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发出过警告，今后五年中国将面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和来自自然界的五大风险，这些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而很可能相互交织形成“风险综合体”，特别之处在于，中国要实现方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多重发展目标，如稳定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平衡，是供给侧重要还是需求侧重要，调结构带来的失业与就业问题，稳定汇率与加大金融改革的平衡。要解决多种问题，既需要中国有系统的解决办法，而且还要拿捏好政策尺度。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内分歧最大的就是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路径选择。决策层已有定论，习近平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显示高层已下决心背水一战，以改革来过经济寒冬。

有国内学者认为（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过去的经验表明，需求端管理是供给侧改革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对稳定市场的经济增长和通缩预期至关重要。否则，波动过大的宏观环境可能拖累结构性改革，甚至倒逼改革走回头路。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要避免陷入过于强调事后的供给侧政策的陷阱，如果毫不犹豫地终止产能供给会导致失业，会造成更多问题。面对宏观的通货紧缩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比供给侧调整更好的方法是积极地扩大需求，以减缓中国的通缩压力。如果过于强调供给侧改革而忽视需求侧，这样的建议是幼稚的。

他们的担心在于，如果中国在经济严冬之下仍然首推供给侧改革，可能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短期风险——经济失速、通缩加剧、债务问题恶化、系统性金融风险浮现，再加上失业加剧，如果这些问题同时出现并恶化，中国可能会难以招架。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国内严重低估了金融市场开放后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曾以为自己有能力、有人才、有资源，可以应付和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但实际情况是风险问题丛生，而且当金融问题涉及境内外两个市场时，其中的问题我们根本应付不来。

经济严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政府和市场都不再拥有经济高增长时的资源和市场环境，这时候最让市场担心的，就是政策变动上的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政府仍然控制着主要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过大的调整意味着整个政策系统和经济系统的一次重大变轨。

经济严冬之下的政策调整要以稳健为目标，注重政策的延续性，兼顾多重目标。“十三五”的第一年，稳健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