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科院报告：“一带一路”地区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增长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1日讯(记者　马常艳)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京发布《2020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新兴经济体整体投资风险相对高于发达经济体，但其未来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一带一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增长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风险水平低于整体水平。

本次评级国家平均得分略低于上年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超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风险，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

本次评级对114个国家进行了评级，评级结果共分为九级，由高至低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AA为低风险级别，包括18个国家；A-BBB为中等风险级别，包括68个国家；BB-B为高风险级别，包括28个国家。

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国家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海外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相比2019年评级得分而言，本次评级国家平均得分略低于上年水平，而且排名下降的国家数量也远超过排名上升国家数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碧珺分析称，2019年以来，不断加剧的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增加了未来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COVID-19及其带来的封锁使许多国家面临着一场多层次的危机，包括健康冲击、国内经济中断、外部需求骤降、资本流动逆转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尽管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了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提供支持，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但是未来经济前景中风险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2019年相比，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有10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风险上升最大，新西兰、英国等国的投资风险也有所上升。

“一带一路”沿线平均风险低于整体水平

报告指出，尽管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风险相对较高，但其未来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一带一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增长点。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规模分别达到整体比例的13.6%和59.5%。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共享、资源互补、提高当地生产技术和效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在《2020年中国海外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子报告中，“一带一路”平均风险水平低于整体样本，中等风险国家较多，而高风险和低风险国家占比都较少。

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低风险级别(AAA-AA)仅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中等风险级别(A-BBB)包括40个国家，占51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高风险级别(BB-B)包括10个国家。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评级结果普遍好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从地区看，东亚地区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其投资风险也位于较低水平；南亚国家的投资风险普遍较高；中亚和独联体地区中部分国家风险较高。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企业海外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企业也将释放出更多投资活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共赢。”王碧珺说。

2.张斌：国际贸易协定中的“进口承诺”:历史与现状

2020-07-01 10:27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2020年2月14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简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第6章设置的“进口承诺”条款备受国人关注。文章对国际贸易协定中此类条款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得出如下基本结论:首先,进口承诺是市场经济国家与缺乏有效关税制度的“非市场经济”(尤其是计划经济)国家对等贸易的最原始、最基本手段,其目的是谋求两类不同体制国家的贸易合作;其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进口承诺条款尽管缓和了贸易冲突,却体现了双边贸易关系的倒退,是美国在对“非市场主导政策和做法”形成新规则之前的过渡之举;第三,中国在履行进口承诺过程中可能面临购买执行、结果评估和外部影响三方面问题。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处理对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手段由“731”条款(反倾销)、“701”条款(反补贴)、“201”条款(保障措施)等符合多边规则的措施转向基于“301”条款、“232”条款等的单边工具。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简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在“贸易扩大”(Expanding Trade)章中进一步引入“进口承诺”条款，谋求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准入对等和贸易平衡。

事实上，“进口承诺”是国际贸易协定中一项明确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则，其历史甚至早于反倾销替代国价格方法。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缺乏有效关税制度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中承担的与关税减让对等的承诺义务，后者则是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另一方面，“进口承诺”又是一种数量型直接管理贸易的措施，但既不同于进口配额这一非关税壁垒，也有别于多边框架下的《多种纤维协定》(MFA)和双边框架下的“有秩序销售安排”(OMA)等要求出口国根据协议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它是进口国的市场开放承诺和贸易扩大措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第6章是中国在正常国际贸易关系中首次遭遇此类条款，此前，国内学者对此鲜有关注，本文拟对国际贸易协定中此类条款的历史和现状作深入考察。

一、进口承诺规则的起源

在美英酝酿多边贸易体制之初，国营贸易即被视作主要贸易壁垒之一，要求其按市场经济原则以私营贸易企业方式运作。同时，美国希望给予苏联在拟议的国际贸易组织中应有地位，因此，需要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贸易完全垄断国家参与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贸易谈判设计模式。为此，美国政府在1945年底公布的《世界贸易与就业促进建议》中就“国营贸易”的“商业考虑”“个别产品国家垄断”和“对外贸易完全国家垄断”分别提出三项建议，即:(1)以任何方式从事国营贸易的成员应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平等待遇，国营贸易企业的对外采购与销售在价格、质量、适销性、运输和其它购销条件等方面应完全基于商业考虑;(2)在个别产品上维持国家垄断的成员应承诺以预期适用关税的方式就产品的卸岸价格与该产品国内价格间的最大保护幅度进行谈判;(3)贸易完全国家垄断成员应承诺在非歧视待遇基础上每年从其他成员购买不少于商定总量的产品。

第三项建议即为“对外贸易完全国家垄断”的苏联量身定做的“全球购买安排”(global purchase arrangement)。鉴于苏联作为当时唯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已不存在关税制度，即便存在，也会因国营贸易体制而使关税及其减让失去意义，因此，美国希望苏联对进口水平作出明确承诺，绕开关税减让，谋求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家在同一贸易体制下市场准入的对等(reciprocity)。

事实上，进口承诺条款并非美国在该建议中首创。其历史可追溯到苏联计划经济和贸易国家垄断体制确立之初与市场经济国家间双边贸易协定中的“最低购买承诺”(minimum purchasing commitment)。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在与拉脱维亚、芬兰的双边贸易协定中承诺，在特定时间内从对方购买特定价值商品以换取对方的关税减让和最惠国待遇;在1935～1936年美苏双边贸易条约中，苏联明确承诺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3千万美元商品，以换取美国的最惠国待遇，1937～1940年，这一承诺上升到4千万美元。因此，美国的建议只不过是承认了市场经济国家与计划经济国家间的这种特殊对等贸易模式并试图将之纳入多边框架。

在上述建议基础上，美国在其起草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建议文本(Suggested Charter)第28条中正式提出“进口贸易完全国家垄断的贸易扩大”(Expansion of Trade by Complete State Monopolies of Import Trade)条款。1946年10月至11月，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筹备委员会在美国建议文本基础上形成的伦敦会议草案将该条款及其标题原封不动调整为第33条。

但是，苏联对美国有关《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起草和谈判的多次邀请始终未予答复，并缺席了宪章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因此，筹备委员会于1947年4月至8月日内瓦会议形成的宪章草案第二稿删除了上述进口承诺条款。这样，在1947年10月签署、1955年修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1948年3月达成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中，“贸易扩大”条款仅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个别产品的国营贸易垄断，分别纳入前者第17条“国营贸易企业”和后者第4章第4节“国营贸易及相关问题”下的第31条“贸易扩大”。

二、进口承诺规则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发展

虽然苏联未成为GATT创始成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有4个计划经济国家成功加入了多边贸易体制，分别为前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就是采用进口承诺支付“入门费”的。

波兰于1968年10月17日正式加入GATT，其加入工作组报告第8条指出，鉴于其外贸体制的特殊性，减让方式采用承诺每年增加从缔约方进口额。加入议定书附录B对该承诺作出如下规定:(1)波兰自议定书生效之日起承担的义务是从缔约方境内的进口总值每年增长不低于7%;(2)在1971年1月1日及之后由总协定第28条第1款所规定之日，波兰可在与缔约方全体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其进口承诺进行修改，若无法达成协议，波兰仍有权修改其承诺，缔约方因此也有权对其承诺作出对等修改。

在1971年2月举行的波兰加入议定书第三次审议中，波兰以确保进口增长的稳定性和履行承诺的灵活性为由，要求对其进口承诺进行修改，将一年为一计算周期的7%进口增长调整为更长周期的以7%递增的总增长率，并建议第一个周期为4年，此后每3年为一周期。经磋商，该次审议工作组报告第54段将其进口承诺修改为:(1)在承诺周期内，从缔约方境内的进口总值为以每年7%的速度递增并累计后的总水平，即:在1971～1972年的两年期内，进口总值不低于1970年水平的221.5%，在1973～1975年及此后的每个三年期中，进口总值不低于基年水平的334%，该基年水平由上一周期实际进口增长按一不变增长率分摊到各年份算出的最后一年进口值确定，若由此得出的实际增长率低于7%，在计算基年水平时仍用7%;(2)如果在任一周期内，波兰的进口低于其承诺，差额将在下一周期内补足;(3)一承诺周期最后一年之外任何年份内的进口值不得低于该期基年水平的103.5%。

可见，无论是初始承诺，还是修改后承诺，缔约方对波兰的进口实施了严格管理，以确保波兰市场对缔约方的对等开放。然而，两个承诺条款均未对以下两个问题予以明确:一是波兰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即只片面强调波兰的进口增长，却未将进口承诺与出口业绩直接挂钩，从而给波兰的国际收支逆差带来隐患;二是忽视了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因素，造成实际进口增长可能低于以现行美元计价的名义值，从而削弱了该条款对波兰的实际约束力。

罗马尼亚于1971年11月14日正式加入GATT。虽然同样采用进口承诺而非关税减让模式，但罗马尼亚竭力强调其进口承诺应体现国际收支平衡原则，坚决反对以事先确定的在进出口之间缺乏直接联系的特定增长率方式作出进口承诺。其加入议定书附录B规定如下:(1)在互利原则基础上，罗马尼亚将增加与整个缔约方之间的贸易量、扩大与之的贸易品种，并明确打算以不低于其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总进口增长率增加从整个缔约方的进口;(2)在1973年1月1日及之后由总协定第28条第1款所规定之日，或在罗马尼亚决定引入海关税则之时，罗马尼亚可在与缔约全体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其进口承诺进行修改，若无法达成协议，罗马尼亚仍有权修改其承诺，若此，缔约方亦有权对其承诺做出对等修改。

罗马尼亚的进口承诺条款与波兰相比有两方面差异。首先，其“明确打算”(firmly intends)措词暗示该条款仅仅是一个意向声明，而非一般减让表所体现的明确承诺;其次，该条款并未提及任何特定的进口增长速度或明确的进口总量。

两国进口承诺的履行由各自加入议定书设置的审议机制监督。波兰是年度审议，在1968～1977年间共进行了9次，罗马尼亚为每两年审议一次，在1973～1987年间共进行了6次。从1968～1976年，波兰年进口增长率分别为6%、9.3%、7.9%、18%、48.9%、65.3%、41.8%、15.1%和11.4%，除1968年外，均远超过其承诺。同期，波兰向缔约方的出口年增长则分别为7.7%、9.7%、13.2%、12.5%、24.5%、38.7%、40.1%、15.3%和4.1%，尤其是1971、1972、1973和1976年波兰的出口增长远低于进口增长，从而导致与缔约方的贸易逆差加大，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到1977年，波兰已无法履行承诺。于是，议定书审议暂停，以对其进口义务的修改进行磋商。但磋商未能达成一致，年度审议由此搁置。

罗马尼亚承诺的进口增长与其五年计划挂钩。1977年的第二次审议是其承诺履行状况的首次全面评估，但工作组报告仅得出一个笼统而含糊的结论:罗马尼亚与缔约方之间的贸易进展令人满意。第三次审议则在罗马尼亚1976～1980五年计划期末进行，对该审议周期内进口承诺的初步评估结论是:罗马尼亚从缔约方的进口在1976至1979年间增长了84%，年均增长16.5%，超过其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补充纲要”分别规定的年进口增长14.5%和14.8%的要求。但同时，罗马尼亚的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问题。第四次审议对1976～1980年的进口增长状况作了总结性评估，期间，罗马尼亚从缔约方的进口增长了98%，年均增长18.6%。但是，第四、五、六次审议表明，1981年以后罗马尼亚的进口承诺履行状况不能令缔约方满意，总体呈大幅下降趋势。同时，罗马尼亚贸易逆差增大，外债负担加重。因此，从第四次审议开始，缔约方再也没有得出罗马尼亚履行进口承诺的结论，而其加入议定书的定期审议也在1987年第六次审议后停止。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和经济转型，两国申请对各自加入议定书重新磋商，并在乌拉圭回合中参与了关税减让谈判，最终以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模式成为WTO创始成员。进口承诺规则由此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暂时封存。

三、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中的进口承诺

中国与美国自1980年签订贸易关系协定开始即基于关税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加入WTO亦采用关税减让支付“入门费”。但随着近年中美双边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美国在采取“双反”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和迫使人民币升值等手段均无法遏止逆差的情况下，于2018年借助“301”条款挑起贸易争端，对中国进口产品加权平均关税由2017年底的3.1%上升到2019年的12.4%，中国则作出对等回击，对美进口产品加权平均关税由8%上调至19.6%。2020年1月15日，两国从各自根本利益和全球稳定发展的大局出发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协定包括8章，其中，第6章“贸易扩大”(Expanding Trade)重新启用进口承诺规则。

就条款本身而言，中国的进口承诺与当年波、罗两国相比有如下五方面差异。一是适用范围不同，波、罗两国为多边承诺，适用于从所有GATT缔约方的进口，而中国为双边承诺，仅适用从美国的进口;二是承诺方式不同，波、罗两国承诺的是进口增长率，且增长率规定较灵活(见上文)，而中国承诺的是进口额，并对年度进口增长有明确规定;三是波、罗两国的承诺未规定适用产品范围，而中国的进口承诺明确限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四大类，并有详细的产品清单和相对于基准金额的年度增长额分摊;四是波、罗两国为长期承诺，中国则仅承诺两年进口量，对2022～2025年仅含糊表述为“继续保持增长”;五是中美协定虽未制订专门针对进口承诺的磋商条款，但设有“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并规定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作修订。

四、中国履行进口承诺的主要问题

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签署的同时，全球范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国内生产和国际人员货物流动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如此，协定依然按第8.3条规定，于2020年2月14日如期生效，充分体现中国履行义务的能力和决心，但进口承诺履行过程中如下涉及购买执行、结果评估、外部影响三方面问题应予以重视。

首先，如何基于“商业考虑”执行购买承诺是中国面临的最基本问题。贸易战中，美中双方分别公布了4批次和3批次加征关税清单，涵盖几乎所有从对方进口商品.协定签署时，美方取消对第4批清单二约1620亿美元中国商品拟征关税，维持约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关税和约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7.5%关税(表3)，中国虽然也采取了对等停征和减半措施,但显然不可能为履行进口承诺而单边取消已加征关税。另一方面，协定第6.2条第5款却规定进口承诺的履行应“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即中方进口原则上为限于协定清单的商业行为而非政府采购。

“商业考虑”在GATT第17条中就已存在，其来源是美国政府1945年《世界贸易与就业促进建议》为“国营贸易”提出的第一项建议(见上文)，在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中演变为国有企业参与贸易的基本原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对之的界定为:相关行业或产业私有企业商业决策中正常考虑的价格、质量、可获性、适销性、运输和其他购销条件及其他因素。且不论要求中国在短短两年内增购2000亿美元特定产品是否有违“企业商业决策中的正常考虑”，也不论美国如何确保其清单内产品的“市场价格”，但如下问题是中国企业(无论私有还是国有)在进口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即在中美未对绝大多数双边贸易产品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前提下，如何基于“商业决策中正常考虑的价格”购买美国产品?目前，中国的主要措施是借鉴美国(USTR在对华第1批加征关税生效的同时即公布排除申请程序)，采用市场化排除，即对企业按市场化和商业化原则自美商品进口申请，经核准后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加征关税。但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已排除商品(表4)和2020年2月17日公布的可申请排除商品清单(696个8位税则号)看，总数仅占加征关税税则号约1/10。而且，对进口企业而言，排除程序耗时，结果还具不确定性，若存在其他市场最惠国税替代品，应该无理由申请排除。因此，如欲确保承诺履行，政府可进一步采取如下措施:精准扩大排除范围、加快排除审核、对历史上主要自美采购商品实施暂定税率、对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可通过国有企业增加进口储备等。

其次，承诺执行的结果评估可能受进口基数和中国进口增长额统计方式的影响。双边统计不对称性是货物贸易中的常见问题，其原因非常复杂，主要包括:贸易伙伴(产地国和出口国)分类标准、计价方法(FOB价和CIF价)、统计制度(总贸易体系和特殊贸易体系)等差异。中美双边贸易中，统计的非对称性问题尤为突出。以2017年和2018年为例，美方统计货物贸易逆差分别为3752亿和4192亿美元，中方统计顺差则分别为2758亿和3233亿美元，差异竟达千亿美元，其中，西向贸易(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差异约为总差异的25%。就本协定进口承诺涵盖的能源产品(HS码2701、2709、271012、271111-13、271119、271311-12和290511)为例，随着近年贸易额的增长，双方统计差异也在不断扩大。

服务贸易的双边统计不对称问题更为复杂，其主要原因在于服务的无形性和数字化、统计分类的国际差异，以及贸易模式多样性(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所导致统计方法的复杂性(BOP统计和FAT统计)等。以2017和2018年为例，美国统计对中国服务出口额分别为560亿和571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自美国进口服务就已达871亿美元。就本协定进口承诺涵盖的主要服务部门为例，中美之间的统计差异程度远高于货物贸易。

因此，2017年基数和2020年、2021年进口额是采用美国出口统计还是中国进口统计是评估中国是否履行承诺的关键问题之一。协定显然预见到了该问题，第6.2条第6款规定:进口承诺是否落实的判定依据是两国官方贸易数据，若各自数据得出相互矛盾的评价，双方应就此进行磋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协定第6章附件的进口承诺清单明确规定仅以英文文本为准，只有双方完成并核实共同认可的中译文本后，中英文本才具同等效力。这是否暗示，在争端和磋商中，优先采用英文文本?而该清单英文文本标题为:美国未来2年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且清单中服务贸易的统计分类完全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标准，这是否暗示承诺的执行评估是从美国出口的角度而非中国进口的角度进行?

第三，对中国与第三国贸易关系的影响。此类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承诺是否会对与第三国贸易产生转移效应?二是第三国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是否会效仿美国的做法?

资料来源:根据UNComtrade和WTO服务贸易数据库计算整理。

在进口承诺涵盖的四类产品中，2017年中国农产品进口主要供应地及其份额分别为美国(19%)、巴西(19%)、欧盟(12%)、澳大利亚(7%)和加拿大(5%)，制成品分别为欧盟(19%)、韩国(17%)、中国台湾(16%)、日本(14%)和美国(10%)，能源产品分别为俄罗斯(13%)、沙特阿拉伯(10%)、安哥拉(10%)、澳大利亚(8%)、伊拉克(6%)和美国(3%),服务贸易则分别为中国香港(20%)、美国(19%)、日本(7%)、澳大利亚(6%)和加拿大(5%)。如果进口总规模不变，增加自美国进口必然会侵蚀其他贸易伙伴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但是，2008～2018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6.5%和12.6%，而且，随着中国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还会继续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2017年自美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分别占中国总进口的8.4%和18.6%，而2020年承诺进口货物和服务增长额分别仅占2017年基准水平的3.5%和2.8%。因此，对美进口承诺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既有贸易格局。

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不断强化“非市场经济”待遇的示范效应不可低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一方面在反倾销中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加快修订针对中国的贸易规则，如在多边框架下，谋求WTO制定新规则应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挑战，在区域框架下，对NAFTA重新谈判而达成的USMCA设置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此次中美协定在双边框架下重新启用处理与计划经济国家贸易关系的“进口承诺”，则明确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认定已不限于反倾销等贸易救济层面。与此同时，中国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已一定程度受美国影响，如欧盟于2017年12月20日实施的反倾销新规，虽不再对WTO成员适用“非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但引入市场“重大扭曲”概念和标准，对中国待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2017年以来，欧盟、日本与美国多次发布贸易部长联合声明，反复强调WTO规则改革的重点是非市场主导政策和做法、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问题。虽然短期内欧、日不大可能要求中国对其作出类似的进口承诺，但很可能受中美协定影响提高对中国的市场准入要价，如欧盟已明确将“中国-欧盟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谈判作为重新平衡双边市场不对等开放的主要工具，并希望在2020年底结束谈判。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该趁势而为，加快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区域贸易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五、小结

中国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中的“进口承诺”备受关注，本文对国际贸易协定中此类条款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进口承诺是市场经济国家与缺乏有效关税制度的“非市场经济”(尤其是计划经济)国家对等贸易最原始、最基本手段，其历史已有百年，其目的是谋求两类不同体制国家的贸易合作。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就曾采用此类条款换取GATT缔约方最惠国待遇，并经历了由“进口承诺”到关税减让的转变。

第二，相对于贸易战，中国的“进口承诺”确实管控了分歧、避免了贸易冲突的升级，但是，由多边最惠国(关税)待遇转变为双边进口承诺，体现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倒退。美国不仅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反而采用处理与计划经济国家贸易关系的措施手段，凸显其日益强调中国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对其既有贸易规则的挑战和贸易利益的侵蚀。因此，可以认为，要求中国作出进口承诺是美国在对“非市场主导政策和做法”形成新规则之前的过渡之举。

第三，双边协定的签署仅仅是解决分歧的开端，承诺的履行才是关键。在这过程中，中国需要克服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进口承诺条款本身有违市场原则、双边贸易未给予最惠国待遇前提下，如何做到承诺的履行“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在双边贸易统计不对称问题尚未找到解决方案的前提下，如何正确和客观评估承诺的履行状况;在履行承诺过程中，如何不对与第三国贸易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转自：《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6期）

3.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收复“7” 人民币资产成全球资金配置目标

2020年07月08日 07:00   来源：证券日报   记者 刘琪

7月7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353个基点，报7.031，升至今年4月14日以来最高。值得关注的是，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当日开盘价报7.0124，盘中一度收复“7”关口升至6.9918，刷新今年3月18日以来高位。

对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7月7日一度突破“7”关口，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总监曹源源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主要支撑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全球央行货币互换额度使用率下滑，美联储回购余额骤降，全球范围内“美元荒”逐步缓解，叠加市场对美国年内经济预期下修，近日美元指数回落至96点位附近。其次，中美利差高位运行，国内股市估值低位，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加速扩容为外资入场提供便利，近日人民币买需旺盛，北向资金连续三日净买入累计近440亿元。此外，中国6月份制造业PMI扩张加快，宏观经济修复速度或超出市场预期，基本面优势也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

“近期离岸汇率上涨实际上是政经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中国银行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是市场对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信心提升。二是国内复工复产快速推进，经济指标边际改善，贸易、投资、消费等数据逐渐好转，PMI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50%以上，外资开始积极增配人民币资产，陆股通项下跨境资本净流入增加带动人民币升值。三是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极度宽松，而我国央行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近期Shibor隔夜拆借利率有所回升，中美利差保持在安全边界，给予人民币汇率更多支撑。

伴随着人民币汇率走势渐稳，且中外利差保持高位，人民币资产正逐步成为全球资产“避风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为0.22万亿美元，实现连续五个季度的增长。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升至2.02%，创出新的历史高点。

展望下半年，曹源源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呈“稳中略升”态势，总体在“7”点位上下波动。主要原因是海外疫情控制不及预期，美元避险需求仍在，下半年美元指数持续大幅贬值可能性不大。并且，中国经济基本面有望持续改善，将巩固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的基础。此外，在全球央行宽松倾向进一步深化且不断试探零利率和负利率的状况下，未来中美利差仍将保持高位，进而支撑人民币资产购买需求，这也将为人民币汇价提供重要支撑。

王有鑫认为，下半年人民币汇率预计将继续企稳回升。当前，中国经济复苏情况较好，从目前情况看，二季度经济将再次实现正增长，中国出口贸易也在逐渐恢复，出口收入开始反弹。

“相比海外负利率零利率的投资环境，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将显著提升，跨境资本流入将增加，来自经济基本面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支撑力度将增强”，王有鑫表示，不过，考虑到目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显著提高，在金融市场波动的特殊时点，人民币汇率可能也将面临阶段性调整压力。

4.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三连升 专家：将继续保持稳定

2020年07月08日 11:37    来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元，升幅0.3%。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专家指出，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随着国内逆周期调控政策继续加力，经济领域将出现更多积极改善，对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近期资本市场回暖，北向资金加快流入，7月以来，北向资金就已经累计流入超过500亿元。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7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元，升幅0.3%。

据悉，这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截至2020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55亿美元，较2019年12月末上升76亿美元，升幅0.2%。截至2020年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67亿美元，较年初下降12亿美元，降幅为0.04%。截至2020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606亿美元，较年初下降473亿美元，降幅为1.5%。截至2020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1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308亿美元，升幅为1%。截至2020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7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升幅为0.3%。

造成2020年6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专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

据证券时报，6月外储环比升幅与5月接近，主要原因仍是估值因素。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6月外储环比上行，估值影响为主。当月美元指数由5月末的98.26降0.9%至月底的97.38，汇率变动对外储规模影响合计约为100亿美元。主要经济体债券收益率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收益率下行对外储规模影响在50亿美元左右。合计来看，6月估值因素对外储的影响在100亿~150亿美元左右，基本可覆盖6月外储波动幅度。

近期受股市持续上涨影响，人民币汇率也阶段性走强，这有助于强化国际收支和外储的稳定。李超预计，我国国际收支可维持基本平衡。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对海外资本吸引力加强，以及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有助于吸引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下半年贸易项目大概率维持顺差，经常项目将对国际收支构成较强支撑；此外，监管机构加强资本流动管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即使国际经贸摩擦升温使得短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加大，但由于市场对汇率宽幅震荡已充分接受，实体经济难以形成一致性和持续的贬值预期，不会对国际收支构成过大的冲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则将大概率维持宽幅震荡，震荡区间在6.85~7.2。

据中国证券报，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刘健表示，汇率折算因素使外汇储备增加约80亿美元。6月以来，美元指数震荡下跌。欧元、英镑等对美元均有不同程度升值。刘健认为，资产价格因素对外汇储备也有小幅正向贡献。6月以来，美国和欧元区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在低位徘徊，但美欧股市稳步上涨。

刘健称，短期内外汇储备有望稳中有增。7月以来，美元指数继续震荡走弱，欧元、英镑等稳步升值，汇率估值因素可能对外汇储备有一定的正向贡献。当前，我国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股市、债市有望继续吸引资金流入。

据上海证券报，据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估值变动和跨境资本流动均对6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回升形成贡献。“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6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温彬称。

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温彬表示，近期国内经济形势逐步改善向好，带动资本市场回暖，人民币资产受到更多国际投资者青睐。6月北向资金净流入规模达到526.8亿元；6月末，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51万亿元人民币，较5月末增加814亿元人民币。因此，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形成贡献。

温彬判断，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随着国内逆周期调控政策继续加力，经济领域将出现更多积极改善，对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近期资本市场回暖，北向资金加快流入，7月以来，北向资金就已经累计流入超过500亿元。“上述因素改善有助于维护跨境资金平衡和汇率供求稳定，对下阶段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支撑。”他表示。

5.美国纺织化学家和印染师协会AATCC发布纺织口罩指南草案2020-07-07 17:48  文章来源： tbtguide

2020年6月1日，美国纺织化学家和印染师协会（AATCC）与多家专业机构发布通用纺织口罩指南草案，为制造商有效设计和生产通用（非医疗）口罩提供考虑和建议。

该指南草案包含以下方面内容：监管考虑；合适的尺寸；材料和构造注意事项；颗粒过滤注意事项；呼吸阻力注意事项；洗涤和使用寿命考虑；领带和耳环的注意事项；产品标签和标记注意事项。

该指南的关键部分是洗涤和干燥说明，因为制造商必须决定保养说明以及使用寿命（应更换口罩之前的最大清洗次数）。指南中还建议口罩的防护性能标准：口罩应保持所选方法规定的最小70％（3微米）颗粒过滤和最小呼吸阻力。

2020.7.8.转载自WTO咨询网

6.塞尔维亚发布玩具安全手册

2020-07-07 17:49  文章来源： tbtguide

2019年11月，塞尔维亚根据欧盟玩具安全指令2009/48/EC发布《玩具安全手册》（RS No.78/2019），以制定关于玩具安全及其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规则。该安全手册于2019年11月9日生效，并将于2020年11月9日（生效之日后12个月）正式实施。

根据手册中的定义，玩具是为14岁以下儿童设计或设计的产品，无论是否专门为在游戏中使用。手册包含以下规定：

——一般安全，按预期或可预见的方式使用玩具时，考虑到儿童的行为，不得危害使用者和第三方的健康；

——具体安全性，包括物理和机械性能，易燃性，化学性能，电气性能以及卫生和放射性要求（附件2）；

——附录C中针对36个月以下儿童的玩具或拟放入口中的其他玩具中的一组特定限制物质；

——在不锈钢制成的玩具和玩具组件以及旨在传导电流的玩具组件中免于使用镍（一种致癌，诱变和生殖毒性的2类物质，CMR 2物质）；

——塞尔维亚合格标记的规则和条件。有关塞尔维亚合格标记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塞尔维亚经济部网站；

——塞尔维亚语的符合性声明（DoC），包括玩具的彩色图像（用于清晰识别），以及所适用的协调标准或与宣布符合性有关的规范的参考（附件3）；

——技术文档（附件4）；

——警告（附件5）；

——塞尔维亚和欧洲玩具合规性标准清单（附件6）。

与欧盟《玩具安全指令》的显著区别是，塞尔维亚的《玩具安全规则手册》要求塞尔维亚市场上的玩具必须带有塞尔维亚合格标志(见图1)。 除此塞尔维亚合格标记外，还可以使用CE标记。 从《工业产品合格性评估和接受协议》（塞尔维亚与欧盟之间的ACAA协议）生效之日起，或者如果该协议未达成，则CE标记将取代塞尔维亚的合格标记。

2020.7.8.转载自WTO咨询网

7.6月中国钢材出口持续减少《国际商报》2020.7.7.

记者  刘叶琳

本报讯记者刘叶琳报道今年前5个月，中国钢材出口量有所下降，业内人士表示，全球疫情导致中国钢材出口量大幅减少。在市场供应增加、需求减少的情况下，6月中国钢材出口量或减少。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5月我国出口钢材为440.1万吨，环比减少191.8万吨，降幅为30.4%；1-5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为2500.2万吨，同比下降14.0%。5月我国进口钢材为128.0万吨，环比增加27.4万吨，增幅为27.2%；1-5月我国累计进口钢材为546.4万吨，同比增长12.0%。

“我国5月钢材出口量大幅减少，与全球疫情仍未完全得到控制有很大关联。”金联创钢铁分析师李雪萍表示。受疫情影响，海外钢铁需求持续锐减，钢材出口订单量大幅减少，但投放国内市场的资源及低价进口资源有所增多。6月国内外疫情都再度发酵，同时淡季效应逐步显现，供应保持增加，但需求有所减少，李雪萍预计6月中国钢材进出口量或都将减少。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5月我国粗钢产量为9227万吨，同比增长4.2%；据此推算5月粗钢日均产量为297.6万吨；1-5月粗钢累计产量为41175万吨，同比增长1.9%。2020年5月我国钢材产量为11453万吨，同比增长6.2%；据此推算5月钢材日均产量为369.5万吨；1-5月钢材累计产量为48819万吨，同比增长1.2%。

“5月我国钢材及粗钢产量大幅增加，其中粗钢产量比上月增长8.5%，创下单月产量新高，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复苏推动。”李雪萍表示，中国钢材及粗钢产量飙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库存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项目需求强劲，房地产市场富有弹性。5月终端下游用钢行业复工率稳步增加，加之现货价格整体表现坚挺，市场需求有大幅提升；同时高炉检修限产大幅减少，钢厂开工率随之增加；从月内市场的成交看，整体交投量明显增加。6月受高温及多雨天气影响，部分钢厂开始对高炉检修，轧线停产，螺纹产量有小幅下降，但是整体幅度不大，预计6月产量或稍有回落。

8.标准普尔将阿拉伯银行集团评级展望

突尼斯Babnet网站7月1日报道，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阿拉伯银行集团（Arab Banking Cooperation， ABC）评级展望维持在“稳定”，短期和长期信用评级为BBB-/A-3。

标准普尔在报告中强调，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反映了ABC雄厚的财政实力和牢固的集团资本基础。尽管油价下降和新冠疫情对银行资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银行遵循更为审慎的募股标准，既使资本来源更为稳固，也保证了银行的信誉。

ABC在突尼斯共有17个分行，分设在首都突尼斯市、苏斯、斯法克斯、本·阿鲁斯、阿里亚纳等地，被视为中东和北非地区领先的国际银行之一。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20.7.8.

9.《亚洲经济重启：正确的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复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7月1日纽约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主任李昌镛6月30日发表题为《亚洲经济重启：正确的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复苏》的文章称，2020年亚洲经济预计将萎缩1.6%，这是人们记忆中首次出现的情况。亚洲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好于4月份《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较早地稳定下来。然而，该地区多数国家已经下调了2020年的增长预期，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更为疲弱，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防控措施将持续很长时间。

在疫情不出现第二轮暴发并且各国实施空前刺激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的情况下，预计亚洲经济增速在2021年将强劲反弹至6.6%。但是，即使经济活动快速回升，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很可能会持续下去。IMF预计亚洲2022年经济产出将比疫情带来的危机前预测的水平低5%左右；如果不包括经济活动已开始回升的中国，降幅会更大。

文章认为，未来两年亚洲经济将面对诸多下行风险。一是贸易增长放缓。亚洲严重依赖全球供应链，在全球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亚洲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由于外部需求减弱，亚洲贸易预计将显著收缩，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总额今年预计将下降20%左右。亚洲增长模式从高度依赖出口转向国内需求的调整过程已经开始，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二是封锁状态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由于采取了保持物理距离和减少病毒传播的措施，个人行为发生了变化，因此，即使完全解除了封锁措施，经济活动也不太可能立即回到充分运转水平。IMF近期研究显示，封锁措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以工业生产衡量）每月收缩约12%，防控措施完全取消仅能使经济活动增加7%左右。此外，许多亚洲经济体（特别是太平洋岛国）依赖旅游业、汇款和其他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服务，其经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复苏。

三是不平等加剧。亚洲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在加剧。由于亚洲非正规工人的比例很高，这些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经济复苏过程更为漫长。

四是资产负债表薄弱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被削弱，这可能对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这些经济体面临着放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等风险。

文章强调，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尝试重新开放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支持刚刚开始的复苏进程。亚洲各国和地区必须明智地使用财政刺激政策，同时还应实施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紧密协调、资源重新配置以及解决不平等问题。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2020.7.3.

10.中厄双方签署对虾水产养殖生物安全合作协议

厄瓜多尔《电讯报》6月30日报道，30日，厄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与厄水产养殖协会就对虾养殖生物安全签署合作协议。该协议主要用于提升厄养虾技术，从而提高厄对虾质量。

厄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长翁塔内达表示，中国是厄重要市场和战略伙伴，大虾是厄第一大非石油类出口产品，中国是厄大虾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双方签署水产养殖生物安全合作协议对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意义重大。厄水产养殖协会主席坎波萨诺称，该协议不仅可提升厄对虾养殖技术，还将对稳定厄就业起到积极作用。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20.7.6.

11.缅甸对猪肉及其制品实施紧急进口措施

来源：海关总署 2020.7.9

2020年7月6日，缅甸农业、畜牧与灌溉部发布G/SPS/N/MMR/2通告，发布猪肉及其制品实施紧急进口措施，该部已将非洲猪瘟列为A类传染病，因此，只允许从非洲猪瘟非疫区进口活猪和猪产品（例如新鲜、冷藏或冷冻猪肉、火腿、香肠和其他猪肉产品）。

该措施实施日期为从2020年6月17日至9月15日。

12.坦桑尼亚拟振兴园艺业并扩大出口

来源：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0.7.8

据《公民报》7月6日报道，坦农业部副部长巴希在考察阿鲁沙地区园艺庄园时表示，坦政府拟收回8个有潜力的种植园，加强园艺生产并重振农场经济，努力实现园艺产品出口价值从目前的7.8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0亿美元。此前，阿鲁沙地区8个主要种植园因投资者退出而关闭，导致三万余名工人失业。坦政府收回种植园后将重新分配给潜在的投资者，并为其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以推动出口和获得更多外汇收入。

13.巴西6月份大豆出口同比增长60.8%

来源：商务部食土商会网2020.7.8

《这就是》网站7月2日报道，巴西外贸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巴西6月份共出口大豆1375万吨，与去年同期（855.2万吨）相比增长60.8%，与上月（1551.1万吨）相比下降11.4%，创下6月份的月度大豆出口最高记录。

数据显示，6月份大豆出口额实现46.7亿美元，与去年同期（28.8亿美元）相比增长62.2%，与上月（51.4亿美元）相比下降9.1%。

截止到6月份，巴西今年共出口大豆6187.8万吨，与去年同期（4372.2万吨）相比增长41.5%；出口额实现21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152.5亿美元）相比增长37.7%。

14.6月德国伊福就业晴雨指数明显回升

来源： 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2020.7.4.

德国财新网6月26日报道，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公布数据显示，6月Ifo就业晴雨指数由5月的88.3点明显回升至92.3点，企业的悲观情绪有所缓解。其中服务业增长最明显，该行业雇员人数将趋于保持不变，建筑业同样如此。制造业持续显示裁员迹象，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电气工程和机械制造业。贸易业也未能完全从停摆中恢复，将持续裁员。

15.印度海关备案和边境保护措施

、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20.7.3.

近些年来，随着各类新兴技术的演变以及各国市场的开放政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以某种形式得到了发展。然而，由于一部分技术的发展速度过快以及某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缺少有效的管理，因此很多专门出售非法和假冒商品的灰色市场也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受此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印度以及其他若干地处亚太地区的国家。目前，在经济发展因新冠疫情而遭到重创的同时，印度仍在竭尽全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为了阻止和遏制假冒、非法以及假冒商品流入到印度国内的市场，并延缓上述灰色市场的扩张速度，印度各级政府部门开展了多项活动。其中，印度海关就专门为此启用了一套全新的海关备案系统，以阻断假冒或者侵权商品的跨境移动。

《2007年知识产权（进口货物）执法细则》

印度的知识产权所有人可以在印度海关进行备案，以协助上述机构开展后续的监控和查扣工作。通常，印度的知识产权所有人可以根据《2007年知识产权（进口货物）执法细则》以及《1962年海关法》的规定开展备案工作。实际上，此举可以看成是一种用于保护品牌所有人的预防性措施，因为一旦完成备案，那么印度海关就可以在边境处主动监测和处理相关的侵权与假冒货物了。

一般来讲，知识产权所有人在印度海关对知识产权进行备案主要是为了阻止那些涉及假冒或者侵权商品的交易工作。而根据《2007年知识产权（进口货物）执法细则》第2条a款的规定，“侵权商品”指的就是在没有获得权利所有人或者任何获得授权的人士的同意的情况下，以一种违反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的形式制造、复制或者投入到流通环节中的货物。

为了阻止假冒以及劣质产品流入到印度境内，知识产权所有人需要向印度海关提交一份海关备案申请，以便该机构在印度的各个港口中检验和查扣假冒制品。具体来讲，知识产权所有人须要前往印度海关的门户网站进行注册以提出电子申请，并将其余所有必要的文件和信息发送到印度海关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部门。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产权所有人在印度海关的门户网站完成注册之后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临时备案号，这个临时备案号需要与相关文件的副本一起提供给印度海关。而如果上述文件经审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话，那么印度海关将会在30日内再颁发一个永久备案号，以作为知识产权备案的最终证明文件。

此外，根据印度法律的规定，人们只能为那些已经完成注册的知识产权提出海关备案申请，并且还要为每一个知识产权都单独提出一个申请。当然，在完成备案工作后，印度海关也一定会严格按照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的信息来开展执法行动。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知识产权所有人只需要在印度海关完成一次备案就可以在该国的所有港口中为自己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了。

海关备案的申请程序

在印度海关开展知识产权备案工作的程序如下：

－前往印度海关的门户网站，并通过该网站向印度海关提交一份知识产权的备案申请；

－在提交电子申请后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临时备案号；

－将在网络申请中上传的文件副本和临时备案号一起发送给印度海关；

－在上述文件经审查无误之后，印度海关会将临时备案号转换成永久备案号，并作为完成备案的最终证明。

根据现行规定，上述备案文件的有效期在5年左右。知识产权所有人需要在上述期限到期之后再重新提交一次相关的文件。（编译自www.mondaq.com）

翻译：刘鹏　校对：李艳秋

16.《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带来的影响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20.7.3.

2019年12月10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终于签署了经过修订后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上述三方最终在本国实施该协议的话，那么这份《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正式取代自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实际上，在修订后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中，人们会发现在此前引起诸多非议的、为生物制品提供10年数据保护期的条款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条款曾遭到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理由是这个规定可能会造成药品价格的上涨，降低药物的竞争力，并会限制住美国国会在未来对数据保护期进行调整的能力。在美国，生物制品已经根据《生物制品价格竞争和创新法案》获得了长达12年的数据保护期。而《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这个条款会同时延长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数据保护期（当前加拿大的数据保护期是8年，而墨西哥的数据保护期则是5年）。此外，也有人对上述协定中有关“生物制品”的定义标准提出了质疑。《生物制品价格竞争和创新法案》对那些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多肽作出了单独的规定，但是《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却没体现这样的“例外情形”。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生物制品价格竞争和创新法案》是否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与此同时，作为一家代表仿制药生产厂家和分销商权益的贸易组织，无障碍药物协会（Association for Accessible Medicines）也对上述全新的生物制品数据保护期条款提出过反对意见。不过，在看到最终版本的协定之后，无障碍药物协会又立即表示删除有关10年数据保护期的决定对于美洲的患者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这可以让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的患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药物，并提升3个国家的医药市场竞争力。在认真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之后，修订后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没有对现有的数据保护期做出任何改变。换言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数据保护期并不会得到延长。

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创新组织（一家代表生物技术行业的全球最大的贸易协会）以及美国商会则对该条款的移除表达了失望之情。尤其是，美国商会在其发出的一份声明中明确指出“最初有关生物制品的条款将会为创新医药研究工作带来大量的资金支持，并且不会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任何额外的负担”。

除了上述移除了有关数据保护期的条款，修订后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整体上还加强了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当然，这些新增内容并不会对现有的美国法律造成影响。具体来讲，其中一些条款要求为版权和邻接权的所有人提供全面的国民待遇，将版权的保护期调整至作者的有生之年再加上去世后的70年，并建立起安全港以打击网络盗版行为以及为数字商品制定出相应的执法机制。此外，《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还对开展商业秘密盗窃行为所要接受的民事和刑事处罚作出了详细规定，并明确规定专利所有人能够就专利局和其他监管机构所造成的不合理延迟提出延长保护期的请求。如果人们想了解《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详细规定，那么其可以访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编译自www.mondaq.com）

翻译：刘鹏　校对：李艳秋

17.鞠建东：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秩序重构

2020-07-03 13:33  文章来源： 清华金融评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呈现扩散蔓延的势头，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可能导致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危机还将冲击全球秩序。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一方面有全球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区域的治理机构，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全球范围呈现扩散蔓延的势头。面对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如何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中美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受疫情冲击出现剧烈波动，中国应如何确保国内市场安全？在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多方位遏制的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发挥优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推动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笔者以经济学视角，从疫情、国际金融市场、中美经贸关系、全球秩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分析以及对策。

百年未有之疫情、大变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20年4月23日10时（北京时间4月23日16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73657例，达到2544792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689例，达到175694例。

对目前全球经济的形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将这场危机称为“大封锁”，这场危机已成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影响远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从数据上看，2009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增长是-0.1%，但是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3%。假设疫情在2020年能得到有效的控制，2021年会有个相对的反弹，这个反弹意味着它是在2020年-3%的基础之上增长5.8%。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很严重，2020年预计是-6.1%的增长，2021年预计增长率将反弹到4.5%。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计是-1%，2021年将反弹到6.6%。

如果2020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得不到控制，202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以下降到-8%。IMF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相当悲观的，按照其说法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也对全球各个国家做了预测，预测2020年美国的经济增速是-5.9%，2021年如果疫情能得到控制，将反弹到4.7%。预计中国2020年的增长是1.2%，2021年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将反弹到9.2%。

国家统计局4月14日发布的一季度中国外贸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出口下降了11.4%，进口下降了0.7%，贸易顺差是983亿美元，收窄了20.6%。在疫情之下，我国的出口和进口总体呈下降态势。对欧盟的进出口下降了10.4%，对美国的进出口下降了18.3%。而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逆势增长了6.1%，东盟十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面对全球疫情，各个国家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

定向增加信贷供给。美国推出了总规模高达2.3万亿美元的信贷计划，建立针对一级市场公司的信贷融资便利机制，推出大众商业贷款，向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部分免偿还贷款。英国为企业提供总计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承诺增大公司债持有规模。德国设立总规模6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追加1560亿欧元企业担保与股权纾困资金。日本提供1.6万亿日元中小企业纾困与金融援助基金，将政府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目标翻倍至1800亿日元，投入4500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公司海外业务。中国推出3000亿元财政贴息专项再贷款，确保重点企业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信贷，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3500亿元专项优惠利率信贷。

延长贷款期限与减免贷款利息。美国允许学生贷款延期，纽约州宣布90天的房贷纾困政策。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将给予受困人员与企业至少三个月的“付款延长期”。华尔街发生了四次熔断，在四次熔断以后美联储大手笔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已经把利率削减到0，而且是至少保持12个月。

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方面，美联储设立用于为存量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机制，重启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为合格的商业票据提供贴现。英国央行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削减至银行对贷款需求方风险敞口的0，并持续至少12个月，这将为企业提供高达1900亿英镑的银行贷款。欧元区方面，欧央行启动了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私有和公共部门证券临时购买计划，并将合格资产范围扩大到非金融商业票据。中国提高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稳定国际金融，建设跨境资本防火墙

美国和欧洲通过大规模发钱，比如美联储通过无限制提供流动性，来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这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规模的放水，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稳定我国的国际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笔者建议建设跨境资本防火墙，即一个累进的跨境资本流动税。

在资本正常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税是0，跨境成本流动是0；如果资本流动异常加大到一定程度，比如现在外汇的交易量大概是500亿元，如果异常加大到两倍，即1000亿元，这个税就会启动。累进税率是指，资本流出的量越大，税率也就越高。我们并不需要禁止资本外流，如果完全禁止资本外流成本太高。如果最高的边际税率达到30%，大概也就足够防止金融攻击了。

跨境资本流动税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开户费，因为累计的边际税率是越来越高的，为了防止避税，需要有开户费，账户越多，开户费也越高；另一部分是累进税，流量越大边际税率越高。笔者的设计是开户费和累计税率的组合。模拟表明，每个投资者，不管他的资本流量有多大，都不会开超过五个账户。通过累进的边际税率，没有投资者愿意资本流出量超过正常量的三倍，这样国际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这样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的设计，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使得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发生。这也就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既然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那么这个税就是0，即资本流动是自由的。在资本流动防火墙建立的同时，放开汇率，实现干净浮动。

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秩序重构

在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之后，中国维持了对美国进口增长的承诺，坚持进口美国农产品。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达到355.6亿元，增长1.1倍，进口大豆增长2.1倍，进口猪肉增长6.4倍，进口棉花增长43.5%。

中美谈判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美国财长姆努钦认为,在第二阶段达成之前，第一阶段的关税需要保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提出，希望解决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及产能过剩、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及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谈判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除了中美贸易争端，疫情的危机冲击了全球的秩序，我们需要去理解目前全球失序的状态，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从国际关系方面分析，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做出了总结，产生了霸权稳定论。他认为，1929—193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持续10年，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秩序失序。

世界秩序失序的原因是，当时的作为主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的英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发挥世界秩序主导者的作用，而有能力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一直到1936年都拒绝扮演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角色。他认为，世界秩序领导者的缺失，对上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要使世界经济趋于稳定，就必须有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因为世界秩序是一个公共品，提供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只能有一个。

在国际政治方面，米尔斯海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保护各个国家的安全，大国都具有一定进攻性的军事能力，一个大国没有办法确定其他国家是否有敌意，大国高度重视生存，且国家是理性行为者，都要使生存机会最大化，这样他就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大国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是猜疑的；二是大国应该采取自助的原则；三是权利最大化，大国安全保障就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成为霸权国家，至少是区域性霸权国家。从三个原则去推，米尔斯海默的结论很简单：中美必有一战。

2019年笔者和其他10位中美经济学教授和法学家一起做了一个研究，提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出路——“第三条出路”。提出了竞争共存的四项原则，大国关系不是一定要有个霸权国家，也不一定是中美必有一战，可以是竞争共存的。中美两国关系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表现在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比如我们现在买美国的农产品；也有竞争的部分，比如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竞争；还有对抗的部分，比如军事等方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互利的方面就忘记了有对抗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对抗的一面就忘记了还有互惠竞争的一面。

中美的关系只是世界关系的一部分，中美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加在一起只占世界GDP的40%，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中美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欧盟、日本等占全球GDP60%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

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一方面有全球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区域的治理机构，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我们从这一次疫情防控可以观察出来，不同区域的防控措施不尽相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是体系防控，亚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较强，欧洲和美国的防控和我们的防控治理体系是不一样的。

全球治理体系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所提出的“脱钩”（Decoupling China），即剔除中国，美国维持主导。在疫情期间，美国剔除中国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作和措施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走，从贸易、投资、生产、高科技、人员交流各个方面都在向前走，试图重新打造由美国所主导的多边与双边协定，试图孤立中国。

另一种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由美国主导的“脱钩”，要建立亚洲治理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目前疫情之下，应该成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理由如下：目前全球处于失序状态，中美冲突是长期的，如果建立全球秩序，中美必须合作。在美国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能力来建立全球秩序。但是中国有能力主导亚洲的秩序。按照霸权稳定论提出的秩序是一种公共品，秩序一定是由大国提供的，所以东亚、东南亚的秩序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主导，中国主导不一定能构建成功，但是中国不主导一定不成功。同时笔者认为，美国合作对于建立亚洲秩序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美国合作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那么亚洲秩序一定是能建立的，但是如果美国不合作，中国也能建立亚洲秩序。

从历史梳理上看，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n Studies Group，简称EASG）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体”报告。在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把亚洲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2009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敲定未来的合作大方向就是共建亚洲共同体，但是亚洲共同体后来这10年的发展并不顺利，原因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美国不积极，美国反对；第二，中国也不积极，因为10年前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是以日本为主导。

近10年来，东亚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三倍，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构建亚洲共同体，当然是中国主导。那么亚洲共同体如何建立？很简单，就是单干！

中国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其他国家有序进入。通过测算亚洲主要各国/地区对中国的贸易及投资依存度和对美国贸易及投资依存度，比较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对中国的依存度，进而分析其加入亚洲共同体的优先序。从贸易依存度的视角分析，新加坡、蒙古、老挝、韩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应该是最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从投资依存度的视角分析，老挝、吉尔吉斯斯坦应该是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

建立亚洲共同体，我们要在三个方面推进：第一，人民币需要国际化，在浮动汇率、跨境支付体系两个方面不能等，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要迅速推进。第二，推进亚洲治理体系，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第三，推进全球技术贸易，反对技术封锁。

18.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原材料需求将大增

2020年07月08日 08:25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记者杨海泉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预测

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原材料需求将大增

经济日报日内瓦讯 记者杨海泉报道：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专题报告指出，全球电动汽车蓬勃发展导致需求激增，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生产2300万辆乘用车。

报告称，电动交通及用于制造可充电汽车电池的原材料重要性日益突出，预计此类原材料的需求将快速增长，石油能源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目前，全球正在努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预计这一趋势将刺激对绿色能源生产的进一步投资。

报告认为，如果电动汽车充电电池原材料来源能够确保可持续性，那么可充电电池将在全球向低碳能源体系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18年，全球最常见的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估计为70亿美元，到2024年预计将达到588亿美元。

目前，电动汽车电池的原材料储备高度集中在几个国家，而且附加值有限。世界近50%的钴储量在刚果，58%的锂储量在智利，80%的天然石墨储量在中国、巴西和土耳其，75%的锰储量在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和乌克兰。这种高度集中现象容易受到政治不稳定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不利因素影响，一旦原材料供应中断，可能导致市场吃紧、价格上涨和汽车电池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全球向低碳型电动交通转型。因此，加大力度投资绿色技术，减少对电池原材料的依赖，有助于降低锂和钴等原材料供应短缺的脆弱性。

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司司长帕梅拉·库克·汉密尔顿表示:“随着投资者对石油行业的未来持越来越谨慎态度，电池等替代能源将变得更加重要。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战略原材料需求持续上升，将为供应这些原材料的国家打开更多的贸易机会。对这些国家来说，拓展自身能力并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很重要。”

统计分析显示，汽车电池制造主要由亚洲国家主导。2015年，中国约占全球市场的39%，日本占19%，韩国占7%。

19.机遇挑战并存 法国着眼推动疫后经济转型

2020年07月08日 08:28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让·卡斯泰为新总理，负责组建新政府。随着法国进入“后疫情时代”，“解禁先生”卡斯泰将着重推动以提振经济为核心的系列政策改革，紧抓疫情后经济复苏机遇，推动发展模式转型。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让·卡斯泰为新总理，负责组建新政府。现年55岁的卡斯泰此前曾担任东比利牛斯省普拉德市市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政府委任负责逐步解除疫情防控措施及政策制定与落实协调工作，被称为“解禁先生”。随着政府架构调整完成，法国将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卡斯泰将着重推动以提振经济为核心的系列政策改革，紧抓疫情后经济复苏机遇，推动发展模式转型。

面对疫情冲击下法国国内各领域面临的艰难困境，卡斯泰面临的挑战可谓非常艰巨。在宏观层面，法国经济虽初现复苏迹象，但远未进入稳定复苏区间。法国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下降17%，6月份经济活动较正常水平减少12%。同时，受财政赤字扩大与GDP缩水等影响，法国2020年公共债务将急剧上升至119%，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法国央行曾提醒，在当前形势下，法国需要至少2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在企业层面，法国企业普遍面临偿债能力下降、信用评级降低、现金流短缺及市场需求疲软等难题，破产企业规模持续扩大。在就业层面，受疫情冲击，法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损失约80万个工作岗位，或将引发消费疲软、社会分歧、社保失调等诸多矛盾。

面对严峻的复苏与改革难题，卡斯泰将面临多个艰难抉择，特别是要在疫情应对与经济复苏、刺激计划、财政可持续、社会矛盾调和，以及推进改革进程等议题间谋求平衡，并将各领域改革计划统筹至马克龙设定的以“独立、重建、和解与新路线”为原则这一新阶段转型框架下。

在经济领域，卡斯泰承诺将把“复苏计划”作为首要任务，特别是在赤字高企、债务积累的情况下，坚定推进经济复苏进程，进一步释放政策空间。同时，今夏即将推出的刺激方案，包括大规模能源转型与更新、调整税制以改善企业现金流、最大限度维持财政稳定等都备受期待。另外，卡斯泰还将重点解决法国制造业面临的周期性与结构性困境，进一步强化经济部门已推出的援助措施，包括向航空业提供150亿欧元救助资金，以及80亿欧元汽车业救助和旅游业180亿欧元资金等。

在就业领域，受经济下行与疫情双重冲击，曾出现短暂好转的法国就业再次进入“寒冬”。对此，卡斯泰承诺将集中精力维持制造业的就业，帮助工人从低薪国家回国，以助力法国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卡斯泰将领导政府各部门推出新的就业提升政策，包括长期部门失业计划、大规模青年招募计划等，并加大对职业培训与企业生产设备更新的投资。卡斯泰强调：“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就业岗位恢复，以及继续维持面临全球化竞争的工业岗位。”

在其他领域，卡斯泰将延续马克龙承诺的新绿色发展道路，推动法国重建生态经济，启动绿色转型，推进建筑业新能源更新、降低运输污染、加大对绿色产业支持等。同时，卡斯泰承诺将提供总额超200亿欧元的转型资金用以修补疫情期间被大量征用的医疗资源，并加大对医护人员奖励。另外，卡斯泰将继续稳步推进养老金与失业保险改革，强化与社会伙伴及代表交流，突出各领域改革与宏观政策间的一致性。面对疫情对国内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冲击，法国政府将下放部分权力，以促进地区多样化与灵活性发展。

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未来疫情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法国经济或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处于“低速”复苏区间，并继续呈现一定“疫情应激反应”，包括市场需求、家庭消费、制造业生产及就业等领域都将持续承压。在此情况下，如何领导新政府巩固抗疫成果，快速重启经济，稳固社会、民意及政局基本盘，最大限度凝聚国内各方力量推动政府改革与转型计划等，都将是卡斯泰履新后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法国最终能否将复苏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重中之重。（经济日报 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20.商务知识----企业的专利管理

企业专利管理，是企业专利管理机构与专利管理人员，在企业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为在企业贯彻国家专利制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而对专利事务进行的战略策划、规划、监督、保护、组织、协调等活动的总称，包括企业专利事务的管理、专利信息管理、专利法制管理等内容。企业专利管理也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