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货物贸易占全球份额超11%，外资流入稳居全球第二

既是世界工厂 又是世界市场(经济新方位·70年数据说明什么)记者  齐志明

2019年11月14日06:1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对外经贸是连接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纽带。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11.3亿美元到4.6万亿美元，我国成长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外贸易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入新时代，我国对外经贸发展走势如何？又该如何进一步做好外贸工作？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和专家。

去年突破30万亿元——

货物贸易提质增效

首次突破30万亿元大关，占全球份额达11.8%，这是去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规模交出的高分成绩单。登高望远，就“量”而言，未来我国货物贸易能否再迈上新台阶？

“我国货物贸易规模仍然有继续扩大的空间，这是进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看进口，我国制造业仍在快速发展，对外国自然资源、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对外国消费品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看出口，我国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将维持一段时期，中低端消费品的竞争力仍然较强，而中高端资本品、消费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战略等深入实施，外国需求与国内产能的对接将更加顺畅。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有同样判断：“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日益增加，以及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未来我国货物进口贸易规模将加速扩大”。但他同时指出，考虑到外部需求增长趋缓、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未来货物出口贸易保持较快增速的难度较大。

再看“质”，未来我国货物贸易商品结构是否会继续优化升级？

根据商务部数据，今年1—10月，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58.3%。其中，集成电路、光伏、挖掘机、医疗器械等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结构优化升级将力度不减、步伐不停。这表现在主要出口商品由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或加工组装的机电产品为主，逐步转向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为主，同时消费品出口也由以往的代工转向自主品牌、自主设计的中高端消费品。”屠新泉认为，未来对外贸易的主流将是大型机械设备、机电产品的核心零部件、高端时装、电子产品等。

高凌云认为，应多措并举促进外贸提质增效。跟踪技术发展前沿，加大和境外研发机构在新兴科技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品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力度；鼓励国内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着力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向品牌、研发、分拨和结算中心等产业链高端延伸。

前三季度超4万亿元——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当前，服务贸易正日益成为对外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引擎。未来我国服贸发展走势如何？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4万亿元。“未来我国服贸规模还会攀升，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与比重还会提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罗立彬分析指出，我国“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独特国情，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有可能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优势”。

“人均收入中等水平”，说明我国能在服务全球化和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承担一些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促进服务出口。近年来，离岸服务外包占新兴服务出口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同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全球第二，且与第一的水平越来越接近。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撑我国在一些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生产性服务领域具有本地市场效应，国内服务提供商在服务过程中有可能培育出国际竞争力，比如移动支付领域的一些产品。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为发展服贸带来机遇。当前，人们的需求重点从可获得性向品质、多样性过渡。这将吸引国外服务提供商进入，带来服务进口；并在竞争中提高我国服务提供商质量，促进服务出口。

今年前9月，我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额8864亿元，增长4.4%，这是新兴服务贸易亮点纷呈的一个侧面。在高凌云看来，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消费升级产生的新服务需求、数字技术的应用革新、针对新兴服贸的开放举措出台等利好因素影响，未来我国新兴服务贸易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成为推动整体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并带动服贸结构优化。

上半年730亿美元——

利用外资稳步增长

前不久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73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未来我国是否会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强吸力？

“未来引进外资规模必将继续扩大。”屠新泉说，我国近年来积极扩大对外资开放，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尤其是在以往开放相对谨慎的服务业领域，近年来开放力度显著加大。日前，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被列入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前景投出的信任票。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也认为，我国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庞大的市场规模、持续改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谋求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稳健经济体系，必将对外资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外商也将长期看好在我国投资的前景。

外资是经济发展重要动力之一，未来如何利用好外资来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凌云认为，我们要多管齐下“稳外资”：区分市场寻求、要素寻求等不同类型的外资，因类施策，做好分类管理；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做好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深入推进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继续缩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并推动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同国际接轨，培育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拓展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工作，特别是做好与中国资本流向地的贸易、投资协定商签或升级工作。。

2.WTO发言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但承担了更多义务

2019-11-12 17:28  文章来源： 《国际金融报》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但承担了更多义务（国际派）

2019年11月6日，《国际金融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第二年参加进博会。对于自己的又一次进博会之行，基思•罗克韦尔表示“精彩非凡”。“去年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非常成功，我们来之前就得知今年进博会的规模更大。展会现场确实充满活力，令人印象深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基思•罗克韦尔刚参加完《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发布会。从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会”）开始，世界贸易组织连续两年与中方合作，在进博会现场发布这份世贸组织年度旗舰报告的中文译本。

在今年进博会期间，中国还主办了世界贸易组织小型部长会议，欧盟、俄罗斯、印度等33个成员部长或部长代表与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等200多名代表应邀与会，就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设计、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些安排，是中国在支持世界贸易多边化方面的实质性举措。

让基思•罗克韦尔格外赞赏的一点是，中国政府通过进博会的平台，帮助推动40余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来到这里，同愿意与其建立商业联系的人士接触交流，从而加强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力，并促进其繁荣发展。“进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致力于促进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在当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形态出现新的变化，成员提出新的诉求，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应对的问题更具挑战性。

围绕这些新挑战，《国际金融报》记者在第二届进博会现场与基思•罗克韦尔进行了一场对话。

期待中美解决分歧

2019年，全球经济出现同步减缓，贸易也出现减弱势头，风险不断增大。

“全球贸易增长面临了巨大压力。”基思•罗克韦尔提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预测。

预测显示，今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大幅下调了对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增长1.2%，远低于4月份2.6%的增长预期。明年的情况会好一些，但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在截至2018年10月中旬的一年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总共实施了137项新的贸易限制，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覆盖的进口总额达到5880亿美元。在2018年10月中旬至2019年5月中旬，世贸组织成员共实施38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这些限制措施所涉及的贸易额为3395亿美元。

“贸易冲突不仅对贸易具有破坏性，对整个经济活动也存在严重影响，这抑制了投资行为，影响了就业以及商业扩张。商业投资下降是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贸易冲突还带来了全球性连锁影响。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认为，贸易局势紧张，将使非洲资源出口型国家的GDP减少2.5%。”基思•罗克韦尔说。

眼下，全球贸易问题频出，中美贸易争端被外界重点关切。

16个月之前，全球最大进口国美国与全球最大出口国中国展开一场激烈的关税战，相关谈判走走停停。而目前，双方开始共同推进第一阶段的经贸磋商。

2019年11月 7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过去两周，中美双方牵头人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针对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出现的新进展，基思？罗克韦尔表达了良好期待。

“我衷心希望中美两国能够解决分歧，达成能使两国关系稳定的协议。贸易紧张局势不会使任何一方受益。最好的方式，便是对话协商。”基思•罗克韦尔表示，在促进对话协商方面，世贸组织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世贸组织正在讨论众多诸如电子商务规则、投资便利化规则、加强世贸组织透明度等反映21世纪经济现实的议题，以使这一组织更有效率。世贸组织成员的担忧问题都可以来到日内瓦，在世贸组织讨论，这将有利于解决分歧”。

WTO改革遭遇最大困难

目前，外界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的讨论不断。

美国向世贸组织施压，要求其改变制定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方式，解决中国等富有经济体可以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从而享受特殊待遇的问题。

一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2019年10月25日，韩国财政部长表示，鉴于韩国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未来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韩国将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再寻求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这是继今年3月巴西公开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之后，又一重要国家作出相关决定。

对此，基思•罗克韦尔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以及世贸组织而言，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已经非常清楚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人承担的义务远远大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基思•罗克韦尔表示，中国积极参与信息技术协议谈判、电子商务谈判，在所有联合倡议中也都十分活跃。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创始成员、前主席詹姆斯？巴克斯在参加本届进博会分论坛时曾指出，WTO没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定义，而要解决与WTO有关的问题，就要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定义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上主要贸易体在内的国际社会对WTO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急迫性已有充分认知。不过有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推行一直较为缓慢。

2019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国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由成员驱动的组织，自身不会对改革作出具体建议。基思？罗克韦尔认为，目前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上诉机构即将面临的停摆危机。

美国持续阻挠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程序，目前7名大法官职位中只有3人在任。如果遴选僵局持续，自12月11日起，上诉机构将只剩1名大法官。而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任何案件都必须由3名大法官共同裁决，这意味着上诉机构可能在年底“停摆”。

“时间很紧迫，美国对上诉机构产生了严重的担忧，而其他成员认真对待了这些担忧，对于美国人提出的程序性和实质性论点，成员已经提出12项改革建议，基于此最终由特别协调员大卫•沃克就上诉机构的职能问题提出了总理事会的决定草案。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方式：找到能够融合的要素，汇总形成提议。”

基思•罗克韦尔表示，如果上诉机构出现“停摆”，一个可能性替代方案是，通过“临时上诉仲裁”程序，解决双方之间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欧盟、加拿大、挪威已经表示将签署此协议，但美国依旧表示，不会参加。

多边贸易体系并未动摇

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危险挑战。大多数WTO成员都和其贸易伙伴签署过双边或者区域性贸易协定。

2019年11月4日晚，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结束后，16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RCEP 15个成员国已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准备明年签署协议。RCEP谈判成功，意味着占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望实现低关税甚至零关税。

此前几个月，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于5月30日正式生效，并于7月7日正式实施。

这一趋势是否动摇了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未来多边贸易将向何处去？

基思•罗克韦尔认为，一些双边和区域性的协议，如RCEP，涵盖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

“外界有一种误解，认为一些国家在区域或双边环境中进行贸易，这可能是超越多边规则的协议。但实际上，所有的协议都是以区域或双边协议为起点。这些协议，与多边贸易体系高度互补。重要的是，诸如开放市场等有意义的想法正在逐渐进入到多边贸易体系当中。”《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14日 03 版）

3.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11-11 18:02  文章来源： 《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0期

内容摘要：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际国内规则

作者简介：赵龙跃，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经贸关系、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谈判等。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七十载风雨砥砺、春华秋实，中国经济从一穷二白到发展振兴、从融入经济全球化到引领全球经济秩序，走过了一个漫长且成就卓著的历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成就辉煌、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23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3.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是世界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国。

与此同时，70年来我国在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方面也做出突出贡献。从逐步恢复有关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始，到积极引入国际规则进行全方位的国内改革，我国不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国际规则国内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高纲领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组建到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我国新时代在推进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已经做出一系列积极的尝试，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进一步推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把工作重点放到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改革、知识产权保护、扩大进出口贸易、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以及积极参与世贸组织(WTO)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秩序呼吁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亟待变革，全面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维护争取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既是我国新时代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出发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选择。国际规则既是全球经济活动的规范工具和行为准则，同时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与义务。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进程，既是不断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过程，也是逐渐从“国际规则国内化”到“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转变过程，“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梳理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伟大历程的核心线索。本文将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视角，在回顾与梳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析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布局，希望对我国新时代进一步全面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有效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提供一些参考建议，作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

一、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理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线索

国内规则包括正式的国家法律、规章法令和社会惯例等，国际规则包括正式的国际条约、协定和非正式的国际惯例等，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统筹推进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国内社会的平稳有序离不开法治，同样，国际社会的有序运转和良好治理，也离不开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规则。

当今世界国际组织与区域性组织交叉重叠，国际协定与区域、超区域协定同时存在，全球经济治理日趋碎片化和复杂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还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创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原本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美欧等国，由于国内经济问题和实力，国际影响和地位相对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为其参与新一轮规则重构提供了契机。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我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战略思想，成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路径，这是在强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大创新。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成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核心和关键。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包括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国际规则国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还相对滞后。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规则国内化的效率和效益，更重要的是提升我国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能力。因此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成为研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的历史沿革和未来战略布局的核心线索。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

规则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规范工具，为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提供适当的行为标准，在促进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和经贸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主体和法律效力都有别于国内规则，重要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竞争反映了国家之间实力的博弈，体现了它们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转变。主权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秩序、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改革限制自身发展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另一方面还需要利用和制定促进自身发展的国内和国际规则。因此，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也是其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互动与协调的过程，是一个被规则约束和制定规则的过程，是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过程。总之，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由于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协调的，所以一个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时，遵守规则与制定规则也是相向而行的。研究国内制度如何通过作用于国内规则制定以影响国际规则，国际社会政策扩散和政府间协调等机制又如何影响国内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国家，一方面需要遵守既有的规则，根据既有国际规则来调整国内规则；同时也需要依据国内的规则和经验，不断生成对新规则制定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只遵守规则而不主动塑造规则，那么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时，必然会被动地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的规则，甚至被迫接受不符合自己国内治理需要的规则。这不仅不利于该国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更不利于提高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因而，对于世界经济大国而言，制定规则比适应规则更为重要，因为它的“经济利益边界”远远超越其“领土边界”，遍布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除此之外，制定规则也是世界经济大国维护国际经济平稳有序的重要工具，有效的、符合世界经济现实的、同时照顾到强国和弱国发展需求的国际规则，是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已不限于市场规模竞争和技术优势竞争，更多的是制度设计竞争和规则制定竞争。国际经济规则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各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权力较量是以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为载体的，把握规则才能全面把握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博弈，从而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实现高效治理。所以，只有很好地把握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这一核心，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当中。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

纵观新中国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过去数十载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举，始终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审慎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问题，牢牢把握国际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恢复或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积极学习国际先进规则，从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本世纪初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始终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吸收和引入国际先进规则，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与合作。我国不仅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从低水平到较高水平跃升，更通过自身的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发展蓝本。根据我国过去数十年的发展经验，可持续、高质量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有效统筹，离不开国家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紧密结合。

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期。首先，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加速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数字科技、新能源科技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引发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度变革，彻底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显著地影响着国际技术规则的制定。在全球化网络化和科技革命推动下的全球价值链时代，谁掌握了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就相当于掌握了影响国际市场的能力，进而占领开拓国际市场的先发优势。其次，各国竞争日趋激烈，利益诉求交织冲突，这使得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激烈博弈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2018年以来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单方面打压我国华为、中兴等通讯公司，制造所谓“华为5G安全”问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企业开展正常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合作，企图遏制中国高端科技产业的发展，垄断相关技术领域的规则制定权。

在面临发达国家竭力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背景下，一些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变化也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契机：区域贸易协定的迅速扩展成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新途径；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治理合作机制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传统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积极。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对我国进一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了现实要求，更创造了有利的机遇。深刻理解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在我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全球意识，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行。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加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国际社会一方面希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疑虑，担心中国规则能否适应国际社会的需求。

（1）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现行国际规则是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在多边渠道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交织的规则网络，刻意忽视或者回避彼此之间的差异，鼓励尽量多的国家融入网络之中，在达到控制范围后，再对体系内乃至对体系外的国家进行操纵和等级划分。美国作为规则网络的主要构建者，无疑是国际规则体系最大的受益方，绝大部分多边国际组织和规则均是根据其利益和意图建立的，具有鲜明的制度非中性特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最初是美国为了维系和扩张以其为核心的世界霸权而建立的，在规则上有着诸多的不平等，比如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美国和欧洲垄断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任免权等等，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等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的失衡，由于发达国家政策的“负溢出效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经济普遍遭受“二次冲击”，全球化由强转弱，导致原来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愈加突出。美国不仅推卸应该负有的国际责任，长期拒绝缴纳联合国组织会费，而且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关于全球治理的忧虑。

中国主动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积极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维护世界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坚持不论大国小国、发达落后、各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维护多边机制，支持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德国前总统霍斯特•科勒曾高度评价中国方案，认为中国发挥贸易和投资大国优势，以开放胸怀持续向世界释放发展正能量。英国财政部前副大臣利亚姆•伯恩也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是未来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动力，将为包容性增长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增添新的更大动力。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也存在疑虑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与影响，国际社会也存在有另外不一样的声音。一方面是误解和歪曲，甚至是制造各种“中国威胁论”。例如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的理念和方案简单地等同于过去发达国家制定的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主导的理念和方案；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援助歪曲为“债务陷阱外交”等等。

另一方面是怀疑和担心，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疑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都不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给中国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使用这个概念，作为其批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由，她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经济和战略挑战，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竞争不平等。而且中国国内规则尚不完善，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透明性和开放性也存在质疑。2017年11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神奈川县平冢市的演讲中就多次提到中国方案的透明性和开放性问题。

此外，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和实力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也存在一定的疑虑。近年来，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是重提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声称中国在过去一直是属于“搭便车”的角色，将来也不一定愿意承担很多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的危机。

总而言之，在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由于国内外社会的利益立场与分析角度不同，相关的争锋难以避免。但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需要。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国际规则国内化与国内规则国际化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路径。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界提出的“配合完善”“内部提升”和“外部建制”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路径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既需要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及其规则体系所维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也需要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的变革，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综合借鉴国内外政治经济治理的经验，科学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个方面切入，积极吸收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国际规则，同时将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国内经验和规则上升为国际规则，塑造更加公平公正和高效有序的国际秩序。

（1）国际规则国内化

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秩序过程中，离不开对国际规则的参考学习和吸收转化。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学习研究借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范本，根据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调整国内经济法规和治理机制。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更加系统地学习国际规则，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借助争端解决机制，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合法权益；同时参考借鉴国际经济规则来制定和修订国内经济法规，调整完善国内经济制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其中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

（2）国内规则国际化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主旋律”，我国在国际规则国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相对滞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除了要继续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提高国际规则国内化效率效益之外，还要积极实践以改革促开放，提升我国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能力。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我们在观察规划改革开放发展时，“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从市场和资源“两个统筹”到市场、资源和规则“三个统筹”，是我国处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的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显著成就：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高纲领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组建到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我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新时代，我国还要继续全面深入研究借鉴美欧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着力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向世界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

二、探索引入学习引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重大历程

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基础，世界各国关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争取全球治理制度性权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工业大国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抢占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制高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发展历程中几个关键节点，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几个鲜明阶段正好体现了中国在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方面的角色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备受排挤，通过一系列积极探索，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恢复联合国席位，正式登上世界舞台；1978年通过实行改革开放，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并主动引入国际规则；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吸引外资、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同时深化改革开放，学习应用国际规则，根据入世承诺积极修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经贸规则，系统推进国际规则国内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挥大国担当，采取积极措施，重振世界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促进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开启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新时代。

初登世界舞台，积极探索国际规则（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复杂而又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国内经济方面，持续百年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使得落后的工农业生产遭到长期的破坏，资源极度匮乏，经济基础几乎是“一穷二白”，农业生产萎缩，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基本空白。在国际关系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对新中国采取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促使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首先加入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积极探索国际规则，从学习借鉴前苏联经验，到争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实现了从被孤立排挤到逐步被承认接纳的重要转变。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国结合自己国情，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实行经济社会统一计划管理，首先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提出“以工业化为基础，优先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致力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过近30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经济窘境。

在外交发展方面，新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阵营，争取联合一切可能的国际力量，不断开拓国际关系，打破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孤立、封锁和包围的困局。进入70年代以后，我国针对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适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理论，积极争取并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担起反帝、反殖民、反霸权的主力军角色，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获得了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定支持，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准确把握自身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把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团结争取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发挥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不仅在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正式登上国际舞台，而且还将联合国从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称霸的工具，转变为第三世界国家伸张正义的舞台。

融入国际秩序，主动引入国际规则（1978—2001）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学习熟悉并主动引入国际规则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把广泛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紧随全球化的时代步伐，从探索国际规则转变为主动引入国际规则，赢得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会准确把握和平发展的国际大势，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1980年4月和5月，中国先后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融入国际秩序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设立经济特区到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全面对外开放，国内经济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为进一步对接国际规则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1980年5月，我国首先创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4月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作为对接国际技术、管理的窗口，主动引入国际规则。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基地，是我国对接国际规则的桥头堡、试验田和助推器，为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内部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严重曲折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绝不动摇，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突破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传统观念，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了对国际规则的顺利引进和对接，持续推进中国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原始缔约国的申请，并全程参加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签署了1994年达成的最后文本。通过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国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关贸总协定及其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动向，并根据有关国际规则及时调整国内规则，为对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启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新阶段。

深化改革开放，学习应用国际规则（2001—2012）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进入了深化改革开放、系统接轨国际规则和学习应用国际规则的新阶段。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节点，我国在这期间经历了从2001年至2008年的履行入世承诺和从2008年至2012年的后金融危机两个阶段。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并参与国际规则变革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履行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货物和服务贸易市场，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切实推动贸易便利化；坚持与全球贸易伙伴互利合作、共谋发展；根据国际经贸往来需求，不断研究修改和完善相应的国内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由此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符合WTO原则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统一、公正、透明的国内规则制度体系，为接轨高标准国际规则打下了坚实的法律根基。

在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中国最初经常以第三方身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案例，为后续运用规则做好法律知识储备。2007年9月，中国首次独立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美国对华出口铜版纸所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措施，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首次应用多边贸易规则维护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意识到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在华盛顿召开20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揭开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中国作为G20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市场和经贸体系遭受重创，中国适时向世界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构想，并呼吁改善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出“开放、前行、改革”的积极信号。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强调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结构改革是我国面临的新课题。

总的来说，加入WTO促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降低关税壁垒，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部取消，并按照WTO规则逐步提高了市场化程度，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推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中国全球治理意识发生转变，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但参与方式多以“表态”、“倡议”和“思想”为主，系统的、具体的行动方略仍在酝酿之中。

引领国际治理，参与制定国际规则（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仅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全球治理新思想、新理念，而且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合作倡议，绘就了拓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全面合作的宏伟蓝图。“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而且要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2016年，中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东道主，积极倡导并践行国际经济合作的理念和倡议，促成了多项重要成果的达成，充分发挥了在峰会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为全球经济治理树立起新的“全球标杆”。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产生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杭州共识”，开启了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新航程。此次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发表的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回应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关切，释放出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的重要信号；同时针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给出了中国答案，提出共同构建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主张。这次峰会，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2018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风云变幻的新形势，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构建改革开放新格局，不仅回应了国际社会的现实诉求，凝聚和扩大了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共识，而且彰显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和引领者，为亚洲发展创造新奇迹、为世界繁荣作出新贡献的坚定信念。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今后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把工作重点放到深入改革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削减进口制度性成本、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的关键时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构，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多边机制，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三、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卓著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理论上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实践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采取自主开放措施、多次下调进口关税、削减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开放；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拓宽自贸区试点建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速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为进一步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引，在道路实践上坚持开放包容，强调各国间的共赢共享，在价值目标上坚持“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呼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这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第一，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稳定世界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成为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果文件和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各大区域的大力支持，而且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截至2018年底，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累计超过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累计实现保额约7700亿美元，为促进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亚洲经济合作。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筹建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创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以及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自2015年正式成立至今的四年间，亚投行经多次扩容后成员总数已增至100个 ，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老挝、菲律宾、孟加拉等18个国家资助项目45个，累计投资额高达85亿美元。亚投行通过在亚洲区域投资合作项目，带动了基础设施升级和互联互通，推动了亚洲经济体持续增长和社会民生改善，提高了亚洲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三，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增进南南合作关系。201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联合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旨在促进金砖五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8年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对发展中国家绿色和可再生能源、交通运输、水处理卫生、灌溉等领域的27个项目提供了总额超过67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与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相比，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份额设置、成员投票权和具体运作等方面更加平等高效，是现今多边金融机构体系中能够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金融机构。另外，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更注重与融资国国内金融机构的合作，在充分考虑融资国国情、推动与融资国国内金融业纵深合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积极采取自主开放措施，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

第一，多次下调进口关税，彰显消除贸易壁垒决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不仅按照入世承诺，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而且积极采取自主开放措施，多次下调关税，平均关税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期的15.3%降低到了目前的7.5%，加权平均关税更低，只有3.5%左右。2019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日本大阪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未来中国将进一步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努力削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

第二，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外商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大资本市场准入的新举措不断出台，2019年我国更是加快推动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步伐。首先是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仅增强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和规范性，而且开放范围更加广泛，负面清单项目已从6年前的190多项缩减到目前的不到40项。其次是增强外商投资有效保障，2020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完全取代原来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成为中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再次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加速由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

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良好营商和创新环境。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维护内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在历经了法律制度初创、战略纲要实施和强国建设等重要阶段后，逐渐在知识产权领域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019年我国设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知识产权司法程序保驾护航。在国际合作层面，目前我国已与全球6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多边合同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与50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彰显了我国坚决保护外商知识产权的决心。

第二，拓宽自贸区试点建设，对接更高的国际标准。2013年8月，第一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设立；2014年12月，第二批自贸区在广东、天津、福建设立；2017年3月，第三批自贸区在辽宁、浙江等省市共新设7个；2018年10月，第四批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设立。2019年，自由贸易试验区队伍再增添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六位新成员，分别以各地的战略定位和地方特色开展差别化探索，中央更是在已有的自贸区先行者中进行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高水平开放，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及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六年来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自贸区将进入更广领域、更大范围的试点格局，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进一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第三，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中国不仅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与完善，而且在其框架内，积极推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不断提高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伴遍及世界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各地。

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日本横滨举行，会议围绕“变革与行动”的主题深入讨论，发表“横滨宣言”，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愿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制定《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正式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历史性的一步。2012年，东盟10国联同中日韩等6国共同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国积极配合东盟在谈判中的主导地位，为推进谈判的顺利进行，建立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发挥重要作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发展，维护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至关重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的根本变革、开创全球经济治理的伟大实践两个方面都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中国作为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后来者，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经济的约束程度与中国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之间仍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还面临种种的偏见和阻力。目前我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如何把这些理念和倡议真正落到实处，消除偏见克服阻力，是下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工作的重点。

今后我国应把握以深化“一带一路”为战略路径、以完善WTO多边贸易体制为重要突破口、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总体战略布局，深入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利用国内规则变革推动国际规则重构，在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同时，引领国际规则体系向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转变。

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凝聚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注重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等“硬件”方面的建设，又要进行观念更新和相应规则构建的“软件”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是一个科学的整体，既是平行的，又是有序的。

第一，坚持以“政策沟通”为基础，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互信互敬。“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相关国家已构建了多层次的政策沟通机制，促成一系列标志性项目落地。今后“一带一路”在深化政策沟通还需突破知识供给不足、智库对接不充分、发展规划不协调的瓶颈，促进与沿线国家政府在发展战略层面、发展规划层面、机制与平台层面、具体项目层面的对接，将各国有关执行机构有效衔接起来，推进沿线各国达成高层次政策交流和制度建设合作，促进利益多样化的巩固。

第二，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为手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行领域，加快向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领域扩展，并以畅通资金投融为投资和贸易注入血液。在这三通的落实进程中，逐步积累规则经验，达成各国规则共识，通过签订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的方式，引导海关程序、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规定和标准、自然人流动、电子商务等相关经贸规则的制定，扩大我国在相关领域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点到面全面铺开形成完整的规则体系。

第三，以“民心相通”为最高目标，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共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学、艺术、教育、卫生、体育、旅游事业，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注重国际道义声望，建立理念协同、兼收并蓄的国际关系网络，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以完善WTO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改革近年来，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威胁，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不仅消极应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工作，而且采取简单粗暴做法，阻碍上诉机构成员的更替工作，使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希望我国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公开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提出世贸组织改革应该坚持维护公平、开放和非歧视等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和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的三项基本原则，应坚定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与时俱进完善世贸组织，同时深入把国内改革和国际路线统筹起来，把一举一动都放到全球高度来指导安排工作。

第一，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WTO的改革与完善。美国特朗普政府不顾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要求，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制造中美乃至全球经贸冲突，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我国采取积极举措加强中美政策对话，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到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上来，利用多边机制引领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美国合作，联合其他主要成员，尽快恢复并强化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迫在眉睫的上诉机构成员更替问题，完善上诉机构成员的授权争议问题；其次是重振WTO谈判职能，积极引领新领域的议题谈判和规则更新，以灵活和开放的谈判方法达成多边成果；再次是研究改善WTO工作机制的效率，加强贸易政策的监管，提高秘书处的责任意识和工作主动性。

第二，积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全球经济注入新活力。目前我国采取全方位扩大开放举措，在定量方面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既需要落实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更要求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我国今后一方面需要以新格局思维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包括加大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扩展、深化创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试验田；另一方面，还需加快突破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布局主动性、跨区域程度、议题涵盖范围、规则标准高度上争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维护人类共同而长远利益，其内涵、愿景与路径的全面明确，已经成为指引全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推动世界各国建立更深更广的联系，各国不但需要形成利益共同体，更要成为责任共同体，由此迈向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对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度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高统领，其理念决不能只停留为一个口号，目标的落实需要全方位、深层次的切实行动。

第一，坚定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引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宏大目标作为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要求、凝聚各国共识的全球治理“系统性方案”，需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全面统筹推动。在政治上，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第二，坚定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到我国国际合作工作的方方面面。在目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下，中国要进一步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不免会触及到一些国家集团的既得利益。在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过程中，可以积极践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首先是突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把着眼点从当事国双方利益上升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坚持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引领国际对话和合作；其次是开辟国家间政府与社会方面的有效沟通渠道，就两国出现的矛盾与疑惑进行理性对话，不采取对抗冲突、反制报复的旧模式，争取国际社会民众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是充分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充分的磋商和谈判，把经贸冲突放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内解决，以合法、正义的做法取信于国际社会。

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也愈加突出。纵观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从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到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角色转变，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十八大以来，面临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内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为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70年砥砺前行，70年成就辉煌。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程中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坚持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推动WTO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加快推进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全面提升中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注释略）2019.11.18.转载自WTO咨询网

4.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外技贸措施意识明显增强 对外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19-11-15 18:04  文章来源： 海关总署

日前，海关总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影响调查圆满结束。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30.98%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比上升0.88%。因退货、销毁、产品降级或者丧失订单等原因所发生的直接损失额为2177.5亿元，同比减少12.2%；企业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而新增加的成本为426.4亿元，同比减少38.2%。直接损失额和新增成本有较大幅度下降，表明我国企业的对外竞争力有提升。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了6500家出口企业，共收到6495家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达99.9%，各项参数具有持续性、可比性，客观反映了2018年中国出口企业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实际情况。

从影响国别看，美国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最大，造成的直接损失额为1302.4亿，占全国直接损失总额的59.8%。与2017年相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直接损失普遍有所减少的背景下，我在美受损所占比重大幅增加。

从产品类别看，机电仪器、玩具家具和化矿金属行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较大，直接损失分别占总额的51.12%、10.30%和9.58%。尤其是机电仪器行业，占比过半。

从地域看，我国江苏、四川、广东三省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偏重，分别占直接损失总额的25.8%，24.7%，13.90%。这一排序与上年相比变化较大，广东省直接损失减少422.3亿元，由“独占鳌头”变为“退居”第三，而四川省和江苏省的受损额则分别增加530.1亿元和136.5亿元，两省新增的损失来源均主要为橡胶、皮革行业。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继关税、汇率之后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第三大主要障碍，对工业品和农食产品行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影响我国工业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集中在认证、技术标准、包装和材料、标签和标志、有毒有害物质限量五方面。与2017年相比，工业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要求的影响空前突增，而此前影响较大的包装和材料要求，2018年影响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影响农产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类型集中在种养殖基地及加工厂和仓库注册要求、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食品微生物指标要求、食品中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及食品标签要求五个方面。与2017年相比，种养殖基地及加工和仓储注册要求的影响提升到空前位置。

2018年，各行业出口企业为适应进口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产生的新增成本较上年均有所下降。其中，化矿金属、农食产品和纺织鞋帽行业降幅较大，分别下降130.2亿、47亿和40.3亿。新增成本最多的同样是机电仪器行业，占新增成本总额的45.5%，呈持续上升趋势。此外，近两年玩具、家具行业的新增成本持续增加，存在潜在风险，亟需积极应对。

出口企业主动应对意识明显增强。调查显示，出口企业对技术性贸易措施认知度明显提高，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参与和主动应对意识日益增强。2018年企业在遭遇国外技术措施或技术要求限制时，超过半数的出口企业一方面通过技术攻关、管理优化和自主创新等手段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一方面及时向当地海关及商务部门报告寻求帮助。总体上看，80%以上的出口企业积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产品质量及安全水平。随着企业主动应对意识的提高，企业迫切希望从政府主管部门获得如下三类帮助：及时提供相关技术信息和应对指南、强化认证认可工作并建立与国外权威机构的互认机制、搭建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并提供便捷的检测服务。

2019年继续开展了政府部门帮扶企业减少损失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在政府部门帮扶下，企业避免了因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导致的损失242.7亿元，占2018年我国出口总额的0.16%。排前三位的有效减损措施，一是政府发布预警信息帮助企业及时调整和应对；二是为企业提供产品认证服务，获取国外认可；三是协助企业取得通行检测认证证书，避免海外送检的不便。各级海关部门成为企业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的主要来源，其次才是国外经销商。为帮助企业破除壁垒、规避风险、扩大出口，海关加强国外重大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跟踪、评议、交涉和应对，及时为企业提供针对性、有效性的支持服务措施，成效明显。

5.全国18个自贸区法院“朋友圈” 共商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大计：第四届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举行

2019-11-18 15:30  文章来源： 新民晚报

新民晚报讯 （记者 宋宁华）全国18个自贸区法院“朋友圈”，共商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大计。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6周年之际，今天，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同主办的“聚焦‘一带一路’建设 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第四届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举行。

共商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大计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今年8月20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随后，国务院新设6个自贸区。

随着自贸区数量的增加，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能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开放水平，是18个自贸区法院面对的共同课题。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为共同研究和解答这个课题提供了一个良性的交流平台。

据悉，自2016年开始，上海浦东法院就与华东政法大学合作举办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联合全国自贸区法院凝心聚力，共商服务保障自贸区建设大计，为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今年，参与研讨的“朋友圈”继续扩大。来自上海、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和陕西共18个自贸区法院的代表，以及北京、安徽的法院代表，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等近百人，就网络游戏产业、视频内容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开展专题研讨，大家踊跃发言，积极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增进交流协作，密切关注自贸区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对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和典型案件的研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水平，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自贸区营商环境。

全力提供一流司法服务和保障

记者了解到，自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区在上海揭牌成立后，上海浦东法院便迅速跟进、步履不停，不断开拓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局面，在自贸区这块“试验田”上种出了累累硕果，也成为全国18家自贸区法院全力为自贸区建设提供一流司法服务和保障的一个缩影。

6年来，上海浦东法院依托25年开展知产审判的丰富经验，深耕审判业务，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审结了一大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反映上海自贸区产业特征的知产案件。近5年中，有2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5起案件入选全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发布7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

在制度创新上，上海浦东法院不仅在全国率先成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而且于今年10月设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临港新片区审判站。同时，依托最高人民法院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点这一平台，锐意改革、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验。通过不断创新案件繁简分流、纠纷多元化解、互联网审判等审判机制，深入推进庭审方式改革，努力提升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层级水平。

6.加州65法案新增6项物质

2019-11-18 20:56  文章来源： LOFTER

2019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OEHHA）已根据该州的65号提案法规在已知导致癌症的化学物质清单中添加了六种其他化学物质。

根据OEHHA上个月发布的新闻稿，新添加的化学品为：

• 2-氨基-4-氯酚

• 2-氯硝基苯

• 1,4-二氯-2-硝基苯

• 2,4-二氯-1-硝基苯

• N，N-二甲基乙酰胺

• 对硝基苯甲醚

OEHHA的行动是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于2018年确定上述所列化学物质“可能对人类致癌”之后。根据1998年加州《安全饮用水和有毒物质实施法》的规定，IARC的决定是OEHHA将这些化学物质添加到已知会致癌的化学物质清单中的充分依据。

提议将这些化学物质列入65号提案清单的提案已于今年初接受公众评论，在此期间未提交评论。

2019.11.20.转载自WTO咨询网网

7.泰国外贸出口产品必须有Q标准标识

2019-11-18 20:49  文章来源： 食品伙伴网

食品伙伴网讯 泰国农业和合作社部15日消息： 2019年11月15日，副总理普拉帕特先生作为Q标准检测机构的负责人揭晓了使用GAP认证产品的进展，并在国家农产品和食品标准局（CUPC）的会议上展示和推广使用Q标准。农业和合作社部推广生产符合消费者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和食品，促进农场生产按照GAP标准规范正确使用化学药品以及Q标准标识产品，支持标准化的产品可以追溯到农场的信息，以证明农业部的Q标准能够保证消费者购买安全和正确的商品。

副总理普拉帕特先生表示，针对泰国外贸出口的需求不断加大，泰国国家发展管理局已经执行了这项政策，通过素攀武里府的“甜瓜”农场试验区推广获得GAP认证的产品并标识Q符号标准，以增加稻米，蔬菜和水果等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此外，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本季对龙眼和葡萄柚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必须推广标识Q标准，以确保外贸出口产品的标准和安全性。

秘书长彭曼尔特女士补充说，目前泰国国内有29万多种产品如植物包括大米、畜产品和水产品等获得了GAP认证。蔬菜、屠宰场和原料奶收集站等必须符合良好生产规范（GMP）标准。 同时，Q标准检测认证机构将定期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条件或不遵守该安全标准，将被取消使用Q标准标识。因此，消费者想要购买具有安全标准的优质产品，只能选择带有Q标准标识的产品。2019.11.20.转载自WTO咨询网网

8.约旦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外国投资者在约旦基本享受和约旦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除享受2014年30号法案《投资法》规定的相关优惠政策，包括关税、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外，对符合规定的外国投资者还可赋予约旦国籍和居留权。

一、外资的国民待遇

1. 除少数行业外，对外资所有权无限制。对特定行业，约旦资本占股50%以上即视为约旦企业。

2. 开发区和自由区内企业，可由外资全资拥有。

3. 外资企业享有国民待遇，资本可自由流动，有权诉诸各类争端解决机制。

4. 外资企业可享受约旦投资委一窗式服务，符合规定的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和员工可拥有约旦国籍或居留权。

约旦政府由2018年2月开始，对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外国投资者赋予约旦国籍：（1）在约旦中央银行（CBJ）存入一笔50万美元的零息五年期存款，或以CBJ决定的利率购买同等价值的国债，期限不少于十年；（2）购买价值150万美元的证券投资组合，或在至少五年内向中小企业投资100万美元；（3）在约旦投资200万美元，或在安曼以外的省注册投资150万美元，至少创造20个工作岗位，且运营3年以上；（4）经约旦土地和调查署确认，任何非约旦人购买价值至少20万约第的资产，且在10年内不以任何方式出售或处置该资产，都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5）获得上述身份的投资者，如果是其家庭唯一赡养人，其配偶、未婚、丧偶或离婚的女儿、18岁以下的儿子和父母可获得类似身份。

二、投资的税收优惠

1. 根据约旦2014年30号法案《投资法》，对在亚喀巴经济特区以外的特定行业和特定区域实行税费减免。

在经济开发区和自贸区外实行行业性税收优惠，具体包括：（1）对农业和家畜，医院和特殊医疗中心，酒店和旅游设施，娱乐和旅游娱乐设施，呼叫中心，科研中心和实验室，艺术和传媒，会议和展览中心，油气水管道运输配，海运、空运和铁路运输等行业免征关税，增值税税率0%。（2）部分欠发达区域享受应纳所得税减免25%-75%。

在经济开发区内实行区域性税收优惠，具体包括：（1）区内企业(除银行、电信、金融代理、运输、保险、发电和电力运输、水气油输送等行业外)，所得税率为5%。（2）企业自用于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增值税率为0%；销售并用于区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增值税率为7%。区外企业向区内企业销售产品或服务可以要求退税。（3）用于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进口时免征关税和相关费用，包括：原料、机器设备及其零配件、建材。

在自贸区内实行区域性税收优惠，具体包括：（1）区内部分企业免所得税，包括：出口及转口贸易企业、向区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等。（2）区内非约旦籍雇员薪金所得免所得税。（3）企业自用于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增值税率为0%；销售并用于区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增值税率为0%。区外企业向区内企业销售产品或服务可以要求退税。（4）区内企业向国外出口货物免关税和所有税费；进口原料、机器设备及其零配件、建材免关税和所有税费。

2. 亚喀巴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根据约旦2000年32号法案《亚喀巴经济特区法》。（1）增值税。区内使用增值税率7%。（2）所得税。区内注册企业所得税率5%。（3）关税。亚喀巴经济特区除13种非免税商品及烟酒外，其余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及进口增值税。非免税商品关税税率为7% ，烟酒税率为165%。（4）印花税。私有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免税，与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签订合同税率为合同额的0.15%。

三、投资的其他优惠

1. 为工商业投资者雇佣约旦工人提供直接奖励，企业可获得每年每名约旦工人（代替外籍工人）240约第的补贴。

2. 降低工业能源成本。对中小型工业企业超出上一年年的用电部分，电价降低10菲尔斯/度。来源：驻约旦使馆经商处   2019.11.6.

9.印度尼西亚对果糖糖浆发起全球保障措施调查

2019年11月13日，印度尼西亚贸易安全委员会（KPPI）对进口果糖糖浆（fructose syrup）发起全球保障措施调查，该调查应印尼PT associated British Budi公司申请发起，申请日期为10月28日。被调查产品税号为1702.60.20。

KPPI邀请利害关系方在调查开始之日起15日内进行评论。

进一步情况可向我会综合法律部咨询。

联系人：张雪

电话：010-87109833

邮箱：zhangxue@cccfna.org.cn

来源：食土商会2019.11.15.

10.轮胎出口再遇困境2019.11.14.国际商报贸易版

记者刘叶琳

近年来，中国轮胎在出口道路上的贸易壁垒不断高筑，国内部分实力雄厚的轮胎企业纷纷在海外建厂。近日，埃及贸工部正式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中国、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4国的卡客车轮胎（TBR）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此次的反倾销调查包含了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增加了轮胎企业的紧张情绪。

本次反倾销被调查产品是“轻型卡车（皮卡）以外的客车或卡车用新的橡胶充气轮胎”，涉案产品海关税号为4011200010。反倾销调查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损害调查时间为2016年1月1日到2019年9月30日。本次调查由埃及企业Prometeon Tire Group提出。该公司收购了埃及轮胎生产商AlexandriaTire Co.（第一次反倾销起诉方），其产量占埃及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98%。在申请书中，起诉方指控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高达75%，泰国倾销幅度为22%，印度倾销幅度为14%，印尼为119%。

埃及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倾销幅度是根据中国生产企业的成本、内销价格与出口埃及价格合理调整后进行比较得出的。起诉方诉称，上述4国近4年向埃及出口的TBR轮胎大幅增长，导致起诉方市场份额和利润降低、价格合理增长遭到压制、销售合理增长率无法实现，埃及国内产业遭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

早在2002年5月29日，埃及就对中国的上述涉案产品征收67%~195%的反倾销税。2007年，日落复审结果为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2014年3月4日，埃及对自中国进口的卡车和大客车轮胎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作出终裁，延长征收5年反倾销税，税率为3.8%~60%。

近几年，中国轮胎出口量一直呈递增走势，而对埃及出口量占比却有两次下行。在2014年埃及对自中国进口的卡车和大客车轮胎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作出终裁，延长征收5年反倾销税后，出口量占比发生下行，但下降幅度相对较小，2016年反弹增加。金联创橡胶分析师段雪晴认为，中国轮胎2017年出口埃及数量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出现33%的大幅下降，除了受到反倾销的影响外，还受到埃及国内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据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统计，2017年，埃及货物进出口总额为833.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3%。其中，出口25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9%；进口583.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6%。贸易逆差332.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6.8%。2017年埃及自中国进口额为73.9亿美元，占埃及进口总额的12.7%，降幅为11.7%。

2018年至2019年9月，中国轮胎出口埃及数量占比呈直线上升走势，由于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国内轮胎市场开始走下坡路，配套胎及替换胎市场均表现不佳，因此部分轮胎企业内销转外贸。2019年全球经济疲软，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码，导致轮胎出口大国美国出口道路受阻，利润严重缩减。因此主要出口美国的中国轮胎企业受到严重打击，部分企业另寻出路，东南亚及非洲等地区成为开发对象，才得以小幅缓解出口压力。

11.检测服务巨头再次亮相进博会

德国莱茵分享中国机遇  孟妮  2019.11.18.国际商报贸易版

近年来，检验检测服务在中国的市场蛋糕越做越大，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国际领先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TüV集团聚焦可持续发展领域，展示了其核能安全一站式服务，发布了“废弃物零填埋认证”服务，举办了爱驰U5欧版电动车欧盟整车型式认证的颁奖仪式等。

今年5月，国家选取了11座城市和5个示范代表区进行“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并计划到2020年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示范模式。此举旨在推进废弃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可解决城市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促进绿色转型，提升宜居水平。

因此，“废弃物零填埋认证”服务应运而生。TüV莱茵大中华区管理体系服务EHS专家李欣骏表示，“目前工业废弃物造成的土壤问题尤为突出。随着土壤污染防治和废弃物管理的法规越来越严苛，企业面临的合规风险逐步增大。为此，TüV莱茵推出废弃物零填埋认证服务，通过帮助企业找到废弃物管理和减量的最佳方案优化废弃物管理体系，减少和消除企业为此付出的成本，助力实现中国建设‘无废城市’，推动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李欣骏介绍，TüV莱茵从废弃物处理数据分析和废弃物生命周期管理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废物溯源、源头减量、过程管理、末端处理、风险控制、能力提升六个模块，最终实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合规化。通过废弃物零填埋认证，企业能够在降低法律违规风险的同时减少废弃物处理和资源投入的费用，同时帮助提升品牌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出口表现优异。据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口新能源汽车14.71万辆，同比增长39.4%；出口金额达5.12亿美元，同比增长63.58%。越来越多的国内车企布局国际市场。作为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欧洲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准入标准严苛。如何确保在出口前符合欧盟目标市场的准入要求，已成为中国新能源出口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爱驰汽车（英文名AIWAYS）是一家中国新能源智能汽车初创企业，从2017年成立之初就积极布局海外，瞄准欧美一线市场。早在其创立伊始，TüV莱茵就为其进行汽车部件项目的检测，帮助其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高品质产品。第二届进博会上，TüV莱茵举办了爱驰U5欧版电动车欧盟整车型式认证（Whole Vehicle Type Approval，WVTA）颁证仪式，为爱驰打开了进入欧洲市场的大门。

据了解，TüV莱茵在全球汽车检验认证领域拥有超过百年的经验，一直以专业服务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健康发展。目前，TüV莱茵已在欧盟市场获得多个国家交通部的授权，包括德国KBA、荷兰RDW、卢森堡SNCH、爱尔兰NSAI、瑞典STI、拉脱维亚CSDD等。TüV莱茵上海公司执行董事陆勋海表示，“TüV莱茵拥有完善的汽车全产业链检测认证服务能力，希望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爱驰汽车这样有理想、有目标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爱驰汽车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王东晨也表示，“满足欧洲监管部门的要求是实现我们目标的重要一步。爱驰U5欧版电动车实现欧洲认证后，爱驰汽车将从明年起为欧洲市场提供价格合理、互联互通且优质的电动交通服务”。

12.斯里兰卡希望扩大对华红茶的出口

新华社科伦坡11月10日电（记者唐璐）斯里兰卡茶叶局主席维杰瓦德纳日前在此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斯里兰卡计划未来5年将对华红茶出口大幅增加至每年约2000万公斤。

维杰瓦德纳说，由于中国本身是茶叶生产大国，一直以来都不是锡兰茶主要购买国。不过，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饮用加奶红茶，这让斯里兰卡看到了很大的出口潜力。

斯里兰卡每年生产3亿公斤各类茶，主要市场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俄罗斯等国。目前，斯里兰卡每年向中国出口的红茶约为1100万公斤。因为看到中国市场潜力，斯里兰卡几家大型茶叶制造商参加了刚刚在上海结束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据维杰瓦德纳介绍，斯里兰卡政府已开始有针对性地在有潜力的锡兰红茶市场开展促销活动。斯里兰卡计划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开展为期至少半年的促销活动。维杰瓦德纳说，希望中国在未来5年内成为锡兰红茶主要买家之一。

斯里兰卡茶叶局是该国负责茶产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推动斯里兰卡茶产业发展并在全球推广和宣传锡兰茶。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11.12.

13.两部门公告：解除美国禽肉进口限

人民网北京11月14日电 据海关总署官方网站消息，今天，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解除原质检总局、原农业部联合发布的2013年第19号、2013年第103号、2014年第58号、2014年第100号、2015年第8号公告对美国禽肉进口的限制，允许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要求的美国禽肉进口。

信息来源：人民网2019.11.15.

14.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中美贸易受关税影响研究数据

当地时间5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中美贸易受关税影响研究数据。数据显示，自美对华加征关税以来，双边贸易显著下滑，美国消费者负担沉重。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降低25%，减少值约350亿美元，其中办公设备影响最大，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减少15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司经济学家Alessandro Nicita表示，中国75%对美出口保持稳定，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受关税影响的出口产品平均价格下降8%，抵消了部分关税影响，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关税成本。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数据，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350亿美元的同时，其他国家地区对美出口增加210亿美元。Alessandro Nicita认为，美国从中国进口减少额的大部分由其他国家地区补充，表明美国国内产品不能充分满足需求，特朗普以美国优先发动贸易战的理由并不成立。联合国贸发会议将持续关注中美贸易数据，希望中美两大经济体能达成贸易协议，有利于国际贸易环境及世界经济增长。

信息来源：中央广电总台2019.11.6.

15.巴基斯坦建扩大对华出口

《论坛快报》11月12日报道，巴总理商务顾问达乌德表示，巴对华出口商品将不再局限于纺织品、皮革和农产品等，而将扩大至化学品和机械工程产品等领域。达表示，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即将生效，中国将对巴特别关注的313项出口商品免征关税，覆盖每年出口价值近20亿美元的巴基斯坦商品。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19.11.12.

16.出口欧盟宠物食品的注意事项

2019-11-15 18:12  文章来源： 青岛技术性贸易措施服务平台

我国是零食类宠物食品的出口大国，近年来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一、主要品种有：

1.干粮&罐头

宠物食品是按照宠物的不同种类、不同生理阶段、不同营养需求而设计的，将多种饲料原料按照科学配比二制成的专用于宠物的视频，为宠物生长、发育、健康提供基础营养物质。

按照宠物食品的形态划分，干性宠物食品和罐装宠物食品。其中，干性宠物食品根据其水分含量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干膨化食品（水分含量一般为10%~12%）、半湿食品（水分含量一般为25%~32%）和软膨化（软干的）食品（水分含量一般为27%~32%）。目前，市售的大多数宠物干粮多属于通过挤压生产制作的干膨化宠物食品，也就是常说的干粮。罐装宠物食品一般含74%~78%水分，以鲜肉、冷冻肉类或动物副产品为主，含量为25%~75%。

2.饭&零食

按照营养成分和用途划分，可分为全营养宠物食品和其他用途宠物食品。全营养宠物食品能够满足宠物除水分以外的全部营养需求，即在某一喂食期内，作为除了水分以外的唯一营养来源时，能够满足宠物的能量、营养需求及生理需要。其他用途宠物食品主要包括各类宠物零食（如饼干、肉 棒、干肉条、香肠、牛奶骨、咬胶等）、宠物保健品（如维生素片等）和处方食品等。宠物零食、保健品等产品因营养价值各有侧重，在饲喂上不能替代典型宠物日粮。

3.成人餐&宝宝餐

按照宠物的种类与生理阶段划分，可分为一般宠物饲料和特种宠物饲料。一般宠物饲料专指犬粮和猫粮，也是目前宠物食品市场上最主流的产品。犬粮和猫粮又可根据动物品种、生理阶段等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产品。以犬粮为例，根据犬的体型细分为大型犬粮、中型犬粮和小型犬粮等；根据特定的生理阶段细分为幼犬粮、成年犬粮、妊娠等犬粮、哺乳期犬粮和老年期犬粮等；此外，还有专门针对特定宠物品种涉及的专用犬粮，如金毛巡回犬专用犬粮、贵宾犬专用犬粮、吉娃娃犬专用型犬粮等。猫粮的分类与之类似。特种宠物饲料主要指除猫、狗以外的其他宠物的食品，如观赏鸟、观赏鱼、龟、蛇等宠物饲料，目前所占宠物食品市场份额较小。

出口欧盟宠物食品的注意事项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欧之间的贸易合作将更加广泛，也将为宠物食品进军欧盟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宠物食品进入欧盟市场需关注三项问题：

1. 欧盟市场对宠物食品要求较高。欧盟的宠物食品管理法规体系包括两部分，饲料法规和兽医卫生法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较完善的法规体系之一。我国出口欧盟的宠物食品需遵守其中关于标签、包装、卫生、添加剂的使用和疫病防控等一系列严格要求。

2. 我国的宠物食品自身还存在一定问题。我国宠物食品行业起步晚，目前虽然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但由于监管依据和卫生标准的缺乏，宠物食品很大程度处于监管真空中，导致问题频发。

3. 我国出口企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开拓市场上，对宠物食品的安全性关注度不足。2016年，欧盟食品与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对我国宠物食品通报9次，具体原因包括检出沙门氏菌、黄曲霉素、含有未声明的麸质成分和肠杆菌含量超标等。

欧盟作为众多发达国家的集合体，对宠物食品的认可度高，消费能力强，市场潜力还可以进一步挖掘。饲料专家建议企业：

加强对欧盟宠物食品法规体系的研究，采取应对措施，同时可借鉴欧盟完善我国的宠物食品法规体系。

借力农业供给侧改革，从宠物食品原料供给侧、生产端入手，提升产业发展。

组织开展宠物食品企业培训宣传，提升宠物食品的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

17.印度的进出口程序

2019-11-15 18:11  文章来源： 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

计划在印度成立贸易公司，或开始与印度进行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必须了解进出口流程中所涉及的程序、利益相关方，以及所需的监管框架和文件。

在印度，进出口活动受到1992年《对外贸易（发展与法规）法》的管制。该法案授权印度联邦政府为发展和监管对外贸易作出规定。有关印度进出口活动的现行规定可在《2015—2020年对外贸易政策》获得。

进口程序

通常，有关进出口活动的程序将会涉及货物装运前的许可证和合规性，在货物卸载之后的运输和仓储，以及在放行货物之前的清关和纳税。

下面，我们将介绍在印度货物进口所涉及的程序。

1.获得进出口代码

进入印度之前，所有企业都必须获得印度外贸总局（DGFT）颁发的进出口代码（IEC）。IEC是基于交易平台生成的具有终生有效期的贸易商注册号码，是清关、货物发送以及外币汇款或收款所必需的。

注册获得IEC号码大约需要10—15天。

2.确保不同贸易法规下的法律合规

一旦获得IEC号码，企业便可以进口在印度《海关法》（1962年）第11节、《对外贸易（发展与法规）法》（1992年）和《对外贸易政策》（2015—2020年）等法律法规项下所允许的货物。

但是，某些货物——如政府明令限制或禁止的——必须获得印度外贸总局和联邦政府的附加许可。

3.取得进口许可证

为了确定进口某一特定的商业产品或服务是否需要进口许可证，进口商必须首先依据统一编码系统（HSC）或ITC（HS）对该商品进行分类。

ITC（HS）是印度贸易和进出口业务的主要分类方法。它是由印度外贸总局发布的一种8位字母数字编码，代表某种类别的货物，并且要求进口商遵守与这些货物有关的规定。

进口许可证可以是一般许可证，也可以是特定许可证。如果是一般进口许可证，货物可以从任何国家进口，而特定许可证或个人许可证只允许从特定国家进口。

进口许可证可用于进口清关、续签，通常对资本货物的有效期为24个月，对原材料组件、消耗品和备件的有效期为18个月。

4.提交报关单等单证，完成报关手续

根据印度1962年《海关法》第46条的规定，进口商在获得进口许可证后，必须在规定的进口单上提交进口声明，并提供基于永久账户号码（PAN）的业务识别号码（BIN）。进口单上提供了货物的确切性质、准确数量和价值等信息。

如果货物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进行清关，则不会像在计算机系统中所生成的那样提交正式的进口报关单（Bill of Entry）。但是，进口商必须在完成清关手续所需的处理细节后提交货物申报单。

如果进口报关单是在不使用EDI系统的情况下提交的，进口商必须提交包括原产地证书、检验证书、汇票、商业发票和装箱单等在内的证明文件。

货物装运后，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口报关单上的资料进行审核，并将其与进口货物进行比对。如果没有发现违规行为，海关官员就会发出“放行令”，允许从海关放货。

5.确定货物清关的进口税率

根据印度1975年《关税法案》第一附表的规定，印度对进口货物征收基本关税，并征收反倾销税、保障税和社会福利附加税等具体关税。

此外，根据新的商品及服务税制度，印度政府征收综合消费税（IGST）。综合消费税税率取决于印度2017年《综合消费税法案》第5条附表中所指定的进口货物分类。

出口程序

与进口程序一样，计划从事出口活动的企业也需要从印度贸易总局获得IEC号码。在获得IEC号码后，出口商需要确保满足在不同的贸易法规下的所有法律要求。

此外，出口商必须确认是否需要出口许可证，并相应地向印度贸易总局申请出口许可证。

出口商还必须向印度商会注册，由印度商会签发非优惠原产地证书，证明出口货物来自印度。

进出口单据

企业在印度进行进出口活动时，需要提交一套文件。这些文件包括买卖双方交换的商业文件，以及与海关、税务、许可证当局等各种监管部门和进出口促进机构打交道时的管理文件。

印度的2015—2020年《对外贸易政策》涉及以下商业文件。

•提单或空运提单；

•商业发票和装箱单；

•装运单或出口单或进口单。

可根据情况要求，提供原产地证书和检验证书等附加文件。

重要的监管文件包括以下几种。

• 消费税申报表；

• 商品和服务税退税表；

• 交换控制声明；

• 银行变现凭证；

• 注册及会员证书。

注册及会员证书可根据2015—2020年《对外贸易政策》帮助出口商和进口商获得利益或让步。 2019.11.18.转载自WTO咨询网

18.巴西获对华出口资质肉类加工厂新增13家 总数已超百家2019-11-15 17:59  文章来源： 南美侨报网

巴西农业部部长特蕾莎•克里斯蒂娜（Tereza Cristina）12日宣布，又有13家巴西肉类加工厂获得了对中国出口的资质，包括5家猪肉加工厂、5家牛肉加工厂和3家禽肉加工厂。目前，获得对华出口资质的巴西肉类加工厂由89家增至102家。

综合巴西网站“G1”“Comex do Brasil”报道，这批最新获得对华出口资质的肉类加工厂分属JBS、BRF、Marfrig等巴西肉类行业巨头，其中6家位于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圣保罗州（S?o Paulo）和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分别有2家，戈亚斯州（Goiás）、南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 do Sul）和巴拉那州（Paraná）分别有1家。

目前，巴西共有102家肉类加工厂获得了对华出口资质，包括16家猪肉加工厂、46家鸡肉加工厂、39家牛肉加工厂和1家驴肉加工厂。

巴西动物蛋白协会（ABPA）主席弗朗西斯科•杜拉（Francisco Turra）说，新获得资质的肉类加工厂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巴西肉类出口方面的重要性。“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前夕，这一消息为中巴两国在粮食安全和扩大外贸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定下了基调。如今巴西已经是中国主要的鸡肉供应商，现在必须扩大其在猪肉销售中的参与度。”他说。

中国是巴西的肉类进口大户，今年以来，巴西出口的猪肉和鸡肉中分别有31.4%和13.3%运往中国。今年前10个月，中国从巴西进口了18.31万吨猪肉（同比增长40%），创收4.298亿美元（+66%）；中国买走的鸡肉则达到了44.47万吨（+22%），进口额为9.317亿美元（+38%）。

在牛肉方面，去年中国从巴西买走了14.8亿美元的牛肉，今年前10个月，更是达到了16.4亿美元。

此外，不止是中国，巴西肉类加工厂也获得了其他国家的青睐。11日，沙特阿拉伯新批准了8家巴西加工厂对其出口牛肉和牛肉制品。2019.11.18.转载自WTO咨询网

19.《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8-2019)》关注涉“一带一路”沿线商事争议案件总结案件特点提出防范风险建议

2019-11-13 18:02  文章来源： 法制日报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8-2019)》(以下简称2018-2019年度报告)中英文版近日在京发布。作为国内唯一专门针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所做的年度总结，2018-2019年度报告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对典型案例的剖析，首次总结涉“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商事争议案件的特点和特色、当事人处理涉外商事争议案件的经验与启示，并提出风险防范建议。

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每年开展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系列研究项目，受到业内广泛关注。2018-2019年度报告是第五次年度报告。

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说，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事业始于1956年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设立的贸仲，迄今已经历63年发展历程。63年来，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工作始终与共和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脉搏共鸣，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长足发展。自1995年仲裁法实施以来，更是取得了世界关注的新进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新格局。以贸仲为例，2016至2018年连续三年，贸仲受理案件总量迅速增长，2018年涉案标的额首次突破千亿元人民币大关，标的额上亿元案件达171件；贸仲在60余年积累的大量富有成效的案件管理经验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打造出先进的仲裁规则、一流的仲裁员队伍和优秀的案件经办秘书队伍。

据王承杰介绍，2018-2019年度报告主要呈现以下亮点：一是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概况部分，为追求研究的时效性，与往年年度报告立足当年度数据相比，2018-2019年度报告涵盖了2018年度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据和2018年-2019年6月份的仲裁实践概况，并对此进行梳理分析，概述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政策和法制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理论研究的动态进展。

二是进行了“中国涉‘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仲裁实践观察”，从贸仲审结的涉“一带一路”国家仲裁案件中，搜集和选取了263件典型案例，在隐去当事人、仲裁员、案号等信息后，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对典型案例的剖析，首次总结了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商事争议案件的特点和特色，当事人处理涉外商事争议案件的经验与启示，并提出风险防范的建议。

三是紧密结合实践热点难点，以近几年业务发展最为迅猛、市场交易规模巨大、涉及法律问题相对复杂多样以及违约纠纷频发的资产管理业务为视角，就金融纠纷案件处理的最新发展、问题和挑战进行论述和分析，完成了“中国金融仲裁实践观察”。

四是关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值中国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又称《新加坡公约》)之际，以专章介绍《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和基本内容，着重分析了公约项下的调解与仲裁程序中调解的关系，以及加入公约对中国现行立法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加入公约后现有“调解中心”开展调解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五是继续由曾经长期从事全国涉外仲裁案件司法审查与监督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完成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情况的研究，相关数据具有权威性，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评论视角亦可反映我国司法的主流意见，使年度报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意义。（记者 张维）

20.商务知识---中央银行金融稽核有哪些特点？

金融稽核亦称"金融内审"，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稽核部门对本单位及所属机构的业务活动和经济效益，运用专门的办法，就其真实性、合法性、正确性、完整性，作出客观评价的经济监督活动。它是金融外审的基础。金融稽核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稽核部门对本系统、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分级稽核和各金融机构内设的审计、稽核部门对本单位及其分支机构的分级审计稽核。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稽核部门，在金融体系中起着指导和协调的作用。金融稽核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在我国，1978年，国务院决定银行设立监察部门，担负对金融业务监督检查任务。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会计司设立稽核处，拟定了稽核暂行办法。1983年，我国重建审计监督制度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置了稽核司，各专业银行也相继设立了稽核机构，建立了稽核制度，形成了独立的稽核体系。

金融稽核属于经济再监督形式，处于高层位置。其特点主要是中央银行稽核的特点，有三个方面:①稽核监督对象点多面广。②稽核监督任务重，国外中央银行稽核的任务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避免金融危机，中国金融稽核是维护国家金融方针政策的严肃性，即要为实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服务，又要促进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③稽核监督的要求高，这主要是由金融稽核的综合性决定的。稽核要接触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对查出的大量问题要分门别类作出处理，要求稽核干部必须具备全面的金融业务知识和较高的政策水平。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