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自由贸易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2021-04-08 11:34  文章来源：金台资讯

原标题：让自由贸易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论坛）

日前，中国已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核准，泰国也成为东盟首个批准协定的成员国。泰国商业部还宣布，成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心，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与服务。

RCEP成员国积极推动协定早日生效，将助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复苏。这个自贸协定所覆盖区域，不但涵盖了全球约1/3的经济总量，还覆盖了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两个超级市场：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拥有6亿多人口的东盟市场。

协定将为后疫情时代区域内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动力，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亚太地区经贸将更进一步交融，成员国在技术、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实现优势互补。未来，亚太地区经贸政策的稳定性将大幅度增加，起到优化投资预期、提升生产和消费信心的效果。

对于以咖啡、大米、木制品等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老挝来说，RCEP意味着更加广阔的出口贸易市场。协定生效后将为老挝企业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外部环境，使其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进入其他成员国市场。协定还在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给予一些过渡期安排，让老挝企业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未来，老挝将通过RCEP这把钥匙开启通向更加广阔市场的大门，助力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

老中两国合作的纽带势将更加牢固。老挝致力于将本国“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同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近年来，从老中铁路到“老挝一号”通信卫星项目，从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项目到“万万高速”项目，从举办“中国—老挝旅游年”系列活动到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不断落实，双方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RCEP生效后，两国合作将更加深入，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密。

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区域合作与互联互通仍是主流。RCEP各成员国承诺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标准壁垒，发出了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强烈信号，意味着支持更加自由、开放、公平、互惠的多边贸易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作者为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

《 人民日报 》( 2021年04月02日 03 版)

2.中国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2021-03-31 10:36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近年来，完善全球治理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使全球治理遭受严重冲击，更加凸显了现有治理体系的短板。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携手改善全球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无法缺席也不能缺席。正如习近平主席1月25日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所承诺的，“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治理面临重要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次压力测试，让人们看到了当今世界矛盾对立的一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开放包容与封闭排他、协商合作与冲突对抗……具体到全球治理领域，本已“床头屋漏”，又逢“连夜大雨”，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随着疫情暴发更加凸显。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处于艰难的调整期和重塑期，我们要重点解决好以下课题。

需求侧上涨。全球治理的需求侧，突出的表现是新老问题集中出现。疫情之下，不少国家实行隔离限制措施甚至关闭国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非传统安全领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难民危机等挑战，也都催生了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联合国1月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全球民众短期内首要愿望是能够改善医疗、教育、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等基本服务，97%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非常重要。

供给侧乏力。西方国家大都受到国内治理的掣肘，对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全球治理的功能性失调：国际组织受到质疑，自由秩序被创造者破坏。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经过三个月的审议，在感染病例已经高达上千万的情况下，才就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第2532号决议达成一致。世界卫生组织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特朗普政府甚至直接退出了该组织。全球治理的“赤字缺口”可见一斑。

公正性缺失。二战以来，全球治理基本是“西方治理”。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有待弥合，可持续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疫情之下，南北发展差距面临扩大甚至固化风险。以新冠疫苗为例，据估计，全球疫苗需求为100亿剂，而中短期内疫苗产能有限、缺口过大，且分配上“贫富不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难以满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人类的未来有赖于团结合作，他呼吁通过“新社会契约”和“全球新政”，着力减少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早日重迎放心握手与拥抱的时光。

协作性减弱。大国本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意识形态、现实利益、国内政治等因素，国际合作困难重重，脱钩、断供、制裁屡屡上演。正如英国前首相布朗所言：“在国际层面，对这场全球危机的应对是史无前例地糟糕。”“我们没有看到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合作，各国未能在全球健康事务上团结起来，而是充斥着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仇外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李·豪威尔也表示，2021年将是全球“重建信任的关键年”。世界正处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关键阶段，全球协调、公私合作和地方合作尤显重要。

稳定性减少。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与新冠病毒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是一场长期斗争。“2021年的重大问题是：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是否已经采取步骤为下一次撼动世界的大流行做好了准备？”答案并不明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曾载文认为，2021年将特别难以预测，因为尚不清楚疫情变化、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将如何相互影响。德意志银行对国际管理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40%的调查参与者担心病毒突变。还有人担心，疫情只是未来10年可能席卷全球变革的预演。面对种种的不确定性，我们没有时间纸上谈兵，只能尽快行动起来。

中国助力全球治理不断完善

2021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越来越多，外界的期待也越来越大。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仍将面临很大困难。经合组织预测，到2021年底，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总损失将达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和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专家普遍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失业增加、增长动力不足、贫困化加剧三大挑战。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定为“大重构”。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更高期待。日本经济新闻社汇总的调查数据显示，在35名受访的经济学家中，有26人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增速会高于8%。法新社称，“中国似乎成为人们期待的世界经济复苏晴雨表”。俄罗斯“专家”网称，“就像13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一样，中国这次也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外界对中国之所以有如此信心，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之下，“一带一路”逆势前行，交出亮丽成绩单，既展现了应对风险的韧性，也为合作伙伴抗疫情、稳经济、促发展搭建了平台，展示了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继续推动全球发展治理。

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抓手，参与全球减贫事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减贫事业造成巨大冲击。《2021年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显示，今年的资金需求量增加到390亿美元，而这笔资金只能为4.41亿需要帮助的人中的2.65亿人提供援助。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全世界40%的人口将生活在每天5.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另有1.5亿人将陷入极端贫困。

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2020年，中国克服严峻挑战，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还力所能及地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2020年以来，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参加“消除贫困联盟”，积极主张和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2021年，中国还将举办数字减贫研讨会，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助力亚太地区消除贫困事业。

以抗疫国际合作为抓手，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特别是流行病治理，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此次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使完善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醒说，疫苗研发进展使人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芒”，但要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为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截至2021年1月2日，中国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向各国提供2200多亿只口罩、22.5亿件防护服、10亿份检测试剂盒；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最早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多个国家许可中国新冠疫苗的上市或紧急使用，印尼、埃及、土耳其、塞尔维亚、约旦等多国领导人选择中国新冠疫苗获得对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可以预见，随着中外抗疫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卫生治理领域的“用武之地”也将越来越大。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深化文明互鉴，推动各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打牢根基、注入动力。但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人鼓噪所谓“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甚至将其作为打压他国的借口和工具。疫情的暴发再次提醒人们，要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才能实现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在这方面，中国不断进行探索。2017年4月，中国与希腊共同发起了“古国文明论坛”，十个参与国相聚一堂，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息，即文明是多样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2019年5月，中国又主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来自亚洲47个国家等的1000多位代表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

以构筑综合安全为抓手，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和平与安全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然而，近年来，生物安全、网络攻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军控等传统安全热点问题交织。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改变世界上业已存在的战乱地区的动荡和冲突，甚至部分地区的军事冲突形势更加紧张。据统计，2020年全球49个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骚乱，甚至暴力冲突。

可见，后疫情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安全问题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将更加突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正因为如此，中国始终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各国努力走出共建、共享、共赢、共护的安全新路。

以推动绿色发展为抓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岁末年初，多个机构在预测2021年“风险点”时，均把“气候变化”推到靠前位置。例如，欧亚集团就把气候问题排在十大风险点第三位。《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提出，从未来十年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影响来看，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自然》杂志刊文称，2021年似乎将是对抗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在2021年11月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国际社会如何利用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强大经济体宣布的实现碳中立的步骤达成一项协议，并如何将协议转化为承诺……这些都有待观望。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重信守诺、言出必行。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首批缔约国，并为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展望后疫情时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必然也会遭遇各种挑战。我们需要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我们今天所作的每一个抉择、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将决定全球治理的未来。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1日第2123期 作者：孙敬鑫

原标题：《中国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2021.4.13.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3.商务部：全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2021-04-12 11:16:47 经济参考报

近期以来，商务部接连部署，明确了2021年的稳外贸工作重点和施工路线。近日召开的全国外贸工作会议明确，今年将重点实施优进优出、贸易产业融合和贸易畅通三大计划，扎实做好全年外贸工作，巩固回稳向好基础，提升外贸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

会议要求，各地要认真谋划和推进外贸工作，确保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一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务“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持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二是以科技创新挖掘潜力，以制度创新激发活力，以模式和业态创新增添动力，扎实推进贸易创新发展。三是用好已出台的政策，密切关注外贸形势变化和企业遇到的困难，积极研究储备政策，全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回答《经济参考报》记者提问时指出，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决策部署，一系列超常规的稳外贸政策持续发力，为我国的外贸企业降成本、防风险、抓订单、拓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府、企业、行业的共同努力下，一季度中国外贸开局良好。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他说。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4.欧洲汽车业努力弥补电池短板（经济透视）

2021-04-13 11:10:45 人民网—人民日报

在最近的欧盟电池峰会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表示，欧盟将加快电动车电池生产能力建设，力争在2025年实现每年可满足700万—800万辆电动车需求的产能。电动车电池研发和生产，正成为欧盟汽车业转型的着力点。

为了达成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欧盟近年来大力推进汽车业转型。2020年，德国新注册的新能源汽车达39.5万辆，同比增长逾260%，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欧洲去年出售超过136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根据欧盟的目标，到2030年将至少拥有3000万辆零排放的电动车。

不过，由于欧洲燃油车制造业发达，各大汽车生产商的研发重点在燃油的节能减排上，电动车电池生产能力偏弱。据预测，欧洲2030年需生产全球近1/3的电动车电池，才有望保持市场竞争力。就目前而言，其电池供给能力与此相距甚远。

加速汽车业转型，必须突破电池生产这一瓶颈。为鼓励研发和创新，欧盟于2017年成立“欧洲电池联盟”。去年，欧盟还批准了两个有关电池的“欧洲共同利益重大项目”，12个欧盟国家将投资上百亿欧元，支持电池技术研发、新型电池材料、电力存储技术、电池外壳材料、电池回收和循环利用等全产业链环节，其中企业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欧盟预计，从原材料开采、生产到废旧电池回收，整个电池产业的价值链将在2025年达到2500亿欧元。发展电池产业，不仅能帮助欧盟弥补短板，还有望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欧盟还通过进一步收紧碳排放政策，倒逼产业转型。德国今年开始实施最新的环保政策，交通领域首次被纳入德国碳排放交易系统，燃油车主和企业需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支付25欧元，到2025年将高达55欧元。“交通碳排放税”也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无法完成减排指标的企业将面临巨额罚款。

在政策影响下，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增，欧洲电动汽车市场扩大，也让更多拥有先进技术的电池生产者入局。例如，大众集团计划2030年前在欧洲建立6个动力电池工厂；有“韩国电池三强”之称的LG、SK、三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工厂先后开工；中国的宁德时代、孚能科技、蜂巢能源则将欧洲工厂设在德国，年产能预计超过40吉瓦时，合作对象包括戴姆勒、宝马等著名车企。特斯拉的欧洲超级工厂预计在明年投产。此外，德国政府将加大充电桩建设，改善电动汽车相关的基础设施。

整体来看，由于产业链尚不完备，人力、税务等成本亦居高不下，相比激增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欧洲电池产能的投产速度和回报周期并不与之同步，这都会影响该产业的实际走向和成效。不过，欧洲电池产业仍蕴含巨大机遇，其产业政策及实践，也将为全球汽车业转型提供宝贵的经验。

信息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5.IMF呼吁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全球经济平稳复苏

2021-04-09 14:38:48 人民日报

核心阅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上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专家指出，受疫苗接种和主要经济体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度过危机的前景越发明朗，但复苏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IMF呼吁政策制定者采取正确行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平稳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和2022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6%和4.4%，与今年1月份预测值相比，分别上调0.5和0.2个百分点。IMF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好于预期，得益于主要经济体财政支持以及今年下半年有望出现由疫苗广泛接种推动的经济复苏。

各经济体复苏速度不均衡

根据最新报告，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前所未有的政策应对措施，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小于预期。不过，各经济体复苏速度并不均衡，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将主要取决于疫情发展及政策行动的效果等。

具体而言，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长5.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6.7%。其中，美国经济将增长6.4%，欧元区经济将增长4.4%，日本和英国经济将分别增长3.3%和5.3%。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多种速度并存的复苏。”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复苏呈现不同速度，一些经济体复苏强劲，但很多国家落在后面。鉴于复苏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正确行动，在疫苗接种、经济复苏以及未来发展上实现公平。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指出，随着人们普遍接种疫苗并逐渐适应疫情下的工作方式，加之主要经济体出台额外财政支持，全球经济度过危机的前景越发明朗，但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各地区、经济体和各收入群体都在以多种速度复苏，这与疫苗推广的速度、经济政策支持的程度等因素有关，但不同的复苏路径可能会造成明显的差异，不仅是国家间生活水平的差距较疫情前预期进一步扩大，各国国内的复苏也不均衡。

IMF同期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也指出，发达经济体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预计将出现分化。不断累积的金融脆弱性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成为结构性遗留问题。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尽早采取行动，收紧部分宏观政策工具，以应对一系列严重的脆弱性问题。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受关注

中国经济继续成为各方关注的亮点。IMF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在1月份预测值基础上上调0.3个百分点。IMF在报告中指出，“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及时加大公共投资、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使中国经济得以强劲复苏。”

戈皮纳特表示，IMF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原因包括外部环境改善、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强劲。中国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IMF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马尔哈·纳巴尔对本报记者表示，未来中国的出口、投资和制造业出口都将更加强劲。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1月—2月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最新数据。其中，消费、投资、进出口均出现大幅反弹，同比增速均超30%，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经济良好的复苏态势。《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作出承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

专家认为，中国采取的政策举措有效支撑了经济复苏。例如，中国提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纳巴尔表示，非常欢迎中国政府有关实现碳排放目标的承诺，也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他举例称，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统，获得碳排放收入，可以确保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转变时，为相关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和帮助。

努力促进未来公平发展

展望未来，IMF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毒和疫苗之间的竞赛，以及世界各地卫生危机的缓解。2022年全球经济增幅将收窄至4.4%，中期增速将放缓至3.3%，反映出疫情对供应潜力的损害、疫情前已出现的劳动力增长放缓等问题。由于政策空间受限，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在中期受到更严重冲击。

IMF呼吁，要确保在世界范围内充分生产和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普遍分发疫苗，包括通过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充足资金，以便所有国家能够迅速和果断地抗击疫情。IMF还建议，复苏阶段各国政策必须更具针对性，根据疫情阶段、经济复苏力度以及本国社会和经济情况，对政策进行调整。

格奥尔基耶娃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合作，加速疫苗的生产和分销，避免出口管制，同时加大对贫穷国家的支持。她同时强调，要努力促进未来发展的公平，重点是扩大绿色项目、数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确保所有人从更绿色、更智能、更具包容性的转变中受益。各国需要足够的财政收入、更高效的支出，这意味着强化累进税收，并就企业最低税收等问题达成国际协议。

戈皮纳特表示，过去一年，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并大幅加大经济支持力度。“目前，在多边层面也需要采取这种有魄力的行动，以确保实现平稳复苏，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6.“钢铁驼铃”响彻欧亚大陆—中欧班列（武汉）搭起中欧携手抗疫桥梁

2021-04-13 11:12:54 经济参考报

门前停满了物流货车，业务经理电话不停，生产车间一派繁忙……在武汉协卓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新洲厂区，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疫物资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4月10日凌晨，载有协卓公司生产的防疫物资的X8015次列车从武汉吴家山站开出，驶往德国杜伊斯堡，支援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漩涡中的欧洲国家抗击疫情。

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初，来自世界各地的防疫物资紧急运往武汉，解了湖北省、武汉市的燃眉之急。2020年3月28日，中欧班列（武汉）恢复运行，数千吨口罩、医用纱布、医用防护服、医用手套等防疫物资被运往欧洲。

昨日人助我，今日我助人。作为水运、空运之外连接湖北武汉和欧洲国家的第三种国际货物运输方式，武汉中欧班列在强化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国际抗疫合作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车车防疫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欧洲

2020年3月28日，武汉仍处在“封城”之中，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X8015/8016次中欧班列就从武汉吴家山站开出，标志着武汉始发的中欧班列恢复常态化运营。

这趟班列装载的近9成货物均为武汉本地企业生产。其中有支援欧洲各国的医用无纺布、医用桌布等166.4吨防疫用品，分别用19个集装箱装运，占总运量的38%。班列抵达目的地后，随车货物将分拨至德国、法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

彼时，武汉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而欧洲国家的疫情却在迅速蔓延扩散，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日益迫切。生产能力已经提升上来的湖北省、武汉市防疫物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通过中欧班列这条稳定、快速的大通道及时送往欧洲国家。

武汉协卓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是武汉地区最大的无纺布、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手术服制造加工企业之一，生产的医用防护服长期出口欧美。无论酷暑严寒还是重要节日，2020年以来，公司上上下下埋头苦干，人歇机器不停，想尽办法全力生产防疫急需物资。

武汉协卓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公司的防疫物资出口订单量剧增，但是传统的国际海运、空运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完全满足公司运输需求，中欧班列（武汉）点对点的稳定运行满足了企业的出口需求。

一年多来，一批批防疫物资从生产车间下线，一列列中欧班列将防疫物资迅速运往欧洲。中欧班列成为武汉出口防疫等物资、支援全球防疫的主要通道之一。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西车务段吴家山站党支部书记邵冬介绍说，2020年以来，中欧班列（武汉）先后向德国、塞尔维亚、波兰等国运送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数千吨。前不久结束的春运期间，武汉开行发往德国杜伊斯堡、波兰马拉舍维奇等地的中欧班列17列，运送防护服、口罩、手术衣等防疫物资1100余吨。

“钢铁驼铃”响彻欧亚大陆

今年3月20日，载有防护服、口罩等防疫物资的X8015次列车从武汉吴家山站开出，这趟列车的部分车皮及其装载的货物将运往意大利米兰。这是中欧班列（武汉）首次延伸到意大利米兰。

一年多来，中欧班列（武汉）的线路不断延展，直接辐射的地区不断扩大，“钢铁驼铃”逐渐响彻欧亚大陆。与此同时，一批批武汉产、湖北产防疫物资随着班列运到欧洲，见证着中欧国际抗疫合作开花结果。

2020年5月9日，武汉开通了国内首趟中欧班列防疫物资专列——“武汉—贝尔格莱德”防疫物资专列，专列抵达贝尔格莱德后搭载着41个大柜的电解铜于7月11日抵达武汉，首次实现了中欧班列中国与塞尔维亚两国间满载双向运行。

2020年5月，武汉市外办组织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通过中欧班列（武汉）运往德国杜伊斯堡、匈牙利杰尔市等国际友城。2020年6月16日，武汉开通了至乌克兰基辅的“友城班列”，拉近了两座友城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深化国际友城之间的务实合作。

在“友城班列”接车仪式现场，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表示，“武汉—基辅”中欧班列的开行，意味着中乌“一带一路”合作将更加紧密，乌克兰的欧亚物流中心枢纽地位优势将得到更好发挥，中乌经贸合作会更加便利，两国人民获得更多实惠。

2020年10月1日，首列由波兰开往中国的乳制品专列从马拉舍维奇启程，半个月后抵达武汉吴家山车站。2020年12月12日，X8015次列车从吴家山站开出，驶往德国杜伊斯堡，列车中的部分集装箱从日本名古屋港经海运、水运直达武汉阳逻港，然后搭乘中欧班列前往欧洲。这是日本货物首次搭乘中欧班列（武汉）前往欧洲，武汉也顺利开辟出一条铁海联运国际中转新通道……

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20年3月28日中欧班列（武汉）重启，截至2021年4月11日，班列合计发运246列，运输货物价值近百亿元。中欧班列作为海运、空运之外连接亚欧大陆的第三种国际货物运输方式，除了助力国际防疫合作，还在完善国际联运体系、促进贸易畅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设施联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欧班列回来了，武汉也回来了

武汉中欧班列始发站——吴家山站副站长王洪洋在车站工作近3年，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让他感受尤为不同。去年4月8日武汉解封之时，他和33位调车、运转岗位的同事已经在岗位上坚守了50余天，快速运输1.8万余吨防疫及生活物资。

王洪洋说，中欧班列（武汉）刚刚恢复开行的时候，每周仅开出1列，然后逐渐恢复到每周2列，现在多的时候每周会开出四五列。“从中欧班列的开行密度看，明显感觉到武汉的外贸越来越活跃了，武汉这座英雄之城复苏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截至4月10日，中欧班列（武汉）今年已开出42列，开行数量是2020年同期的两倍多，超过了2019年同期的开行数量。仅今年4月上旬就开出6列，创造了2021年中欧班列（武汉）的开行密度纪录。

每一趟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的背后，是铁路工人、有关单位人员的辛勤付出。为做好日益加密中欧班列的开行保障工作，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协调管内运输资源，提前做好货源、箱源、车源、劳动力等组织工作，细化制定中欧班列开行方案，优化各项作业流程。

具体操作上，吴家山车站按照中欧班列重点开行计划，开通绿色通道，与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武汉海关等单位有序衔接，精心挑选优质箱源、车源，优化装载加固、吊装作业等方案，确保班列及时编组、对位、挂出，并准点开车。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7.预警—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上升

2021-04-13 11:02:13 中国商务新闻网

中国银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1年二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分析指出，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和土耳其综合债务风险最高，巴西和南非也面临较高的债务风险，而韩国、菲律宾、俄罗斯和泰国的债务风险相对可控。

影响新兴经济体债务违约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利率、汇率波动、通胀、外债/GDP、短期外债/全部外债等，影响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增长、财政余额、 经常账户余额、储备水平等。

利率水平

新兴经济体由于在通胀、货币、主权信用等方面存在风险溢价，利率水平一般高于发达经济体。2020年，尽管新兴经济体利率水平总体下降，但受疫情防控、政局变动、经济结构等影响，不同国家存在差异。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巴西等国利率水平较高，导致偿债成本和债务风险较高。

汇率波动

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一国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规模。国内政局动荡、外部形势、极端事件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汇率承压。2020年3月中旬，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时期，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回流美国本土，导致新兴市场货币遭到抛售，南非、墨西哥、巴西货币跌幅超过20%。4月3日，阿根廷因美元融资渠道断裂无法支付100亿美元债务利息造成事实违约。2020年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的汇率波动幅度较大，其以汇率波动为衡量维度的偿债风险较高。

通胀水平

低利率是债务可持续的关键，而低通胀是低利率的前提。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来看，疫苗对疫情的控制作用好于预期，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有所增加。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宽松，低利率叠加流动性扩张将抬升物价水平;二是逆全球化和产业回流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导致物价上涨。目前阿根廷通胀风险较大，该国以通胀水平衡量的债务风险较高。

主权信用评级

主权信用评级反映一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发债成本越高。阿根廷的主权评级为CCC+，政府债务占比达到78%以上，存在很高的债务风险。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南非、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的评级展望为负，将对此类国家举债和还债能力产生影响。

债务结构

新兴经济体的外债占比和短期债务占比越高，越容易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全球市场波动、本币贬值等因素的影响。匈牙利、捷克、马来西亚、阿根廷、土耳其的债务结构对外债和短期债的依赖程度较高，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韩国、俄罗斯的债务结构相对合理可控。

经济增长表现

经济增长是决定一国偿债能力的基础。经济增长稳定意味着居民和企业收入能保持增长，政府税基扩大，财政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反之则偿债能力不足。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新兴经济体GDP增速多现显著下滑，其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降幅明显，叠加过去长期低迷的经济表现，债务可持续性不容乐观。

财政收支

财政收支状况决定了一国国债和主权债务的偿债能力。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普遍出台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财政赤字/GDP急剧扩张，创历史新高。比较来看，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泰国等国财政赤字扩张程度较小，巴西、南非、乌克兰、智利等国财政赤字水平显著提高。

经常账户收支

经常账户盈余/赤字也是衡量一国偿债能力特别是外债偿付能力的关键指标。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全球商品贸易和跨境投资带来严重冲击，但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际收支并未明显恶化，经常账户赤字反而有所收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外债偿还压力。

储备水平

外汇储备覆盖率主要用于衡量外汇储备支付进口商品和偿还外债的能力。中行的研究以外汇储备规模(经常账户逆差+短期外债规模)作为反映一国储备水平的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说明一国调节国际收支、清偿国际债务的能力越低，金融风险也就越大。据2020年数据，土耳其、阿根廷、马来西亚、捷克和南非等国储备水平较低，面临较大的债务清偿压力。

信息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8.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走升

2021-04-07 16:00:49 中国商务新闻网

中国银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1年二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分析指出，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和土耳其综合债务风险最高，巴西和南非也面临较高的债务风险，而韩国、菲律宾、俄罗斯和泰国的债务风险相对可控。

影响新兴经济体债务违约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利率、汇率波动、通胀、外债/GDP、短期外债/全部外债等，影响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增长、财政余额、 经常账户余额、储备水平等。

利率水平。新兴经济体由于在通胀、货币、主权信用等方面存在风险溢价，利率水平一般高于发达经济体。2020年，尽管新兴经济体利率水平总体下降，但受疫情防控、政局变动、经济结构等影响，不同国家存在差异。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巴西等国利率水平较高，导致偿债成本和债务风险较高。

汇率波动。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一国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规模。国内政局动荡、 外部形势、极端事件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汇率承压。2020年3月中旬，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时期，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回流美国本土，导致新兴市场货币遭到抛售，南非、墨西哥、巴西货币跌幅超过20%。4月3日，阿根廷因美元融资渠道断裂无法支付100亿美元债务利息造成事实违约。2020年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的汇率波动幅度较大，其以汇率波动为衡量维度的偿债风险较高。

通胀水平。低利率是债务可持续的关键，而低通胀是低利率的前提。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来看，疫苗对疫情的控制作用好于预期，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有所增加。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宽松，低利率叠加流动性扩张将抬升物价水平;二是逆全球化和产业回流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导致物价上涨。目前阿根廷通胀风险较大，该国以通胀水平衡量的债务风险较高。

主权信用评级。主权信用评级反映一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发债成本越高。阿根廷的主权评级为CCC+，政府债务占比达到78%以上，存在很高的债务风险。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南非、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的评级展望为负，将对此类国家举债和还债能力产生影响。

债务结构。新兴经济体的外债占比和短期债务占比越高，越容易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全球市场波动、本币贬值等因素的影响。匈牙利、捷克、马来西亚、阿根廷、土耳其的债务结构对外债和短期债的依赖程度较高，印度、 印尼、菲律宾、泰国、韩国、俄罗斯的债务结构相对合理可控。

经济增长表现。经济增长是决定一国偿债能力的基础。经济增长稳定意味着居民和企业收入能保持增长，政府税基扩大，财政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反之则偿债能力不足。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新兴经济体GDP增速多现显著下滑，其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降幅明显，叠加过去长期低迷的经济表现，债务可持续性不容乐观。

财政收支。财政收支状况决定了一国国债和主权债务的偿债能力。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普遍出台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财政赤字/GDP急剧扩张，创历史新高。比较来看，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泰国等国财政赤字扩张程度较小，巴西、南非、乌克兰、智利等国财政赤字水平显著提高。

经常账户收支。经常账户盈余/赤字也是衡量一国偿债能力特别是外债偿付能力的关键指标。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全球商品贸易和跨境投资带来严重冲击，但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际收支并未明显恶化，经常账户赤字反而有所收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外债偿还压力。

储备水平。外汇储备覆盖率主要用于衡量外汇储备支付进口商品和偿还外债的能力。中行的研究以外汇储备规模(经常账户逆差+短期外债规模)作为反映一国储备水平的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说明一国调节国际收支、清偿国际债务的能力越低，金融风险也就越大。据2020年数据，土耳其、阿根廷、马来西亚、捷克和南非等国储备水平较低，面临较大的债务清偿压力。

信息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9.汇率双向波动 企业如何避险?

2021-04-13 11:09:06 中国商务新闻网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升和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给企业的稳健经营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国际业务占比较高的外经贸企业而言，在财务中性理念指导下做好汇率风险管理已成为一门必修课。但当前，对金融衍生品的不了解、不会用显著制约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就此，本报特邀请业内专家学者梳理汇率风险，引导企业合理使用金融衍生品以进行风险规避。

专家圆桌

管 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卞永祖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张 乐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远期交易处处长

巨晓津 中国银行金融市场部资深交易员

(排名不分先后)

1、近期，人民币汇率一改去年5月份以来的单边升值走势，呈现双向波动调整。汇率变动会对进出口、吸引外资和“走出去”产生哪些影响?

管 涛：进出口方面，去年由于人民币升值较快、幅度较大，即便在订单转移效应的带动下出口形势较好，部分出口企业也仍存在创收不盈利、甚至是赔钱赚吆喝的状况。目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对于缺少外汇风险主动管理的企业比较友好。至于人民币升贬值是否会影响到进出口的竞争力，去年影响不大，今年也可能不会是主要矛盾。

汇率变动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体现在短期资本流动和长期外来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前者流量的波动较大，主要目的是套利和追求短期回报。去年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美利差较大，处在历史高位。目前，中美利差已显著收窄，这也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的预期。虽然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会提高短期资本的汇率风险管理成本，但目前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处于较低位置，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仍较大，未来可能是短期资本流入放缓。因长期资金更重视长期趋势、营商环境和大国关系的演变，汇率波动的影响就更小了。

在“走出去”方面，投资者存在本土偏好，对外具有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劣势。而且，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是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一种体现。与外资流入一样，“走出去”也需要考虑汇率风险管理成本。

卞永祖：对于有国际业务的企业来说，汇率波动会导致原材料、运输等成本的变化，增加对汇率走势判断的难度，增加财务成本，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广泛影响。

就贸易企业而言，由于汇率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原材料、商品及各种服务的价格，在没有相对完善避险方案的情况下，企业会避免过多囤积原材料和签订大量长期订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对于已签订合同的企业来说，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带来利润的减少，甚至造成亏损。

人民币单边升值结束并呈双边波动的状态，实际上是受到美元指数走强的影响，更多资金流入美国，部分外企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获取利润的预期消失，这会对吸引外资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增加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成本。

中企“走出去”也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由于美元指数走强，部分发展中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外流加速，甚至引发当地的金融和财政危机，这无疑会对中企“走出去”造成更多障碍。

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目前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强劲以及预期最明确的大型经济体，这也成为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最大支撑。当前人民币汇率主要受短期投资者心理影响，短期的波动不会对进出口、投资及“走出去”带来明显影响。

2、基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您如何看待今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

管 涛：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隐含了美元汇率对人民币汇率的显性影响，两者互为镜像。2020年3月份-2021年1月份，美元指数的贬值幅度非常大，10个月就贬值了10%以上。相应地，人民币在此期间的升值幅度也是罕见的。两大货币的快速升贬值助长了市场的适应性预期，这种只涨不跌的预期已逐渐被今年汇率的双向波动走势所瓦解。

我在去年四季度曾多次提到，目前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位置，容易出现大开大合的走势。影响人民币走势的因素主要有七个方面，分别是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出口前景、中美利差、美元指数、金融风险和大国关系。现在，美国疫苗接种领先全球，经济前景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认可，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多次被上调，导致看空美元的力量被削减。同时，中国经济的复苏动能仍在，出口表现也超出预期，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也比较稳定，(NDF隐含预期)没有明确贬值也没有明确升值。下半年的关注点在于中国经济走势是落在“L”字型的哪个位置，是竖的重回下行通道?还是横的经济企稳?

卞永祖：目前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主要受市场需求、央行货币政策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市场需求看，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稳步提升，其他国家和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会不断提升。随着更多国家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对外投资的领域也会扩大，这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最根本性的支撑。

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央行一直实行稳健和正常的货币政策，没有搞大水漫灌，利率一直处于正值区间，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虽然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会收紧流动性，但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从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大方向仍然是缓慢上行，当然不排除会有短暂的波动。

3、当前，我国对汇率避险产品的监管政策导向是怎样的?

管 涛：市场上也有关于减少汇率波动的讨论，但这不但取决于想不想，还取决于能不能。因为要降低汇率的波动性，意味着当市场预期要波动时，如果变动不充分有可能会积累预期，加剧无风险套利资金的流动。不让价格冲击市场意味着在不增加外汇储备的情况下，要求助于资本管制手段，这对企业来讲都是有成本的。

在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如果市场主体能够普遍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国家层面的货币错配，提高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韧性，以更好地享受汇率浮动和金融开放带来的益处。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和双向波动的弹性增加，中国的外汇市场已经具备了国际成熟市场的基础产品体系。外汇局的调查显示，多数企业认为，中国外汇市场的衍生产品总体是够用的，对新品种的需求并不是很迫切，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对衍生产品不了解和不会用。所以，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应该“三管齐下”：一是企业需要强化风险中性意识。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尤其是决策者，要认清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把汇率波动纳入日常财务决策。二是银行要继续完善对企业汇率避险需求的服务和供给，不仅要在银行总行层面做好产品设计、风险控制，也要考虑为企业量身定制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打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三是要从监管的角度继续创造条件支持企业管理汇率风险，可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外汇市场深化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加强对法规、数据的解读，帮助各方理解外汇政策，正确判断形势，做好风险管理。

卞永祖：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是为了降低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为企业创造更加稳定的经营环境。要尽量避免企业偏离主业，过度利用避险产品以及加杠杆的方式套取外汇收益。否则，不仅会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

4、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背景下，企业预判汇率走势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又应如何防范管理汇率风险?

管 涛：除了前述影响汇率走势的七个因素外，政策因素也值得关注。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汇政策的调整较多，如宣布淡出逆周期因子、上调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先后下调金融机构和境内企业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预计今年外汇政策仍将延续“汇率弹性增加+有序扩大资本流出+适当调控资本流入”的组合。不过，鉴于本轮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基础交易而非热钱流入，扩大资本流出将是缓解升值压力的重要政策工具。

实体企业毕竟不是金融机构，不应该过多涉及汇率投资和套利，追涨杀跌，而应更关注自己的主营业务，基于实际贸易投资背景对汇率敞口做套保，不故意扩大敞口追逐风险。企业防范管理汇率风险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汇率风险中性的财务意识，二是不要赌汇率，也不要以事后才知道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外汇套保的盈亏，而是要通过汇率风险的对冲锁定成本收益，把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以集中精力做好主业。汇率对冲的成本是跨境经贸往来成本中的一部分，要将此作为一个财务纪律逐渐树立起来。缺乏主动管理能力的企业还可以咨询专业机构。

卞永祖：汇率主要受央行货币政策及宏观经济面影响，企业在预判人民币汇率走势时，要多关注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情况，以及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动向。当然，一些突发事件也可能会对汇率造成影响。外经贸企业要在投资考察、合同签订、产品交付及售后服务等业务各环节高度重视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提前做好风险规避预案，可根据企业经营和外汇风险敞口情况，通过购买相关避险产品对冲风险。

5、在人民币汇率新常态下，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坚持汇率风险中性原则的意义何在?

张 乐：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坚持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汇率波动对企业财务管理的不利影响，保持企业财务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聚焦主业，实现主营业务目标，提升企业治理能力。

此外，坚持汇率风险中性原则还可以帮助企业规避过度的顺周期财务问题。在人民币升值期间，部分企业通过外币债务和加杠杆方式，进行“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配置；在人民币贬值期间，通过增加外币资产和加杠杆方式，进行“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配置，这类行为实际上是增大外汇风险敞口，而市场主体一致性行为也将加速汇率单边波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有利于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是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必然选择。

巨晓津：近年来，伴随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频率和幅度的不断提升，汇率风险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日渐凸显，监管层也多次表达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应遵循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在微观层面，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坚持汇率风险中性能够使企业更专注于主业经营，不赌市场涨跌，使企业利润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有效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宏观层面，随着大部分的微观主体采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管理汇率风险，汇率市场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使汇率能够起到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能够更清晰和顺利地传导至市场主体。

6、目前，中企汇率避险工具的整体使用情况如何?其中有何难点、堵点?

巨晓津：企业的汇率避险工具主要是远期、掉期和期权及其组合产品。近日，外汇局公布的2020年企业套保比率仅为17.1%，整体比率较低，但是比前一年上升了2.7个百分点，显示出企业汇率避险意识在逐渐提高。在使用保值避险工具的企业中，多数企业仍需契合自身特点完善管理理念、方法和机制。

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影响企业有效使用汇率避险工具的因素。一是企业层面，企业对汇率保值工具的认识存在不足和片面性；部分中小企业缺乏专业人才，难以开展汇率避险操作；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制度和策略不完善，组织架构不健全，考核与评价制度不合理，套期会计未被广泛使用。二是银行方面，传统银行在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提供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工具仍局限在传统远期、期权等工具层面，尚未推出整体解决方案，且银行的服务对象以大客户为主，仍不能实现客户全覆盖。此外，银行也面临渠道、人员等内部资源限制。

张 乐：目前，中企对汇率风险的认知不断深化，运用汇率避险管理工具的操作不断增多，但使用汇率避险工具的企业占比仍仅为20%左右,还存在不敢用、不会用的情况，与国际上使用衍生工具企业占比达60%的情况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对此，企业管理层应高度重视汇率风险规避工作，建立制度，积极管理风险。

7、企业汇率风险内控制度的完善要如何与金融机构的汇率避险工具进行有效对接?对不同业务场景的汇率避险工具选择需要注意什么?

张 乐：企业管理汇率风险首先要明确汇率风险管理应以“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目标。其次，企业应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汇率风险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并监督评估。科学的汇率风险管理步骤主要包括汇率风险的识别与测算、保值交易策略制定和执行、后续评价三个部分。最后，企业需注重对管理层和相关业务人员的专业化培训，提升对汇率风险的理解能力、对汇率避险工具的认知和运用能力。在企业设计和执行汇率风险管控制度时，金融机构可提供分析、咨询和培训等服务。

企业在选择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时应遵循简单适用原则，与企业自身的业务能力相匹配，避免选择过于复杂的外汇衍生工具，以免因产品运用不当导致更大的风险，例如普通远期、外汇掉期、买入欧式期权等简单工具，且交易期限应与敞口期限相匹配。

巨晓津：在当前的国内、国际经贸形势下，银行有责任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服务，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的本质，就是对汇率风险进行财务中性管理，将外汇风险敞口冲销或者降低到一个相对合宜的范围内，从而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同时，将财务状况受外汇市场变化的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避免汇率波动对企业财务结果产生不可逆的重大不利影响。

为更好对接企业内控风险制度，实现企业可保值、能保值、会保值的长期汇率风险管理制度，企业要准确识别自身汇率风险敞口、完善汇率风险对冲工具的套期会计计量、完善相关风险管理制度和治理结构、完善汇率风险管理人员考核激励和约束机制。

企业不同业务场景对应不同的汇率保值方案，在保值工具的选择上，应从汇率衍生品工具的确定性、对称性和匹配性考虑，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成本原则，汇率风险管理业务是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二是冲抵原则，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应遵循套期保值要求，以对冲风险敞口为根本目的;三是不主动原则，企业在建立汇率风险管理制度时，不应过度主动管理汇率风险敞口，避免频繁判断和过多主动调整。

信息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10.马来西亚拟修订食品法规

2021-04-12 17:42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1年3月18日，马来西亚发布修订《食品法规》的征求意见。主要修订的内容包括：

1. 对标签部分内容的修订。要求凡食品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分组成，但水、食品添加剂和添加的营养素除外，则按重量比例从高到低的顺序适当表明每一种成分，并在本规例所要求的情况下，申报该等成分的比例；

2. 对已知可引致过敏的特定食物或成分，将原条款中坚果和坚果制品，包括花生和大豆项改为花生、大豆及其制品和树坚果及椰子以外的坚果制品两项；

3. 对登记表I附表A营养声明中无反式脂肪酸和钾营养成分声明进行修订。

该征求意见反馈期截至2021年4月18日之前。

2021.4.13.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11.国际电工委发布转换开关电器标准IEC 60947-6-1:2021

2021-04-08 11:36  文章来源：广东省WTO/TBT通报咨询研究中心

2021年3月16日，国际电工委发布标准IEC 60947-6-1:2021《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6-1部分：多功能设备-转换开关电器》。本标准适用于转换开关电器（TSE）：通过在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000 V或直流不超过1500 V的电源间转换负载，保障对电源的连续供电和对装置进行电能管理。

该标准第三版将替代2005年发布的第二版及其修订版1:2013。

该版本为技术修订，部分重大技术变更如下：

（1）阐明范围和目的；

（2）阐明术语和定义；

（3）删除不必要的定义；

（4）修订相关特性；

（5）修订类别定义；

（6）引入新的标记要求；

（7）增加带电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新要求；

（8）增加机械联锁和电气联锁的新要求和测试；

（9）阐明传输序列；

（10）修订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要求；

（11）修订电磁兼容性的新要求；

（12）阐明与IEC 60947-2中规定要求相符的CB型TSE的性能要求；

（13）增加新的测试序列V：直流额定设备的临界负载电流性能。

更多详情请见：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62285

2021.4.13.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12.标普将阿联酋主要银行评级调整为稳定

Zawya网站3月30日报道称，标普全球（S&P Global）确认了其对第一阿布扎比银行（FAB）、阿布扎比商业银行（ADCB）、沙迦伊斯兰银行（SIB）、迪拜马士礼格银行（Mashreqbank）评级，上述银行的前景预期均从负面调整为稳定。来源：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4.5.

13.苏伊士运河堵塞暴露全球贸易脆弱性

阿拉伯新闻3月26日报道，瑞士经济学家梅耶评论称，苏伊士运河水道很重要，2019年有超过10亿吨的货物通过该水道，大约相当于通过巴拿马运河吨位的四倍。通过苏伊士的货物占全球贸易比例为12％，每天通过的商品价值高达96亿美元，2020年有1.9万艘船舶通过。尤其对于欧洲，该运河供应了来自亚洲和中东的能源、商品、消费品和组件。

当巨轮Ever Green在苏伊士搁浅，阻塞了世界贸易这一重要动脉时，焦虑显现。运河临时关闭突显了船舶尺寸、全球供应链、进出口贸易脆弱性等若干问题。1980年至2019年，全球贸易额增长10倍达到19.5万亿美元。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船舶尺寸不断扩大，尽管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等航道已进行了几次重大扩建，但容纳这些巨型船只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危险。另一个问题是“即时”供应链实际上能有多可靠？这个问题远超出了海洋安全。过去四年，中美贸易战已在全球供应链留下了严重的裂缝。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去年，一些国家争相购买个人防护设备。现在，大家陷入疫苗争夺战。这些加剧紧张情况表明，有必要在国内或至少在同一大陆上生产更多的重要商品。当前的即时供应链极度脆弱，延迟的组件交付就可能使整个产品制造处于危险之中。对全球贸易，苏伊士阻塞将使一些船改道绕好望角，这将增加高达40万美元的燃料成本。问题不止于此，疫情已影响了集装箱供应和运价，过去12个月中，一个40英尺集装箱成本增加了三倍。

总之，苏伊士运河阻塞暴露了国际航运路线和供应链的脆弱性。该事件还将可能对短期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特别是对欧洲市场及集装箱海运价。值得注意的是，该船只是日本人拥有、台湾人经营，所以此次苏伊士运河事件并没有该地区惯常的地缘政治暗流发生作用。来源：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3.30.

14.澳药品管理局提出重新调整处方药用途的改革方案

2021.4.13.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TGA）已开始就重新调整处方药用途的问题向公众征询意见，以更好地了解影响药品申办方（sponsor）关于是否扩大现有药物适应症范围的决策的激励因素和潜在障碍。TGA特别感兴趣的是，能否将现有药物用于罕见疾病或商业利润较低的适应症，或用于在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未写入药品说明书中但已在临床实践中接受的新适应症。

在征询文件中，TGA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会在申办方申请纳入新适应症时大大减轻其监管负担，改善相关国际监管和报销审批程序的信息共享和获取，以及实现对澳大利亚药品使用数据的开放获取。

重新调整用途和“标签外”用途

重新调整用途，也称为第二医学用途，即将已知药物用于新的治疗目的。重新调整用途是药物研发中较有前景的领域，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是各种药物（特别是化疗药物）发展活跃的领域。

对现有药物的研究是近期重新调整用途最显著的例子之一，例如氯喹和羟氯喹（均为抗疟疾药物）、瑞德昔韦（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的抗病毒药）和托珠单抗（用于治疗风湿病的单克隆抗体）和可能作为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许多其他现有药物。

重新调整用途具有重要的优势，即可以降低将新疗法推向市场的总体成本，并扩大澳大利亚处方药医生和患者的用药范围，因为重新调整用途的候选药物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已经根据其原始适应症进行了测试和确定。

近年来，TGA与创新申办方合作，使他们能够根据同行评审的文献而不是临床数据提交资料，以在澳大利亚医疗用品注册簿（ARTG）上注册现有药物的新适应症。反过来，纳入澳大利亚药品福利计划（PBS）的新适应症的治疗费用也可以报销。

例如，TGA与他莫昔芬（1970年代以来临床上使用的著名乳腺癌激素治疗药物）的申办方合作，提交了一份基于文献的新适应症（高危女性乳腺癌预防）申请。这是澳大利亚和国际临床护理指南所支持的“标签外”用途。

但是，即使存在广泛且受到临床支持的“标签外”用途，TGA也不能强迫申办方为不符合其商业目标的新适应症寻求ARTG注册。因此，商业需求是利润较低的第二医疗用途适应症进行注册和获得补贴的主要障碍之一。

促进和鼓励重新调整药物用途的拟议方案

TGA提供了三个主要方案，以鼓励ARTG监管和PBS报销重新调整用途的药物，具体如下：

方案1——减轻监管负担

•为重新调整用途的药物制定并提供具体的监管支持和指导，包括临床试验设计和科学建议；

•协助文献综述工作，以简化基于文献提交的材料；

•协助查阅可对比的海外评估报告（如有）；

•加强与其他监管机构的跨辖区协调和沟通；

•为商业回报率低但公共卫生收益高的药品提供费用减免（目前向TGA申请和评估适应症扩展的费用约为14.8万加元）；

•简化同时提交监管和报销评估的材料；

•为首次申请新适应症（使用重新调整用途的非专利药物）的申办方提供独占期。

方案2——加强信息共享和获取

•为澳大利亚药品使用数据的开放获取提供便利；

•提供一种查找相关的国际监管和报销审批评估报告或决策摘要的简单机制。

方案3——推动积极注册和审查

•征询公众对申办药品新适应症的兴趣意向，这可能仅限于非商业组织；

•要求申办方提出其他适应症的申请；

•药品福利咨询委员会（PBAC）有权在无申办方申请的情况下批准纳入额外的适应症。

这份征询文件提出的问题对创新者和非专利药申办方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第一轮公开意见征询已于2021年3月30日结束，结果值得关注。

翻译：王丹　校对：罗先群

15.封禁一年后的欧洲专利系统

2021.4.13.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2020年3月，欧洲各国政府在没有事先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实施封禁令。

居家一年以来，欧洲的专利诉讼公司、专利代理公司和专利法院正在适应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欧洲专利局（EPO）的所有程序几乎都是通过视频连接开展的，行政管理委员会近期又通过一项新的立法来确保各方继续参加视频听证会。德国、荷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几大专利中心的法院也在寻找应变方法，以确保诉讼顺利进行。

总而言之，欧洲的专利法院、知识产权局和律所对灵活体系的快速适应能力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EPO是先行者

显而易见，EPO是最好的典范，该机构快速出台了关于远程听证的规定。在最新的举措中，EPO采纳了第15a条（《上诉委员会程序规则》关于通过视频会议举行口头程序的第15a条）意味着至少在上诉委员会于5月28日就下级机构移交的问题举行听证前，视频听证可在不征求当事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欧洲的专利律所已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能通过视频或其他方式参与EPO异议案件的审理。

专利中心的去中心化

从一开始，欧洲的法院就承诺要维持专利案件的正常审理。现在，即使疫情的直接影响开始慢慢减弱，专利法官和书记员的干预产生的影响仍在持续。例如，去年，德国的法院加速运转。

慕尼黑地区法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疫情之初，慕尼黑地区法院的法官就认识到视频会议将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

慕尼黑法院反应迅速，为所有法官举行内部培训，为律师举行外部培训，使其适应视频会议听证。

对慕尼黑法院以及更广大的德国专利系统而言，疫情将对未来专利程序产生切实的影响。例如，法院预测国外的当事方代表更倾向于通过混合方式参加口头诉讼程序，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经过数小时的旅程亲自参加现场听证会。

荷兰特事特办

在疫情爆发后，荷兰的法院在2020年3月中旬关闭所有听证，但非执业实体Sisvel与中国和法国几个移动电话公司关于移动电话标准的纠纷迫使法院举行听证，因为当时Sisvel的专利将于2020年4月22日过期。海牙地区法院敢于另辟蹊径解决问题。

法院通过4个小时的在线沟通对Sisvel诉BKK、Oppo、OnePlus和Wiko案的技术部分进行协商。各个公司的律师表示，这个尝试很成功。

英国公开听证

类似地，英国的专利法院也采用了视频技术。在2020年夏封禁取消时，法院还引入一个混合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限制参与的人数，例如只允许审判长、律师和各方代表到场。

但是，除了引入混合模式，英国的另一大进展是对听证采取更开放的方式。现在，专利听证可在YouTube上实时播放，只对机密问题消音。

另一方面，英国的法律程序一直依赖盘问和口头辩护。

如此一来，未来的指南会在维持传统和开辟新方式之间寻找平衡。随着两位新专利法官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e）和詹姆斯．梅勒（James Mellor）加入英国高等法院，审判工作的新时代——将传统法律方式和现代数字接入结合——即将来临。

但是，在法国，法官和专利律师的体验却截然不同。去年，疫情导致法国法院2020年6月底才开始举行现场听证。在过渡期间，法院更多依靠的是视频听证。法国一审和二审专利法院的法官下达了更多的书面裁决，以控制案件积压量。

但是，至少对专利而言，法国的法院相比视频会议更喜欢现场听证。巴黎大法院的第一任庭长兼法官娜塔莉．萨博蒂埃（Nathalie Sabotier）承认，单纯通过交换书面意见进行裁决对专利案件是不够的。

缺乏透明度

一些律师也担心现场程序的缺失会影响透明度，削弱律师与客户之间的沟通。

过去一年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会像最初预期的那样巨大。有迹象表明，欧洲法院已经在朝着处理案件的方向努力。一年以来，许多律所的案件和客户数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医疗设备和制药行业。

但是，人们对于纯粹的视频会议的需求正在减弱。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司法机构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立一个正常运转的系统，但当事方却失去了兴趣。随着疫情得到缓解，伦敦或慕尼黑等地下一步可能会选择举行混合听证会。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欧洲专利市场已证明其具有适应最具挑战性环境的能力。

翻译：罗先群　校对：王丹

16.全球产业链呈现三个新态势

2021-04-12 10:56:50 经济日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环节形成冲击，这促使人们从更多维度出发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全球产业链由此面临深刻调整。其中，有三个新态势值得关注。

态势一：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发生改变。

基于世界各国对于安全的考量，产业链将朝着区域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短期内，全球产业链体系难以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但各个国家已经开始加强对“安全”的考量，开始更多地强调自主可控，涉及民生以及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从中长期看，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构将提速，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也将发生改变。未来部分产业将考虑纵向整合以缩短供应链条，本土化区域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加速形成。

然而，将产业链完全迁回一国本土，几乎不可行。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关键产业链，有能力的国家将在自身周边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同时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在全球多个地区生产同样的零部件；还有一些国家将继续参与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谋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在此进程中，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工业门类齐全等比较优势，将使东亚产业链发展得更为紧密。

态势二：科技革命催化产业分工格局演变。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这直接催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不仅带来了产业思维模式的改变、催发了新需求的产生，还将推动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不同国家间的资源禀赋优势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态势三：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凸显。

随着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服务业不仅仅是中间投入，而且已经深入到价值创造的活动中、渗透到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中。比如，服务业创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制成品价值，研发、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等都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进入市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又如，跨国公司向其全球附属公司投入的无形资产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包括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其他知识产权等，这些都是服务的范畴。特别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对于公司乃至国家更好参与全球贸易、更好在全球价值链上抢占优势地位，愈发重要。

总体上看，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本土化，以及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将是未来的长期态势。对于我国而言，需在稳定全球产业链、确保产业链安全与畅通上切实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产业链和区域价值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

作者：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

17.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 专家分析 中国企业如何有效规避风险

2021-04-12 10:56:50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12个月中,有9个月处于高位,且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大国竞争冲突呈现出扩大趋势。印度和美国有9个月,英国和欧盟有8个月,巴西有7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高位;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6个国家多数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中高位。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从2020年度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年度报告中获悉上述信息。该报告由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发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重创了全球经济,根据历史规律,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的时候,联合国贸发会指出贸易战就是更深层次的经济不景气的症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经济衰退及其后期的影响是支撑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源泉,这就表明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WTO上诉机构前主席张月姣说。

张月姣指出,我国企业已经成为主要国家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执法焦点,如何有效规避风险成为很多高科技企业制定策略的一个重点考量。

贸易救济频繁使用

国家安全特点突出

据了解,“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是由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编写的趋势监测指数。通过定量指数和定性分析,旨在较为全面合理地反映全球经贸摩擦的主要变化趋势,并发现新的风险点。“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指标涵盖进出口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进出口限制性措施以及其他限制性措施五大领域。

张月姣说,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动力逐渐衰减,世界经济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逆全球化的流行思潮,还有中美贸易摩擦、贸易战、科技战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受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一些国家会采取一些非常极端的贸易保护措施。

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五类措施的采用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五类措施的采用情况符合贸易措施运用的基本规律,但也呈现出新的趋势。

进出口限制措施方面,在疫情叠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下,该措施体现了明显的冲突加剧态势。2020年,进出口限制措施指数有10个月处于高位,最高的为3月(475);1个月处于中位,为65;仅1个月处于低位。进出口限制性措施在3月至6月呈现震荡走势。从产品覆盖范围来看,2020年,20个国家(地区)发布的进出口限制措施共涉及69个两位海关编码,占全部98个两位海关编码的70.4%。除疫情下对药品和医疗器械采取的进出口限制措施较多外,措施还主要聚焦在中高端产品领域,包括航空航天器及其零部件、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等;措施涉及产品范围同时也延伸到饮料和酒等消费品领域。

贸易救济措施方面,该措施仍是主要国家频繁使用的工具,需要密切关注该措施对其他措施的影响,其中很多措施直接延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调查和出口管制等领域。2020年,有7个月贸易救济措施指数处于高位;3个月处于中位;仅两个月处于低位,表明经贸摩擦强度较大。从新立案情况来看,2020年,美国、印度和加拿大启动的贸易救济调查居20个国家(地区)的前三位。

进出口关税措施方面,该措施是主要国家比较谨慎采用的措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2020年,进出口关税措施指数有8个月处于低位;有1个月处于高位;有3个月处于中位。发展中国家发布的进出口关税措施数量占比81.2%,主要发布国家为巴西、土耳其、阿根廷和印度。

技术性贸易措施方面,则具有“隐蔽性”,对经贸的影响应引起关注。报告显示,2020年,技术性贸易措施指数多数月份处于中位。与其他措施指数比较,体现出来的经贸摩擦冲突较小。但从数量来看,2020年,20个国家(地区)发布的五类措施中,技术性贸易措施最多,占比47.4%。技术性贸易措施因其更具“隐蔽性”以及更“不易监督”和“难以预测性”,成为主要国家(地区)常用的措施工具。但同时也应看到,技术性贸易措施同时也体现了发布国家对透明度义务的遵守,因此需要综合考量。

其他限制性措施方面,各国在使用该措施时“国家安全”特点突出,发达国家(地区)是措施发布的“主力”。2020年,20个国家(地区)发布的1179项其他限制性措施中,涉及补贴及其他形式的支持措施占其他限制性措施总数的75.9%,体现出受疫情影响,主要国家都发布了支持本国产业和企业的补贴和支持措施。发布其他限制性措施数量位居前五的均为发达国家(地区),分别为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此外,20个国家(地区)发布的措施覆盖产品范围非常大,几乎覆盖了国际海关理事会确定的22大类98章中的全部两位码产品,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有机化学品、机械设备等。

切勿压价恶性竞争

务必熟悉国际规则

中国企业当如何应对目前的经贸形势?

张月姣说,贸易救济是国际上都允许的用来保护公平贸易的措施,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国家滥用贸易措施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所以近两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成为主要的贸易调查目标,而且被征收很高的关税。

在张月姣看来,一是一些国家因为对于中国体制的政治偏见,没有做调查就说“政府干预市场、扰乱了市场”,过去还讲“非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WTO早已有裁定——把一个国家作为反倾销调查的目标征收统一关税的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贸易救济是公平的措施,就是要公平比较,现在把整个国家中的企业都作为打击的对象,一律征收很高的关税,是违背关贸总协定的规定的。”张月姣说,一方面呼吁WTO贸易救济措施要公平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合理计算倾销或者补贴幅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如果受到歧视性待遇,应该收集证据,通过WTO等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

二是中国企业应注意在出口过程中不要有恶性的竞争压价,而是按照质量和市场的供求关系合理定价,要高于成本价,有合理的利润,并保存好相关证据。“倾销的核心是卖的价格低于成本,如果你卖的价格高于成本,进口国没有理由来征收反倾销税,因此一定要按照市场的规则做好成本账,并经得起检查。”张月姣说。

三是中国企业对规则要熟悉,对第三方市场要熟悉,避免被拿来和其他国家作比较。“如果没有国际市场的信息,找不出证据就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市场调研非常重要。”张月姣说,“此外,企业也要注意有足够证据证明我们是没有补贴的。在宣传方面要注意,不要让外国人误解我们的鼓励措施都是出钱补贴的,实际上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还要有更多专业人员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懂得国际规则,企业内部也要有法务人员,懂得这些规则很重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告,WTO争端解决机制仍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的参与度较高。

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在2019年由于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和任命,以及针对WTO规则的改革分歧、WTO总干事阿泽维多的提前卸任等问题而陷入危机,且上诉机构至今仍处于停摆状态,但从诉诸该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情况看,该机制仍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截至目前,共有110个成员作为争端方或第三方积极参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完全可控。为此,2021年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将定期发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月度报告,加强跟踪和研究主要国家(地区)的经贸措施,通过指数研究变化趋势,为可能的经贸摩擦和冲突提供风险预警,加强对具体受影响行业的分析,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不断提升风险洞察和趋势研判的服务能力,切实为政府、企业提供风险预警和决策支持。

信息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18.企业应综合运用RCEP和域内其他自贸协定

2021-04-12 10:56:50 中国贸易报

近日，武汉市贸促会联合武汉海关、武汉市工商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湖北分会在武汉会议中心共同举办RCEP协定惠企政策解读与运用专题培训班。武汉市贸促会党组成员、会长孙远松、秘书长沈斌出席活动并致辞。相关人士就RCEP协定进行解读，认为这一协定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的又一次全局性贸易开放，企业抓住RCEP红利应综合考量该协议和其他自贸协定，并注重做好原产地合规。

孙远松在致辞中表示，RCEP生效实施后，我国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比将由现在的27%增加到35%左右，超过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实现零关税,还将带动相应的服务和投资开放，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但与此同时，RCEP成员国关税的下降、原产地规则的优化也会导致部分产业外移。他建议企业要充分认识RCEP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和挖掘规则中对我方有利政策，用足用好协定红利，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内生动力，并利用好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最大化地发挥协定效力。

记者注意到，RCEP15个缔约方之间采用双边两两出价的方式对货物贸易自由化作出安排。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包括立刻降税到零和10年内降税到零），使RCEP自贸区有望在较短时间兑现所有货物贸易自由化承诺。中国承诺对86%～90%的产品完全开放。中方对东盟十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承诺的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均为90%左右。目前中国、泰国已率先完成RCEP协定的核准，其他成员国也均表示会在年内批准该协定，推动协定于明年1月1日生效。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健律师曾参与过RCEP协定文本法律审查工作。对于外贸企业普遍关注的货物贸易规则与市场准入政策，管健进行了解读。他介绍，各成员国承诺将采取诸如普遍取消数量限制、技术磋商、提高非关税措施透明度、管理进口许可程序等措施，避免对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同时协定规定，成员国可就特定部门问题启动由RCEP货物贸易委员会制定并监督实施的工作计划，以增进成员国之间的谅解、探讨成员国可能采取的贸易便利化行动。

在关税削减或取消方面，根据协定内容，每一缔约方应当根据附件一中的关税承诺表削减或取消对其他缔约方原产货物的关税。如果一缔约方针对其他缔约方的原产货物所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于该缔约方在关税承诺表中规定的关税税率，那么其他缔约方的原产货物在进口时应当有资格适用该缔约方针对这些货物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

管健认为，RCEP和区域内已有的其他自贸区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是RCEP涵盖了区域其他自贸区中未纳入降税的产品，例如韩国对我鹿茸产品承诺、印尼和马来西亚对我摩托车承诺；二是区域其他自贸区也可能涵盖RCEP中未纳入降税的产品，例如企业依然可以选择使用中韩、中国新西兰、10＋1等自贸区下的降税优惠；三是对于RCEP和区域内自贸区中相互重叠的降税产品，短期内由于此前双边自贸区已经降税，企业仍然可以在双边自贸区下享惠，而由于RCEP可以原产地累积，待未来RCEP逐步降税到位，同等优惠关税下，企业会逐步都采用RCEP这一更优的原产地政策享受优惠。

中国贸促会自贸协定工作组组长邹锐锐在培训班中就RCEP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以及原产地合规程序作了介绍。他表示，进出口货物享受RCEP协定设定的关税优惠必须以符合原产地规则为前提。但在实际的业务中，企业也存在只关注进出口货物是否能够享受关税优惠，而忽视原产地合规的误区，并认为办理进出口货物RCEP项下的原产地证书是想当然的事。对此，他建议企业要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的业务领域了解RCEP原产地规则，并将原产地规则纳入企业产品的生产管理，根据原产地实体性规则测算进出口产品是否具备RCEP原产资格。与此同时，还要将原产地规则纳入企业产品的出口管理，根据原产地程序性规则确保进出口产品原产地合规。

据介绍，在亚太地区，除RCEP外，我国已经签署中国—东盟、中国—新加坡、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等6个区域贸易协定。各区域贸易协定之间会形成税率交叉。对此，管健建议，企业应从降税清单产品范围、原产地标准宽严程度、关税减让幅度、操作程序便利程度等方面综合考量，选择最适合自身需求的自贸协定。一方面，企业应努力提升关务管理水平，以中国为例，中国将在在海关现有的“两步申报”“自报自缴”政策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提高通关效率。例如从事农产品、生鲜等易腐货物进出口贸易的企业需要对自身进出口货物的相关信息进行更加全面和精确的把握，提升关务管理水平，升级既有的进出口合规管理体系，以确保申报准确性和效率的共同提高。另一方面，RCEP为广大经营者在亚太甚至全球范围内优化供应链布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选择，因此企业需要结合不同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区域价值确定、区域成分累积、背对背原产地证明等规定，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企业管理效能。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报

19.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走势

2021-03-22 15:06  文章来源：《经济纵横》

王永中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学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和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对中国大量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一个重要动机是利用关税手段，诱导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本土，推动中国制造业外迁产能，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地位，打乱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科技领域的追赶节奏和步伐。为监测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态状况，我们综合利用FDI Intelligence的绿地投资数据、BVD的跨境并购数据和官方的对外投资数据，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国别分布和行业结构。

一、投资规模波动下行，但绿地投资规模呈增长态势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在全球经济低迷和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低速下降态势，但总体稳定，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出现震荡下行态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分别为1213.2亿美元、1169.6亿美元和950.8亿美元，同比依次下降0.3%、3.6%、3.1%；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为191.1亿美元、202.4亿美元、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35.2%、5.9%、-15.1%（年化增长率），占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依次为15.8%、17.3%、16.6%。中国制造业企业在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实现逆势增长，除寻求低成本的投资目的地和拓展海外销售市场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推力可能是规避美国加征的高额关税。2020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下降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美经贸摩擦所起的作用较小。

另据FDI Intelligence和BVD的数据，2018—2019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流量虽波动下行，但占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却震荡上升。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先由2017年的410.1亿美元略升至2018年416.8亿美元，增长1.6%，后降至2019年的385.7亿美元，跌幅为5.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萎缩的背景下，制造业占对外投资的份额波动上升，先从2017年53.9%降至2018年的44.9%，后大幅升至2019年的65.2%。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步伐确实有所加快，明显快于其他行业。

在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规模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出现逆势稳定增长态势。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和过程中均稳步增长，先由2013年的145亿美元快速升至2014年的243亿美元，2015—2016年回调至210亿美元左右，2017年跨越300亿美元的关口升至3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2018年略降至297亿美元，跌幅为6.0%，后于2019年创历史新高，达372亿美元，升幅为25.3%。（见图1）

与以产能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绿地投资的稳定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以寻求技术和战略资源为主要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额大幅波动，先由2017年的94.6亿美元升至120.2亿美元，增长27.1%，但在2019年骤降至14.0亿美元，跌幅达88.4%，呈断崖式下跌态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继续放缓。据安永发布的报告，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数量371宗，同比下降21.1%，海外并购总额244亿美元，同比下降50.6%。其中，先进制造与运输业并购案51宗，同比下降35%，并购金额29.6亿美元，同比下降10%。这表明，在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科技竞争的叠加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阻力显著上升，从而，中资企业越来越难以通过跨国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平，而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来促进技术进步。

二、电子、通信和汽车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明显增长

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主要分布于金属、化石能源、化工、汽车、纺织、橡胶、电子、食品和烟草、造纸包装、通信等资源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金属、化石能源、电子和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增长，而化工、纺织、橡胶、食品和烟草、造纸和包装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下降。电子、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波动上升，先由2016年的23.4亿美元、10.7亿美元分别跌至2017年的11.6亿美元、0.7亿美元，2018年反弹至23.3亿美元、7.1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升至37.4亿美元、16.6亿美元。汽车OEM及零部件、化工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也经历了一个先跌后升过程，分别先由2017年的58.4亿美元、79.6亿美元跌至2018年的32.2亿美元、3.3亿美元，后反弹至2019年的50.8亿美元、34.5亿美元。金属冶炼、纺织行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的波动幅度大，在2018年分别达峰值的113.7亿美元、33.9亿美元，2019年跌至36.5亿美元、16.9亿美元（见表1）。其中，金属、汽车、电子和通信等行业有多种商品列入美国的征税清单，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了较大不利变化，制造业境外并购投资明显受阻。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对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投资的影响不明显。2019年，美国和欧洲国家先后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控措施，中国企业对外收并购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中，中国在机械、装备等工业制品行业的对外并购投资降至零，而该行业包括电子、汽车和装备制造业，技术含量较高。

三、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强劲上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并购投资断崖式下降

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具有突出的区域特征，绿地投资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跨境并购投资基本分布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呈稳定增长，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均快速下降。从表2可见，中国对俄罗斯、印度、越南、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总额由2017年的52.9亿美元，升至2018年的56.2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攀升至211.9亿美元，但对其并购投资额接近零。中国对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制造业绿地投资合计额先由2017年的71.5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6.1亿美元，后回升至2019年的37.4亿美元；中国制造业对其并购投资额大幅下跌，先由2017年的48.5亿美元，大跌至2018年的16.2亿美元，2019年则基本为零。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寻求型的并购投资门槛急剧抬升，投资规模呈现断崖式下跌。

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投资出现强劲增长，投资份额大幅跃升。部分人力和自然资源较丰富、经济开放度高、经济发展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8年，中国对印度、越南和巴西制造业投资规模分别达34.4亿美元、8.6亿美元和4.1亿美元，依次增长2.2倍、2.8倍和0.8倍。2019年，中国对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的投资额分别为32.2亿美元、17.9亿美元和11.7亿美元，依次增长2.8倍、3.4倍和5.4倍；中国对印度制造业投资规模为27.9亿美元，虽下降18.7%，但仍为2017年的2.6倍。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的份额迅速攀升，由2017年的6.4%升至2018年的11.7%，2019年进一步升至23.3%。

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对外资的管制逐步收紧，极大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欧美的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呈断崖式下跌，投资受阻现象明显。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额由2017年的168.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34.3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跌至72.4亿美元，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份额由2017年的41.0%逐步降至2018年的32.2%和2019年的18.8%。美国和德国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由2017年的52.2亿美元跌至2018年24.6亿美元，降幅达52.9%，2019年进一步降至16.7亿美元，下跌32.1%。中国对德国制造业的投资规模由2017年26.9亿美元降至2018年4.7亿美元，降幅达82.5%，2019年虽回升至17.7亿美元，但仅有一个绿地投资项目。其中，2018年，中国对美国、德国的制造业并购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分别由上年的27.7亿美元、13.2亿美元降至14.3亿美元、11.9亿美元，降幅分别达48.3%、91.0%。在欧美相关法案出台之后的2019年，中国对美、德制造业企业的并购活动基本停止。

四、外资制造业企业出现隐性外迁

外资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显性外迁表现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和向外搬迁工厂。隐性外迁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国公司的转移订单行为。外资制造业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虽未撤资，但可将订单转移至国外已有的子公司或兄弟公司。二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减少，也是制造业的一种潜在损失。

生产订单转移的现象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就已存在。如，对纺织行业而言，越南作为美国第二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具有产业配套相对完善、生产成本低、劳动力充裕等优势，最有可能承接来自中国的订单转移。在自行车行业，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一些国际品牌商也存在转移订单的现象。如，崔克（Terk Bicycle）自行车公司、肯特国际(Kent International)自行车公司为了规避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将原有在中国的订单转移至柬埔寨工厂进行生产并出口。另据一项调研，一些在华外资企业主要采取转移订单而非撤资的方式来外迁产能，将原本属于中国工厂的订单转移至东南亚等国。

制造业外迁的另一种隐蔽形式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跨国公司出于分散产业链的考虑，适当增加对东盟、南亚和拉美等地的投资，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目前，一些在华外资投资企业虽有一定的外迁意愿，但中国制造业对外资仍具有较大吸引力。外资企业对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在2015—2017年期间维持高度稳定，均值约为277亿美元，2018年急剧升至731亿美元，2019年虽降至351亿美元，但明显高于前些年的水平。新冠疫情打破了美国政府的中美经贸脱钩和国际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如意算盘。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的意愿已显著降低，这从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持续逆势攀升可得到验证。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创历史新高。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额同比增长13.9%，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1.4%。不过，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可能加快出现区域化、多点化的特征，中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可能会上升。

2021.4.13.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20.商务知识-----物流信息平台的形态

一、关于封闭式的实体词" target="_blank">平台系统:封闭式平台虚脱依附于线下实体，为组织内或组织间提供封闭式的信息服务。此种模式的主要代表有:电子口岸系统、物流原物监管系统、贸易集散地的交易系统。封闭式平台系统拥有特定的公共用户群体，为转移目标服务，不同的平台系统之间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封闭式平台系统模式稳定，并有特定的目标服务群体。

二、关于公共物流信息门户:公共物流信息门户以平台模式出现，属于门户类的物流信息平台，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同时，在服务范围上更趋向多样化，提高更大范围的信息交互。此种模式的主要代表有:锦程物流王、福州港口物流信息平台和南昌物流信息平台。公共物流信息门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趋向:一种是政府主导投资的公益性信息门户，不以盈利为目标，另一种是企业主导投资的盈利性信息门户，存在明显的市场化竞争。其商业模式将持续变化，并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物流信息平台由以上两种主要形态。

由于两行总形态之间并不冲突，因此大多企业用户可以同时使用两种形态提供的服务。封闭式平台系统产生于不同组织内部，其投资取决于所依附的线下实体，因此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并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公共物流信息门户则具有更高的开放性，为组织服务，事后如来源具有多样化特征。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