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申请破产，这在美国不是一件小事，对于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美国地方债务的处理，底特律必将成为一个案例。

同样遭受严重的地方债务压力的中国城市，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呢？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如果能够用底特律模式来处理中国城市的问题，这对中国将会极有建设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底特律市的破产没有大包大揽。在底特律提出破产申请之后，奥巴马政府实际拒绝了援助这个曾经辉煌的破产城市，底特律所在的密歇根州政府也拒绝了援助的要求，甚至认为底特律破产是“必经之路”。

从债务规模上看，底特律市政府的债务总共只有180亿美元，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曾经高达10.7万亿元人民币（合1.65万亿美元），个别城市的债务数量不一，据安邦研究团队掌握的情况，部分城市的债务可能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高于底特律市的债务规模。因此，考虑沿用底特律模式来处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

事实上，现在很多中国地方政府实际处于破产的状态，比如北方某市正在建设数百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这个地方的政府负债水平相当高，从2000亿－3000亿人民币的投资量来看，债务规模肯定不小，据说每天的利息就要1000多万。类似的城市在中国还有很多，尤其是很多的北方城市乱搞产业园区，面积很大，但开工率明显不足，投资后继乏力，开发区荒草丛生都可以放羊了。这些中国城市的债务如何处理呢？谁来承担“乱搞”的责任呢？形势相当紧迫。

过去，中国城市处理债务问题的逻辑大致是：地方政府开发土地搞招商引资，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地方债务上交中央并且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国家出面用全民资产来偿还债务，处理不良资产。此后再放开搞活，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经济刺激方案，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和债务循环，重复同样的结果，并且风险程度更为剧烈。朱?基总理在上世纪90年代末需要处理的不良资产只有2万多亿人民币（主要是国企坏账），但现在需要处理的不良资产仅仅地方债务就过去的5倍了；如果计入地方隐性债务，今后还可能会出现10倍的局面。这些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如何处理，是否继续允许地方政府将债务上交中央？这是必须面对和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必须要有战略性的方案和路线图，如果耽搁下去，只会让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失去信心。

陈功认为，底特律模式具有启发性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不考虑中国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现行规定，假定以“底特律模式”来处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允许财政“收不抵债”的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应该会产生如下正面影响：

第一，分清发展的职责，中央债务是中央的，地方债务是地方的。对于发展策略的失误，做决策的官员是要承担责任的，不能一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账让继任者去处理。因此，地方政府破产只会让地方政府在发展问题上更冷静，避免盲目乱投资。

第二，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良性发展。发展策略失误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的停顿，这是很自然的成本，即犯错误的成本。出错的地方，劳动人口就会流向更有前途的城市，流向那些没有犯错或少犯错的地方。从全局看，这是一种良性的调整，资源配置是有效的。

第三，推动政府改革，改变GDP主义。虽然中国对此上下都有共识，但实际总也改变不了，原因就是不理性的发展认识总能占上风。一旦地方真破产，发展停顿了，市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市场永远只能是一个政策错误的“买单者”。

第四，控制风险扩散。不能总是走“地方-中央-全民”的债务处理模式，允许地方政府的破产有助于控制风险，不会让地方的问题演化成全国性问题。现在中央不断强调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如果只是兜底和压制是不解决问题的，必须让地方债务风险有控制的释放。

第五，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救助应该是有条件的，有一定的干预渠道和手段。这样可以避免错误重复出现。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安邦的智库学者看来，底特律模式的价值点，实际是一种政府决策责任的分级模式，如果承认“发展是硬道理”，那么承担相应的发展责任也应该成为“硬道理”！如果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那中国就成为无底线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