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驻美大使：中美应管控分歧拓展合作

2019年09月19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新华社纽约9月17日电  （记者潘丽君、刘亚南）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17日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分歧应通过平等磋商解决，拓展中美合作不仅对两国有益，也能惠及世界。

崔天凯在纽约举行的新时代大讲堂活动中发表主旨演讲时说，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取得了当年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给两国17亿人乃至全球70多亿人带来了巨大福祉，有力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他强调，中美关系40年发展经验表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需求和潜力巨大。

崔天凯说，当前中美关系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美方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是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争夺全球霸权。

他指出，美国基于错误的认知，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屡屡触碰红线、挑起和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宣扬中美“脱钩论”，并不能为美国带来利益。

他说，中美之间有矛盾分歧很正常，但差异和分歧不应成为发生对抗和冲突的理由。他强调，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世界稳定繁荣意义重大。在应对核扩散、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诸多全球性问题时，都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合作。

2.如何认知当下的全球贸易问题与汇率

2019-09-23 文章来源： “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

Gita Gopinath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9月6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139次“朗润•格政”讲座在北大国发院朗润园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教授，就全球贸易问题以及汇率在外部账户调整中的作用等问题带来她的分析和解读。讲座由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主持，点评嘉宾为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

姚洋教授在开场致辞中介绍，Gita Gopinath教授生于印度，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就职于芝加哥大学，2005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她在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方面有广泛的研究，出版了很多顶级的论文和专著，是《国际经济手册》联席编辑、《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联席编辑、《国际金融杂志》总监。她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项目副主任，因此和北大国发院有一定的渊源。2009年她第一次到访中国，作为NBER代表团成员参加NBER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年度会议。

Gita Gopinath教授也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曾获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2009年《外交政策研究》将她评为全球顶级思想家，201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青年全球领袖，2014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为全球45岁以下的前25位经济学家， 2019年1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因此，她的分享非常值得期待。

Gopintath教授的演讲分为两部分，首先分析贸易问题，接着探讨汇率问题。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存在贸易紧张、贸易争议，货币战等，因此上述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全球贸易形势下滑

Gopintath教授指出，世界商品贸易的总体状况在不断恶化，尤其是与2016年相比，目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负增长阶段。数据显示，全球很多国家的进口都在下滑，欧元区、美国、中国、亚洲新兴国家、拉美等都呈整体削弱趋势。

造成全球贸易下滑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贸易局势的紧张，二是汽车行业的萎缩。汽车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中占比很大，也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期德国推出了更严格的排放标准，中国的排放标准也在收紧，再加上相关优惠政策的退出，种种因素导致了汽车行业发展的急剧放缓。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情况在日益分化，很多国家制造业疲软，而服务业保持强劲势头。重要原因之一是政策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在制造业投资的意愿大幅降低。

中美贸易紧张态势的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在下降，不仅是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比例在下降，美国在中国的进口中所占比例也在下降。尤其是美国宣布加税的商品类别，贸易下滑的幅度非常显著。另一方面，较多依赖国际贸易的行业在股市上的表现都很差，明显低于大势。

中美贸易紧张还有一个影响是造成了价格的扭曲。以大豆价格为例，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之前，美国大豆的出口价格和巴西大豆的出口价格是同步波动的；中国加征关税之后，美国大豆的出口价格低了很多。2018年12月，中美两国在阿根廷二十国峰会上达成共识，中国重启进口美国大豆，美国的大豆价格又相应升高，逐渐与巴西大豆价格趋近。而近期由于中美贸易再度紧张，这两个价格曲线又开始分化。

贸易紧张导致贸易转移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了，这促进了美国国内的生产，还是转向了从其他国家进口？观察美国2018年公布的对中国160亿美元的加税清单，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类别上的进口总量在2018年9月至10月反而增加不少，只是进口渠道转向了墨西哥，而美国国内生产并未增加。

其实，在大多数商品类别上，我们都观察到贸易的转移。2019年上半年同2018年同期相比，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国家中，中国的份额减少了，而欧盟、墨西哥、日本等国的份额增加了，这就是贸易的转移。只在少数产品类别上出现了美国国内生产增加的情况。

关税不能解决贸易逆差

对比美国2019年上半年与2018年同期商品贸易收支情况，可以看到增加关税对贸易额影响并不大，因为影响供求关系的要素很多，并不仅仅是关税。美国的贸易逆差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虽有减少，但幅度很小，而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增加了。整体而言，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总量仍然非常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指出，双边贸易关税的增加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如果每个国家为了自我保护都增加关税的话，理论上会到达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贸易逆差的点，但那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极端状态。

加征关税的成本由谁承担？

加征关税之后，是谁承担了关税成本呢？出口方和进口方通常是共同承担，但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案例中，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数据显示，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40亿、160亿、2000亿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同样的商品类别，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价格变化不大，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出现了激增，增加关税的80-90%部分其实都是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了加征关税对于价格、贸易量、贸易分化的影响，并分析了对全球GDP的影响。结果显示，全球GDP会在2020年放缓0.8个百分点，这是2018年和2019年的加税累计对2020年世界经济体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其中中国受到的影响更大，达到2个百分点，美国是0.6个百分点，影响相对较小。这是由中国的经济外部性更强、消费者信心、金融市场的反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受影响的程度会逐步减小，因为等初期的冲击过去了，人们适应了新的贸易环境，整个供应链也会发生变化，而公众的信心受影响的幅度也会改善。

Gopinath教授认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贸易的不确定性。PMI投资类产品下滑，工业类产品如机床也呈下滑态势，这些变化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再次显示出贸易脱钩对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分化。

目前贸易摩擦也影响到高科技领域。比如很多人在关注网络安全话题，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制裁，而这样的争议会对新科技的普及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以华为为例，华为对高科技研发的贡献很大，在美国是排名靠前的专利所有者，专利被引用量也非常大。华为的专利得到中国和美国很多研发机构的引用，通过这样的引用，新技术才能够更快地成熟和普及。然而，华为被美国列入了实体名单。

Gopinath教授担心世界经济会陷于碎片化的状态，而从更深刻的层次上来讲，技术的碎片化也会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汇率对贸易量的影响

平均来看，加税10%造成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度下降。有观点认为汇率的调整，比如美元贬值10%的话，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量化分析发现，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短期来看，如果货币贬值10%，进口会大幅下降，短期内难以扩张；但通过对未来三年的分析，可以看到进口会逐步恢复，出口敏感度会上升。货币贬值10%，会使贸易收支产生0.3%的改善，而相对来说关税对于贸易量的影响就要大得多。

为什么汇率变化对贸易量的影响如此有限和迟钝呢？很多人认为，假如一国货币贬值10%，那么此国产品在海外的价格相对也会下跌10%，产品更便宜就会更有竞争力，进而会提高销售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在做双边贸易时都以美元来计价，即使你不与美国进行贸易，但与第三国的贸易通常还是会用美元结算，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的一家公司，其进口原材料和出口都需要用美元计价；同时，进口产品如果用美元计价，若本币贬值，进口的成本也会上升，所以，你就不会愿意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本币贬值10%，出口价格也可以下降10%的假设是行不通的。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整合与贸易对汇率敏感度的关系

传统上认为，国际贸易就是A国卖产品给B国，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A国卖给B国，但是A国要先从C国进口原材料，而B国会把产品精加工后卖给D国，这是非常复杂而环环相扣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并不是单边汇率可以影响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对汇率的弹性并没有那么强，出口商同时也是进口商，因为它的一部分原材料需要靠进口解决，所以其成本也要跟其他币种挂钩，它已经融入到了全球价值链之中。

分析可见，全球价值链越深化，一个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其贸易收支对汇率的敏感性就越弱。

同时我们应看到，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整合使得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在下降；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越来越开放，2019年的贸易量比原来增加很多，贸易对汇率的敏感度也会随之增加。这两个因素互相抵消，所以总体来看，贸易变化不是很大。

人民币汇率变动符合中期基本面

中国的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较大，但现在出现降低。同时，人民币从2007年到2015年升值幅度较大。中国经济进入了再平衡状态，更关注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关于目前全球关注的人民币贬值情况，Gopinath教授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之一就是对于全球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评估，而根据其评估，2018年中国的外部账户状态，包括汇率、经常账户都是符合中期基本面的，是符合可选的政策选择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可取的。外部账户动态平衡反映的也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经常账户的余额在下降，从服务方面中国是赤字的，贸易方面是盈余的。

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最后，Gopinath教授指出，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此时就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需要全球贸易体制的进一步现代化。她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共同讨论和改善全球贸易机制，建立透明的全球贸易体系。

对于中国，她提出两点具体建议：一是逐步缩小财政和信贷领域的国内政策差距（指财政政策宽松、信贷增幅过度，但健康开支不足）；二是通过改革解决扭曲问题，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消费，降低整体储蓄率：比如改革社会保障网络；深化改革国企，开放市场引进更多竞争；建立更加市场化而强健的金融体系；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确保国内外投资者得到平等对待；转向更灵活而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和更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体系等。

黄益平教授点评

演讲之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黄益平教授点评道，Gopinath教授的演讲内容非常丰富全面，给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等建议很有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感谢其对中国的贡献。

黄益平教授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汇率问题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汇率体系从2005年以来就实行参照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政策有三个目标：第一、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第二、逐步走向由市场机制决定汇率水平；第三、保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相对稳定，在短期内尽量减少过度的波动。这三个目标背后的逻辑就是用市场来决定汇率，但要避免短期内波动过大。详细数据显示，从2017年初开始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就没有直接的干预了。对汇率的管理确实存在，但管理的目的是避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而不是促使其贬值。也许美国应该称中国为“汇率不操纵国”，而非“汇率操纵国”。

黄益平教授表示，几个月前，一位国际组织官员预测如果特朗普升级贸易战，会使人民币发生贬值，到时美国就会说中国操纵汇率。后来发生的事情验证了这位官员的预测。

黄益平教授再次强调，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干预外汇市场，虽然有一定的管理，但管理的目的是避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而不是操纵贬值。近期的汇率波动显示人民币的波动性已很接近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波动性，这是我们的进步。中国人民银行也在有计划地推动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但如果波动太大威胁到了金融稳定，仍会实行一定程度的介入管理。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黄益平、余淼杰、伍晓鹰等教授，以及现场听众就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演讲中部分数据的分析测算、全球价值链、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向Gopinath教授提问，教授做出了详细的解答。（2019.9.26.WTO网）

3.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2019-09-19 11:40  文章来源：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微信公众号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结合今天的会议主题，我讲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国家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特征，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应去关注的原则和对策。

整个报告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讲新时代新格局新特征，第二部分讲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第三部分讲一下我们对待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则和相应的对策。

一、 新时代国家开放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初阶段的开放体现了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出口导向。利用中国经济在出口阶段所有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人口很多，各种土地资源、能源、各种要素都比较便宜，所以具有出口导向的竞争优势。中国从1979年进出口200亿美元到今天一年4万多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出口导向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是引进外资。中国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引进外资是当时重要的一方面。40年来我国一共引进了2万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还包括跟中资混合在一起、合资的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投了一些，总的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差不多五万亿美金，这在整个中国工商产业的资产里，占了百分之三十几。所以这些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市场，带来了技术和管理。

第三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沿海地区先行开放。

第四个首先是工商企业制造业先行引进外资。

第五点就是我们的开放是适应国际规则为前提，然后由这些国际规则倒逼我们改革营商环境不适应国际规则的地方，通过这个过程来开放倒逼改革，进行整个改革开放。

因此，中国最初的80年代的开放有五个特点的开放，适应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经济，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GDP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体。

改革开放对我们的好处有目共睹，但是进入新时代（我们说新时代就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格局），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上不断地在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对贸易摩擦各个方面不断推动，对各个经济体都有加大贸易摩擦的行为，特别是近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阶段，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淡出，劳动力的红利也逐渐到了刘易斯拐点，要素资源成本也提高了，土地资源的成本也提高了，大量依靠劳动力密集型进行出口的比较优势也下降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味坚持原来的开放特点，也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及时对开放方针进行了一定调整。大家注意，三中全会，也就是2013年的三中全会，推出特别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历史意义不亚于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16章60条，其中第7章，就是讲新时代开放要采取的一些措施。

如果大家回过头来，去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开放的一章仔细阅读一下，开放的成就，或者方法，可以看到这六七年开放的轨迹就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开放要求。

另外，2013年年底的时候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中国开放的新格局。过去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海洋开放先导，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现在“一带一路”就是要恢复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经济带是唯一两大洲的陆陆相连，其他洲都被海洋隔开，只有亚洲和欧洲是陆陆相连（海洋文明的时代）。一带是陆路，一路是海上丝绸，现在我们是“一带一路”两头一起搞，通过“一带一路”要和130个国家逐渐实现开放。基础设施能够相连相通，金融能够相互融通，商业贸易能相互流通，教育文化各方面能够融合相通，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也能够相互连通，形成“五通”格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战略方针的推动下，在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导下，这五年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特征：

1.在贸易导向上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也就是双向的竞争一起推动，和过去几十年主要推动出口有所不同。事实上，过去五年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6%，比以前的15%-20%是下降了，但是这五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在12%左右，而且进口的力度比出口的力度更大，这样就使得整个中国前几年，过去十年里，进出口持续顺差，最大顺差一年出现了五千多亿美元的顺差。三万多亿的时候就出现五千多亿的顺差，这个比例就很大。去年四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顺差四千亿美元，这就是双向进出口一起发展。一方面，缩小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减少各国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满足中国老百姓各种丰富的需要，进口商品大量的增加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可能是经济大国，但一般不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有可能是原材料、农产品、初级加工贸易品出口。如果一个国家持续五年十年一直是进口大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进口国，那么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就会形成经济强国的状态。第一，进口量在全球各个国家名列前茅，说明国内消费能力很强，对各个国家经济有拉动力，这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第二，对其他国家的商品有持续需求，是大批量的买家，能够形成商品的定价权；第三，大量的进口，需要硬通货货币支付，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第四，真的到了长周期的进口，在国际上可以增强自己的货币信用，到一定阶段各个国家卖东西，不一定需要第三方货币支付而可以用本币，然后出口国需要买我们的东西就可以用本币来支付，也就是跨境人民币的清算系统。我们的货币就会成为世界货币、流通货币、贸易清算货币，也会成为其他国家的货币储备。这个过程也是进口大国会出现的特征，这就表明双向特征不仅是为了平衡贸易赤字，平衡各个国家的经济压力，对于国内老百姓改善生活，国家持续成为经济强国，国家货币成为强势货币，都是非常关键的一招，这是第一个特点。

2.支持鼓励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去鼓励对好的项目进行投资。这个阶段出现了国际化双向投资的格局，引进外资的格局出现变化。过去五年我国每年引进投资平均1300亿美元，五年6500多亿美元，这五年走出去投资7200亿美元，走出去投资比引进投资还多了六七百亿美元。另外，从1979年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一直到2012年，33年间我国走出去投资5000多亿美元，那么最近五年（2013-2018年）投资大于以前33年的投资总和，这也可以看到双向投资不仅是一个号召，而是已经成我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时代特征。

3.我国前些年推动的开放是以沿海开放为主，这五年中央开始采取措施，要么不出台开放措施，只要有措施沿海内陆一起开放。比如说这五年国家出台了一些保税区，在二三十年以前，在90年代，上海浦东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是作为境内关外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区域。大家有个认知：既然是境内的关外，一般就应该是沿海地区。在四川离沿海两三千公里的地方，把那里作为境内关外觉得很抽象很不可思议。但在最近的六七年里，全国新增的60、70个保税区，多个保税区都是在内陆。现在全国一共六大类的海关特色监管区，一共有138个保税监管区，分布在东南西北中，沿海到内陆，每个省几乎都有，已经变成了全方位开放。另外是新区，中国在90年代开始有新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大家那时候也不知新区是什么意思，技术开发区大家可以想象：工业制造，特区就是优惠政策特别集中的地区。五大特区大家也能理解，新区是优惠政策特别特的区还是一个什么区，大家不是很清楚。浦东新区开放的政策，就是十句话，整个文件一个帽子一个尾巴，中间就是十条政策。具体要把这十句话变成文件，规章制度，怎么写呢？我当时在浦东就负责这个政策，要用一个月时间把这一千多字变成十万字，变成十大文件。编这个文件至少得有个基点，当时上海市长是朱鎔基，我向他请示。他说浦东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本人就根据这句话，找了四十多个人，分成十个小组，写十大文件，这十大文件怎么写呢？要说一个多月不可能原始创新，无中生有的写一堆新东西很简单，首先把八十年代20多个经济开发区和14个沿海城市开放区的一切优惠政策通通抄过来，第二把五大特区所有的优惠政策抄过来，第三特区所不能做的新区能新做的八件事写八个文件，比如外资可以在浦东开外资银行，外资干百货商店，外资搞保险公司，外资搞信托等，这五件事就写了五个文件。按国际惯例，把他们的营商制度拿过来基本上抄一部。再有一个是保税区，中国的第一个保税区怎么干，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怎么干。我跟你们说上海证交所最初的文件，当时没中国证监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再加上上海人民银行的处长，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做出的文件。讲这段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忧情，而是说新区的政策其实很特殊。然后，天津新区写一句话，天津滨海新区比照浦东新区的政策，浦东新区比照特区开发区的政策。所以中国政府很简洁的这些语言，中央的文件从来不复杂，言简意该，下边去把其中建设性的、创造性的贯彻落实。

我讲这一段，是说就在这五年里，全国新推广了十五个新区，那里面的制度都是比照浦东新区，所以里面有许多政策比特区还特，现在的特区不是说过时了，已经过了几十年大家见怪不怪。现在自贸区又出来了，又有一些新政策，适应WTO的政策。现在又有一个自贸区，十八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上我可以说以前开放区特区新区能做的自贸区当然都能做，自贸区还能做以前特区和新区无法做的事，自贸试验区讲到底就是对着贸易自由的试验，具体表现为，货物进出自由，能源流动流通，那么还不包括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服务贸易的自由。

这个世界的自贸区无非两类：一类是以英国人殖民地的时候，从老大衰退下来成为老二留了一堆自由港，现在基本上属于洗钱的地区，是各国政府防范和戒备的地方，但是这里边还有大量的机构是空壳公司、洗钱公司在那边转，也没错，伦敦金融界一半的资金流动，还有百分之四五十在这些自由港里流动，这些是不规范的，不是我们要学的。那么我们要学的自贸区，比如香港、新加坡、爱尔兰、迪拜，巴拿马运河旁边有一个巴拿马的自贸区，这都是一个城市和国家被全世界公认的自贸区。我国实际上是来推动这方面，自贸区不在于去搞一个保税工厂，不在于去搞一个工业制造业的新区，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原来限制得比较严的进行开放。比如，我们原来对货物进出要求三个单子统一，比如说贸易签单，有十亿美元的，你合同签了，在你这个区域海关报关，报关以后贸易签单过程中支付货币、交税等等，这个税单、银行清算单也在这里，第三货物进出的仓单也在这，否则怎么知道做真还是做假的，一般三单合一。三单合一对一般的进出口贸易可以，但是在自贸区，大量做转口贸易，做离岸贸易，货物可能从美国走到欧洲，也可以从日本运到新加坡，但公司在上海，就在这填单了有什么不可以。在香港签单，在新加坡签单了，交税也交在新加坡或香港、上海，但是货物可以从美国运到日本，不到这个港口保税区。这就是离岸贸易，或转口贸易，物流通道通过别的通道进出，通过别的地方快递跨国、快递邮寄。

我讲这些，这是我们现在各个省做不了离岸贸易，做不了太多的跨境电商，我们现在做的跨境电商是小儿科，搞了五六年，跨境电子商务去年交易量五千多亿人民币，面对我们四万多亿的进出口量，1%不到，量很少。所以真正要放开，要靠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有四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你想象这一堆货在世界上跑来跑去，必然在这有货物进出的保险，跟着这些货物走来走去，还得有跨国的物流运输，所有的四万多亿美元刚才说的这三类相伴的还有服务贸易，其中服务贸易在中国不讲归零的话，很少部分是中国企业做的，外国企业做了的话就代表外国服务贸易对中国的输出。所以中国的服务贸易1000亿，自己没做让外国人做了。服务的地方让别人帮我们服务，如果说那是我们没放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有大量的服务贸易没有放开，是因为我们营商环境制度管得太严。再举个例子，我们教育卫生文化管制得比较严，外资想要来搞一般搞不成，美国的杜特大学在新加坡搞了个分校，这几年非常火，也许在座的就有小孩在那边读，我问了杜特大学的校长，我说你招的生里面多少是中国人，他说80%招的是中国人，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到上海或是广州去开个分校，规模可能还更大，他说你们不让我办，这就是把服务贸易送给了人家。所以封闭导致我们的服务贸易很少，教育卫生文化一样，多少人现在跑到美国欧洲日本看病，现在很多人的体检跑到台湾。如果这些医院真有比较好的水平，那么我们的自贸区，都可以解决这些事情。

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都在搞商贸，但就不知自贸区是在搞什么政策，大家看了一万字的文件，我刚才说的，我讲相当于帮大家做自贸区政策宣导。这样的自贸区按过去的惯例，我们在广东上海沿海先搞，现在中央不是这样搞，东西南北中一起来搞，北到黑龙江南到昆明，海南岛，广西，郑州武汉，河北、河南或者湖南、湖北都推开了，所以这一波我们的开放是内陆与沿海同步。开放的理论、开放的管理方式和地理位置无关，欧共体是个自由贸易区，德国不靠海，谁能说德国的开放不如西班牙。瑞士瑞典不靠海，挪威靠海，谁能说瑞士不如挪威开放，没这回事，大家是个制度，只要是一体化的，那么所有的开放都是一样， 我讲这个就是表明中国新时代的区域开放如火如荼的在东西南北中在展开。

4、以前只对工商产业比较充分地开放，服务业、服务贸易或者政府管理的公共服务业基本上开放得都是不够。金融业的开放，浦东新区在90年代就有一批外资银行，WTO进入后外资金融机构应该说法津上概念上都放开了，在座很多人都是搞金融的，金融系庆祝一百年，毕业生在这里搞了个报告会，大家心知肚明我们的金融开放深度都是不够的，比如说外资开银行，那只是让在北京在广东在上海注册一个子公司，银行是要有脚的，在四百个地市州如果没有支行储蓄都拉不动，投放贷款的对象都无法展开。如果过了三年批准了一个中国总部的总行，但如果每个省的分行每个地市州的支行都像批一个总行没有几个月批不下来，等覆盖了几十个城市，十年过去了。第二个，批一个金融银行的执照，一个银行可能可以做五十个业务，但是如果现在给的是十五条，还有三十个不能做，那就缺胳膊缺腿，无法正常的开展业务；第三个，外资搞金融可能在股权上受限制，你只能25%的股权，不能超过50%，你不能控股，这又是一种限制。给了营业执照，单个银行的开放如果是这种概念，那就是四肢不全，生理不健康，最后的结果发展迟缓。所以20年下来，工商企业的外资占40%左右，金融业的外资只占中国金融资产的1.8%，说开放了等于没怎么开放。那么，中央政府现在是下定决心把金融业、贸易业、服务贸易，包括各种教育卫生医院，按照国际营商规则开放。

5.不仅深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然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同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在世界经济规则中，要修改的制定的调整的制度，我们不仅是融入参与，同时我们也融入发声，能够提出我们的意见，各国也重视我们的意见，就是融入国际规则的同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修改等等，这也是一个新的格局。

有了这五个格局，代表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方针。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到2015年划个段，从1979年到2013年、2015年这是代表了一个开放的时代，然后2013年2015年以后我们国家在这五年里进入一个新时代。直到2015年，这三十来年的开放特征是刚才讲到的五个新特征：进出口双向，引进外资和走出去投资，沿海和内陆同步开放，工商产业和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同步开放，然后融入外资游戏规则和参与外资游戏规则制定双向、同时的发展，这五个代表了新时代中国的开放特征，将引领中国今后二三十年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一个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这样的开放可以理解十八大以来、理解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决定推出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大家可以体会到现在的开放与布局不亚于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从广东到了上海，90年代的开放改革打破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封锁，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好时机。而这一轮开放，也一定会打破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经济的封堵、打压，迎来中国经济的新的一轮发展，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判断和认识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发生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先是500、600亿美元的加税，再是2000亿美元的加税，再进一步3000亿美元又加税，5500亿美元都加税，最近又出现了2500亿美元在二次加税的基础还想再加5%变成30%的加税，又想把3000亿先加个10%的税再往上加等等。不管是恐吓也好还是推出来的新措施也好，应该说整个贸易摩擦的过程扰乱了世界的神经，干扰了全世界全球化的方向，不利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有害于世界。那么这样一件事成了全世界最关注的大事，一个经济方面的事，是偶然的？什么原因？有时候大家说因为我们国内最近几年有一批专家说“厉害了我的国”，这些话刺激了美国人，美国人心里发毛了就进行打压。不管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这么说那么说，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两个大国因为这些话引发摩擦那是错的。这个互联网时代，杂七杂八的声音太多了，但这个概念是错的。

也有的人说，如果我们对美国人百依百顺、迁就他，他打了我们左脸把右脸凑上去让他再打一下，他们看我们可怜，就该打的贸易战就不打了。也不会的，大家只要看这几十年美国人怎么对日本，日本从二战后基本上属于美国的附属国，基本上什么事都听美国，不管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基本上日美之间，在这种情况美国对日本该出手就出手从来不手软，80年代的广场协议就是案例，最近这两年不管安倍怎么跑到美国陪特朗普打高尔夫各种奉承，美国人该欺负的还是照样欺负，走路的时候都拎不清的，两个人在一起走红地毯，他在中间走，让日本首相走到红地毯的外面去，什么意思？莫名其妙，而且走红地毯还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日本。奇怪不奇怪，总之就是脑子里没想过这事。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国际贸易国际政治，不是按照两个人过家家，最近好像你对我好一点我对你差一点就怎样，它有自己内在的必然性。

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就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广为人知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间会发生摩擦。这个世界几百年来，崛起的老二替代守成的老大几十年时间产生替代的案例很多，同时也有崛起的老二被守成的老大压制后最终不死不活，进入了停止发展的阶段，然后就偃旗息鼓，最终没有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老大，这种情况也有。有的是老大采取军事措施打压，也有的是贸易战，这里面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阐述。

美国做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由于是军事的老大、经济的强国，坐着老大的位置，最经典的是美国人长臂管辖，把美国国内的政治法律、国际法、政治法，然后肆无忌惮地进行经贸关系里面的跨国执法，包括把华为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扣留，或者伊拉克各种各样的战争，去全球各种各样金融贸易上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老大，有一种全球的不讲道理的霸凌主义。而联合国对美国人干这些事基本上无可奈何，美国这种老大的霸凌主义，把国内法当作国际法变成国际政治，变成长臂管辖这一系列，这几十年来经常发生，没人能挡住他，联合国也没办法说不能这么干，他想着如果有一天你也是老大了，你也这么来对我那怎么办，他这个状态就是想在你还没成为老大，采取各种措施把你压下去。就是两个国家的竞争当中，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如果我比你厉害得多，那我可以和你长久地比赛，如果我发现这几十年来我的体制和模式比你差远了，你越跑越快，我这么不拉你后腿，我以后就被你颠覆。这时候也会产生美国打压中国搞贸易战的动机。

那么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在五个方面明显比美国的经济体制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一，我国这四十年来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为基本路线，在这样的一个主线下，我们不断地进行改革。什么叫改革？就是不适应生产力的那种生产关系，就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使得经济发展更加顺畅。我国是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的国家。那么，美国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不断改革开放，来化解美国几十年的矛盾？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对全球开放的市场，从经济上来讲，他也是一个市场体系，但这个市场如果几十年不变革，或者刚刚有一届总统花了五六年改过来的东西，换届的时候又被颠覆到全部重新来过，基本上改不了体制，改不了各种不合理的原来的规定，这个社会也会僵化，也会落后，也会停止。如果说最近这几十年里，美国和欧洲最大的体制性制度性调整，其实是里根在80年代搞的一些措施，撒切尔在80年代在英国搞的一些变革。他们做了一些对资本主义社会伤筋动骨改革的措施。大家看80年代改革后，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发展得比较好，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也是在80多岁90岁不能再干退下来的，以后的这些都是互相折腾，没什么制度性进化，而我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70年里的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不到位经济上是有问题，改革开放——邓小平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就是修正了最初三十年的不合理的政治路线，形成了现在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

第二，我们这个社会是既重视经济发展也重视社会公平的体系。这样我们会不断地采取措施，把公平和两极分化问题大幅度化解，或者至少把它缓解。比如最近几年七千万人脱贫，那是把农村长期积累的贫富把它化解，至少缓和了农村中的贫富差距，那么在资本主义这种措施基本上做不到。所以法国人写的《21世纪资本论》，分析100年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的增长率，要超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GDP增长的3倍，一百年下来，这个国家的财富更多地向资本集聚，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最终这个社会会被颠覆。所以从这个角度，现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国内的矛盾，包括2012年占领华尔街的活动，我国在缓解两极分化的矛盾上，在体制上有战略性的优势。

第三，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是能够承前启后。我们每五年会换届，但换届绝不是颠覆前任的东西，新一任总是继续前任有效的决策，继续往前推。美国社会是每四年选举就来一次颠覆，特朗普上台了把奥巴马八年里取得的成果，不管是国际国内的通通一百八十度推翻，实际上就把政府各个方面，集思广义、努力推进的一些成功的发展成果全部颠覆掉，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四，四十年来我们的经济体系从没有发生过重量级的经济危机。但看欧洲看美国看资本主义的大国，或者是马来西亚、东南亚的一些小国，总之七年、八年、十年在经济内部就产生一个动荡，或者自己内部的危机和国际的危机搅和在一起。包括美国每一次危机就把积累的财富灭掉30%，然后从原来GDP的70%的基础上再发展。发展十年八年再来一次，这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体制，每年经济工作汇报集思广义聚精会神研究问题，我们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整改，不叫杞人忧天而是居安思危，年年在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并解决，那么问题出来了总有对策。对策进行化解，哪怕没根本上解决，至少把矛盾的方向缓解。所以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体制优势，我们每年宏观调控就把方向性的调控，如果过热了让它冷一点，冷了让它热一点。太快了让它慢一点，太慢了让它快一点，我们是有这个调控能力的。另一方面，对于制度性结构性长期性的体制基础问题，这些问题调控是解决不了，那么就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开放的措施把它从结构上进行调整，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不简单是个宏观调控，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一旦改革到位，就是长周期的基础性的改革，宏观调控需求侧往往是一刀切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每时每刻每年每月都需要有这种调控，如开车开了五百公里方向盘总得转来转去，但调控完了五年回头一看，这辆车的性能不管开来开去，体制机制不会变，所以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不是来调结构调制度，调的是运行的政策，是少不了的，不是说一个调控能够被替代，年年月月都要调的一个概念。然后供给侧改革是基础性的，我们中国政府就有这个长远的调控。外部政府遇上危机，现在的危机推到未来，推到下一任，推给别人，多放点货币多做点什么事缓解。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甚至转嫁危机、以邻为壑，把自己的问题推到别的国家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解决危机基本上这三招，真正的伤筋动骨的改革很难展开，这就是我们体制，纯粹从经济发展角度上讲的四个不同。

第五，我们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是比较大，就总书记说的，狂风暴雨能倾翻一个池塘翻不了大海，所以中国经济有它的容量。

有这五条优势，大家看40年前中国的GOD是美国1979年GDP的4%，是全球GDP的1%；现在我国是美国GDP的60%多，是全球的GDP的16%。人家看着你心里发毛，这个四十年从4%到60%，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超过它了，现在如果不把你打趴，我以后再不是你对手，这是对付中国的最后时机。莱特希泽就这么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会人家不是跟你闹着玩的，他要你的命不是要你的钱。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必然性是一目了然的。

还有一个案例是美国处于一轮大的危机，甚至比2008年危机还要大的危机潜伏期。一般主流媒体和一些经济大佬都说未来两三年爆发这个危机的可能性在70%以上，就是说美国政府财政在22万亿美元，和去年美国GDP的20万亿比，加上地方政府6万亿。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演员施瓦辛格所在的那个州就停摆，包括底特律要破产等等，美国50个州欠了6万亿债务，加一起就是28万亿。美国50个州负债累累，总体债务是GDP的140%。按特朗普的特点，去年是1.8万亿的赤字，今年如果美国人平均债务增长率不变，保持2万亿，5年就加10万亿，就38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呢？

美国政府债务有个上限：债务不超过GDP70%。事实上这个上限美国人执行得很好，金融危机二战后美国政府一直保持债务不超过70%，往前推100多年从1900年以来的这100多年美国债务也没超过70%，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美国要增长赤字，美国要发债，要议会批准，如果你没超过70%议会就批准，如果你的债务余额超过100%，就进入报警阶段。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增加债务，议会就不给批准，但是大家看到美国政府在2007年以前，50年100年没有超过70%，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后，骤然从1987年、2007年的70%左右，上升到90%，然后一直到现在120%、140%。然后特朗普上台了要发债，因为债务超过100%，议会不批准。奥巴马当政的时候试过两次想举债，议会不批准，三次议会不批准，都憋了三个月，官员回家，连议会的人也不发工资，最后议会总会妥协，然后又欠债又要发。每增加一次欠债，最后总是压不住，总归还是要发。这五年以后，美国政府的债务是可能突破150%。大家通过计量经济学或是金融工程学也好，把数学模型算一下，真要有40万亿债务，要么15年20年，平均是十年期，那么40万亿本金，十年期每年还10分之一，就4万亿的利息，40万亿的利息差不多要有1万1千亿，这两笔加起来5万多亿GPD能够产生的税收，意思就是说每年的全部税收都拿来还债，还不够！那么，财政总要4万5万亿，除非你再去发4万5万亿。而且，货币发行的信用不是随心所欲的，一百年前是靠金本位有多少黄金支撑多少货币，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金本位脱钩，变成美元信用，现在货币学就是国家为什么能发主权货币，是因为国家有收税。美国税收支撑了美元，政府为什么可以发债，因为有税收可以周转，但是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在还债周转，三分之二在支付成本、支付运行，那没问题，但是如果100%都用来还利息，那么这个资金链就被打断，信用就被打断。不是等到5年后崩盘后，提前3年2年1年，提前抛掉美债，跟美元像避瘟神一样脱勾，经济就没落了。

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避免呢？打一次贸易战，搜刮一下别人的羊毛，或通过一场战争掠夺1万亿美元把债务还了，这是现在很现实的。但是美国不会这么说，他说打要打贸易战的理由有很多条，模式的效益之争，以及内在的危机怎么转嫁的小脑筋。有这个必然当然就有长远性，大体上跟我们国家今后十年二十年变成世界经济强国，伴随这个过程贸易战的可能性总是随时存在的，所以这是长期性。

讲到复杂性，一方面有这个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事实上是非常互补的，美国的长处是我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是美国的短处。第一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市场和资本结合市场才能周转，我们两个国家合作互利。

第二个，美国的高科技在上游，上游的高科技如果不与下游结合，这个高科技就是“孤魂野鬼”；反过来，我国的大规模制造业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的上游装在里面，也只能是“行尸走肉”。在这个意义上，两边合作是都是效益最棒的，所以过去十年美国跨国公司，惠普、苹果都和中国一起打遍天下无敌手，特朗普让他们撤走，没有一个愿意行动。为什么？就是互补。

第三个，从两国人民的特性来说，中国人喜欢储蓄，就算买个房子，不断地还贷款，给自己的儿子孙子。美国人是托底棺 材，储蓄率只有1.8%，中国人有4%，美国人哪怕不欠贷款了，他会抵押房子套现个几十万美元去生活。所以，中国人勤劳节约，美国人是透支消费。一系列的这些概念拉开来说，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专家和欧洲的专家在2009年提出一个概念，这世界是G2的世界，只要美国和中国一合作。所以理性的时候，G2也可能合作；不理性的时候，想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老大要被老二替代，想要转嫁危机，他又可能跟你拼命，在这个地方的确有复杂性。对于这种复杂性，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性准备和打好自己手中的牌，所以贸易摩擦中的各种说法，都是在基本规则上心知肚明，然后胡说八道。比如，美国人说贸易战，他也不会说不把你掐伤，你过几年就超过我。但他会说中国入世美国吃亏，中国入世造成美国贸易逆差，中国入世美国的技术被偷走，中国入世没有兑现诺言，中国入世造成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如莱特希泽就说，美国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入世造成的，岂有此理胡说八道。再有就是中国每年几万亿的储蓄拿1万亿买美国的国债，他不认为是我们帮他渡过难关，支持了他的经济发展，他倒过来说你买了国债然后我美元显得很硬朗，美元升值而人民币贬值，通过买国债操纵了人民币汇率，乱说八道，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就是一个过河拆桥损人不利己的一套说法。

这套说法，最集中的体现有一班人，不管是班农还是莱特希泽，最为体现的就是莱特希泽在国会的讲话，三万多字讲了3个小时，1万多字把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骂了一通，把美国的金融界的格林斯潘骂了一顿，他正是那个时候中国入世，把财政部长也都骂了一顿。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入世前和入世时说了公道话和理性的话，他们是说了中国入世，对美国有多少好处，所以美国应该同意中国入世。他就把这些话列出来说他们多么弱智，说中国入世对美国有好处但事实上对美国没有好处。我也才知道美国当时的领导说了中国入世对美国有这么多好处的话，三分之一做批判，还有三分之一说中国入世对美国，剩下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所以总而言之，这些措施美国人有理论有准备，然后就不断地在推出，从特朗普来说是根据总统选举的行为，有利于选举他就这么干，摆来摆去，自相矛盾，是他和国内的政治发展有关系。骨子里，这个观点是不会变的。从这个角度，必然性、复杂性，要有多方面的判断和理解。

三、应对贸易摩擦的四个原则和五张王牌

我们总是在说，贸易摩擦不是贸易战。不是我们有意在掩盖矛盾，因为所有的这些措施，一年多以来，最近对500亿、2500亿美元已经部分操作到位。还有说3000亿美元是到明年什么时候到位，有些时间到了特朗普又说暂缓几个月，只要这些措施还在口头上还是一种宣誓没真正操作，我们都把它叫贸易摩擦，如果5500亿都到位我们就叫他贸易战。贸易战包括五种战：贸易战，壁垒战，卖到美国来欧洲来，第三种就是金融方面的汇率战，第四就是金融战，第五就是长臂管辖。

那么我们对付美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应该争取四个原则：第一，就是毛主席之前讲的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就是因为之前说的必然性、复杂性，如果想着送点小钱的办法来化解，那是幻觉，人家要你的命，不是一个阿弥陀佛就能化解得了，我们不想打不愿打但不怕打，要打奉陪到底。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要看到我们的大国优势我们的体制性优势，国家在世界各个方面的地位。如果是一个小国家，把你逼到死角，把你变成一个封闭的国家，变成一个封闭的国家会落后，最终会挨打，中国已经不是50、60年代，把我们封闭几十年，把我们的经济逼到困难的边缘，不是这个时间，要有这个认识。第三，就是守住底线，灵活对策。对策要灵活，底线不能丢。第四，关键的环节关键的领域自力更生，加快发展。如芯片等核心高科技的基础性研发突破，从0到1的。这就是四大原则。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五张牌：

1.市场是王牌，我们每年进口两万亿美元的产品，15年如果不增长，合计也有30万亿。我们每年进口的服务贸易，差不多五千多亿美元，15年再上这些发展的需要可能会达到10万亿。讲这段的概念是货物和服务进口，15年里会达到40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量，谁跟我玩贸易战谁跟我们搞脱勾，谁跟我们这个冻结那个冻结，那我四十万亿美元的市场也跟你无关。这个世界谁丢掉这四十万亿市场，你不是自杀就是精神有病，各个国家还求着你断，波音不卖了中国人买空客法国人笑死，机器人你不卖了德国和荷兰的机器人笑到天上去。总的意思，农产品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谁掌握市场谁就是有利的一方，纵横阖合，这是第一点，市场是我们的王牌，这张牌要打好。有时候我多买你一点什么，关键时候是救你的命，选举的时候，我们搓牌的时候灵活一点，当然也是有必要的。如果你真的和我闹掰了，就是你自己和市场过不去。

2.产业链是王中王。大家注意，当今世界不是30年50年前，30年50年前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如果这个产品占领了世界市场，人家跟你斗的时候拿出关税大棒把你这个市场给搞掉。你一倒霉，这产品上中下游都在这个国家。当今世界70%的商品是中间品，在几十个国家的各种城市里共同在生产，生产完后通过产品链供应链，最后销往全世界，这个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产生一个七伤拳的效应，也像是一个回旋镖，把对方伤了，回来把自己的头也割了，就是自己伤自己。这个产业链是保护中国制造业不受贸易冲击的万里长城，是一个防守的措施。举个例子，5500亿美元，到了年底真的加了关税，1250亿美元的关税首先是由美国老百姓承担。

第二个，如果这个商品美国人贵了不买别的地方有替代品，中国可能丢了这个市场，问题在于这个5000亿里有3000亿美元是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布的企业，这些企业造了3000亿美元卖到美国去。你说你要找替代品，除非你要把自己的工厂搬回去，没有三年是不行的，三年后你这个市场已经丢掉，被别的国家填满了。也就是说恰恰中国返销美国的这3000亿不是一般意义的产品而是美国跨国公司布局的制造品，这个制造品无可替代，特朗普说你们不要在中国造回到美国造，你说一句外行话，人家要丢掉企业的性命和运行成本，而且产业链之所以放在中国是因为中国营商环境好，经营成本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可搬迁，真要打击是打击了美国企业，回旋镖就打在它自己身上。

第三，你打我一下，我肯定也要反制你，人家打你5500亿，中国只打它1500亿，你肯定吃亏，如果做形而上学的讨论，好像是我们打不过他，但事实上5000亿里面3000亿打在自己身上，反过来我们1500亿买的是像波音飞机，整机都在美国，没什么产业链在全世界。我对你的几百亿农产品加税，基本上把美国的农民搞得就很难受。而且我们不买波音可以买空客，不买你的猪肉牛肉粮食，我们可以买巴西或别的国家的。我们这1500亿对他的杀伤力也是很厉害的。有时候有个调侃的话，这话不解释清楚很容易引起逻辑混乱。美国人加了我们的关税是美国人吃亏，我们加美国的关税美国人吃亏。如果像我刚才这么解释清楚的话，真是这样。

第四，如果美国人断供，贸易战加税断供美国也有个问题，如果美国的企业对中国的销售只有5%的销售，95%的市场在别的国家，他断供中国，那这个措施对中国不利很严重，但是现在美国人给我们的那些货，美国对中国进口并不多，就那么1000多亿。他如果一断货，他市场的50%往往在中国，每年波音能卖的飞机的很大比重是中国航空公司需要，美国的集成电路50%是卖到中国来，全世界去年生产的集成电路一共5000亿美元，中国买进了3000亿，还有2000多亿是世界其他国家买卖的。中国第一大进口货是芯片，第二大是能源（天然气和原油），3000亿进来不是中国“吃干炸尽”，800亿美元是中国人自己用，2000亿是这些外国企业买来装到他的产品里又销到世界去。所以如果卖到中国的700、800亿如果不卖了，美国的芯片企业立马倒闭，就这么简单，所以高通和华为断供了3个月自己撤回，恢复了供应。讲个话的意思也是自伤。

第五，一个产业链形成以后，如果把产业链打碎，产业链里的500、1000个中小企业倒闭了，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固然倒霉，那么谁泡制这个产业链。产业链供应的标准，产业链价值链枢纽的管理者是美国跨国公司，所以打碎产业链后最受损失的是这些跨国公司，是苹果、惠普这些大公司。

有这五大概念，大家就可以理解供应链是王中王，是保护我国制造业不怎么会受贸易战冲击的原因。

3.金融是我们的盾牌。在几张牌里，贸易战对中国目前制造业产业的构架下，又有市场又有产业链的构造下，对中国冲击不大。但是如果出现汇率战，如果金融受到冲击，这个损失反而大。金融是神经是血液，一旦受挫，对中国经济影响会比较大。这方面我们处在守势，守势但又是盾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金融方面的盾牌怎么发挥好？第一，金融的供给侧改革，今明两年是金融供应侧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现在工商企业的负债是很高的，工商企业的负债率是GDP的160%，这负债是天下最高，这里面就有很多坏账，最近大家看到股市里企业里，崩盘的很多，一定要在世界金融战贸易战前把这些问题料理了，否则的话如果这些泡沫都在，外敌如果打进来很麻烦。另外中国的房产负债也很高，负债率平均80%以上，一万亿一万亿的房产商，在这个意义上讲房产商很容易受冲击，人家的房产危机是买者负债太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虽然也负债但负债率相对还是平稳的。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商85%的负债率，稍有不测，鸡飞蛋跑。另外我们非银行机构，脱实就虚，这些金融问题，总之都属于金融结构性改革，金融稳则经济稳，一招金融搞好了全盘满皆活，所以我们要自强则胜。

第二，我们要进一步推动跨境人民币的清算系统，和以人民币为中介的全球金融清算网络。在2009年中国推出了跨境人民币清算，经过了最初时候的一年几百亿，去年是3万多亿的清算量，这个量不大，只占4万亿进出口贸易的10%-11%。如果我们这个系统推动的有力，再过个几年如果变成20%或30%，如果有个10万亿，或者15万亿是人民币的清算，人民币就像欧元日元一样成为清算货币，美元的汇率战就迎刃而解。

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期货市场、石油，期货的人民币市场也在逐步推开。大宗物资也用人民币，从这个角度是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再有一方面，世界各国和中国之间互签人民币互换协议，也签了3万多亿人民币。各个国家如果相信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友好，最近有些国家发人民币债券，有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做贸易，不是用美元而是用人民币做中间交换的货币都有利人民币发展。

第三，资本项下人民币自由兑换要慢下来，本来想用五年，现在要准备10年或者15年，为什么？在贸易战、金融战下，如果自由兑换就可能容易受冲击，所以资本市场不论是沪深港通，应该是有额度的、有通道的逐步放开，要谨慎。如果是在2000年以前我们度过难关，和资本项下管制有关，1998年和2008年都和资本管制下相关。眼下我们不受冲击，也是和这个保护有关。我们2015年稍微松了一下，所以这方面如果不严格不管制，3万亿美元变2万亿美元说变就变，进一步加强资本项下人民币美元间的管理措施。我看最近在加强管理，我是拥护的。

4.是在核心技术、高科技技术和关键技术。我们叫做“核高机”领域，0到1的无中生，有的开发要加大。我们国家现在研发费投入每年世界排名第二，研发费占GDP的2.2%就有2万多亿，这2万多亿我们是在做研发，研发就是无中生有0到1的创新开发。我以前做市长时听取一个汽车企业汇报，说加大投入研发，我说你们投些什么，他就把去年一百多个项目有三十个取得专利，里面有5个专利我看是把方向盘圆的变成椭圆菱形，我说你这个创新有什么用，含金量几乎为0。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核心的、高科技的、基础性的产业中的无中生有的原始创新只占全国研发费5%，什么意思呢？2万亿5%，就是1千亿。这一千亿是所有研究所、所有大学、所有企业，这三个所有背后，华为去年一家1200亿，占其销售收入15%，他投在操作系统，投在5G的基站，投在手机、服务器、路由器芯片，这个500亿就占了我们1000亿的一半，那么多企业顶不上一个华为，想想伤心。这方面我们倒过来要向G20国家学习，向美国学习，G20投入研发“核高机”20%，美国的研发费用于“核高机”的占比17%，我们才5%，下一步我们要加大，我们的体制不就是集中力量办事？这是我们要总结教训，所以是打好贸易战的一个关键牌，否则我们一剑封喉的命门总被人家拿着。

5.不断的开放更大的开放是我们的底牌。我们是要用更大的开放来对付贸易摩擦，而不是美国人一搞贸易战我们就封闭，他最希望我们退到60、70年代原始的封闭状态。封闭使人落后，封闭是中国最大的痛点，而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使我们进步。不管是博鳌会还是去年进博会，还是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峰会还有G20会议，几个演讲都讲到，第一就是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加大开放增加进口，让世界丰富的产品汇聚到中国，我们要以进口出口平衡为目标。我们的关税已经降到7.4%，到今年年底我相信在7%左右，不到两年我们会降到5%，要知道进WTO的2000年是15%。在总书记推动下，关税降到5%、2%，基本上趋于零关税。第二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原来比较封闭的领域要扩大，比如汽车，允许外资50%、70%、80%，独资都可以。50%对50%的结果是外国人也制定一个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不能销到国外的条款，由于这一条条款，中国的汽车搞了几十年也销不出去，中国的电子企业没有这条，国有的、民营的或者合资的企业，打遍天下无敌手，都在卖中国的货，汽车反而卖不出去，产能50%的过剩，汽车怎么会发展呢。所以没这个限制各打各的反而好。开放使我们进步，现在金融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都要尽快，都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家都在贯彻落实。第三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就是国际化法制化公开化。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是自己比自己有多少进步，也不是这个省比那个省有竞争优势，要来WTO来对标，要国际化。第四要进一步建设开放贸易，内陆原来没开放要开放，沿海本来就开放的，要有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这也就是中央为什么推出16个新区、18个自贸区，还推出了6个示范区：深圳、青岛、上海、海南岛、横琴、重庆。这六个示范区类似于特区的特区，中国现在的开放在总书记推动下应该说是比9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正在展开。（2019.9.26.转载自WTO网）

4.专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避贸易风险支招

杨伏山

2019年09月11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风险之中东欧专题论坛10日举办。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 供图

中新网厦门9月10日电 (记者 杨伏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风险之中东欧专题论坛10日在厦门举行，邀请欧洲知名专家，为驰骋中欧贸易的企业有效规避国际贸易风险支招。

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面临保护主义严重挑战之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转而投向欧洲等市场，以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为帮助外经贸企业了解和掌握当前形势下的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市场情况，助力企业有效应对国际贸易风险，拓展海外市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特意主办该专题论坛，邀请欧洲知名专家、中国信保的核心海外追偿渠道欧洲区主管、执业律师毕克韬，与政府、企业界朋友直接对话，并针对当前企业界最为关注的欧洲市场开发及贸易、法律风险等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专家解决方案。

毕克韬在其演讲中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地区的贸易机遇，并结合英国脱欧迟延、欧洲破产企业增多等情况介绍出口欧洲面临的风险；同时，对如何防范出口欧洲的风险以及如何做好买方信息调查建言献计。

毕克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中国和欧洲企业间的合作机遇日益增加；在此过程中，贸易风险也必然会相应增加，这包括海外买家因资金困难而导致付款的延迟支付，也可能出现买家的恶意违约甚至虚假贸易。

对此，他建议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要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进行贸易前做好法律和财务的尽职调查，了解买家国家和企业自身的动向，完善法律文件，尽可能做好事先准备工作，以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厦门一家外贸企业从业者傅女士告诉记者，在与一个新买家洽谈的时候，需要了解和评估一些有关买家的信息，这对贸易是更好的。“今天学到对买家进行事前调查，多种买家案例对我们外贸企业起到了警示意义。”(完)

5.拥抱世界 知识产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护航

记者 林露

2019年09月18日来源：人民网-知识产权频道

伴随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拥抱世界。如今，中国每年的专利、商标申请量稳居世界首位，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量和通过《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提交的商标申请量，已经分别位居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

中国知识产权创造质量、保护效果、运用效益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开启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新时代。中国企业要进入海外市场，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可或缺。

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形势严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跃跃欲试，开启了远征海外市场之路。与此同时，一直以来，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风险防控能力较弱的问题。

“同仁堂”在日本遭遇商标抢注，“王致和”在德国被抢注，“红星”在欧盟被抢注，120多个中国玩具企业的商标在智利被一名商人批量抢注……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商标抢注的事件时有发生。

近期，中华商标协会发布2019上半年企业商标国际抢注预警报告，其中显示2019年上半年企业商标在海外被抢注的现象较2018年出现阶段性缓和，但中国企业商标海外维权的形势依然严峻。“商标是企业商誉的重要载体，如在海外遭遇商标抢注，将会阻碍国内企业进入海外相关市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武汉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宁立志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采访时表示。

中国企业不光是商标在海外遭到抢注，核心技术涉及的发明专利也在遭受质疑。“自从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争端以来，不断在指责中国盗窃他们的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我们认为，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包括美国知识产权权威人士在内的外国专家，对近些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巨大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中国越来越多地成为了跨国公司之间发起全球专利诉讼的一个优选地。

海外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两“弱”两“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让世界人民用上中国品牌的产品，并用自主研发的技术助力其他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告诉人民网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会面临很多问题，主要有两“弱”。一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了国外市场，有时候两眼一抹黑，凭自己以往的竞争力去打天下，遇到知识产权问题会感到手足无措。二是能力弱，就是说企业到海外后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能力、人力、信息等综合能力比较薄弱。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则是普遍会遭遇两“难”。第一个就是获取相应的资源比较困难，部分中国企业就连国外的机构、执法部门门朝哪里都不知道。第二个是制定应对策略比较困难，因为中国企业不了解国外的制度、环境和司法政策等。

中国企业去海外拓展市场，对竞争者来说可能构成威胁。竞争者会做出两件事，一是他会复制你的产品，二是他会说你在复制他的产品。如果没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企业在维护权利时就会被动无助，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处于劣势。

中国不断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 参与规则制定

前不久，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4位，较2013年提高了21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知识产权信息，对创新创业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它也是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了解市场动态、技术前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申长雨表示，我国正着眼国际，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加快构建多边、周边、小多边、双边“四边联动、协调推进”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我国也正在不断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还参与一些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向着开放包容、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为提高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纠纷防控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今年7月，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聚焦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存在的难点和痛点，构建国家层面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收集和发布渠道，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与协助机制。”张志成介绍说。

今年8月，湖北省反应迅速，成立了全国首家地方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35家试点企业入围，开启了重点企业知识产权“海外护航计划”。来自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专家表示，武汉也正在推进建立海外维权专家库、预警服务平台等，帮助企业更好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在就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与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磋商。申长雨指出，这将帮助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更加便捷地获得外观设计保护，让中国创意、中国设计、中国制造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在土耳其如何保护知识产权？2019年08月02日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土耳其是中国在西亚地区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土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取得积极进展。数据显示，2018年中土两国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36.2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土耳其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是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面对“一带一路”的巨大机遇，中国企业在土耳其的知识产权布局需求不断增加。

修改法律 完善体系

尽管土耳其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但直至1994年土耳其专利局（TPI）成立，其专利法律制度才进一步得到规范，制定了包括《专利法》《商标法》《保护工业设计条例》《著作权法》《植物品种权保护法案》和《集成电路布图保护法案》等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基本上拥有一套完整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2017年1月10日，土耳其工业产权《第6769号工业产权法》（下称工业产权法）正式生效，将商标、专利、实用新型、设计、地理标志、传统产品名称注册、注册后交易、法律和刑事制裁整合并在一项立法当中。

总体而言，目前土耳其的专利保护制度与世界主流国家的发展方向一致，比如其专利保护类型和我国一致，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工业设计（即外观设计）。上述三种专利类型之前分别规定在土耳其的《专利法》《保护工业设计条例》两部法律当中，现在已经统一归于工业产权法。土耳其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期限与我国相同，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为5年，且每5年可申请延长，总计可达25年。

仅就该国的发明专利而言，在2017年之前，发明专利分为审查后授权和非审查授权发明专利，审查后授权发明专利保护期为20年，而非审查授权发明专利保护期为7年。2017年1月10日，该国的工业产权法实施后，未经审查便可获得授权的专利制度已经被废止。另外，就实用新型专利而言，该国的工业产权法提出了检索要求，也就是说相关申请文件要附检索报告，但仍然无需经过实质审查。对于外观设计，工业产权法将原来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改称为“设计”，以扩大保护范围，因此无论其工业特性如何，设计都可能受到保护。

在土耳其提交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可直接向土耳其专利局提出，也可以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或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将土耳其作为指定国。

一件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通常需要4年至5年。例如提交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后需经1个至3个月形式审查，并需自申请日/优先权日起15个月内提出新颖性检索，检索报告将于该申请提出后1年内公开。在形式审查合格后，专利申请将于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起18月后公布。申请人也可以申请提前公开，但最早不会早于申请日起6个月。对于授权后的发明专利，土耳其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可以向基层法院提出无效请求。无效请求人和/或专利权人对无效诉讼的判决不服的，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对上诉法院判决仍然不服的，可以请求最高法院检视该案。土耳其还设置了授权后异议制度，允许第三人在专利授权后6个月内提出异议。值得注意的是，该国外观设计的异议提出时间为注册外观设计公告后的3个月内。

就商标而言，该国的工业产权法将注册商标纳入统一管理，而未注册商标则由《土耳其商法典》根据不正当竞争的条款提供保护。在工业产权法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商标权的一国用尽原则已被国际用尽所取代，即在土耳其首次出售产品之后，无论其来源于何处且无需获得权利持有人的许可，产品可以在土耳其市场上自由流通。只要产品是原物，并且自进入市场以来没有被更改或损坏，则权利人不能阻止相关产品的平行进口。

在土耳其，商标注册可分为四种：商品商标、集体商标、服务商标和保证商标，其范围包括声音、颜色、包装和产品形状。土耳其的知识产权部门对商标进行一般审查，审查结果将在商标申请公告发布前4个至8个月内宣布。尽管土耳其是多个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并且其商标法也符合欧盟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土耳其的商标法仍具备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先有商标的存在以及欺诈注册都是绝对的拒绝注册理由；并且，土耳其工业产权法中关于商标相关程序中的最后期限都非常严格，没有任何延长程序。这些最后期限包括：异议、申诉、答辩等。如果未能赶上官方最后期限，那么会使有关各方遭受严重的权利损失。

目前，土耳其不是马德里协定成员国，而是马德里议定书成员国。因而，在土耳其注册商标有马德里途径和土耳其单一方式办理的注册途径。该国的商标保护期限为自申请日起10年，可多次续展，每次10年。商标注册后，5年内必须使用，否则该商标可能会被撤销。一般而言，商标核准注册公告后两个月内，任何人可以向土耳其知识产权部门提出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或异议被驳回，那么相关部门将向商标所有人颁发商标注册证。对于注册商标，任何人均可向法院提出无效请求。但是，在先注册商标明知且容忍在后商标使用5年的，不允许提出无效请求，除非商标的共存容易误导公众或违反公众秩序。

创新保护 依靠司法

土耳其虽然公布了专利复审相关的法律，但未实际实施行政阶段的复审和无效，而是直接寻求司法救助。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市的初审法院均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刑事和民事法庭，专门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其他城市的知识产权案件则由当地的民事/刑事法庭负责审理。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市的检察院成立了知识产权检察处，专门办理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对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应诉，并委托律师代理诉讼。

此外，双方当事人还可以申请检察官支持诉讼，如由检察官负责收集证据并将有关证据材料提交法官审查处理，依法对案件的处理提出建议。此时，检察官的作用更接近于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这一独特的司法制度有利于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中土两国都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成员国，都有义务遵循条约或协议规定实施对国际专利的保护。

因此，中国企业在该国涉及国际专利侵权或者被侵权时，应根据中国和土耳其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国际合作条约或者协议的规定，实施多种途径的保护措施。通常可以分为自我保护和司法保护两大途径。专利的自我保护是指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在发现侵权行为时，通过警告、协商等方式维护自己专利权的方式；专利的司法保护是指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通过诉讼方式制止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并由此获得赔偿的一种保护方式，这一方式通常为民事诉讼方式。无论是采用哪一种途径解决专利侵权纠纷，都需要企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法律准备，选择专业机构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咨询和服务，以应对国际专利侵权问题。

布局业务 寻求代理

截至2019年7月7日，土耳其共有1039名注册专利商标代理人，所有人员名单均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为使土耳其专利代理制度与国际接轨，土耳其拟建立专利代理人协会，由土耳其知识产权部门负责。

此外，土耳其相关法律规定，永久定居土耳其境外的公民和外国法人（即外国公民或外国法人），应该通过在土耳其的知识产权机关登记的专利代理人办理业务。

7.7月份航空货运需求九连降---贸易摩擦拖累全球航空货运增长

客运市场将迎来旺季

本报记者孟妮

9月17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定期运输数据显示，7月份全球航空货运需求（按照货运吨公里计算）同比下降3.2%，这是全球航空货运量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7月份货运运力（按照可用货运吨公里计算）同比增长2.6%，货运运力增长连续9个月超过需求增长。

全球贸易疲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继续拉低航空货运需求增长。数据显示，7月份全球贸易量同比下降1.4%，中美贸易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下降14%。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未显示增长。新的制造业出口订单数据显示，订单量自2018年9月起开始下降。自2009年2月以来，所有主要贸易国订单均首次出现下降。

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Alexandre de Juniac）表示：“紧张的贸易局势给整个航空业带来巨大压力。当前的紧张局势或许会带来短期政治利益，但却为消费者和全球经济造成长期负面影响。贸易促进发展。中美两国迅速解决分歧至关重要。”

这一趋势从各区域货运数据中也可见一斑。7月份，亚太和中东地区航空公司货运量同比大幅下降，北美和欧洲地区航空公司货运量小幅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航空公司货运需求均实现增长。亚太航空公司7月份货运需求与2018年同期相比下降4.9%。中美贸易摩擦和该地区出口商制造疲软对市场冲击较大。该地区货运量占全球航空货运总量的35%以上，是整个货运业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货运运力同比增长2.5%。中东航空公司7月份货运量同比下降5.5%。货运需求在所有地区中降幅最大。运力增长0.2%。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全球贸易放缓以及航空公司重组影响近期业绩。

与货运市场不同，7月份全球航空客运需求迎来旅行旺季。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尽管关税、贸易摩擦以及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导致客运需求比2018年更为疲弱，7月份全球航空客运需求（按照收入客公里计算）同比增长3.6%，低于6月份增幅（5.1%）。客运运力（按照可用座公里计算）增长3.2%，载客率上升0.3个百分点，达到85.7%，载客率创历史新高。

“全球航空运输业的繁荣有赖于人员和贸易的自由流动。无人能从贸易战、保护主义政策或孤立主义政策中获利，但每个人都可以从不断增长的互连互通中受益。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应是世界前进的方向。航空是一个让世界自由通达的行业。46亿旅客可以自由地探索世界、开创事业、与亲朋好友团聚。航空业产生的经济效益包括6500万个工作岗位和2.7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增长，行业唯有不断发展才能满足需求增长。”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如是表示。

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7月份，国际客运需求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长2.7%，与6月份增幅（5.3%）相比有所放缓。国际客运运力增长2.4%，载客率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达到85.3%。各地区国际客运需求均实现增长，其中，拉丁美洲航空公司客运需求增幅位列各地区榜首，7月份客运量增长4.1%，但与6月份增幅（5.8%）相比有所下降。哥伦比亚航空破产，部分主要经济体面临着更严峻的商业环境，引发持续混乱，但该地区客运量依然实现增长。运力增长2.7%，载客率上升1.1个百分点，达到85.6%。

此外，7月份国内客运需求增长超过国际客运需求，国际航协数据显示，国内客运需求增长5.2%，高于6月份增幅（4.7%）。国内客运运力增长4.7%，载客率上升0.4个百分点，达到86.5%。其中，中国7月份国内客运量增长11.7%，超过6月份增幅（8.9%），与其他各国国内客运市场相比，增幅最强。增长得益于低票价和联程航班较多。日本7月份国内客运量增长4.7%，高于6月份增幅（2.6%）。目前，该地区商业信心和经济增长相对乐观。

8.综述：中美人士呼吁发展中美关系

多位中美两国资深人士17日在纽约举行的新时代大讲堂活动中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稳定繁荣意义重大，两国应合作解决贸易纠纷等问题，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

当天活动的主题为“中美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才是正确的途径。

他说，当前中美关系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美方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美国基于错误的认知，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美国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莫里斯·格林伯格表示，中美就经贸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符合两国利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中美能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希望中美在新一轮谈判中取得进展。

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周树春在致辞中表示，如果说40年前，在中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的情况下，都能打破历史的坚冰，那么今天，在一个深度依存的世界，作为彼此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相互投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国关系更不应该倒退。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认为，中美需要考虑以新的方式展开谈判，在互信的基础上修复双边关系。两国在谈判策略上需要更具创造性，两国的对话交流需要更加丰富、深入和持续。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徐辰说，中美两国紧密合作可以应对世界上更多的挑战和风险，为全球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曾亲历1971年“乒乓外交”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斯威里斯表示，美国年轻人可以像当初“乒乓外交”时那样参与到美中体育和文化交流中，或参与到其他领域交流，“我们需要成为和平的使者”。

此次活动由中国日报社和中国银行联合主办，多名中美双方代表发表讲话，200多名中美人士与会。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9.20.

9.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核心要素

2019-09-18 17:26  文章来源：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

作者：韩秀成 王淇 

关键词：知识产权 国际贸易 核心要素 应对之策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基础上开展技术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将知识产权置于全球视野之下，深刻指出知识产权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随着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对于知识产权的争夺也日益激烈。正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 2019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所指出，我国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石、创新驱动发展刚需、国际贸易标配的重要作用。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之下，面对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发展变化的不确定性，有必要从贸易与知识产权挂钩的历史入手，梳理经贸摩擦的脉络与知识产权所扮演的角色，研判经贸摩擦与知识产权争端的发展趋势，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核心要素发展壮大自己，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

挂钩尝试：为竞争优势另辟蹊径

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最初主要发挥着激励创新的作用，为天才之火增添利益之油。19 世纪后期，基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为维护列强的知识财产利益，加强知识产权海外保护，强化对扩散的仿制品、盗版产品的应对逐步成为新的课题，但与国际贸易还是平行发展的两条线，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20 世纪 60—70 年代，当国际贸易格局被打破、美国的竞争优势被挑战之际，知识产权在贸易中的核心要素价值和竞争工具作用开始备受重视并与国际贸易开始挂钩。

竞争危机引发贸易保护

20 世纪初期，由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而积极倡导和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努力推行全球范围的多边贸易谈判。美国的贸易政策正是维系其强大贸易实力的保障，也是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世界经济多极化日趋激烈，美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大的竞争。进入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思潮迭起。在这种形势下，以《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为标志，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最终实现了从自由贸易政策向保护主义的转变。在前 TRIPs时代，私人部门已经成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政治化运动。通过行业协会的努力，推动美国政策制定者将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贸易和关税法》“301 条款”中的“贸易”相挂钩 。此外，美国“337 条款”也发现了自己的“第二用途”，转而成为美国政府授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国际贸易方面直接对侵犯其国内知识产权行为采取单边制裁措施的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以此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对其国内市场的份额。

美国的这些做法，彰显了其用国内立法来调控国际贸易、进而维护美国优势竞争地位的决心，也在后续一系列行动中达到了预期目的。

知识产权充当保护先锋

在美国的这些努力之中，知识产权逐渐成为核心要素。统计显示，20 世纪 70—80 年代末，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 24 例“301 条款”调查，几乎全部成功迫使日本政府作出让步和妥协，从而打开了日本的钢铁、半导体、电信等众多制造业领域的市场，知识产权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和主战场。

“半导体战争”是高科技之战的典型案例。半导体是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开发出来的领域，是打下美国在军事、太空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基础领域。1976 年3 月，经通产省、大藏省等多次协商，日本政府启动了“DRAM 制法革新”国家项目：由日本政府出资320 亿日元，日立、NEC、富士通、三菱、东芝五大公司联合筹资 400 亿日元，总计投入 720 亿日元（2．36亿美元）作为基金；由日本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牵头，设立国家性科研机构——VLSI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所，全力科研攻关，积累后发优势。

随着半导体技术区域成熟化，美国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上日本等国家的加速追赶，美国半导体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减，日美半导体局势发生逆转。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高科技出口已经超过进口；与此同时，日本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纤通信、激光、陶瓷材料等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国因此开始在高技术方面对日本采取防范措施，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1984 年，美国成立知识产权委员会，限制本国技术外流，日美有关知识产权的摩擦日趋白热化。面对日本高技术产业的群体性崛起，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激化，进而演变为“日美半导体战争”。

在美国政府强力施压之下，1986 年初，日美两国签订了为期 5 年的《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这极大地压缩了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空间，此后迅速被中国台湾、韩国赶超。

在日美贸易摩擦案例中，美国挑起国际贸易“热战”依据的是其国内法，烈度仅限于两国之间，手段还是以限制价格、控制市场为主。换句话说，在知识产权保护尚未形成国际规则之前，美国只是单方面将知识产权作为“大棒”，用以维持自身的贸易霸主地位，抵消贸易伙伴的竞争优势。

走向国际：将美国做法推向世界

以《知识产权协定》的制定为契机，美国将贸易与知识产权挂钩的做法写入了国际条约，并以此不断推高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推动全新知识产权秩序的形成。此后，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逐步完善，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要，贸易摩擦往往伴随着知识产权争端。从这一时期开始，知识产权已然成为国际贸易的核心要素，地位与日俱增。

将贸易写入 TRIPs 协议

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全球经济和市场，强化了经济强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某种程度上全球化被称为“美国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则改变了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产业界积极寻求知识产权的强保护，其游说推动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东京回合接近尾声时将知识产权与贸易挂钩。1984 年，美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将知识产权与贸易联系起来，其颁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产业全球竞争力之间的关键联系。

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将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转换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产生了空前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发展中国家中以印度和巴西为首，联合反对推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但是美国运用“301 条款”等手段威胁对其进行贸易制裁，致使其无功而返。

以美国和巴西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为例，1984 年，巴西为鼓励信息产业本土化修订了相关法律，进一步将原有的限制制度化，并在某些领域基本禁止新增外资，从而引发美国“301 调查”的一个典型先例。1989 年 6 月，美国针对影响信息产业的进口数量管制及许可措施再次向巴西发起“301 调查”。1990 年，巴西修改相关法律取消进口管制措施，美国随后停止制裁。1993 年，巴西被美国列为《特别301报告》中的重点国家（PFC）而再次受到“301 调查”。1994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巴西政府做出的保证和政策修改而终止了该调查；作为交换条件，巴西也放弃了知识产权方面的反对立场与主张。

知识产权“热战”是这个阶段的鲜明特色。美国以贸易制裁手段作为威胁，成功将知识产权纳入多边世界贸易体系，并且适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双边的摩擦与争议。

以“美国标准”要求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始于 1979 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此时的中国作为技术引进国家，科技创新与国际贸易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虽然还远远不具备“制裁条件”，但在上述协定中，应美方要求，也为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写进了保护专利、商标、版权的内容，并作为签约的必要条款。但在中国的“入关”以及后来的“入世”谈判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给美国朝野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通过国际贸易“设卡”，美国对中国提出了诸多知识产权方面的要求。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 • 波特曼曾表示“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他还表示知识产权是中国当年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上的争端直接导致两国贸易摩擦，美国数次威胁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并运用双边和多边的法律框架，要求中国制定或者修改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谈判和协商的基础上，中美之间 3 次争端分别形成了多份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协议，消除了一触即发的经贸摩擦。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WTO 第一案也是以此为背景逐步展开，一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

回顾这段历史，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争端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美国有不同的关注，中国有不同的应对（表 1 和 2）。

随着 TRIPs 协议的签订，全球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知识产权作为科技、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已经由单纯的法律构建物，演变成为科技创新的制度基础和政策依托；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也已成为大国较量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

面向未来：以知识产权决胜天下

在后 TRIPs 时代，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要素进一步强化，发挥着把守科技创新领先优势和产业链顶端的垄断利益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以整体崛起的发展势头，再次对既有的国际贸易格局形成冲击，再加上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知识产权的争端既是起点，也是焦点。面向未来，我们一方面要以史为鉴，妥善处理争端与摩擦；另一方面，也要从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度，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与挑战。

新时期中美经贸摩擦的实质

世界银行在 1999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对最发达国家来说，出口货物及贸易的绝大部分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例如，在美国，其 50％ 以上的出口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0％ 相比，有了巨大的增长。报告中还写道：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公司，正在取得知识产权的优势地位，其知识产权往往覆盖了基本的研究手段和市场化产品，给新的公司和研究者进入新的全球工业领域造成困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分析美国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一的原因时指出，“美国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的最佳位置及其最后的产品受到了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加强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贸易促进无形贸易的出口，而且可以在服务贸易特别是货物贸易中，有效打击贸易目的国的冒牌产品，使含有知识产权的美国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增长”。同时，在发达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当中，这几年知识产权所占的比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出口产品对知识产权的依赖度现在已经达到了 65％。发达国家每向外转移 1 亿美元的专利技术，就能销售大约 50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及附属产品。世界银行的报告敏锐地把握到美国国际竞争的制胜法宝就是知识产权，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知识产权也必然是争夺的焦点，相应的，也是经贸摩擦的核心。中美之间新一轮经贸摩擦的新特点验证了该报告的观点。

与以往不同，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表现、进展与突破较为迅速，知识产权保护亦是突飞猛进。2017 年 12月，欧洲专利局联合德国商报研究所发布《专利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转化背后的发明》（Patents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ventions Behi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报告认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领导者，但中国和韩国是迅速的追赶者。德国著名的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的专家在一份有关人工智能的智库报告中呼吁要学习中国、法国和日本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关键技术的战略。

美国朝野对此逐渐达成共识，即中国的崛起势必伤及美国的经贸优势地位；而之所以高度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其原因之一也是美国的大部分经济来源是知识产权相关产业，美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都是来自这些产业，美国的知识是产权产业价值约占其GDP 的一半（图 1）。因此，从根源上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不可避免。

图 1 中美经贸摩擦涉及领域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从领域看，美国对中国加征税的领域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就不仅是经贸摩擦了，而是对中国复兴的围追堵截，意在阻止新兴大国崛起。

因此，知识产权可以说只是一个“由头”，即便中国接受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提出的全部要求及标准，美国也势必要以前所未有的限制进口、征收高额税收等措施相威胁，给中国在经贸上乃至更广范围造成打击。

贸易与知识产权争端趋势研判

2016 年 10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中美贸易关系和挑战：过去、现在、将来与政策选项》报告并提出未来可能出现的 3 种情形，即双方达成协议并停止所有关税、长期但程度有限的经贸摩擦和经贸摩擦全面升级。2016 年年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得出 3 种情景，即全面经贸摩擦情景、非对称性经贸摩擦情景和中途夭折的经贸摩擦情景。此后的研究大同小异。而对于知识产权领域的争端来说，则显得更为复杂，参照表 3，要结合经济、科技等相关情况与知识产权本身情形来预测。

知识产权争端与中美经贸摩擦既互相关联，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知识产权争端只是中美经贸、外交、科技关系的大格局中的一个侧面，背后是中美两国关系的调整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动。因此，基于上述几种考虑因素，未来知识产权争端的情境可能有如下 5 种。

情境一：知识产权争端愈演愈烈

从现阶段的发展趋势来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完全有可能愈演愈烈。以往美国频频对中国实施的“301调查”和“337 调查”等单边措施，主要是想以其广阔的市场和优惠的贸易条件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同时，又以贸易制裁相威胁，迫使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接受美国的要求与制约。然而，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美国虽然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国，也是世界经济第一强国，但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美国感觉到越来越缺乏足够的“砝码”去改变其他国家的有关立法、政策等。中国也不再是以往完全被动的角色，对美国经济的控制能力也不再疲于应对。

当然，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美经贸摩擦相比，中国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竞争力较弱。在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依赖从美国的进口。

因此，在预估到这场经贸摩擦的演变和影响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

情境二：知识产权争端与经贸摩擦相互交融

鉴于中美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早已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势，如果美国执意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也会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诸多中、美专家及媒体曾表示，这种单边主义措施，对于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是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的，甚至会影响中美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有所伤及。因此，如果两国经贸摩擦暂停或者升级，知识产权作为谈判筹码，也可能与之同步。

情境三：知识产权争端协商解决

美国白宫贸易前顾问鲍恩表示，美国应当寻求通过 WTO 规则解决问题，而并非通过“301 调查”等单边主义制裁工具来对待中美知识产权争端问题。

基于鲍恩的这一建议，中国对此种可能性也要做好准备，在多边机制或者双边谈判前筹划好协商解决的步骤、要价与节奏，并且要把握住国家核心利益。

情境四：知识产权争端框架改变

从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情况来看，美国还有可能抛弃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另行制定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则，运用新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国将会比较被动，需要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际规则框架体系。

情境五：知识产权争端息事宁人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 • 劳伦斯 • 库恩分析此次“301 调查”是特朗普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其原因是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承诺支持者为他们召回就业，但这种政治行为对于美国经济问题也没有本质上的帮助。虽说短期情况下，部分美国人可能受益，但就长远而言，美国经济必将会受损，这种行为在某些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基于这种认识，知识产权仅仅是施压的手段，双方停止争端也不无可能。

我国未来知识产权应对之策及发展路径

从历史发展和国外经验来看，目前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知识产权作为核心要素地位空前提升，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就掌握了经济、贸易、科技、外交合作甚至国家安全的主动权。在知识产权作为核心要素的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之所以决心抛开曾经由自己主导建立的 WTO 框架下的解决机制，再次拿起单边制裁武器、动用“301 条款”“337 条款”这样的美国国内机制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就是因为在 WTO 框架下无法确保美国的绝对领先地位，无法有效控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知识产权争端的背后，隐藏着中美两国市场上高新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机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对等。以苹果手机为例，乔布斯曾说，iPhone 不过是将 IOS 系统装在了手机里，苹果手机的溢价更多的源自其良好的服务以及低价的全球供应链。在苹果手机的组装中，50％ 的订单交给了富士康，而富士康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收 2  414．8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39．1 亿元人民币，公司净利润率仅为 1．62％。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同样指出，除去主要原料供应地占的利润分成，其他利润分配依次是：苹果公司占 58．5％，中国劳工获得 1．8％，非中国劳工获得 3．5％，苹果以外的美国从业者获得 2．4％，欧洲获得 1．8％，日本和中国台湾各获得 0．5％，未归类项目占 4．4％，产品出口贸易统计还要列入中国出口顺差。也就是说，我国账面上的贸易顺差，并不能代表我们真正的科技水平和知识产权实力。此外，从中兴“缺芯”事件我们也能领悟到，必须要真正拥有知识产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才不会受制于人，才能掌握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是一次警醒，提醒我们将来中美贸易不再是量的竞争，而是质的抗衡，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争夺才是焦点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的讲话所指出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更是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中国遵守国际条约义务，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未来知识产权发展的路径就是要牢牢把握知识产权作为国际贸易、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和环节保护的核心要素。①要研究如何运用好知识产权制度增强核心生产力，以不变应万变，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把握主动权，是永远不会变的真理。②要扎扎实实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增强知识产权能力，严格知识产权保护，防御知识产权风险。③对于美国商界对中国存在的偏见与误解，可以通过增加民间企业、专家对话渠道，加强彼此沟通和理解；政府也可以面向中外企业，以论坛、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交流与合作，减少摩擦与纠纷。

细数历史上的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从可有可无发展到了重中之重；回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史。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已经不同以往，实际上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正如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我们既要看到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成绩，也要看到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差距，总结经验与不足。“开放、合作、共赢、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大势，但我们始终要保持警醒：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了自己，不要忘了自己的存在。只有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大做强自己，从战略和策略层面灵活运用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高质量高水平创新，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掌握发展中的主动权，才能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者：韩秀成 王淇，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2019.9.26.转载自WTO网）

10.印度尼西亚发布新的食品包装法规

2019-09-23 18:16  文章来源： 食品伙伴网

食品伙伴网讯 近日，印度尼西亚国家药品食品控制总局发布了新的食品包装法规。法规附件附有化学品清单，规定了如何对这些化学品进行监管。

附件内容包括：（一）禁用物质，（二）具有特定迁移限量的允许使用物质，（三）功能性物质及其总迁移限制，以及（四）按食品和饮料类型分类的包装材料规范。

11.中美经贸摩擦中的越南

2019-09-16 19:25  文章来源： 《世界知识》

罗肖

云南大学博士后

自全球经济因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而陷入重大的不确定性、衰退甚至恐慌以来，越南的经济表现与“信心指数”却逆势上扬，以至于被一些媒体冠以“中美经贸摩擦的最大赢家”，甚至是“新的世界工厂的有力竞争者”，等等。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从一系列经济数据看，越南近年来确实成绩斐然。2018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创11年来的新高，达到7.08%（原定目标为6.5%至6.7%）；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3.8%，远超7%至8%的增长目标；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到位率连续三年创下新纪录，2018年比2017年增加了近20亿美元。越南在2019年信心依旧，延续2018年的良好势头：GDP增速目标定为6.6%至6.8%，出口总额预计增长7%至8%，前八个月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9.38%，外资协议资金相当于2018年同期的67.7%，加工制造业占到了外资协议资金的69.6%，中国是最大投资者，占新注册总资金的20.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自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大国”，并以极限施压的方式逐步开启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开放程度最高、最热衷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之一，以及拥有可观劳动人口红利、内部市场较大、与美国战略合作日益深化的国家，越南是中美经贸摩擦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其迅猛升级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大批国际资本和制造业的避险与转移之地。然而，从长期来看，当前亮丽的经济成绩单并不足以扭转一些先天的脆弱性。首先，越南的“拥挤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外资主要集中于河内、胡志明市、平阳省等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地区。大量外资的急剧蹿升、同时涌入，必然推高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加剧道路、物流、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拥挤，抬高企业的经济与时间成本。比如，大量工厂的设立已经导致了技术与熟练工人的短缺以及“用工荒”，相互挖工人现象的出现，则大幅提升了工人包括工资、福利等在内的议价能力，导致一些人待价而沽、轻易跳槽。

其次，越南无力构建相对独立的产业链，仍有赖于与中国的良好合作。中国在产业分工的广度、深度以及内部配合的便捷性方面，构建了超过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链系统，并且具备较大的惯性。越南发展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很难脱离中国的供应链。

再次，越南面临美国的潜在打压。“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价值与行为准则，其发动对华经贸战的一大初衷是把产业链从中国逼回美国，而非为他国做嫁衣。但越南某种意义上的“截胡”以及对美出口的大增，已经引发了特朗普的不满。今年前五个月越南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36%，顺差达216亿美元。特朗普已表示越南“比中国还能占美国的便宜”，在贸易问题上“几乎是所有国家中最恶劣的”。最后，越南面临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等国的竞争。招商引资、扩大出口是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且出海通道便捷的亚洲国家的重要发展路径。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又必然追逐最低成本，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随着越南制造业成本的提高、马来西亚与孟加拉国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后者将对越南构成不容忽视的竞争。当然，越南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渔翁得利也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东南亚外交战略升级的迫切性。第一，大量制造业企业赴越南避险，充分表明了美国作为终端消费市场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在全球经济有效需求变得相对稀缺的背景下，中国尤其需要通过提高传统产业竞争力、提供更优质和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破除制约消费提质升级的机制障碍等，充分挖掘、释放近14亿人口、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庞大消费需求。第二，全力强化产业结构升级，在东南亚打造中国版本的“雁阵模式”。经济发展是中国复兴的核心支撑，经济发展的品质又主要体现为产业竞争力。只有保持与东南亚国家的产业梯度差，才能有效缓解相互间的同质化竞争、促进优势互补与深度协作，进而确保后者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持续获益，不断巩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第三，有序、定向地推进中国产业外移。中国一方面需要为相关企业外迁提供必要的引导、服务，协助其降低风险、更好地落地生根，并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另一方面，经济外交需要战略头脑，应将之优先投放给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以此巩固彼此友谊。来源:《世界知识》2019年第18期（2019.9.26.转载自WTO咨询网）

12.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8位

据《阿拉伯商业周刊》（Arabian Business）9月22日报道，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目前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第8位，成为中东、亚洲和南亚地区（MEASA）唯一进入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2007年，DIFC首次上榜，排名第25位；今年3月，DIFC排名为第12位。

DIFC目前有2.4万名各行业专家，今年上半年新入驻企业250家，活跃企业数量达2289家，同比增长14%。DIFC还是地区内最大、最发达的金融技术生态系统所在地，拥有100多家国际和地区金融科技公司。文章来源： 驻迪拜总领馆经商室2019.9.22.

13.当心特许经营合同背后的商标风险

2019年09月20日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原标题：当心特许经营合同背后的商标风险！

本想成为“Dior”品牌在辽宁省总经销代理的徐某丽，在同广州市亦修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亦修公司）签订《省级总经销代理合同》（即特许经营合同，下称涉案合同）后发现，涉案“eddaDior 迪奥”并非公众熟知的法国“Dior”品牌。于是徐某丽将亦修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双方解除涉案合同，返还之前缴纳的30万元保证金。

近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涉案商标 “eddaDior”在亦修公司与徐某丽签订涉案合同前已存在被行政机关认定侵权的情况，亦修公司故意隐瞒商标效力信息，对涉案合同最终无法履行存在重大过错，涉案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应归责于亦修公司。据此，判决双方解除涉案合同，亦修公司退还徐某丽全部代理费30万元，驳回亦修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在业内人士看来，该案判决给相关从业者敲响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警钟，无论是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或是普通的商标授权合同，被授权方都要对授权方的企业资质、商标法律效力、是否存在侵权隐患等进行仔细核查，谨防后续出现各类商标纠纷。

授权合同引发纠纷

据了解，涉案合同由亦修公司与徐某丽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合同约定徐某丽获得亦修公司开发的“eddaDior 迪奥”产品的特许经营权，亦修公司特许授权徐某丽为“eddaDior 迪奥”省级代理商，代理经销区域为辽宁省。为保证合同履行，徐某丽向亦修公司支付了30万元保证金。与此同时，亦修公司向徐某丽出具特许授权书，载明徐某丽经授权经营销售“eddaDior 迪奥”品牌女装服饰商品。之后，亦修公司与徐某丽均按经销代理合同约定的事项履行各自义务。

不过，2018年5月，徐某丽在进行第二次招商时，有客户向其反映涉案商标存有问题，并追问涉案商标是否是真正的法国品牌，这让徐某丽对该品牌产生了怀疑。随后在与亦修公司沟通后了解到，徐某丽所经营的“eddaDior 迪奥”品牌并非大众熟知的“Dior”品牌，而涉案的“eddaDior”“迪奥”两件商标由2010年1月15日在香港成立的法国迪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法国迪奥）申请注册。经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两件商标被核定使用在第25类商品上。2017年9月10日，法国迪奥出具委托书，授权亦修公司围绕两件商标生产、销售相关服装及标识制作等业务，委托期限2017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徐某丽终止了经营活动，并在相关事项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向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下称荔湾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解除涉案合同，亦修公司退还30万元保证金。

涉案商标遭遇挑战

事实上，上述两件涉案商标与公众所熟知的“Dior”商标持有人有过数次正面交锋。

2017年8月7日，克里斯蒂昂·迪奥尔服装有限公司(CHRISTIANDIOR COUTURE，下称迪奥尔公司)就“eddaDior”商标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商评委经审理后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裁定，宣告争议商标无效。就该裁定书的效力问题，亦修公司在一审期间表示会提供法国迪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证据，但截至一审判决前，亦修公司未能提交该证据。

此外，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亦修公司与徐某丽履行涉案合同期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荔湾区工商局)于2018年1月8日就亦修公司的相关经营活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其委托他人制作“eddaDior”标识并贴在服装上进行销售以及将“Dior”英文字母突出显示等行为，侵犯了迪奥尔公司对其享有的第G610601号“Dior”注册商标专用权，责令亦修公司立即停止侵权，没收了相关服装并处罚金1万元。截至一审判决前，亦修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其针对荔湾区工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提出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证据。

荔湾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并依据我国合同法、商标法、民事诉讼法、《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等规定，判决双方解除涉案合同，亦修公司向徐某丽退还30万元保证金。

二审判决解除合同

一审判决后，亦修公司不服，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亦修公司上诉称，其在合同订立时没有欺诈行为及故意，涉案合同在涉案商标被宣告无效前可正常履行。涉案合同签订于2017年11月28日，此前亦修公司已获“eddaDior”与“迪奥”两个涉案商标的商标权所有人法国迪奥的使用授权，亦修公司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影响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同时，涉案合同签订后，亦修公司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为徐某丽持续提供了经营资源；此外，涉案合同涉及“eddaDior”与“迪奥”两个商标的使用权，即使“eddaDior”商标因无效而无法使用，但不影响“迪奥”商标的使用，“迪奥”商标仍处在授权有效期内，涉案合同仅部分不能履行，而非全部不能履行等。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该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涉案商标“eddaDior”被宣告无效是否导致涉案合同整体无法履行，一审判决涉案合同解除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亦修公司退还全部代理费30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合同所有提及涉案商标“eddaDior”的条款，均是将“eddaDior 迪奥”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且贯穿合同始终。依合同条款文义推断，“eddaDior 迪奥”在涉案合同的履行中应整体使用，其中任一部分商标的效力产生问题，都必然会影响“eddaDior 迪奥”的正常使用。然而涉案合同以“eddaDior 迪奥”产品为特许经营对象，是建立在其商标品牌效应的基础上，故涉案商标“eddaDior”被宣告无效，会直接影响“eddaDior 迪奥”产品特许经营活动的开展，导致涉案合同从根本上无法履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商标“eddaDior”被宣告无效导致涉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判决涉案合同解除，并无不当。

此外，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还认为，亦修公司作为特许人，对于隐瞒涉案商标“eddaDior”商标效力的重要信息存在故意，违反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徐某丽作为被特许人，有权单方解除涉案合同。

据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上述二审判决。（本报记者 姜旭 通讯员 肖晟程）

14.中国车企在法兰克福车展探讨出海良策

据新华社电 正在举行的2019年法兰克福车展上，部分中国车企领军人物齐聚一堂，探讨中国车企出海良策。

在主题为“智在向前，当红不让”的中国汽车品牌之夜沙龙上，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表示，把一汽红旗的产品和服务从中国带向世界一直是集团理念，但进军国际市场是一个大战略。以进军欧洲市场为例，需要首先对欧洲市场有正确判断，在当地要建立非常强大的资源支持。

2018年5月，一汽集团在德国慕尼黑设立全球前瞻设计中心，这是该集团在欧洲设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以造型设计尤其是前瞻造型设计作为第一步，后期将逐渐扩展至整车技术、信息化智能化以及相关工程的合作。

民营车企代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城汽车旗下WEY品牌创始人魏建军说，打造一个让全球消费者认知的品牌需要10年乃至20年时间，需要长远计划和坚持。中国车企需要做好全生命周期计划并给客户提供更好体验。

他表示，得益于中国良好的互联网基础和扎实的智能及新能源相关条件，中国汽车在设计、制造、研发等方面与国际的差距越来越小，在智能互联和新能源方面则走在了国际前列。

中国智能电动车企业爱驰汽车总裁付强表示，爱驰计划2020年进入欧洲市场，为中国企业进军国外市场探路。他说，欧洲环保标准严格，如今电动化让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相对容易，而依靠中国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中国企业可能占据一些优势。

付强还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取向发生了变化，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取向上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这使类似爱驰这样的初创企业可以不依靠传统渠道模式进入市场。

2019年法兰克福车展12日正式开幕，将持续至22日。车展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00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参展企业数量比上一届增加6家，达79家。（朱晟王平平）来源：国际商报2019.9.19.

15.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带来全新旅检体验

本报记者刘昕

高速CT机检设备智能判图全覆盖、卫生检疫监管智能化、入境货物海关消毒通道前置……9月18日，国际商报记者在即将于近日开关运行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旅检现场看到，各种通关设备、查验设备已经调试完毕，进出境手续更简化、流程更简便。出境时采用“海关＋安检，一次过检”的工作模式，入境更可实现旅客的“无感通关”。

这个目前国内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空港海关，在配备一流的监管设备与技术，并且最大限度实现电子化、隐形化的基础上，已为出入境旅客准备好最便利、最友好的通关服务。

托运行李先期机检，旅客入境可体验“无感通关”，是大兴国际机场海关的重要亮点之一。在原有模式下，旅客入境需逐人排队，搬箱过机，通关时间可能长达5至7分钟。

“先期机检新模式实行后，海关对入境行李物品实现了监管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旅客在海关现场的停留时长。”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副关长殷海峰表示，除少数重点旅客及行李需进入重点查验区接受海关查验外，绝大多数旅客入境时可实现“无感通关”，即“免排队、免搬箱、免过机、零等待”。

记者在入境环节看到，这里设置了30多台国内一流的智能检疫查验设备，这些设备集红外测温、放射性物质定位检测、人脸识别、入境人员信息采集等多项功能为一体，仅需几秒钟即可获取并存储入境旅客的图像、通关时间、体表温度等，并将上述资料集中呈现在一个画面。这一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如遇需要隔离的旅客，可通过海关卫生检疫专用电梯将其转移至国内最先进的“双负压”隔离室，有效防止疫情疫病传入境内。

“这个通道的总长度是3.5米，旅客通关时间大概是3~4秒，而以往进境旅客取完行李后，需要进入海关监管通道排队搬箱过机检查，平均每名旅客通关时间大约在5~7分钟，”大兴国际机场海关旅检八科副科长王俊侨说。

据了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新型高速CT检查设备传送速度较普通型CT检查设备的0.28米/秒提升至0.5米/秒，提速近一倍，可使旅客等待时间压缩一半。这也是全国首个在行李检查区全面配备新型高速CT检查设备的机场海关。

为更好地提升出境旅客通关感受，大兴机场海关还创新性地与安检部门共享查验现场，将行李物品海关监管嵌入安检过程，使海关检查与机场安检的两道“关卡”合二为一。旅客在出境时只需提交一次行李，只接受一次检查，查验等待时间可缩短50%。当需要开箱检查时，海关与安检则分别使用独立的查验间，对旅客的隐私保护更加完备。

“从8月3日起，我们已经组织开展了6次出入境流程综合演练，目前已具备随时开关运行的能力，在严密监管的前提下为旅客和企业提供最优质服务。”北京海关副关长高瑞峰再一次强调大兴国际机场海关的目标是全力打造“监管最有效、通关最便利、设施最先进、管理最科学、体验最友好”的国际一流空港海关，最大程度地提升进出境旅客和企业的获得感。来源：国际商务2019.9.20.

16.中国车市的再认识和新思考

2019年09月18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汽车报

原标题：2019泰达论坛再解读：中国车市的再认识和新思考

编前：8月30日～9月1日，2019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壮大新动能”。去年以来，我国汽车行业弥漫着对下行势态的焦虑。论坛上，多位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表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再寄望中国车市重回高增长，要重新认识、理性判断；同时，在行业管理层面也需要新思路，多家车企代表呼吁，希望在技术路线选择等重大问题上少一些行政色彩。本报将对论坛上关于新形势和新动能的研讨成果进行系统解读。

继去年汽车行业出现首次负增长之后，今年1～7月汽车市场仍未摆脱下行趋势。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也在今年7月首次出现负增长。市场不景气让各预测机构不得不调整对今年车市的预期，中国汽车行业或陷入低潮。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中国车市的未来在哪？新能源汽车会不会陷入低迷？这些疑问是行业关注的焦点，也是今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各方的关切。

市场回调是自身规律长期仍有增长空间

“长远看，中国汽车产业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正如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卢卫生所言，尽管当前中国车市面临很大的增长压力，但仍有发展空间。他表示，面对当前汽车市场下行的情况，要科学研判发展趋势，保证产业平稳运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峰表示，中国汽车市场4000万辆的规模一定会到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督管理司司长刘卫军对于汽车产业当前面临的形势并不担心。在他看来，尽管当前汽车产业面临的形势不太好，但只要我们利用好改革手段，汽车行业一定能突破目前的困局，形成更好的发展格局。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表示，目前，汽车产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尽管当前汽车产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波动，但良好的产业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高效的基础设施及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得汽车产业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他说。

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则强调，汽车产业是长周期行业，对于中国车市来说经历了连续28年的高速增长，今年遇到了挑战，但对于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来说，从来都没有如此长周期、一成不变的增长。市场在经济调整过程当中回调，是汽车产业本身规律始然。“我的体会是这不仅是个拐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北汽集团总经理张夕勇也表示，中国汽车行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汽车市场正在进入全面调整发展的新阶段。

新能源汽车内生动力不足政策不能左右市场

尽管我国以纯电驱动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先发优势，但关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随着补贴大幅退坡，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波动，技术路线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一级巡视员宋秋玲表示，我国以纯电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并未动摇，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以示范推广为突破口，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协同推进。在政策方面，还将注重协同化推进，配套出台“一揽子”政策；强化政策的扶优扶强等功能，推动企业技术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同时，她强调，氢燃料电池汽车目前尚不具备大范围推广的条件。纯电与燃料电池汽车互补共存。

需要重视的是，我国新能源汽车研发水平和内生动力还存在不足，电芯等某些领域的核心技术和产品仍然依赖进口，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多，要警惕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由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处于能源、交通、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等产业融合的关口，面临着产业生态和竞争格局的重构。罗俊杰表示，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要从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着手，明确战略导向，兼容多种技术路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处理好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关系，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深化开放合作，走更加协调、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路。

针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强调，必须因地制宜开展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工作，加强氢燃料电池的技术攻关，明确技术路线，切忌再走纯电动发展的老路；加快完善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充分考虑新能源汽车的自动驾驶发展趋势，在生产、设计、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提前谋划。“最为重要的是，坚守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底线，在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过程中，重视产品安全运行知识普及。”蔡团结如是说。

汽车作为一个科技产品，身处科技变革期，本身也必须做出变革，而电动化恰是汽车技术变革的最佳表现形式。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古惠南强调：“我们一定要在技术上抓住电动化变革，否则将错失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他还指出，新能源汽车发展存在三大制约，分别是政策、行业和地域，必须要有坚定的技术路线和明确的政策指向才能有所突破。这就要求，政策要有持续性，不能摇摆，把技术路线的决定权交给市场。

对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定，世界汽车组织第一副主席董扬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存在立法过严、执法不利、成本共当、群众运动、政策多变、机构牟利六个方面问题。希望以后有关政策能稳定、透明、严格、协调。”

产业结构调整迎好时机企业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

尽管当前的负增长让汽车产业压力倍增，但竞争加剧的同时，对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却是好时机，也更具挑战性，需要企业做出各种尝试。长安汽车执行副总裁刘波表示，市场竞争环境恶劣时，中国品牌的市占率也在不断下降，这说明品牌抗风险能力以及产品力、品牌力包括基础技术的抵御力有待加强。此外，TOP10集团集中度越来越高，达到89.4％，排名在后86％的汽车集团只占1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表明在产业淘汰不断加速的当下，规模小和品牌弱的企业是无法应对竞争的。“我们认为无论是合资还是自主，或者是造车新势力，只要未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都将会被淘汰。”董扬也强调，汽车行业目前正处于调整阶段，处于“驻点”过程，不必过度担忧，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将加速优胜劣汰，“混”日子的企业将出局。

广汽集团副总经理李少强调，中国汽车产业要高质量发展，最高效的发展方式是合资合作、自主创新要齐头并进，两条腿同时走路。“既不能完全依赖引进来，也不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自主创新。”他说，应该坚持以开放、创新的思维，优势互补、加速进步、谋求合作共赢。

华晨汽车董事长阎秉哲则认为，在共享化、个性化的市场消费新理念的驱动下，产品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升级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技术环境和消费环境下，任何一家汽车制造商如果离开了开放合作，必将是寸步难行。

本田技研（中国）执行副总经理长谷川佑介表示：“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提供全面出行解决方案的公司，不仅仅提供汽车产品，也提供摩托车以及其他动力产品，今年我们推出了飞机和机器人。”（王金玉）

17.中国银行获准担任菲律宾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发布时间：2019-09-18 |  来源：新华网  |  作者：郑昕 袁梦晨

新华社马尼拉9月17日电 （记者 郑昕 袁梦晨）记者17日从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在当日发布公告称，正式授权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担任菲律宾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至此，中国银行已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匈牙利、南非、赞比亚、美国、日本、菲律宾担任人民币清算行。

菲律宾是开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中菲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旅游业等方面存在大量合作机会。为便利双边经贸往来及投资合作，中菲两国央行在2018年11月正式签署了关于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指定了人民币清算行。

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致力于拓展人民币在菲使用，并发行了菲律宾首张人民币比索双币借记卡，建立了当地人民币清算系统，并协助菲律宾政府先后两次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熊猫债，总价值达到39．6亿美元。

18.宁波电子行业协会组团赴海尔学习交流

为学习世界级标杆企业海尔集团的先进发展经验，特别是在智能制造、绿色节能方面的先进技术和模式，借鉴其卓越的企业管理体系和经验，促进协会会员企业与海尔的产业合作，切实推进宁波电子信息产业企业节能减排和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8月26日至28日，协会秘书长顾朝辉带领舜宇光电、激智科技、一舟电子、音王电声、升谱光电、新容电气、福特继电器、汇港电器、华联电子、福泰电器、广新纳米、科联电子、赛耐比光电等十余家会员企业负责人近20人，赴青岛海尔集团考察学习。

26日上午，考察团一行不顾旅途辛劳，直接来到青岛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冰山之角”，参加“2019 年中国电子电路产业发展研讨会暨海尔中央空调精密电子行业节能生态交互峰会”，聆听行业专家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建忠、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主任董云庭、Prismark公司合伙人姜旭高博士等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绿色发展之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和《全球电子市场和PCB市场的现状、未来5G市场状况》主题报告，听取海尔中央空调全球企划总监杨宝林、海尔家用空调工程部长姜寿成、沪士电子董事长吴礼淦、大族激光副总裁杨朝辉等作《精密电子行业能源智慧解决方案及案例分享，高效机房解决方案》、《海尔家电整体解决方案》、《持续聚焦主业 深入服务客户》和《PCB产业下5G技术及效率提升设备的应对方案》经验分享，并共同见证了第十八届中国电子电路行业排行榜发布仪式。

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冰山之角

主会场

中国电子信息联合会董云庭主任作主题报告

27日上午，在海尔会务组统一安排下，考察团一行乘坐大巴，前往黄岛区中德生态园，参观海尔世界级“灯塔工厂”，零距离体验基于“工业4.0”的智能制造和“人单合一”先进管理模式。随后，考察团一行来到海尔信息产业园区参观海尔文化展，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观看文化展短片《海尔基因》，通过展示海尔历史上的照片、实物和影音资料，体验海尔创业、创新的“两创精神”；通过海尔企业发展历程，了解中国的家电发展史、互联网+平台、海尔海外发展史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感触颇深。

27日下午，考察团一行来到海尔董事局大楼，参加宁波企业与海尔集团的产业对接合作交流会。海尔采购部、中央空调事业部的负责人国德防、卢克伟、潘会高、郗长红、黄健铭等参加会议。协会秘书长顾朝辉对海尔的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感谢，他表示通过这二天的参观学习，考察团成员近距离感受到了海尔企业文化的博大精深，全面了解了海尔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发展历程，对宁波电子信息产业实施“对标先进，加快行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很大的启发。新容电气、华远电子、赛耐比电器等企业已经成为了海尔的优质供应商，宁波企业低调、务实、诚信的风格也获得了海尔集团的赞赏，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与海尔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也欢迎海尔中央空调系统能够在我们企业中广泛应用。

海尔集团采购部负责人向宁波参会企业代表详细介绍了海尔供应商引进流程和模块商自注册系统；中央空调事业部负责人介绍了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的性能及应用案例；我协会会员企业分别介绍了各自公司发展概况和主营产品等信息，双方就节能推广以及在智能家居、电子元器件采购等方面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最后，考察团一行参观了海尔大学并合影留念。

对接洽谈会现场

三天的行程紧张、充实，考察团一行同吃同住同学习，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密切了协会与会员企业之间的联系，协会工作也得到会员企业的高度认可。协会今后将继续一如既往秉承“广交朋友、交流合作、抱团发展”的工作理念、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为广大会员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为推动宁波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发挥协会积极作用。(供稿：宁波电子行业协会）

19.宁波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协会组团赴沪参观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2019.9.18.上午，宁波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协会组织宁波帅特龙集团、华德控股集团、敏实集团等40余家企业单位代表赴沪参观2019年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本届展会分别有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工业自动化展、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机器人展、新材料产业展和科技创新等9大专业展馆，共有来自27个国家（地区）2610余家参展商参展。

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前夕，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全球工业合作开放.推进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供稿：宁波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协会2019.9.19.）

20.商务知识---国际直接投资动机是什么？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企业或个人对另一国的企业等机构进行的投资。直接投资可以取得对方或东道国厂矿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管理和控制权。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多样化

1.利润驱动：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利润驱动是一切资本输出方式形成的共有动机。

2.生产要素驱动：利用国外较丰裕或低廉的生产要素（资源、劳动力）以满足本国的需要或降低生产成本。

3.市场驱动：占领国外市场，消化过剩资本。跨国公司、分公司、子公司。

4.政治性动机：控制东道国经济，资本外逃（在本国紧的政策下寻求新的投资场所），战争，动乱，通货膨胀，管制，政策等方面。

5.利用外资：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