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观察：多边主义仍是联大舞台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时表示，我们要继续倡导多边主义，带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历来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继续发出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声音。与会各国也纷纷在联大舞台上唱响多边主义，呼吁坚决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

多边主义仍是主旋律

多边主义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联合国是最大的国际多边舞台。在17日举行的本届联大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本届联大主席穆罕默德-班迪都强调，国际社会应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维护多边主义不仅是联合国的呼声，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众多国家领导人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意愿和决心。

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表示，全世界面临巨大而多样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在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难民和移民等问题上采取多边行动。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发言说，我们支持多边主义，因为只有多边主义才能有效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在联大期间举行的诸多活动中，维护多边主义始终是主流声音。

穆罕默德-班迪24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开幕式上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多边主义的成果，而推动多边主义是人类应对当前及未来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的唯一选择。

在25日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外长会上，与会各方表示，由美方极限施压引发的局势紧张升级，再次说明继续维护和全面执行伊核协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方强调将保持政治团结，尽快采取必要行动，全力维护这一多边外交重要成果。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在本届联大期间继续发出支持弘扬多边主义的声音，并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王毅23日在出席联大期间会见穆罕默德-班迪时表示，广大会员国对加强多边主义的紧迫感存在高度共识。明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中国支持联合国举办好系列纪念活动，弘扬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坚决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维护好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方的表态和一贯维护多边主义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穆罕默德-班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坚持多边主义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凌驾于联合国之上。感谢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重要贡献，热切期待中国继续大力支持联合国工作。

第73届联大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对世界安全、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对此非常赞赏。中国领导人对多边主义一贯且强有力的支持，对联合国来说无疑是一场“久旱后的及时雨”。

单边主义言行受冷遇

就在联大维护多边主义呼声高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联大发言时又抛出了杂音，他说未来不属于全球主义者，而属于爱国者。此言一出，在联大遭遇嘘声一片。

美国《政治报》网站24日报道称，特朗普为民族主义和个体国家主权进行了大力辩解，同时也批评了全球化，并针对多边主义的妥协发出了警告，包括大肆吹嘘美军事霸权。

法国总统马克龙反驳特朗普说，我不相信我们经历的危机可以通过孤立主义来解决。我坚信爱国主义，但爱国主义不仅包括爱自己的国家，还包括一种全球视野。我相信主权独立，但也需要合作。多边机制的基础是合作。我们必须重塑强大、务实的多边主义。没有合作就没有解决方案。

对于美国单边主义言行在联大受到的冷遇，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5日刊登文章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对世界第一大国领导人的讲话所表现出的冷淡。公众感到厌烦，对其讲话一次都没有做出反应和鼓掌。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9.28.

2.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

2019-10-08 文章来源： “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微信公众号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罗仪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一、引言

以2010年前后为分水岭，国际体系及其主要行为体的互动方式呈现一些重要的新特征。这一时期，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欧洲则先后因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而实力受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更加积极自信，其角色逐渐由参与者转向为引领者。同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国的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色彩日益浓厚。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竞争者”，这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这种发展态势。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核心议题。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作为崛起国将国际制度作为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地位的 重要工具和平台，在国际体系中做出积极的“建制”和“改制”努力，谋求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国则坚决捍卫对自身有利的国际制度体系。国际制度竞争逐渐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新特质。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主要由中美两个大国驱动的国际制度竞争遍布政治、安全、贸易、金融、投资、能源、气候甚至太空与网络治理等诸多领域。当然，制度竞争并不局限在中美之间，美欧、中日甚至中俄之间在区域层面也围绕某些国际制度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竞争。概言之，国际制度竞争已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体系的变革而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中一种典型且不容忽视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加强对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首先，它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中长盛不衰的国际制度研究的内容与视角。过去，国际制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形成与设计、制度的选择与变迁、制度的影响效应等内容。近十余年来关于国际制度与国内层面互动的研究也在不断兴起，但总体上对制度间关系（尤其是制度竞争关系）的关注相对较少，国际制度竞争是国际制度研究的新兴领域。其次，国际制度竞争研究也能为崛起中的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国际制度获得与实力相称的国际权力与地位的实践提供一些理论指引。简言之，国际制度竞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政策意义。在过去几年里，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开始意识到国际制度竞争这一新现象的重要学术意义，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该议题的研究中，并且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探索。

本文通过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国际制度竞争的内在逻辑，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厘清部分方向。在阐述国际制度竞争的概念与简述其历史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和对比了国内外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学术研究，并依次从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与秩序之争这四种维度总结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践特征。本文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探讨引出国内学者更多元、更成熟的国际制度竞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

二、国际制度竞争：研究议程和相关理论

国际制度竞争属于内含更为广泛的制度竞争的一部分。作为一项日益重要的研究议程，围绕国际制度竞争展开的探讨得益于其他层次的制度竞争研究中的既有理论成果。厘清制度竞争的不同层次及其相关的理论成果是理解国际制度竞争的内含与内在逻辑的基础。

（一）制度竞争的三个层次

根据制度内含与竞争主体的差异，制度竞争分为国内、国家间与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国内制度竞争的研究主要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产生的；关注国家间制度竞争的学者的学科背景较为多样，其中比较政治经济学者是研究的主力军；国际层次的制度竞争研究则主要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推进，在研究范围与议题领域上相较于前两者都有较大扩展。需要注意的是，三者对制度的定义有所差异。

国内层次的制度竞争研究集中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提出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型”（蒂布特模型）可以视为制度竞争概念的雏形。该模型描述和总结了不同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围绕公共产品供给展开竞争的情形与规律。此后，制度竞争开始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并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而形成一股研究热潮。相关研究假设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或税收支付者（taxpayers）可以在不同地域之间自由流动，各地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或者税收支付者进入本地区，竞相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如低税收、低地租）或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如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由此在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制度竞争之势。这类研究中的制度泛指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市场规则与经济政策，强调制度安排会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

国家间制度竞争的研究是国内制度竞争研究的自然延伸，在竞争主体由地方政府上升为各国中央政府后，制度的内涵也由经济政策与法律升级为更为宏观的国家政治或经济体制。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者也关注这一研究议程，但代表性成果主要产生于比较政治学与比较经济学（或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国家间制度竞争研究的兴起有两方面的现实动因，相关研究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大量出现，企业投资、人才迁移、资本流动不再局限于一国境内，地方政府之间对于吸引流动生产要素的竞争也逐渐转变为各国中央政府之间的竞争。一般认为，对于流动生产要素，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比本土主义或保护主义的经济制度更具吸引力，民主的政治体制比威权或专制政府更具吸引力。二是冷战的推动，美苏的战略竞争不仅现为对世界领导权的竞逐，也是美国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苏联领衔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受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两种对立互斥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因此研究结论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

随着美苏冷战烈度的日趋下降以及东西方国家发展差距的逐渐拉大，西方学者转而开始挖掘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多样性，评判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制度模式的优劣得失与互动关系。他们一方面肯定了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存在“优胜劣汰”或“后来居上”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竞争压力可能对制度的动态变迁与改进产生积极影响。

总体而言，国家间层次的制度竞争研究关注一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优劣及其绩效，通常涉及多个国家的制度比较、一国在不同制度之间的选择和制度变迁问题。其主要贡献在于进一步界定了制度竞争的研究路径（比较制度分析）、本质表现（制度选择）与影响效应（制度变迁），这些基本要素成为此后制度竞争研究无法绕开的方法和概念。

国际体系层次的制度竞争研究是在上述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开始关注制度竞争研究之前，已有经济学者总结了制度竞争的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国家间选择制度和制度体系的竞争，竞争主体是国家，竞争内容是国家制度，这正是国家间层次的制度竞争；其二是国际行为体为建立国际制度、国际组织而展开的竞争，竞争目的在于取得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本质上是国际层次的制度竞争。国际制度竞争研究集中兴起于2010年前后，主要源于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崛起、中美竞争加剧与国际制度体系发生变化的现实的思考与回应。因此，其中很多研究都是围绕中美竞争或者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而展开。由于国际制度竞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IPE学者对此项研究议程的关注更多。

作为一项研究议程，国际制度竞争本质上处于制度互动（或制度间关系）的框架之中，而国际层面的制度互动大致包含制度间合作与制度间竞争两种情形。奥兰•扬（Oran Ｒ.Young）等制度主义学者在制度互动（institutional interplay）或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transformation）的框架下较早地开展了近似国际制度竞争研究的相关探索。扬提出了推动制度转型的三种因素：内部矛盾、潜在的权力结构变化和外部压力。其中，外部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其他制度的变化，即一种制度的变化迫使另一种制度也做出改变，这本质上就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表现。此外，有关制度交叠/重叠（institutional overlapping）、制度复杂性/复合体（institution/regime complexity/com-plex）的研究议程则在制度联系/互动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互动结果的分析，认为制度间互动既可能促进制度协同增效，也可能导致制度破坏。

上述学者并未直接提出国际制度竞争的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国际制度竞争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李巍最早直接使用了“国际制度竞争”的概念，用以形容中美“极力捍卫对自身有利的旧制度，推动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制度”的战略关系特征。2015年，他和张玉环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制度竞争”的学术概念并规范其含义，随后又提出了解释国际制度竞争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一系列案例分析不断充实这一研究议程。此后，不少学者开始使用国际制度竞争的概念，各自在不同议题领域基于多元理论视角推动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

国际制度竞争存在多种分类方式。若以竞争方式为标准，国际制度竞争可以分为制度间竞争与制度内竞争。苏长和与田野等学者总结了当前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三种主要方式，包括转变已有的国际制度（转制）、改造既有的制度（改制）与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建制）。这三种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冲击了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引起了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者或守成者的抵触甚至对抗，由此导致国际制度竞争。其中，“转制”与“建制”产生的是制度间竞争，而“改制”则引发制度内竞争。典型的制度间竞争案例是二十国集团（G20）取代八国或七国集团（G8/ G7）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的争论与博弈则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制度内竞争案例。

以制度层次为标准，国际制度竞争也可以分为全球制度竞争与区域制度竞争。G20与G8/G7的竞争以及WTO内的规则竞争都属于全球制度竞争，而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主要由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发展援助方面存在的竞争关系则是区域制度竞争的案例。

（二）国际制度竞争的四种相关理论

基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国际制度竞争研究存在多个研究视角。迄今为止，有助于理解国际制度竞争的理论视角大致有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 institutionalis m）、制度现实主义（institutional realis m）、竞争性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 m）和制度非中性（institutional non-neutrality）四种。其中，现实制度主义最直接地致力于解释国际制度竞争，其余三种理论的理论框架和关键概念则或多或少对理解国际制度竞争提供了一些帮助。

李巍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是专门针对国际制度竞争这一研究议程的理论框架，该理论的自我定位就是国际制度竞争理论。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既为制度成员国提供了普遍性的公共服务，又能被制度领导国“私有化”为特殊性的权力工具。在此基础上，现实制度主义提出了影响国际制度竞争结果的三大因素：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功能以及国际制度自身的结构合理性。李巍集中分析了中美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大议题领域中的国际制度竞争，但有意“回避”了安全问题，因此现实制度主义是标准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贺凯提出的制度现实主义是从制度成员（国家）的角度来解释国家如何利用国际制度来实现战略目的。制度现实主义强调，面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时，经济相互依赖促使国家采用制度制衡战略。领导人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感知越强烈，该国采用制度制衡战略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该国更容易采取权力制衡战略。此外，国家实力分布影响着国家对包容性或排他性制度制衡的选择。贺凯主要将该理论用于分析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制度化现象，回答的是“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制度制衡’战略以应对体系压力”的问题。该理论的内核在于制度制衡而非制度竞争，但是国家之间的制度制衡客观上会导致制度竞争。不过在制度现实主义成型的时期，中国还没有在国际体系中大规模地“建制”和“改制”。

现实制度主义与制度现实主义都寻求对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折中，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就理论解释的核心问题而言，制度现实主义关注的是国家在制度制衡与权力制衡之间的战略选择，而现实制度主义则重点探讨国际制度竞争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两者对于国际制度属性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前者把制度视为国家的制衡工具，国际制度是没有独立性的附属品；后者在承认国际制度是国家权力工具的基础上，还强调制度的公共服务功能。总体而言，制度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认知仍然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即“制衡与被制衡”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与小国之间）互动的主要特征，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权力零和博弈”的思想；现实制度主义所描述与解释的世界则处于“国家在竞争中合作（或者在合作中竞争）”的状态，国际体系的运行需要国际制度发挥公共产品的治理作用。两种理论的差别体现了对世界认识的差异。

茱莉娅•莫尔斯（Julia Morse）和罗伯特•基欧汉（Ｒobert OKeohane）提出的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理解国际制度竞争的第三种视角。根据他们的定义，竞争性多边主义是指国家、多边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为了挑战现有多边机制的规则、实施和使命，将其焦点从一个已有的制度转移到另一制度上，或者创建了一个替代性的多边制度。他们把多边主义定义为国际制度，事实上就是在讨论国际制度竞争。竞争性多边主义理论强调，国际制度未能满足制度成员的利益或者国际行为体对既有制度感到不满是产生国际制度竞争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性多边主义仅探讨制度间竞争的问题，不涉及制度内竞争的情况。而且竞争性多边主义理论目前还没有提供一个理解国际制度竞争的完整框架。

张宇燕以制度非中性为核心概念提出了制度研究的新框架。该框架虽然不直接涉及国际制度竞争，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制度竞争的成因，而且不少研究也将其运用于分析现实的国际制度竞争案例。张宇燕基于现实主义视角，强调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同一国际制度中的获益是不对等的，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的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制度的非中性和非唯一性（即在同一议题领域或同一区域可能存在多个国际制度）为国家在国际制度之间的选择创造了空间，这是国际制度竞争兴起的重要原因。门洪华在继承和发展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的理论的基础上，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系统研究了美国的制度霸权问题。其研究本质上是对制度非中性理论的一次现实论证，也为后来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现实制度主义强调领导国会将国际制度“私有化”也来源于此。

在上述四种理论视角中，制度非中性理论的出发点是制度本身的特征，制度现实主义与竞争性多边主义重点关注的是制度成员国的动机与行为，现实制度主义则探讨了国际制度竞争兴起的原因、进程和后果。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直接阐述或间接触及了国际制度竞争这一现象。

（三）国际制度竞争的历史与类型

尽管国际制度竞争正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之一，但它并非全新的国际现象。历史上，尤其是自20世纪上半叶国际制度开始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以来，国际制度竞争就可零星见于全球或区域层面的国际关系之中。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的“怀特计划”和英国的“凯恩斯计划”的较量就包含了两类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规则的竞争。前者主张“存款”原则，即设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后者采取“透支”原则，主张建立一个国际清算联盟（类似于世界性中央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以科技军备竞赛和联盟对抗著称，其中联盟对抗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国际制度竞争的内容。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这表现为美国领导的马歇尔计划和苏联推行的莫洛托夫计划在欧洲大陆上的抗衡。两种行动计划分别指导成立了两个对立的国际机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军事安全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存在持续的尖锐竞争关系。1960年，为了抗衡由法国、德国主导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联合瑞典、挪威、瑞士、奥地利、丹麦和葡萄牙六个国家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下简称欧贸联）。在此背景下，法国和德国又力促欧洲经济共同体与瑞典、瑞士、奥地利、葡萄牙、冰岛、列支敦士登、芬兰签约成立欧洲自由贸易区，两大区域贸易制度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这一竞争以1972年年底英国与丹麦退出欧贸联、加入欧共体而宣告结束。

总体而言，历史上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或世界大国并存的背景下，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大国主要依靠军事征服和意识形态扩散（而不是国际制度）来获取世界/区域领导权，国际制度竞争并不突出。直到中国崛起并更加突出地利用国际制度来获取国际话语权乃至领导权，国际制度竞争这一现象的重要性才日益凸显。

纵观国际制度竞争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基于制度的类型将国际制度竞争划分为四种主要表现形式，分别是国际规则/规范竞争（如怀特计划中的“存款”原则与凯恩斯计划中的“透支”原则）、国际机制竞争（如欧贸联与欧洲自贸区、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和国际机构/组织竞争（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以及建立于各种形态的国际制度竞争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竞争——比如主要由美苏驱动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与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之争以及主要由英美驱动的殖民主义秩序和主权国家秩序之争。国际制度竞争中根据制度化水平由低至高存在四个基本维度：规则和规范是机制稳定运行的基础，规则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最原始、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对规则的落实往往需要具体的机制来执行，规则之争就升级为机制之争；国际机构是对国际机制的升级，其在制度的正式性等方面就比国际机制更胜一筹。规则、机制与机构共同决定了国际秩序的特征和形态，国家围绕国际制度展开竞争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对本国有利的国际秩序。因此，在一系列规则、机制与机构竞争的基础上，关于国际秩序的竞争也同步展开。国际秩序是指国际行为体之间形成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它的性质由国际制度的特征来框定。

三、规则之争：国际制度竞争的立基之本

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ules）是国际制度的“内核”和最原始的形态。根据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等人对国际制度的定义——“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任何形式的国际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套具体的、可执行的规则体系的基础上，规则是制度的起点，没有规则就没有制度。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国际制度竞争都涉及规则之争，围绕行为规则的制定所展开的竞争是其他三种更加复杂的国际制度竞争的基础。

广义的国际规则是指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具有指导或约束作用的一系列标准与规定。具体表现为成文的协定与条约或者不成文的原则与规范。一方面，国际规则对成员国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有助于减少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同一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各异，任何一种规则都可能导致成员国相对收益的变化，这就使得成员国（尤其是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有强烈的动机去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以最大限度地确立对本国有利的规则。因此，规则之争通常表现为不同国家对于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规则的制定通常以某一套具体的哲学理念、价值观或理论体系为依据，例如WTO在创建之初就确立的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规则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Adam S mith）的自由贸易思想，所以追根溯源，规则之争很多时候又表现为理念之争。

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其余三种形态相比，规则之争的表现形式相对简单，现实案例也较为丰富。目前国际规则的竞争已经在多个议题领域展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高度依赖相关的国际经贸规则，相比于其他议题领域，经贸领域的规则最为丰富。当前，各国围绕各种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的竞争中的最本质内容就是经贸规则的竞争。FTA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各国通过自贸区建设与谈判策略竞相创建对本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有利的贸易条款。这是当前最为常见的国际贸易规则竞争。在这一问题上，由于中国承受着异常沉重的规则竞争压力，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探索。

李巍、张玉环与孙忆的系列文章从美国、中国和中美关系这三个视角讨论了当前中美两国如何围绕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展开竞争。首先，为抗衡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崛起，美国在建设自贸区的过程中采用了“有条件准入”的原则，其目的在于将中国排除在由美国主导的自贸体系之外。其次，自贸区谈判也深入涉及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透明度、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等敏感议题，要求成员国在这些议题上与美国标准对接，而这些议题目前依然是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合作与竞争中的“软肋”。与此相对，中国在参与甚至主导自贸区规则制定的过程中，秉持所涉议题的渐进性原则和成员资格的开放性原则，谈判中也注重“双方互容”。总体而言，美国极力推进的贸易规则具有明显的“排斥性”，而中国则倾向于“开放、包容、互补”的规则体系。

近年来烈度迅速提高的中美贸易制度之争归根结底就是两国对于贸易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的争夺。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其国内立法或签署的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为蓝本制定了WTO的所有条款，极力争取“入世”的中国只能成为贸易规则的被动接受者；新世纪以来，随着贸易体量的迅速增大以及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中国也开始寻求成为经贸规则的制定者，并逐渐形成“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抗衡之势。前者主张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开放市场，应该着眼于培育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后者则强调一切以贸易自由化为先，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不断对外开放国内市场。

目前，中美贸易规则竞争的“角斗场”正逐渐由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其中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最为激烈。陈兆源的研究发现，在争取亚太贸易伙伴的支持与巩固本国在该地区贸易治理的话语权上，美国热衷“高法律化”的自贸区标准，而中国更倾向于“低法律化”原则以降低自贸协定的缔约成本。这两套自贸规则分别反映了中美现阶段自贸区战略的不同逻辑——美国重在提升以本国为中心的双边、多边自贸网络的质量与制度化水平，中国则重在最大限度地扩大自由贸易的伙伴网络。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制度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国内制度在国际社会上的竞争状态的延续。当然，这里说的是广义上的国内制度，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理念等。比如，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偏好国家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偏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关系”理念，这投射到中国制定或推崇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就表现为“北京共识”与“重伙伴关系而轻法律”的具体规则理念。

此外，2018年以来WTO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制定新一代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此各国展开了激烈的国际规则竞争。竞争主要集中于三方面：第一，对等贸易规则。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的让步为前提，WTO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关税减让的非对等优惠。对此，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要求重新确立“高标准、对等、互惠”的贸易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WTO的使命之一是“促进发展”，应该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利益。不仅如此，美欧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能否被划定为“发展中国家”也持否定态度。第二，国家干预规则，即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差别问题。市场经济国家认为，政府主导型的非市场经济体破坏了“竞争中性”原则，不利于双方在自由贸易中的公平竞争，要求非市场经济体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甚至经济体制等问题上做出实质改革。非市场经济体则认为这属于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该受到外来干预。第三，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行为规则，其核心是单边主义倾向与多边主义原则的对抗。这一规则之争主要源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WTO成员加征钢铝制品关税等所体现出来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欧盟等WTO的大多数成员都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坚持WTO推崇的多边主义原则。总体而言，WTO的内部改革中蕴含的规则之争错综复杂，各成员也难以形成“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这进一步增加了WTO改革的难度。

在金融领域，两种不同的国际金融规则始终存在或明或暗的竞争。一种是以自由为导向的自由主义金融规则，另一种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义金融规则。前者是以金融自由化为主的促进型规则，而后者是以资本监管为主的约束型规则。国家行为体在两类规则之间的选择与摇摆推动着国际金融秩序演变。金融规则的竞争散见于区域与全球两个层面。比如，在欧盟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就展现出两种国际金融治理规则之间的较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紧缩财政、结构化改革”的经济理念，另一种则是在欧债危机之前与危机期间欧元区推行的“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分散”以及放松对欧元区成员的监管与约束等金融规则。事实证明，德国主张的金融治理理念能够有效缓解欧债危机，两种规则的竞争以德国式金融治理规则的胜出而暂时告一段落。在全球层面，199—1999年金融稳定论坛的建立过程就体现了欧盟与美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偏好上的分歧以及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对于欧盟提出的建立技术主导的金融稳定论坛的倡议，美国予以反对并强力推行国家主导的规则。

对外援助领域也存在一些规则/规范之争。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规范，它与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和平”规范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前者是指国家主导投资，在对外援助中坚守主权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后者则强调政治民主化与市场自由化，在对外援助时强制要求被援助国实行普选、推行市场经济以及高度注重法制和人权。“发展和平”与“自由和平”的竞争也是当前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非议甚至阻挠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

在网络空间、公海航行、全球气候、极地与外太空治理等国际公共领域也存在不少大国主导的规则竞争。这些议题的共同特征是涉及“无主之地”或者主权是否存在仍有争议的领域，往往尚未形成稳定、正式的国际规则。因此，各国具有更强烈的“抢占先机”的动机，试图在特定领域率先塑造对本国有利的规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上，当前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治理规则：一种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霸权式”治理规则，即由网络强国垄断所有关键的网络技术与资源，占据网络空间治理的主导权；另一种则是中国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推崇的“主权中心”的治理方案，即尊重国家主权，强调平等参与、对话协商等理念，坚持多边主义的原则。两种规则的竞争之势日趋激烈。在公海航行这一议题上，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展开了“如何定义航行自由”的规则竞争。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军事船只的航行应适当顾及沿海国权利和义务”以及“应符合和平目的”等原则，制定了“外国军用船只无害通过领海需要事前允许”的规则；美国对此不予承认，并坚持“无害通过无须事先得到沿海国家允许”的立场。这一规则的较量还导致双方在南海、东海区域的一系列对峙。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美国、欧盟与中国推崇的是不同的治理理念。具体而言，欧盟制定的是“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规则，美国基于自由市场哲学形成自由竞争的排放理念，而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中国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多元共生”原则。美欧中三方共同框定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竞争的基本态势。在太空治理方面，欧盟提出的国际太空行为准则（ICOC）与中俄提出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PPWT）”草案对美国坚持的“太空控制”与“太空行动自由”原则构成了挑战。美国的理念是以单方面控制来实现太空的和平与稳定，欧洲太空局（Eu-ropean Space Agency）则主张集体安全，强调以共同合作促进和平。

综上所述，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规则之争在大国间的国际领导权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围绕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一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该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正如潘忠岐所强调的，既有霸权国家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的衰落可以看作其霸权衰落的指示器，新兴国家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的提升则是其权力崛起的标志。规则之争有时在国际谈判中以正面对抗的形式出现，有时又表现为国际舞台上不同话语体系的分化，但无论在哪个议题领域、以何种形式出现，规则之争都是竞争主导国的利益冲突与战略对立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表现。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性引发了中国学者对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如何在规则之争中制胜的讨论。不少研究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角色变化（由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应将贸易、投资、电子商务和中小企业等议题作为争取规则制定权的优先领域，以实现中国在规则话语权上的突破。但是，规则之争只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起点。要想获得规则制定权，一般需要以国际机制或国际机构为载体，这决定了规则之争将引发机制之争和机构之争。

四、机制之争：国际制度竞争的普遍形态

国际机制以特定的规则为基础，却又超越了规则，是在一定的规则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程序性行为并且尚未形成实体性机构的一种制度安排。国际机制与国际机构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建立了有形的实体机构（如秘书处）以及是否拥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历史上，最典型的国际机制是各种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如G20峰会、东亚峰会等。某些有法律保障的国际安排也是国际机制的一种，如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网络。

国际机制中的成员关系相对松散，具体规则的约束性总体较低，但这些特点也赋予了国际机制较强的灵活性，其建设成本与难度相对国际机构而言较低。因此，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机制数量众多，其地理分布范围和所涉议题领域也较为广泛。此外，与规则之争这种“无形的较量”不同，国际机制具有明确的成员与非成员界限，而且通常情况下还伴随着具体的国际行为，因而其竞争状态和效果更易凸显（如国际机制创建的成败、国际机制运行的效果、机制成员的增减）、更易观察。机制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较为普遍的表现形式，目前在全球与区域（甚至次区域）等不同层面，在贸易、金融、军事安全等多个议题领域广泛存在。

在全球层面，当前最重要的机制之争当属G20、G7和金砖机制（BＲICS）之间围绕全球治理权的竞争。这三大机制的制度设计相似，都包含了首脑、部长、高官等一系列定期会议安排，都以年度的峰会宣言为核心规则和规范基础，而且都关注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以金融为主），但都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G20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联合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成员包括传统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G7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主要是为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加强国际经济协调的需要而产生；金砖机制可以视为新兴经济体共同争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的联合。G7、G20与金砖机制代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错落交织，三者的竞争关系表现为其中一种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的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另外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G20与金砖机制影响力的扩大将削弱G7。这三种机制围绕全球治理主导权的竞争可以视为全球层次的一种综合性的机制之争。在这一层次上，具体议题领域里的国际机制竞争同样“异彩纷呈”。

在贸易领域，FTA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机制，它以特定的贸易规则体系为基础，在特定的成员之间形成某种固定的机制安排。与纯粹的规则分歧不同，作为机制之争的自贸区竞争既包含制度主导国之间围绕贸易规则的较量，更体现在主导国对贸易伙伴的争取上，因此其包括规则竞争和伙伴争取两个方面。以中美自贸区竞争为例，近年来美国开始跳出盟友圈和发达国家阵营，寻求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缔结自贸协定，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在奥巴马任内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多管齐下”，在周边国家、地区大国和远距离的中东地区寻找伙伴，构建了一个广阔的自贸区网络。

近年来日本也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势介入自贸区建设竞争，其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主导推动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最终生效，成功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者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两大经济外交举措一方面是日本针对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应对之策，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日本与中美两国竞争抢占自贸区网络节点的“雄心”，而且也确实使得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日本重新回到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

在金融领域，国际机制之争由来已久，这主要集中在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用“双挂钩”机制（美元同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同美元挂钩）取代由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从而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国际机制竞争的案例。黄琪轩通过研究发现，在该案例中，“双挂钩”制度战胜金本位制度的关键在于美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其可以转化为美国的国家权力，影响英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偏好。他由此得出国际货币制度的竞争有赖于主导国权力基础的结论。

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中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国际机制，它们在全球层面展开竞争。其中，私营部门主导的治理机制（如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就与国家主导的治理机制（如国际电信联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其背后是私营部门与各国政府的较量。郎平指出，这种机制之争正在逐渐趋于制度相容，制度内部没有明确主导力量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和互联网治理论坛（GFI）等机制的成立就是这一趋势的表现。不同于上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视角，王明国主要从国家中心路径探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机制之争，即关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治理权力的竞逐。他认为，新兴国家正通过重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获取为发达国家垄断的网络治理话语权，具体行动包括推动成立关于信息安全的联合国政府专家组会议（UNGGE）、力促国际电信世界大会通过符合新兴国家利益的新《国际电信规则》、积极推进“WSIS+10”进程以及创办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和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等新的国际机制。

在全球层面之外，区域层面的机制之争也“如火如荼”，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和欧亚大陆上。在东亚和更广阔的亚太地区，各种“10+X”峰会机制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其关键在于与东亚政治经济格局存在密切利益关联的国家分别按照自身的偏好在该地区建设各种功能相似、成员交叠的国际机制，试图以此获得对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权。这些机制“势均力敌”，形成了“制度过剩”的局面，也进一步导致了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发展的滞后。东亚的机制之争揭示了制度竞争的一种可能结果，即制度之间的重叠互斥导致治理失效。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并不认同东亚的机制竞争或重叠将导向地区治理失效的观点，反而认为机制之间的竞争也可能通过加强制度本身建设和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趋同等方式为东亚一体化注入活力。黄大慧与孙忆则以国别为基础讨论了东亚地区的国际机制竞争问题。他们认为，“10+3”和“10+6”是中日两国竞争地区领导权的“竞技场”，它们分别体现了中国倾向于区域内国家的自主合作、日本热衷于拉拢域外大国制衡中国的不同制度偏好。该研究和上述东亚“制度过剩”的研究都提出影响地区治理的外部因素——美国对东亚的制度性介入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合作的走向。

中南半岛的狭窄地域内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机制竞争。世界各主要国家在中南半岛竞相通过创建各种国际机制以获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合作的主导权，其中以中国引领的澜湄合作机制和亚洲开发银行（实际上也就是日本）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竞争较为突出。对此，罗仪馥认为，中日两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和中南半岛五国公共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共同解释了为何目前澜湄合作比大湄公河机制更具竞争优势。

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大陆上两个重要的新兴国际经贸合作机制，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开始引起关注。有学者指出，中俄在欧亚地区存在地缘政治竞争，两国都怀有通过其主导机制“重塑欧亚大陆格局、改变国际经济制度、重塑世界秩序”的目标。基于此，两大机制框架下的跨国合作（如基础设施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还有学者强调，中俄经济实力以及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差距引发了两国对“一带一盟”的认知分歧。此外，实体项目合作存在自然条件、资金与技术等方面的困难，这使得两大机制的对接合作面临障碍。当然，竞争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两者无法达成合作。更多学者是在承认“一带一盟”的竞争关系与对接障碍的基础上，提出协调两大机制的各类建议，例如贸易先行、选点试验、加强公共外交与民间往来以及充分利用共有的制度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

综上所述，由于国际机制相对松散灵活，制度化水平较低，国际机制的创建成本也因之较低。国际机制已成为国家权力与利益竞争的最重要平台之一，机制竞争也成为当前国际体系中表现相对活跃也更为普遍的一种国际制度竞争形式。随着国际机制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国际机制可能升级为正式的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机制竞争就随之演变为机构或组织竞争。

五、机构之争：国际制度竞争的“高级版本”

国际机构也叫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它是拥有实体组织、专职人员和办公地点、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国际安排，可以视为国际机制的“升级版”。比如清迈倡议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国际金融机制，但为了配合其多边化进程，中日韩和东盟13国创建了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后者就是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旨在对清迈倡议成员国实施经济监测。AMRO拥有包括办公室主任在内的专职人员，在新加坡还设有秘书处。一般而言，国际机构的创建与发展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与成本，因此与国际机制相比，其在数量上、地理范围和议题领域的分布上都更为有限。但是由于国际机构的制度化水平较高，组织集体行动、实施全球和区域治理的能力也更强，围绕国际机构展开的竞争也更为激烈，国家特别是大国更有动力竞争特定国际机构的主导权。因此，机构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的更高阶段的表现形态。

截至目前，围绕国际机构的竞争在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三大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内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前文所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WTO改革过程中的贸易规则竞争非常激烈，而围绕WTO本身的存续、机构的性质、机构决策和运行程序以及机构主导权的归属等问题，主要国家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是超越规则之争的机构之争，而且属于制度内竞争。早在多哈回合中，主要国家围绕WTO机构改革的竞争已初见端倪。在2018年大国间贸易摩擦的刺激下，WTO的改革争议又一次“白热化”。美国对WTO“欲拒还迎”、表态模糊，多次阻挠WTO的正常运作，导致其实质性瘫痪，还以威胁退出的方式倒逼WTO改革。美方的要求包括强化秘书处的作用、扩大常设委员会的职能、简化协议执行流程等，其实质目的在于重获美国对WTO的主导权。欧盟、日本、中国等经济体也都在努力推动WTO向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改革，以此增强自身在未来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

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机构，世界银行和IMF内部也充满竞争，其核心是成员国围绕份额和投票权所展开的内部竞争。份额与投票权的比重直接关系到成员决策权的大小，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希望获得与其经济规模与实力相匹配的决策权，而这必须以降低美国、欧盟等既得利益者的决策权为前提，双方围绕两个机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的竞争由此产生。以IMF为例，有学者基于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指出，该机构2010年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主要表现为提高中国的份额比重和投票权，这有利于缩小成员之间的决策权差距，因此IMF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美国等成员。但是迫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国力尤其是金融实力的增长，美国最终于2016年正式接受了该改革方案。

国际金融领域的机构之争较为活跃，除世界银行和IMF的制度内竞争外，随着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不断被创建，金融机构的制度间竞争开始出现。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制度竞争就包含了两国主导的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的较量，中国的“金融建制”包括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主导建立亚投行、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金融合作等，以此抗衡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IMF和世界银行。朱杰进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世界银行与金砖银行在国际开发性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关系。他强调金砖银行的创建包含了发展中国家倒逼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发展银行改革的目标，并进一步指出金砖银行能够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服务，且后者在股权分配、治理结构等制度建设方面有所创新，因此其建立是对世界银行的“补充性竞争”。还有学者关注世界银行的新型发展融资工具——结果规划贷款（P4Ｒ）得以推出的原因。其他发展融资机构（如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兴起对世界银行形成了竞争压力，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的增强是世界银行政策创新的主要动力。

上述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结果目前还未有定论，从这些机构的生命力来看，这一竞争态势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已然盖棺定论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1997年，为了降低对美国主导的IMF危机救助的过度依赖，提升日本在东亚地区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日本曾试图拉拢东亚国家创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但最后由于美国和IMF的强烈反对和压制而中途破产。这一已成定局的案例对于当前金融机构之争的启示在于，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度竞争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权力地位与美国相比依然差距悬殊，其试图领导的AMF也就不具备与IMF抗衡的实力与底气。

在全球税收治理领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围绕国际税收规则和国际税收协调的中心地位展开了竞争。具体而言，针对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经合组织在全球税收治理中的合法性不足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为争取税收权益主张联合国在国际税收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一制度竞争的压力倒逼经合组织调整其全球税收治理模式，如争取G20背书、建立包容性的参与机制等，试图增强经合组织在全球税收治理中的合法性和主导地位。与AMF挑战IMF失败不同，联合国与经合组织的竞争导向了更为积极的结果，即被挑战一方因此不断改进，实现了挑战者与被挑战者的“制度相容”。

机构之争还存在于国际能源治理领域。根据宋亦明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国际能源署（IEA）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曾围绕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展开“冷战式”的制度竞争，前者是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后者则代表了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的利益。IEA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之间的竞争则是围绕可再生能源治理展开，实质上是美国和欧盟尤其是德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竞争。尽管这两组能源机构竞争的焦点并不一致，但两者形成制度竞争的逻辑是相似的，即能源领域中的某一重要利益攸关方的权力与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既有国际能源体系的满足，进而寄希望于创建新的能源机构以制衡或者补充原有机构。

军事安全领域的机构之争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比如，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下设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在危机管理上就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ESDP体现了欧洲国家争取本地区安全事务自主权的努力，其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获得的对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

太空合作领域也存在大国的国际机构竞争。目前，建设太空制度正逐渐成为不同太空合作联盟相互制衡的手段。中国联合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秘鲁、泰国成立了亚洲太空合作组织（APSCO），其与日本主导的亚太地区太空机构论坛（APRSAF）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两个机构的竞争表现是争夺亚太伙伴，两者都具有较为清晰的伙伴界限。中国主要与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开展太空合作，日本则积极帮助越南、缅甸等国家发展卫星技术。

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国际机构竞争主要存在于区域层面。例如欧亚大陆上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两个机构的成员和功能存在一定重合，作为两个机构的主导国，中俄两国的关系是决定两者关系走向的关键。多数中国学者强调，中俄在政治外交领域存在较为突出的共同利益，这使得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它们的竞争不是对抗性的。再比如美洲大陆上的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与美洲国家组织（OAS）。UNASUR的创立初衷就包括削弱OAS在南美洲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本质上也是巴西等国在南美洲制衡美国的“制度努力”。

机构之争与规则之争、机制之争相比竞争烈度更高，这是因为实体性的国际机构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和服务能力更强，对于制度成员国特别是主导国的价值更大，因此主要国家都竞相争夺国际机构的主导权。当今世界的几大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几乎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改制”，均存在激烈的制度内竞争。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创建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新组织和新机构出现，这加剧了旧组织和旧机构所承受的竞争压力，从而使得国际组织/机构间的竞争更加普遍。

六、秩序之争：国际制度竞争的终极目的

国际秩序是在一定的权力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规则规范、机制安排和组织机构的创立形成的稳定有序的国际行为模式。国际秩序的对立面是国际体系的无序或混乱状态，后者由于行为缺乏特定的模式而充满不确定性。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国际行为的确定性、减少国际交易的成本。尽管国际体系的所有成员都有建立稳定国际秩序的诉求，但是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却存在分歧和斗争。国际秩序构成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对于那些有国际抱负的大国而言，国际秩序关乎根本的国家战略利益，是国家为之斗争的至关重要的利益，这直接推动了国际秩序之争的兴起。

国际秩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其构建、塑造和维持最终都需要通过特定的规则规范、机制安排和组织机构来实现。以无形的规则之争为根基，再通过有形的机制之争与机构之争，世界主要大国最终追求的是构建一个更有利于本国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国推崇的规则理念可以得到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践行；在其中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机制或机构中，该国拥有相当程度的话语权甚至主导权；各成员国的行为在这些机制和机构安排的约束下变得相对可预期。

国际秩序可以是全球层次的，也可以是区域甚至双边层次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秩序，其中以欧洲协调为核心的维也纳秩序（区域秩序）、以集体安全为核心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全球秩序）以及以美苏分治为核心的雅尔塔秩序（全球秩序）就经常被视为国际秩序的典型案例。

19世纪欧洲大陆的维也纳秩序具有三个特点：其一，英国、奥地利、沙皇俄国、普鲁士和法国五个大国维持多极状态下的实力均衡。其二，以1814年维也纳会议及其相关协定为基础，五大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多个领域进行政策协调，共同管理国际体系，此后大国会议逐渐成为欧洲区域治理的重要工具。其三，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组成了“神圣同盟”（而后英国与法国又相继加入），致力于协同镇 压各国内部革命，恢复与维持欧洲君主的正统统治，这使得欧洲大陆在维也纳会议后的30年间虽然国家内部革命不断，但并未发生国家间的体系性战争，总体上处于动态稳定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是以英、美、法等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其特点包括：其一，传统的霸权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衰落，美国实力崛起但未能获得霸权，在霸权国缺失的背景下，英、美、法等大国相互牵制。其二，作为战胜国，大国共享对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性权力，主要表现为通过战败惩罚、经济手段甚至政治殖民的方式控制其他国家。其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英、美、法等大国和平共处，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等在战争的重创下暂时无法改变自身的处境或动摇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这使得国际社会暂时回归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秩序也有三个基本要素：其一，美苏两极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各自稳定的核心势力范围。其二，美苏在经济上相互隔绝、外交上相互争夺、意识形态上相互攻讦、军事上相互对抗。其三，美苏两国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互不干预对方的核心势力范围（东欧和西欧、日本）。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秩序可能是层层嵌套的，比如在冷战时期的雅尔塔秩序内部，就同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和由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模式，这是两个相互竞争的次级国际秩序。

上述国际秩序的更替都伴随着大国间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际规则、机制和机构的重构。新旧国际秩序的交替期往往是国际秩序的剧烈的竞争期。关于国际秩序竞争的学术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热点，当时这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崛起、美欧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为现实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琼•斯佩罗（Joan Spero）曾指出，当时“第三世界作为一股正在崛起的力量，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重新确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克拉斯纳也认为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南北”秩序之争，其实质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对抗与挑战。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西”冷战仍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矛盾，美国和苏联各自主导的两个秩序之间的竞争更受关注。最终，第三世界国家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无疾而终”，因为它们并没有能力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19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对冷战后全球层面的国际秩序走向的讨论较为热烈，这是以第二波国际秩序竞争热潮的出现为背景的。伊肯伯里指出，冷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霸权秩序，这种秩序不同于传统的霸权秩序，因为美国采取了秩序建设的制度模式，即通过建立和维持各种国际制度约束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关系，以此提升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同时维持美国的权力地位。

如果说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层次确立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霸权为支撑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那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则成为动摇这一秩序的起点。自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2016年以来，接连发生了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大国贸易摩擦激化等与自由主义理念相背离的事件，新旧国际秩序的竞争和轮替开始引起决策者与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内政外交政策，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冲击，这已经成为当前政界与学界的共识。西方学者关于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也展开了辩论，其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伊肯伯里为代表的“乐观派”，他们认为虽然当前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秩序正面临危机，但这一秩序不会彻底退出世界舞台，也不会被其他国际秩序取代。这是因为崛起国并不足以撼动这一国际秩序，该秩序的四大基础——自由贸易、国际制度、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另一“悲观派”的观点则与之相反，它们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正在消亡，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最终会建立起一种能够 与西方自由秩序抗衡的新型国际秩序。

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这场关于国际秩序演变的讨论，他们重点探讨和分析了当前国际秩序陷入困境的原因以及可能出现的替代性国际秩序。原有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建立在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作为整体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控制与压倒性优势之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整体性相对衰落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主要原因。除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外，美国主导的国际利益格局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自我调整（无法满足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国家的新的利益诉求），也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衰落并面临取代危机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渐进改革甚至以新秩序取代存在诸多局限的现有国际秩序怀抱有一定期望。

目前最受关注的秩序之争应属中美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塑造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王缉思总结了中美秩序之争的成因与表现。他认为，中美秩序之争源于两国力量的消长，其内核在于规则之争，美国追求世界民主，中国主张主权至上，这是根本性的政治规则冲突，而这种对立已经延伸至各个层面和各个议题领域。除了权力结构的因素之外，观念结构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差别以及发生秩序竞争的成因。美国的目的是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其主张的秩序中内嵌着一种“制衡意识”；中国追求的是国家政治安全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其推崇或努力创建的国际秩序中包含的是“合作精神”。在东亚地区，美国基于各组双边同盟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安全体系，这与中国基于多边主义规范而主导创建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大相径庭，这种并立可被视为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的较量。

不少学者还研究了具体功能性议题中的国际秩序之争。比如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国际秩序正处于演进过程中，目前同时存在以私营部门为主导、以政府为中心和以多方行为体共同主导三种国际秩序类型或发展方向。此外，由于网络空间中行为体的多样化，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不仅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力量博弈，也表现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权力竞争。

当前正在兴起的秩序之争既不是冷战时期的“东西”秩序之争，也不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南北“秩序之争，它不是对原有秩序的颠覆性破坏，更多的是一种建设性的修正和改革，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秩序之争是最根本的国际制度竞争，可以视为国际制度竞争的最高阶段与终极目的。但是国际规则、机制和机构仍然是支撑特定国际秩序的基石，对秩序之争的观察与研究最终还要回归对规则之争、机制之争和机构之争的分析。

七、结论

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由低到高构成了国际制度竞争的四种维度和形态，它们虽各具特征、自成一体，却也紧密交叠。第一，规则之争主要表现为国家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它是国际制度竞争的最初形式与根本，其余三种形态的国际制度竞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规则较量。一般情况下，规则并非运行在真空之中，它的维护和执行需要特定的机制和机构，因此规则之争通常会“升级”为机制和机构之争，而后两者则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第二，国际机制比规则更为具体、可感，其建设成本与难度与国际机构比较也相对更低，因此在当今国际治理体系中涌现出大量的国际机制，机制之争成为国际制度竞争最为普遍的形态，其分布层次和议题领域也相当多元化。第三，比国际机制更加实体化的国际机构更加不易生成、所需资源也更多，因此机构之争相对更少却更为关键，主要出现在国际开发性金融、能源、军事安全和外太空治理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少数议题领域，竞争烈度也相对较高。第四，世界主要大国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和国际机构展开权力竞争，其最终目的是要构建对本国有利甚至以本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规则之争、机制之争与机构之争最终服务于秩序之争。

从上述诸多现实案例来看，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全球和区域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领域。作为一个崛起国，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包括规则、机制和机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以之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层次都面临着既有制度主导国和霸权国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制定积极而又审慎的国际制度战略来应对复杂局面。对于学界而言，以国际制度竞争为切入点，中国学者有可能创建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 92019.10.9.转载自WTO网

3.以高水平开放为主线形成改革发展新布局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时间：2019-10-08

“十四五”是我国改革与发展事业的关键时期，需要把握扩大开放的大趋势，把高水平开放作为一条主线，不断提升改革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形成“十四五”改革发展新布局，在扩大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形成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最大的改革。“十四五”需要把握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机遇期，在高水平开放中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要对接国际基本经贸规则，并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革趋势，加快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打造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宏观体制 

一方面，“十四五”时期的海关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需要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趋势性变化做出某些调整。一方面，“十四五”时期，要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快构建区域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例如，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以东北一体化促进东北亚一体化进程、发挥海南在泛南海经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等。

以释放巨大内需潜力为主要目标推进制度创新 

第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激发内需潜力，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从产业创新到科技创新，需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利于激发创新的体制机制。第二，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变。“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第三，推动城乡体制改革，逐渐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逐步弥合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着力破解“十四五”时期市场化改革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十四五”时期要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着眼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局，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稳定民营经济发展预期，形成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合力。同时，要高度重视数字革命、科技革命趋势下的监管体制变革。在数字革命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新技术、新应用、新手段快速涌现。“十四五”需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准确应对内外部形势的新变化，推进经济体制、监管体制变革。

4.多边主义仍是主旋律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时表示，我们要继续倡导多边主义，带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历来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继续发出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声音。与会各国也纷纷在联大舞台上唱响多边主义，呼吁坚决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

多边主义仍是主旋律

多边主义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联合国是最大的国际多边舞台。在17日举行的本届联大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本届联大主席穆罕默德-班迪都强调，国际社会应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维护多边主义不仅是联合国的呼声，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众多国家领导人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意愿和决心。

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表示，全世界面临巨大而多样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在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难民和移民等问题上采取多边行动。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发言说，我们支持多边主义，因为只有多边主义才能有效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在联大期间举行的诸多活动中，维护多边主义始终是主流声音。

穆罕默德-班迪24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开幕式上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多边主义的成果，而推动多边主义是人类应对当前及未来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的唯一选择。

在25日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外长会上，与会各方表示，由美方极限施压引发的局势紧张升级，再次说明继续维护和全面执行伊核协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方强调将保持政治团结，尽快采取必要行动，全力维护这一多边外交重要成果。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在本届联大期间继续发出支持弘扬多边主义的声音，并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王毅23日在出席联大期间会见穆罕默德-班迪时表示，广大会员国对加强多边主义的紧迫感存在高度共识。明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中国支持联合国举办好系列纪念活动，弘扬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坚决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维护好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方的表态和一贯维护多边主义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穆罕默德-班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坚持多边主义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凌驾于联合国之上。感谢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重要贡献，热切期待中国继续大力支持联合国工作。

第73届联大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对世界安全、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对此非常赞赏。中国领导人对多边主义一贯且强有力的支持，对联合国来说无疑是一场“久旱后的及时雨”。

单边主义言行受冷遇

就在联大维护多边主义呼声高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联大发言时又抛出了杂音，他说未来不属于全球主义者，而属于爱国者。此言一出，在联大遭遇嘘声一片。

美国《政治报》网站24日报道称，特朗普为民族主义和个体国家主权进行了大力辩解，同时也批评了全球化，并针对多边主义的妥协发出了警告，包括大肆吹嘘美军事霸权。

法国总统马克龙反驳特朗普说，我不相信我们经历的危机可以通过孤立主义来解决。我坚信爱国主义，但爱国主义不仅包括爱自己的国家，还包括一种全球视野。我相信主权独立，但也需要合作。多边机制的基础是合作。我们必须重塑强大、务实的多边主义。没有合作就没有解决方案。

对于美国单边主义言行在联大受到的冷遇，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5日刊登文章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对世界第一大国领导人的讲话所表现出的冷淡。公众感到厌烦，对其讲话一次都没有做出反应和鼓掌。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9.28.

5.马达加斯加取消对进口食用植物油和人造黄油的临时保障措施

2019-10-09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019年10月4日，WTO保障措施委员会发布马达加斯加代表团于10月2日向其提交的保障措施通报。2019年9月24日，马达加斯加调查机关在其2家国家报纸发布消息称，考虑到国内公众利益，决定取消原定于2019年9月1日起对进口食用植物油和人造黄油（法语：Huiles végétales alimentaires et margarines）实施的临时保障措施，同时继续进行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的马达加斯加税号为15071010、15079000、15089000、15091010、15099000、15100000、15111011、15111091、15119000、15121110、15121900、15122110、15122900、15141100、15141110、15141900、15149110、15149900、15171000、15179010、15179090和15180000。

2019年8月14日，马达加斯加对进口食用植物油和人造黄油启动保障措施立案调查。

（编译自：世贸组织官网）（文　璐编译）（赵广霞校对）

6.越南对华铝型材作出反倾销终裁

2019-10-08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019年9月28日，越南工贸部发布第2942 / QD-BCT决议，对原产于中国的铝型材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决定对中国涉案企业（详见原文链接）征收2.49%～35.58%的反倾销税，有效期为5年。

2019年1月11日，越南工贸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铝型材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的越南税号为7604.10.10、7604.10.90、7604.21.90、7604.29.10和7604.29.90。

调查机关联系方式：

Phòng Điều tra bán phá giá và trợ cấp

Cục Phòng vệ thương mại - Bộ Công Thương

地址：25 Ngô Quyền, Hoàn Kiếm,Hà Nội, Việt Nam

电话：+84 24 73037898

案件负责人联系方式：

负责人：Trần Hoàng Mai

电话： (+84 24) 22.20.53.04

（编译自：越南工贸部官网）（文　璐编译）（赵广霞校对）

7.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立式金属文件柜双反调查终裁

来源：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2019-10-09

10月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立式金属文件柜双反调查终裁结果。由于没有中国企业应诉，美商务部基于不利可获得事实裁定全部中国企业倾销幅度为198.5%，补贴幅度为271.79%。根据美方调查程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2019年11月21日前对本案作出损害终裁。据美方统计，2018年我涉案产品对美出口金额约4520万美元。

8.阿联酋哈利法工业区取消75%的服务费用

时间:2019-08-14

《今日阿联酋》8月7日报道，隶属于阿布扎比港务局的阿布扎比哈利法工业区（KIZAD）宣布从本月起免除对其客户收取的75%的服务费用并降低剩余部分服务费用。据悉，自2010年以来，KIZAD工业区已吸引500多名投资者，投资额超过650亿迪拉姆，涉及矿产、油气、汽车、食品以及物流等领域。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9.巴基斯坦将施行地理标志认证

时间:2019-08-16

巴基斯坦《黎明报》8月15日报道：为保护本国产品权益，近期巴政府在国民议会中提出地理标志（GI）法案。此前由于立法空缺，一些国际品牌销售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巴国商品，但巴生产商并未因此受益，如白沙瓦凉鞋、信德印花布料和Basmati香米等。此次地理标志（GI）法案主要用于保护具有特定地理来源，并因原产地而具备独特品质和声誉的产品。通过立法，当地生产者能够在保留产品独特性的同时获得附加收益。同时，法案规定一旦地理标志注册成功，任何企业和个人未经授权使用此类地理标志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10.周其仁：中国公司去做全球生意

文章来源：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2019.9.19.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上海愿景与静安方案”跨界高端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进一步开放潜力巨大。国际公司到了中国，做中国的生意是全球化，但更重要的全球化是中国公司去做全球生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潮流，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未来还会更具有趋势性。

中国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其他领域，中国与世界融合程度仍属有限。从8个维度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仍有很大空间来增进与世界的融合。8个维度包括：中国占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1%，但服务贸易额仅占全球总额的6%左右；中国的银行系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排名均居全球前三，但外资参与度仍相对有限，占比不足6%；虽然中国拥有110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但他们的海外营收占比不到20%，而标普500企业平均占比为44%；2018年，中国出境游达到1.5亿人次，另一方面，移民中国的外国人仅占全球移民总数的0.2%；中国的研发支出位居全球第二，但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6倍；中国有8.02亿网民，但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仅为美国的20%，与新加坡规模相当；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占到全球的45%，但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8%；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全球第二，但中国排名前十的音乐人在全球领先的某个音乐流媒体的订阅量仅为韩国前十大顶尖艺人的3%。（张悦辑）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11.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典范

2848家参展企业、7000个展位、90场经贸促进活动……日前闭幕的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吸引了国内外企业及相关人士的广泛参与，这既是东博会取得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东盟合作交出的新答卷。一系列论坛上，众多官员和企业家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充满信心。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反全球化情绪冲击多边贸易体系等复杂局势下，中国—东盟自贸区正用实实在在的成绩，传递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成为开放合作的典范。

超级市场“敞开大门”

2009年1月1日，为适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需要，中国南宁—越南河内（嘉林）国际列车正式开通，单程396公里，设有8个站点。

“这趟国际列车开通以来，客流量不断增长，高峰时期甚至一票难求。”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国际车队党总支书记周建国介绍，截至目前，中越国际列车已累计运送旅客44万多人次，涵盖100多个国家。

繁忙的列车见证的是一个超级市场的成长。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在中国—东盟“10+1”合作共赢模式框架下，双边贸易迎来了更多的机遇、更大的市场和更优化的资源配置空间。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东盟贸易额为2927.8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就达到了2918.5亿美元。9年间，这个惠及近2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表现抢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说，关税的减免、贸易壁垒的破除，以及中国和东盟进出口商品的高度互补性，助推了中国—东盟经贸快速发展。

区域合作“多点开花”

伴随着自贸区建设，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大门越敞越开。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与投资市场的开放。升级版的自贸区带动区域合作走向纵深。

自贸区内，金融服务日趋便利。区域间的国际产能合作不断加快。“2013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制造业领域投资了400多个项目，其中，中国中车建成马来西亚首个‘铁路工厂’，吉利公司也与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展开合作。”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教授钟志强说。

一批跨境经贸合作园区正迅速做大。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徐根罗介绍，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合作园区这一平台投资东盟，近年来罗勇工业园入园企业快速增加，目前已吸引130家中资企业落户，有的企业还填补了东盟相关产业的空白。

城市间的合作也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建设的亮点之一。“柬埔寨多个省市与中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进行信息互享，相互支持，共同合作。近几年，西哈努克省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这离不开中国投资的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郭忠南说。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不断完善和一系列有力措施的出台，可以看到我们之间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合作都在不断加强。”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谢无敌说。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邱小平在出席东博会相关论坛时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和东盟投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增强。

“南宁渠道”作用凸显

已经成功举办了16届的东博会，与自贸区的发展一路相伴，紧扣自贸区建设进程，不断畅通“南宁渠道”，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助推器”。

“东博会的展览内容为中国—东盟自贸区‘量身定制’，高度集中11国的企业、商品、项目资金等信息，将自贸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从政府层面推进到企业层面，服务自贸区的升级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杨晋柏说。

据了解，东博会框架下已累计举办了200多个会议论坛，涵盖40多个领域，建立起多领域合作机制，推动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中国—东盟信息港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东盟连续多年成为广西最大贸易伙伴和广西企业最大的“走出去”投资目的地。

“广西有丰富的资源，有独特的区位，和面向东盟开放的政策优势，中关村企业到这来能够实现技术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翟立新说。今年东博会期间，首次来到南宁的泰国程逸府副府尹皮帕·巴占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西拥有平台优势，借道广西为当地榴莲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

携手奋进再谱新篇

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全球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正由快速成长期迈入提质升级的成熟期，朝着更大、更高水平的开放市场前行，互利共赢的“合奏曲”越奏越响。

去年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完成了中国和东盟十国所有的国内程序，全面生效。今年8月，海关总署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经修订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

“我们乐见这个自贸区进一步向前推进和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第16届东博会开幕大会上致辞时说，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成为一个典范。

今年是落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开局之年，202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将迎来建成10周年。余淼杰等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成就表明，自由贸易才能实现共赢。菲律宾菲华青年企业家商会名誉会长李天荣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专家表示，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进入全方位发展新阶段，双方将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12.中美新的磋商不能靠“用计”来实现突破，它必须是解决艰难问题老老实实的谈判

在中美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举行的前夕，美国商务部于北京时间8日宣布将28家中国机构和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它们“涉嫌打压新疆的穆斯林”。另外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再次表示贸易谈判必须解决所谓中国的“七宗罪”，包括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美国方面还同时发出了中美新一轮磋商有可能取得额外进展的乐观估计，相互矛盾的信息可谓不胜枚举，这一切让两国磋商开启前的氛围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美方在以它的方式为中美新一轮磋商开展紧锣密鼓的准备，把极限施压和释放乐观信息混杂起来使用。美方在谈判前行动的密集程度常常对应了它对谈判的实际重视程度，美方的这种打法应当说已经很老套，中方也已相当熟悉了。

美方出多大的牌，中方都已经见过了，华盛顿如果想再打一张牌，产生超过以往出牌的心理奇效，已完全不现实。中美新的磋商不能靠“用计”来实现突破，它必须是解决艰难问题老老实实的谈判。

一年半多下来，中美可谓已经相互知根知底了，无论美方再为贸易战增加多少筹码，都已在中方的战略预期之中，我们也为更糟糕的情况预备了充分的承受力。中方希望达成协议，但并未给自己制定紧迫的时间表，我们相信瓜熟才能蒂落，这已是中方应对贸易战的稳健方略。

目前无论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都对两国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不抱太高期望。原因是两国的贸易分歧显然还有不少，美方的态度不够诚恳，使得双方包括其他冲突点的整体战线越来越长，战略上的互不信任仍在增加。为达成协议，需要中美两国政府真正拿出政治决心，并做出重大努力。

美方一直强调自己的实力优势，但问题在于，它的实际优势程度远远支持不了其向中国提出的要价，而华盛顿似乎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一点。贸易战持续了这么久，如果说它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就是应该帮助双方都搞清楚自己的要求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过去的近20个月已经足够完成这样的厘清了，两国人民无需再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了。

《纽约时报》7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美方针对贸易战的几大误判，包括中国不会采取反制措施，贸易战会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贸易战是可以轻松赢得的有益战争，美国农民将是贸易战的最大获益者之一，美国贸易赤字将因贸易战而消除等等。那篇文章写得挺客观的，但它少写了美方最大的一个误判，那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处在意志崩溃的边缘，只要再多加一点压力，多增一波关税，中国将可能在下一秒妥协。

中国代表团是带着诚意去华盛顿开展新一轮磋商的，这种诚意经历了打打谈谈的锤炼，变得更加成熟。中美需要一个协议，这是两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真实呼唤。达成协议对双方都必须比将贸易战持续下去是一种实质性的改善，这是底线。协议不能是对某一方的新的胁迫。

美方在谈判之前搞的动作与双方谈判的实质内容没有关系，它们只会对脆弱的神经形成考验。将28家中国实体拉入制裁清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将很有限，这一佯攻不会分散中方的谈判注意力和意志。

中美两大经济体处在塑造21世纪国际关系的前沿位置，双方只能摸索相互能够接受的关系模式。什么是贸易的公平、合理，需要在磨合中加以定义。这些概念本身就内含了双边和多边因素，不是单方面说了算的。我们希望过往打打谈谈的过程能够最终贡献出一些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将中美之间分歧的鸿沟越挖越深。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2019.10.9.

13.印度或逐步对80%中国产品减免

据印度《经济时报》9月28日报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正在越南进行最新一次谈判，印度政府正与RCEP主要谈判方接触，商讨减免关税等细节。报道援引一名官员的话说，签署RCEP后，印度可能逐步对80%的中国产品减免关税，“这一妥协比对其他国家要少”，如印度计划对86%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商品减免关税，对90%的东盟、日本、韩国商品减免关税。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2019.10.8.

14.不合格！我国出口欧盟菠萝罐头和厨具被通报

2019-10-09  文章来源： 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19年9月24日，欧盟通报我国出口菠萝罐头和厨具不合格。具体通报内容如下：

据了解，不合格菠萝罐头销至了比利时、法国、爱尔兰、荷兰、波兰和英国。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业，要注意食品接触性材料中各物质的迁移量，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规避出口风险。

15.WTO即将批准美国就欧盟违规补贴空客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美贸易战箭在弦上？

2019-10-08 17:45  文章来源： 界面新闻

记者 | 特约记者 钱伯彦 发自德国

一场历时十五年的漫长诉讼暂时告一段落。

9月16日开始的一周内，包括美国《Politico》、法国《回声报》、德国《商报》在内的等各大商业媒体陆续确认，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认定欧盟存在违规补贴空中客车集团（下称空客）的行为，并最快于9月底之前做出最终判决。

尽管空客目前仍以WTO尚未最终判决为由，拒绝对外透露任何信息，但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先后向媒体确认了该消息的真实性。法国政府预计美国将在一个月之内对空客和欧盟祭出税率达100%的关税大棒，最终甚至将危及法国数千个工作岗位。

这起旷日持久的诉讼由美国在2004年向WTO提起，主要指控英、德、法、西班牙四个欧洲国家在A380和A350项目中给予了空客违规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在该起诉讼中获得阶段性胜利意味着，美国有权向欧盟征收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补偿性关税。这笔关税的具体金额目前仍不得而知，也是WTO内部争论的焦点之一，但预计数额将在每年50亿至80亿美元之间。

WTO此次出台判决结果的时间点对美方相当有利。一年以来，波音都因埃航和狮航的两起737 MAX坠机事件而焦头烂额，而试图力挽狂澜的新机型777X又在9月7日的飞行测试中爆出舱门脱落的负面新闻。如今借此机会，美国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关税将空客排挤出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民航市场，并让波音获得暂时的喘息之机。

不过，美国的兴奋能持续多久，并不好说。

首先，这一大笔被WTO开绿灯的补偿性关税大部分都具体针对A380项目。虽说A380项目收到法、德两国政府几乎无息的贷款支持一事早已是公开的秘 密，但空客已于今年2月中旬宣布A380因为订单情况不理想，将于两年之内彻底停产。

而根据WTO相关规定，一旦违规产品本身不再流通于市场上，该判决的法理依据也将自动失效。

另一个影响更为深远、也令美国投鼠忌器的因素则是八个月之后将宣判的第二起诉讼。这起诉讼的内容和第一起诉讼如出一辙，最大的区别则是被告和原告交换了身份。

就在美国于2004年单方面撕毁欧美签订的双边飞机补贴协议并将欧盟告上WTO之后，不示弱的欧盟也于第一时间起诉美国政府涉嫌通过违规的税收倾斜政策扶持波音公司。

对于欧盟有利的是，美方的违规行为涉及波音的几乎所有民用机型，其中不仅包括停飞多时的737 MAX，更包括即将投入市场的777X。相对应的，外界预计欧盟将有权对美国产品施加以每年120亿至180亿美元的补偿性关税，远高于美国此次胜诉所得。

换言之，在这场美欧双方的舰炮对轰中，美国被WTO授予了优先开火权，但是WTO却给了欧盟更大口径的火炮。

欧盟手中的弹药也远不止商用飞机一项。在此前的多项WTO判决中，欧盟手中还有着包括咖啡、烟草、热带水果等在内的多张牌可打。

由于顾忌跨大西洋关系，美欧双方一般而言都会放弃开征关税。如果美国此次打破这一惯例，来自美国的番茄酱和速冻鱼可能将是欧盟的第一批反制手段。

此外，欧盟还有一个专业和美国“作对”的欧盟反垄断委员会。过去数年以来，该委员会一直以给美国互联网巨头开罚单为己任。

9月23日，该委员会宣布，将花费五个月的时间“努力地”审查波音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的合并案。今年7月，波音宣布以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商用飞机业务80%的股权，以扩充公司在支线客机领域的实力。

另一方面，即便在美国国内也对开征关税一事存在着反对意见。达美航空公司代表在美国商务部的听证会上就警告，对来自欧洲的飞机零部件征收关税将导致备份零部件采购成本严重上升。

该诉讼最大的受益者波音也建议，针对欧盟的关税应当局限于整机、机翼和机身大件，若将范围持续扩大则将推高全美飞机制造业产业链的整体成本。

对于一直打着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口号的欧盟而言，和解始终是第一选项。“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关税和反关税，而是一个合作性的解决方案”，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strm）在9月16日就向华盛顿释放了善意。

其实早在7月，立志和解的欧盟就向美方提出过详细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该方案严格规定了双方所有可能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并计划将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具备飞机制造能力的生产国一并纳入。

不论欧盟是否希望通过此举将其他国家拉入自己战线共同对抗美国，欧盟始终希望占据舆论和道德制高点。

“特朗普喜欢交易（Deal），我们就给他一个” ，马尔姆斯特伦说道，“可惜美方目前为止未就此有过任何表态。”

华盛顿方面的沉默和无视或许意味着特朗普的极限施压策略正在弦上。

施压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空客和波音的诉讼案，背后更大体量的矛盾则是谈判困难重重的《欧美自贸协定》。若该协定成功签订，将诞生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

自从2013年欧美开始《跨大西洋自贸协定》（TTIP）的谈判以来，双方就因为农产品和转基因问题争吵不止，六年以来TTIP实质上早已处于实际的冻结状态。特朗普上台之后，一手挥舞着针对欧洲钢铝制品和汽车的关税大棒，一手攥着“双方可以将关税全部清零”的胡萝卜，使得欧洲自贸协定又再次走入了公众的视野。

欧盟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常年对美保持大量贸易盈余而遭到了特朗普的多次威胁。问题在于，既要顾忌跨大西洋传统友谊、又被本土美国驻军所掣肘的欧盟，在全球经济并不景气的当下，能否承受得起一场贸易战？

16.中企赴美投资谨防反规避调查

2019-10-08   文章来源： 中国贸易报

作者：本报记者 钱颜

7月，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创始人被美国司法部起诉逃避缴纳18亿美元关税，并被指控触犯了向海关递交虚假文件走 私货物罪、串谋犯罪或欺诈美国罪、电信欺 诈罪和洗 钱罪等罪名。此次刑事调查是美国司法部发起的史上最大关税案件之一。 8月，美国商务部首次自主启动反规避调查，宣称中国将耐腐蚀性钢铁产品运至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马来西亚、南非和阿联酋等五国，经简单加工后出口至美国，以规避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也是美国商务部首次针对多个国家的出口同时启动反规避调查。

从美国商务部和海关调查升级到司法部刑事调查，从应国内原告方申请到自行启动调查，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贸易限制手段愈发强硬，手段和形式也愈发多样化。面对形式和后果均不再传统的贸易调查，企业将如何应对潜在的美国调查风险？

在日前举办的美国反规避调查政策与执法研讨会上，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汤伟洋表示，美国商务部可以通过反规避调查，将使用了中国产的邮件和材料在第三国或美国完成的产品纳入现有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税令范围内。

“判断是否存在反规避，要点在于第三国产品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中国产品是否相同；在第三国完成或组装的产品，是否使用了中国的被调查产品或中国产的材料；第三国的完成工序或组装工序是否微小或不重要；来自于中国产的材料对比成品的价值是否占重大比例。同时，还要考量整体交易模式，确认第三国厂商是否与中国被调查产品的厂商存在关联，来自第三国的产品对美出口是否增加。”汤伟洋说。

汤伟洋举例说，2016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应美国铝挤压材公平贸易委员会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铝挤压材进行反规避调査。申诉方在申请书中称，涉案中国企业及其附属公司在将涉案产品进行热处理后出口至美国市场，规避相关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据了解，经热处理后的产品属于《1930年关税法》中规定的后期开发的产品，是反规避调查的对象之一。

涉案产品与原产品在以下方面相同或相似：一般物理特性、最终购买者、最终使用者、销售渠道和宣传方式，就应当被纳入反倾销反补贴税令项下的产品范围。

第三国的完成工序或组装工序是否微小或不重要也是判断是否存在反规避的关键要点之一。2018年3月5日，美国商务部应美国铝挤压材公平贸易委员会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铝挤压材进行反规避调查。申诉方在申诉书中称，涉案中国企业及其附属企业在越南对涉案产品进行加工做轻微改变后出口至美国，从而规避相关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发起反规避调查的理由主要在于涉案产品在越南的加工工序是微小或不重要的，应当被纳入反倾销反补贴税令项下的产品范围。

汤伟洋介绍说，美方的认定理由是：涉案产品的物理性质与反倾销反补贴税令项下的产品一致，且关税分类相同；涉案中国企业在越南工厂的投资和研发规模远小于中国（越南工厂的主要生产活动只有再熔化和再挤压）；在越南的生产过程对最终产品的增值较小；越南从中国进口的铝型材和越南出口到美国的铝型材数量在调查期间大幅增加；涉案中国企业未积极配合提供信息；涉案的中国企业与越南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按照以往案例，增值在10%—20%之间都算加工工序微小。企业应仔细对照过往案例，识别加工过程中的风险，预防反规避调查。”汤伟洋总结说，美国商务部反规避调查存在以下特点：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具体量化标准，常基于整体情况进行主观判断；即使产品出口已具有第三国的原产地（依据美国海关/第三国原产地规则），仍可被认定存在规避行为并扩展适用反倾销税；税率通常为全国最高税，但若出口商能证明其产品使用部件为中国某一生产商生产，则适用该中国生产商的税率；立案较快做出初裁（通常为一个月），并通知美国海关采取相应措施。

同时，汤伟洋提醒企业直接将第三国进一步加工的产品包括在涉案产品范围内将加大出口风险，且错误或虚假进口报关行为可能给企业带来更严厉的惩罚。其中涉案产品数量大，金额高，涉及到美国经济、健康和安全利益的将可能引发刑事调查。

17.WTO改革须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相辅相成

2019-08-23 文章来源：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李仲周 原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资深专家

7月19日，世贸组织阿泽维多总干事在世贸全体成员会议上报告了关于WTO改革的辩论情况。总干事指出，改革进程是对该机构异常严峻的考验，要么我们不断与时俱进，要么我们最终放弃，让多边贸易体系解体。我们面临一个长期改革的旅程。改革是不可回避的，原地不动将无所作为。他呼吁全体世贸成员抓住机会不断更新和加强这个体系。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保护某个经济体的利益优先，垄断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特权。如果把WTO 改革作为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工具，令其永远依附发达国家，那就会使改革误入歧途。果不然，仅在一周前，美国就对发展中国家在WTO享受更优惠差别待遇发难。关贸总协定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是经过多年谈判，一致通过的，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一大进步。改革应该往前走，不应退回上世纪30年代的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

近年来，信息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推动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全力进行体制改革，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余波还未落定，我们又迎来一场规模更加宏大，影响更加深远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特点是3D 打印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推广。这场革命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制度性影响深远，它将打乱当今世界每个国家的每个产业，从而要求整个

生产、经营和监管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将带来实力的转移，财富和知识的转移。要想得益于这场革命，就必须身在其中。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生产和经营中智力将比体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四次工业革命无疑会带来全球生产力更加巨大的飞跃，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挑战，如网络安全、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全球经济结构大变革必然会反映到多边贸易规则的适应性上来，WTO 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全球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革，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中美贸易争端让我们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WTO改革。美国国内已有共识，对中国强硬，千方百计遏制中国技术升级。华为和中兴在美国的遭遇，唤醒中国还要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中国企业都要争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排头兵。只要中国继续自主开放，吸引外资和科技人才，全力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反对长臂管辖，中国永远都会是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18.全球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增加趋势明显

新华财经伦敦9月27日电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6日在伦敦发布的最新“人民币追踪特刊”显示，从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全球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增加趋势明显。

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9伦敦年会上，该机构发布的名为《以伦敦视角洞察人民币》的“人民币追踪特刊”显示，从2017年7月2019年7月，全球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11.31%，数量从1989家增长到2214家。

其中，非洲和中东地区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幅最大，从2017年7月的143家增至2019年7月的173家，增幅高达20.98%。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为2.22%。

同时，伦敦在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扮演领头羊角色。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7月，伦敦在全球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的份额为33.79%，居世界头把交椅。

报告称，伦敦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稳居第一。2019年7月，伦敦在全球外汇交易的份额为40.14%，美国为12.93%、法国7.67%。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9.27.

19.减税降费为外贸企业提气增力

来源：经济日报  时间：2019-09-23

今年以来，在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下，外向型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今年实施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加速落地生效。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近期采访多家外向型企业时发现，减税降费“真金白银”的红利，不断为企业注入信心和活力，普遍提高了他们抵御国际贸易风险的能力。

位于江苏的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知名的吸尘器制造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该公司财务总监姜皓介绍，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加163%，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比如，国内销售环节增值税及附加预计全年减少税费552万元；进出口环节各项税收全年预计减少1009万元；社保降费可减少支出750万元；预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将带来税收减负700万元……

“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实实在在地降低了企业成本，增添了我们抵御国际贸易风险的信心。”姜皓说。

江苏连云港味之素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国丽美算了一笔账：出口退税率调整直接降低了公司出口产品销售成本87万元，预计全年将降低销售成本150万元。今年5月份养老保险费率从19%调整到16%，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预计5月份至12月份节约用工成本80万元。

珠海市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出口业务占全公司主要业务的80%左右。该公司财务总监陈磊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预计2019年比2018年企业增值税及附加税税额将降低1000万元。减税降费政策红利，让我们有更多资金和精力集中到创新研发上，不断增强自身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减税降费红利让企业倍感暖心，不断优化的税收服务则让企业更加省心。比如，浙江税务部门大力推行出口退税企业差别化管理，为企业开通从申报到退库的全程“网上办理”，实现所有一、二类企业出口退税时间压缩到5个工作日内。

广东省佛山市税务部门推出“减税宝”系统，实现大额税款“一键退税”，有效降低了办税成本。据统计，按原来的退税方式，处理1万条退税数据需要1个月才能完成，使用“减税宝”只需2天就能全部完成，退税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体验“减税宝”后，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忍不住点赞：“减税降费线上一站式服务既能有效节约我们公司的人力、财力及时间成本，也提升了资金回笼速度，让我们在防范贸易风险时更有底气。”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该局自去年11月份印发《关于实施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推出5方面26条措施以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以此为指引，开始了新一轮针对民营企业的大走访、大调研，确保减税降费红利不折不扣精准及时落袋。随着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税收服务持续升级，更多外贸型企业更快更好地收获了减负红利。

红利到手，信心更足。记者发现，很多外向型企业都将减负红利用在了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管理水平、引进人才等多方面，发展信心和活力不断增加。

浙江圣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晓辉说：“受益于国家增值税税率下调，公司每年可减少500万元成本。有了国家这些优惠政策支持，我们可以放手建设15万平方米智能生产线厂房，争取在5年内把年产值做到10亿元。”

连云港市国际商会会长杨保东说，在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下，外贸企业出口国别结构更趋均衡，目前当地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市场出口总额持续增长，出口风险防范能力比以前更强，转型升级步伐正在加快，并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层级迈进。（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20.商务知识---国际投资的自然资源导向型

实践中，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被认为是获取国际资源的重要途径，主要表现为：

1.西方国际大型石油公司拥有数十年的跨国经营经验，已经垄断或控制了全球大多数探明优质石油的储量，剩余地区或品质相对低，或开采条件困难，或远离消费市场，因此对于资源型企业来说，新建投资很难获得高品位的矿产资源；

2.资源型企业具有建设周期长的特点，采取就地建厂一般要数年才能投入生产，而且需要支付昂贵的开发成本，而跨国并购具有明显的速度优势，可实现资源获取以及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张；

3.通过海外收购国际大型资源型企业，投资企业可以成为大股东，甚至拥有控制权，有利于增强国际资源市场的议价能力。因而，投资企业采取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战略，往往也就是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和利用廉价资源而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真正动机。

在我国，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对于能源和各种主要资源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我国国内石油、铁矿石以及铜铝等重要资源的储量有限，因而对于这些资源的进口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采取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购买勘探权或矿业权，在东道国就地建厂，进行资源能源的开采利用，或者直接购买成熟的矿产品和能源企业的股份来控制资源，以确保稀缺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防控价格急剧变动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来源：百度）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