子，他们有交流和成长的需求。”微众银行董事长顾敏对记者表示，比如有人想参加培训，获取最新的政策解读；有人想掌握行业动态，了解同行们都在做哪些探索；有人希望寻求更专业的法律服务等。“如果银行为他们提供相关服务，就会为企业的经营增加一个视角。”顾敏说。

金融机构为了满足小微企业交流成长的需求，探索发挥“融智”功能，在融资过程中为小微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除了银行，政府部门也关注到了小微企业的“融智”需求。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多次组织开展“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聚焦成长性好、创新能力强、在区域或行业中处于龙头骨干地位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及发展潜力大的初创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该项目的“金融科技赋能中小企业高级研修班”上，有50名学员来自中国工商银行的“万家小微成长计划”，他们普遍对《金融科技发展态势分析与实践》《战略布局与组织演变》等课程表现出浓厚兴趣。

“‘万家小微成长计划’是指我们计划用三年时间，为近万家小微企业提供‘滴灌式’精准服务，到2022年实现‘三个一批’发展目标，即扶持一批小微企业成为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小微企业知名品牌，培育一批小微企业壮大成长为中型企业。”工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田哲说。

田哲表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工行已为小微企业客户建立了成长档案，配备专属金融顾问，制定专项发展计划。一是安排季度上门服务，通过“实地问诊”，帮助解决企业面临的发展难点；二是实施季度复盘，评估实施方案的阶段性成效，相应调整发展策略；三是安排年度“体检”，与小微企业共同总结经验、分析不足，助力企业走上适应产业和市场变化的发展之路。

贸易撮合前景广

拓展生意“朋友圈”需求迫切

除了学习、交流需求，小微企业主更需要的是生意拓展。在2020年11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北京合益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了新收获。“我们主要投资食用油精炼加工和销售领域，通过贸易洽谈活动，我们对接了一家南美企业，今年开春准备从他们那里进口花生米、芝麻等高端小品种油的原料。”该公司总裁周世勇说。

“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大行为小微企业推荐客户是一个很好的探索。这相当于银行为我们做了信用背书，比我们自己去找客户要好。”周世勇说。他口中的“贸易洽谈活动”，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工商银行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洽谈会。

银行对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商业诉求比较熟悉，推荐更加精准。在合益荣参加进博会之前，工行北京市分行提前通过总行的“环球撮合荟”跨境撮合平台为企业匹配了多家合作伙伴，“我们去进博会现场，就是要进一步与这些合作伙伴线下洽谈，希望在2021年的进博会上，银行能再为我们推荐一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做棕榈油的合作伙伴。”周世勇说。

“为支持小微企业走出国门，工行自主研发了‘环球撮合荟’跨境撮合平台，免费向全球企业开放，希望促进企业在商品、服务、技术、资本等领域达成跨境合作。”田哲说。

除了国有大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也开始关注小微企业的“融商”需求。

“招行推出了一个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APP，叫‘招贷’，企业不仅能申请贷款，还可以搭建朋友圈。”招商银行零售信贷部负责人表示，招贷APP上设有“线上生意展会”模块，企业可以在线寻找合作伙伴。

此外，北京银行也开展了“创客中心”探索，目前已在全国设立4家。记者在“中关村小巨人创客中心”看到，线下功能区被分为五部分，即文化展示区、路演沙龙厅、私享会议室、创业孵化区、创客咖啡吧。线上功能区可组织活动、线上路演等。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内涵需要被重新审视。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不能“给钱”了之。企业将怎样运用这笔钱？这笔钱如何在企业的经营发展、创新转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信贷资金，如何支持企业在股权融资、财务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需求？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融智’还是‘融商’，都是在做小微企业的自身能力建设，这项工作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方合作，金融机构应扮演主角。”贝多广认为，一方面，金融机构能借此实现商业价值、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融资是一种基于市场信任的行为，只有小微企业的能力提升了，才能更好地促进实体“肌体”与金融“血液”共生共荣。

小微企业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部门形成合力，目前已有一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率先开展了相关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当有一批小微企业在金融支持下逐渐成长为行业“小巨人”、知名品牌甚至中型企业，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共赢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19.央行：正常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2021-04-02 15:12:55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吴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1日表示，我国一直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又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过度刺激。目前，我国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近期，美债收益率出现上行，推动美元升值，部分新兴经济体债务偿付和再融资风险上升，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金融市场出现一定波动。

对此，孙国峰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前期有所下降。我国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孙国峰介绍，去年2月至4月，我国采取了较大力度的应对措施，5月以后货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又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过度刺激。我国国债收益率水平回升后一直保持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成为常态，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去年美联储推出大规模货币刺激措施，还是未来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都较小。”孙国峰说，下一步，关键是把自己的事办好，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定力，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同时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我为主”开展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保持好宏观政策的领先态势。

此外，近年来人民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热点地区，以及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推出了一些区域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央行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统筹抓好区域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完善区域金融政策体系，积极推动金融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信息来源：新华网

20.商务知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保险理论界普遍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内容。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对如实告知的义务进行了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可见，根据法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只需要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人告不告知并无相应约束。也就是说，保险人并不必然是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应将保险人纳入到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当中以体现公平原则。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