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权威论坛)

　　——面对美国贸易霸凌行为，外国政党、政要和知名人士有话说

　　2019年06月17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今年5月以来，美国再度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企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中国接受其不合理要求。美国对中国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大打贸易战，不仅是一种霸凌行为，而且极大危害国际经贸秩序，与经济全球化趋势背道而驰。中方多次表明立场，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造成当前中美经贸磋商受挫的责任完全在美方，恢复磋商需要美方拿出诚意。

　　公道自在人心。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政要和国际知名人士通过政党交流等渠道表示，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他们赞赏中国在应对挑战中表现出的不卑不亢态度，表示将共同努力，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规则。

　　挑起贸易争端是霸凌主义和强权表现

　　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干事长格龙德：自由贸易是促进全球繁荣的基础。德中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两国在维护自由贸易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征关税无助于解决问题，对别国的关税壁垒也不利于本国发展。中国发展对德国和世界是重要机遇，我们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赞赏中国新近出台的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愿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德中务实合作。

　　黎巴嫩阿拉伯统一党外事书记海沙姆：美国挑起贸易争端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破坏了一系列国际贸易规则，更可能迟滞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造成国际市场动荡，对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消极影响。事实上，贸易战给美国企业和人民带来的只能是伤害而不是利益。

　　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都极其重要，对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本应和中方一道，担负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责任。然而，美国却一意孤行，拒不听取有益建议。中国一直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与美国保持磋商，但美国却多次违反双方业已达成的共识。

　　秘鲁争取进步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冈萨雷斯：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的贸易霸凌行为。美国利用种种手段极限施压，令诸多西方企业也愤怒不已。一边是不断升级经贸摩擦的美国，一边是捍卫自由贸易的中国，是非清楚。我们必须终止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贸易霸凌行径。

　　印度尼西亚国民使命党外联主席纳吉布：美中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本应更好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谋福利，让世界人民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然而现实是，当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在某些经贸领域超越美国时，美方通过人权、意识形态、军事等各种非经济手段干扰中国发展。当以上意图未能全部实现时，美国又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试图阻碍华为公司在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美国还对其他一些国家施压、威胁甚至进行制裁，迫使其加入遏制中国的行列。 

　　英国共产党（马列）官网声明：为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牵制中国发展，美国在玩火，且无法控制。贸易战已延伸至其盟友，为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世界将抵制美国无理的要求。

　　中国东南欧商业协会主席马里奥·兰都里奇：美国仍然抱有“冷战”思维，并没有积极地寻找解决当前经济和贸易问题的办法。美国针对中国的单边保护主义行为不仅造成了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更损害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是霸道强权的做法。

　　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的国际贸易准则获得了160多个成员的认可，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美国近期不负责任的行为已明显违反国际贸易中的不歧视原则。美国不仅在其境内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还要求其“盟友”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歧视性保护主义政策。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更严重的是损害世界人民对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的信心。

　　中国不应该向不平等的贸易要求低头。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中国始终展现出维护共同利益的决心和应对国际问题的勇气，并且愿意为全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都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中国理应得到别人的尊重。

　　贸易战没有赢家，危害全球利益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美中贸易矛盾升级，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的话，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有可能减缓3%。如果贸易战持续的话，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政治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复苏无疑是一个全新选择。

　　黎巴嫩人民会议组织副主席阿德南：事实证明，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经贸摩擦非但未能使中国的外资流入受到影响，反而使美国农业出口遭受重创，加工制造业发展萎靡，零售额增速直线下降，很多家庭早已不堪重负。一直以来，美国通过不断掠夺资源的方式阻碍别国享有正当的发展权利。中国主张各国间实现互利共赢。因此，贸易霸凌政策是非正义的，注定无法成功。黎巴嫩人民会议组织坚决反对美国的霸凌政策，支持中国进一步拓展同阿拉伯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往来，巩固同阿拉伯国家民间组织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风险与挑战。

　　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副主席拉诺洪·波波忠尼约恩：中美贸易摩擦是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世界贸易和投资缩减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还将对塔吉克斯坦国家经济、近年来成果斐然的塔中合作项目实施带来负面影响。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持续数月的中美贸易摩擦，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美国试图打击中国企业、遏制中国经济上升势头，其恶劣影响已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数据和分析表明，美发动对华贸易战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并激化贫困问题，影响到世界人民的福祉。

　　美国政府无视国际准则和多边主义，任性妄为地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多个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动辄对其他国家实行单边制裁，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制造紧张氛围和危机。美国当前这种以极端手段打压对手、妄图维持自身地位的做法，违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国际格局演变趋势，注定失败。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全国领导委员会声明：美国的霸凌态度令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国际社会深感担忧。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对那些不屈从于其指令和政治路线、不赞成其牺牲别国利益赚取财富的国家大加干涉。中国的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繁荣和福祉，也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南非共产党十四届八中全会声明：美国在全球发动“贸易战”，背后原因昭然若揭。美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但近年来认为其地位受到中国挑战。特别是在数字通信技术领域，华为等中国企业的5G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以捍卫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先进企业进入美国甚至是其他国家市场。与此同时，美国还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领域作出不合理让步，将严重挤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空间。

　　南非经济公平网络组织专家瑞斯卡·库普曼：美国政府所代表的孤立主义对自由贸易构成了严重挑战，提高关税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将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外汇市场，改变贸易流动的方向，降低人们对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的预期。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任何好处

　　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常委、副首相贺南洪：当下，世界正经历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也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影响。面对诸多挑战和困难，我认为加强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基于平等的伙伴关系精神，我们应该探寻新的方式和观点，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动多边主义、多边合作以及人文交往，促进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塞尔维亚前进党副主席马尔科·久里奇：塞尔维亚谴责一切试图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不道德行径。某些国家的行为直接违反了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原则。这种单边制裁、加征关税的极端行径源自于自私自利。很难想象一个鼓吹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却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和人民依靠辛勤劳动并在尊重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取得发展。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追求合作、和平。我们应当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规则，为建设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奋斗。

　　黎巴嫩联盟党主席穆拉德：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实现其对国际市场的完全操控，强化各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从而实现对世界经济的垄断。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经贸和人文交往非常密切。向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同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取消关税壁垒、实现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主张背道而驰。美国同时向多国发动贸易战，通过挥舞关税大棒敲诈勒索，试图控制全球能源和经济命脉，阻碍别国发展进程。

　　中国为各国发展树立了典范。世界不应被某一个国家掌控，而应通过各国通力合作实现全人类的福祉与进步。各国应相向而行，努力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如今，世界应该思考未来该怎么做，应该提醒自己：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任何好处。我们需要互联互通、相互合作，合作应当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

　　德国前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所有贸易战都是对全球贸易、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和基于共识规则的，特别是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威胁。我希望各国能够坚持走公平贸易、公平竞争、维护共同利益的道路。美国严重升级贸易争端的做法是危险的。

　　统一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俄中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副主席阿尔乔姆·谢苗诺夫：在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我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遵循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各国应该相互尊重、同舟共济、共同发展。

　　尼泊尔农工党主席比久克切：美国挑起贸易战不仅危害全球经济增长，也将损害全人类的利益。尼泊尔农工党赞赏中国为化解贸易摩擦作出的积极努力，呼吁美方保持冷静，通过和平谈判化解争端与分歧。

　　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莫雷诺：美国针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是不负责任的，其不断挑衅的原因是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一贯奉行平等互利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成为国际合作的领先平台。我们谨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支持，对美国政府置世界和平发展于不顾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里亚：美国政府动用各方面资源，捏造华为涉嫌窃密等罪名，向不少国家施压，阻止其使用华为5G设备，其背后原因是美国担心自身地位衰落。欧洲应该看到，美国衰落和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应秉持多边主义立场，客观看待国际格局转变，坚持通过和平、合作方式解决问题，避免世界陷入新冷战。

　　巴基斯坦《国民报》专栏作家沙菲克·阿里：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共同的敌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开放互通与闭关排外之间的较量。

　　美方错误行径无法阻挡中国发展的脚步

　　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很显然，美国政府采取的攻击性措施并不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的关心，而是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当前，在美国政府内部似乎占上风的逻辑是：哪怕对美国没好处，也要让对手蒙受更大损失。似乎这样做，美国就会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因此，白宫不断寻找借口挑起冲突。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有更多回旋余地，赢面更大。我相信，中国一定考虑到了在与美国贸易摩擦背景下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方案。可以看出，中方随时为谈判敞开大门，这也是实力的体现，而非软弱。美国的各种行为表明，美国不是可靠的贸易伙伴。

　　突尼斯人民阵线中央委员法特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的升级和报复性政策将引发各方对其贸易政策的不信任和恐慌，造成全球投资水平下降、出口体系动荡和生产增长放缓。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持续升级对华贸易争端，将伤及两国众多产业、重要经济活动以及全体消费者，并将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导致全球市场动荡，波及越来越多的经济体。

　　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多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违背双方此前多轮谈判达成的共识。美国之所以执意对华奉行贸易霸凌政策，是误以为中国无法承担相应后果并作出妥协。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完全有能力应对外来风险和冲击，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阿富汗民族联盟最高理事会成员、部长理事会秘书长阿萨莱：贸易战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我们应该加强合作而不应该扩大分歧。中国已经成长为如此巨大的市场，遏制中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罗马尼亚前总理罗曼：面对美国政府关税施压，中国一直坚持自力更生的态度——中国能凭自己的力量扛过去。与中国对抗首先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贸易战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制造互不信任的气氛。现实情况是，世界上很多经济体都依赖同中国的贸易合作。这种大趋势不会改变。

　　土耳其中国商业促进友好协会主席阿德南·阿克弗拉特：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极端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需要完善现有治理体系，推动多极化发展。为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美国开始采取更加对抗和挑衅的态度，在国际供应链、通信等领域频频作梗。这不仅对全球自由贸易造成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也破坏了现有的国际规则。中国则在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多边经济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美国阿纳瑞公司总裁威廉·阿纳瓦提：美国政府近期对华升级经贸摩擦，不能体现美国公众和广大专业人士珍视对华往来的友好态度。我从1983年起，每年都率美国和欧洲的知名机构投资者访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艰辛的探索之路，见证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逆流，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继续砥砺前行，丝毫不会影响两国人民发展友谊。发展美中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利益关切，我们愿悉心呵护来之不易的友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造福于两国人民，造福于全人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提供部分材料）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17日 15 版）

　　2.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4期

　　王达

　　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2018 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这一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边经济关系经历了重大考验。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升级并最终引发中美贸易争端，这不仅对中美经济关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累及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增长。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9 年 5 月10 日，特朗普政府断然将总规模高达约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由 10%上调至 25%。这一令世界震惊的极限施压之举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事实上，在中美关系调整与重新定位的过程中，中美经贸合作这一传统意义上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功能出现弱化的趋势,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大国博弈等非经济因素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不断加强，这无疑使得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所指出的,目前中美两国间存在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显然，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不仅仅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中美经济关系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两国是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将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重新拖进对抗和冲突的泥潭，还是以无畏的勇气与超越历史的智慧，构建良性的中美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纪元，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亦将是全球经济的“新范式”。

　　1当前对中美经济关系讨论的阶段性共识

　　首先，国内外学者对于中美关系质变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能够对国际格局以及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最大变量。特朗普执政以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质变：2017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确立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rival）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country）；2018 年 1 月 19 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之为“敌手”（adversary）；同年 1 月 30 日，特朗普总统在其执政以后的首个《国情咨文》中，更是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并将对华竞争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与压制性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高度［1］。与此同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也指出，“大国竞争而非反恐战争是当前美国的主要关切”［2］。基于对中国“角色认知”的转变，美国政府将其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并在《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提出“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对华战略，即综合使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信息战等各种手段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3］。据此可以认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自 2018 年 3 月挑起的举世瞩目的对华贸易摩擦，其实是特朗普政府以纠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之名，行遏制“中国制造 2025”及中国崛起之实。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19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华盛顿已经就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采取更强硬、不那么克制的方式达成了新的跨党派共识，美国姗姗来迟地意识到了中国的“威胁”并将采取积极行动对抗中国［4］。国外学术界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5］［6］、美国各政治派系对华立场的分化合流［7］、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8］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回应［9］［10］等多个视角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国内学者则聚焦中美贸易争端，认为贸易争端是老牌守成帝国与迅速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其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11］。事实上，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施压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民意基础，因此这种压力并不会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阶段性缓和乃至特朗普离开美国权力中心　　而有所改变，美国要求中国做出深刻变革的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现实地看，美中两国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可能都不过是一场长期对抗中的短暂休战。美中两国已经进入战略竞争的新纪元,这种竞争将全方位笼罩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进而对整个亚洲的供应链产生显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新“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对抗的讨论，从而为两国关系的调整赋予了全球意义。正如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指出的，在柏林墙倒塌近 30 年之后，美中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的分界线，美中两国正是新“两大阵营”的核心国家；与“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抗有所不同的是，技术而非军事对抗可能成为新的“两大阵营”世界的基础，而这一格局无疑将危及全球化本身。

　　问题的核心在于，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大背景下，中美经济关系是否同样发生了质变？换言之，长期以来两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是否已经为日益增长的竞争性所替代？进一步地，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是否基于两国经济的竞争性提升这一“事实”？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2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逻辑与世界意义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比较优势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一国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劳动力供给、资本存量、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是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调整的。因此，建立在两国经济巨大互补性基础上的中美经贸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发生质变，更难以在某个时间点“突变”。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中美经贸磋商中美国提出的重要关切——产业补贴与所有制中性问题、强制性技术转移问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问题以及非对称性市场开放问题，都并非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由此可见，尽管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大国竞争等非经济因素对中美经济关系构成了冲击，但以强互补性和互利共赢为基础的中美经济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本文认为，从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发生重大改变直接得出中美经济关系“质变”这一推论缺乏严密的逻辑支撑和坚实的微观基础，更应当慎言中美经济“脱钩”。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正在松动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美经济关系的松动并不必然呈现悲观图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并从中孕育新的“压舱石”［12］。尽管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改变，但无论是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新技术浪潮的兴起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方面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美两国确立的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双边经济互动方式已经陷入难以持续的窘境，亟待重大调整。本文认为，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内在经济逻辑和驱动力主要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

　　首先，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美国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可以用三个核心词概括，即空心化、金融化和债务化。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将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加速向海外转移，以墨西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以“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地区）为代表的亚洲地区先后成为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主要目标，美国则主要保留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度高的服务业。这一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得以形成并不断深化。然而，占据国际产业分工主导地位并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美国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分工模式的副作用，即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制造业大国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与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元的发行量在摆脱“黄金锚”的硬约束之后呈逐渐加速之势，泛滥的美元以及“新特里芬两难”成为加剧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根源；二是美国金融资产规模的高速膨胀以及金融业利润占 GDP 比重的不断提高［13］。借贷型增长模式则是美国经济另一项独特标识。从家庭部门来看，长期以来，美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低位，特别是2000 年以来，持续走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低至 1%。从公共部门来看，美国联邦债务的总规模不断攀升并数次引发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美国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债务已经成为侵蚀美国国家信用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2008 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谓是上述三个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方面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长期推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出口市场。近年来,随着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萎缩以及与之相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过度依赖外需的“外生性”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如何增强内生性增长动力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命题；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依靠传统的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愈发难以为继，在不断加大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压力下，中国亟待开辟更加平衡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两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迫切性必然在双边经济关系上有所反应。

　　其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从总体上来看，以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为典型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已经难以为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加速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紧迫性，而“特朗普冲击”则使得全球经济再平衡以“硬着陆”的方式展开。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客观上要求中美两国需要对长期以来始终处于失衡状态的双边经贸关系做出调整。事实上，自 2005 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定位为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以来，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与应对之道的争论便从未停止过。尽管美中学界和官方各执一词，存在较大争议，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之下有着深刻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因素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成为整个亚洲地区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集中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 4190 亿美元，多年来中国始终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不断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不仅成为两国经济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且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美国方面来看，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公共部门债务的增长。持续扩大的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成为危及美国国家信用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隐患。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和“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政府则推出大规模减税改革。这一系列举措在提升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战略层面有着一致的内在逻辑——旨在缩减贸易逆差规模并实现制造业企业的回流，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提升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显然，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实现中美贸易再平衡的紧迫性。从中国方面来看，尽管长期以来美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支撑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但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对外部出口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始终面临着一系列困境。例如，外汇占款在 M2 中占比过高使得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大打折扣；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从而为外贸创造良好条件始终是汇率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由此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民币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进程较为迟缓；由于中国的进出口仍然主要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因此人民币在储备资产计价和交易等领域的国际化进展仍十分有限等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突破上述政策困境从而进一步深化　　

　　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已成为必然选项。在此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的再平衡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最后，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本轮经济全球化始于跨国公司迅速兴起的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作为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支持者，美国不仅在国际贸易以及货币金融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且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最大受益方。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现行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尤其是利益分配格局出现重大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日益广泛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时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后起国家的经济赶超，导致世界经济明显趋同。尤其是中国通过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14］。自 2001 年加入 WTO之后，中国用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便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反观发达国家，由于未能处理好国内政策与全球化的衔接，特别是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发达国家大量的中产阶级并未感受到全球化的福利改进效应。自此背景下，一些政治家因势利导，将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内政治中凸显民粹主义色彩，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径［14］。首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看来，中国不仅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并且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持续增长的能力。显然，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现有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构成了严重冲击。因此，美国将中国这一“搭便车者”（free-rider）视为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方。鉴于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重塑世界经济版图的能力，因此，美国亟待对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进行重大调整，从而继续确保经济全球化的新架构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原则。其次，现行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利丰厚，而随着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加速向海外转移，大量传统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却受益有限。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年均收入水平在 1990~2014 年这一长达 25 年期间始终维持在 54 000~55 000 美元之间,但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占比却由 43.3%大幅提高至 51.2%,而收入水平最低的后 4/5（　　由低至高排列）的家庭收入占比则分别由 4.1%、10.8%、17.4%和 24.5%下降至 3.1%、8.2%、14.2%和 23%。美国中产阶级对华尔街精英和传统建制派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满，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并实行以“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为核心的新全球化规则的重要民意基础。因此，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调整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反映少数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排他性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中国所倡导的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包容性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则取决于这两种全球化模式博弈的结果［15］。

　　确立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不仅对于中美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当前世界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具体而言，首先，在现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美两国均已深深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即中国依赖美国的专利使用授权和关键器件供应，美国则依赖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尽管这种相互依赖的程度是不对称的，但双方都从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中获取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持续深化符合两国的经济利益。其次，经济全球化总体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逆转，无论是实体资源还是货币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加高效的配置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而中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赶超式发展。因此，面对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浪潮，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可能出现调整，但发展深化的洪流依然滚滚向前。最后，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依然不够健全,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配合依然是解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以及发展赤字的主要手段［16］。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全球数据治理问题、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等领域，中美协调与合作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

　　3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与内涵

　　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对中美两国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形象地指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逐步使之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已经定义了世界秩序，并造就了一个大国之间无战争的时代。现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这一秩序，故而此时提出和平时代是否终结是很自然的事”［20］。显然，通过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最大限度地对冲地缘政治竞争对两国关系乃至全球格局的负面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历史上任何一对大国关系相比，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是独特的。即这一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关系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层面形成了如此紧密地相互依赖，以至于彻底的经济脱钩对两国乃至世界经济而言都将是难以承受的。这对于旨在避免“硬冲突”从而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换言之，中国应当追求在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内的“软崛起”，避免与该体系的主要成员进行零和博弈式的利益冲突。显然，全面打造一个坚实而富有韧性的中美经济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本文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内涵应当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竞争合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将持续面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况。找准竞争与合作的定位，无疑是十分关键的。本文认为，竞争而不对抗、合作而不结盟，以竞争促进合作、以合作激发竞争应当是中美两国在竞争合作中遵循的重要原则。无论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良性的互动与竞争从来都是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因竞争而富有活力，国家因竞争而繁荣昌盛，而人类也因竞争而繁衍发展。然而，历史证明，国家之间一旦越过良性竞争的边界进入对抗，则会引发持久的相互消耗甚至战争,最终以双输和多输的结局收场①。持续的沟通与合作同样重要，中美两国在基础科学研究、人文交流、经贸合作等诸多领域有着共同而广泛的利益交集，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因此，应当持续深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使良性的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

　　第二，管控分歧。事实上，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应当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首先，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尚可存续，全球经济的去美元化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其次，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和步伐已势不可挡，外部因素包括美国的打压（bash）无法（事实上也从未）动摇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①。“去中国化”的世界经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已毫无可能。然而，问题在于这两个基本事实之间是否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冲突？即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对美国形成直接的替代？答案显然并非如此。中美两国都应当避免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误区，共同探索中美经济共生发展之道。事实上，如何“管控两国间的重要分歧”②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建制派讨论最多的话题［17］。合理管控双方在发展理念、治理体系、法律制度、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分歧，通过互动协商的方式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将良好的中美经济关系嵌入到全球治理等领域的中美合作之中，应当是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这一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深化融合。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是不可阻挡的，但现行的经济全球化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裂——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大国之间不再有统一的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或共识，而是转而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贸易金融规则［18］。因此，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机制面临重大调整。在开放环境下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等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处理自身经济发展与全球经贸体系调整之间的关系，不仅事关自身改革开放的大局，而且对亚洲区域乃至全球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以构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为契机，推动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共建经济全球化新机制的合作路径，从而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促进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深化融合。换言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确立应当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抓手，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应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

　　4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通过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从而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愿景无疑是美好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确立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

　　首先，从中美双边关系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以及极限施压策略为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过程中，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即 2010 年前后启动、2015 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逐步“白热化”，直至 2017 年美国对华政策基本形成了新的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自 2017 年 12 月以来在一系列有关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以及“敌手”，并将对华竞争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与压制性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高度。为实现大国竞争的“可操作化”，美国政府在涉华政策领域大力构建竞争理念、竞争话语、竞争心态以及竞争氛围，加紧制定并实施“全政府”对华遏制战略，旨在通过美国式的“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强化针对中国的竞争［3］。目前，世界政治正进入一种大致以“后冷战、后危机、后西方”为特征的“新时代”。显然，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正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进而极大地增加了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困难程度，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任重道远、充满挑战［19］。尽管美国国内也存在理性思考新时期美中关系的声音，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的战略家和学者们似乎在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面前集体失声。2018 年 11 月，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新加坡演讲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一些基本判断：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存在大量的问题与分歧，而特朗普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未能正视并处理好这些问题；如果中美两国无法达成共识以解决当前的争端，会存在“经济铁幕”冲击世界经济的风险；美国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主张美中两国经济“脱钩”，尤其是在与科技相关的贸易与投资方面；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与美国同级别的竞争者并正在推行有敌意的对美政策；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有意识地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各种标准，这对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些问题不仅显示出当前美国两党形成的对华共识，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按内可能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考量［17］。这无疑为构建良性的中美经济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其次，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2019 年 3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报告，从大国竞争的高度对欧盟对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报告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增长，反映了其成为全球领先大国的雄心。中国再也不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其在世界上的存在，包括在欧洲的存在，应该伴随着更大的责任，即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更大的互惠、非歧视和其制度的开放性。该报告认为，鉴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欧盟应“再平衡”其对华关系，即中国依然是欧盟的合作伙伴，但在科技领域则是经济竞争者，在治理模式领域则是“系统性的对手”（systemic rival）。显然，参照美国于 2017 年底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欧盟对华政策的立场在向美国靠拢。该报告为欧盟多年来首次就对华关系进行高度反思拉开了序幕。如果说上述报告反映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官方立场，那么德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BDI）于 2019 年 1 月发布的题为《合作者还是系统性的竞争者：德国如何应对中国国有经济的竞争？》的报告则可以被视为欧盟微观企业层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德国工业联合会迪特•坎普夫（Dieter Kempf）直接将中国定义为德国的系统性的竞争者,并呼吁德国联邦政府联合法国等主要欧盟成员国制定欧洲制造业调整计划，矛头直指“中国制造 2025”和中国的产业政策。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并未向着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而是旨在打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治理模式，而这将成为德国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系统性的竞争者。因此，德国和欧盟必须放弃中国将改变自身行为的幻想，而以实际行动和具体的政策应对中国的崛起。2019 年初，德法两国共同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人工智能研究和技术应用的合作备忘录；同时，两国政府宣布将斥资 20 亿美元开发下一代生物电池技术，这些举措普遍被认为旨在应对来自中国国有企业部门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9 年 3 月，意大利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七国集团”国家。此举被视为所谓中国“分化”欧盟的新“证据”，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应加强对华立场与政策协调一致性的讨论。可以预见的是，中欧经贸关系的走向也将面临更大的来自地缘竞争层面的压力。

　　最后，从有关各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层面来看，一些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观念极容易将中美关系引入歧途。其中，以“new cold war”论为典型代表。应当在加以充分辨析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进而始终保持对中美关系冷静、客观的观察，为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条件。2018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国内各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论与认识亦不断深化。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从中美战略竞争的高度认识中美贸易摩擦，认为这是美国规锁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从而维护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修昔底德陷阱”①问题也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和热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事实上已经落入霸权国与崛起国激烈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并滑向所谓的“New Cold War”，中美贸易摩擦正是这一趋势在经贸领域的反应［19］。“New Cold War”论对中美关系的“政策话语”（policy discourse）形成了不容轻视的影响。然而，“New Cold War”这一概念缺乏逻辑严谨的学理分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冷战的特点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对垒、相互脱离的经济体系、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对抗以及排斥合作的零和博弈，显然这都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即使将“New Cold War”简单地定义为蓄意的、周密安排的对华遏制战略，目前也远未达到冷战的程度［17］。本文认为，与冷战的实际行动与表现相比，冷战思维对中美关系的潜在影响则更加深远，其破坏程度可能更为严重，值得我们重视并引以为戒。当前，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敏感和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是否必然会导致中美两国走向全面对抗已经成为牵动两国各界敏感神经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想当然地将中美关系与美苏争霸“对号入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概念推演，其无疑为某些政治势力推动美国对华战略朝着更具“敌对性”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借题发挥的素材，从而将中美关系的发展锁定在走向全面对抗的路径上，这无疑是危险而可悲的。事实上，正如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美国学者艾利森本人也认为中美两国并非“注定一战”，并基于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总结了“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20］。因此，我们需要对可能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干扰的错误观念保持警惕，以理性的思辨与建设性的举措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本文认为，中国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应对重构中美经济关系过程中的严峻挑战，为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对冲经济问题政治化对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负面影响。尽管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在大国博弈中总是纠缠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相剥离，但是经济问题有着完全不同于政治考量的内在规律，经济利益与政治考量本身就是国家利益中的一对博弈对手，经济问题政治化始终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应竭力对冲其负面影响。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有两个解释的维度：一是经济增速的差异，即经济增速相对于贸易伙伴国而言放缓的国家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全球经济增速排名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主要国家间经济增速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更容易爆发贸易摩擦。前者源于逆差国的不满情绪，而后者则源于全球经济格局调整所产生的冲击。由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率是以生产率为支撑的，因此从经济增长视角来看，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势将取决于两国技术进步的情况以及擦枪走火“意外”的赛跑［21］。然而，这一经济逻辑却被诸多美国政治势力歪曲解读，从而助推了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形成。正如美国著名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贸易政策被白宫内试图压制中国的各方政治势力结合不同的动机做了发挥：一些人企图根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些人以涉嫌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试图惩罚中国；一些人希望美国政府强势介入中美贸易，从而纠正日益扩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些人希望迫使中国全面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另一些人则图谋在中国综合国力超越美国之前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势头等等，不一而足。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政治干扰，贸易谈判才变得如此艰难并时常出现反复［22］。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经贸摩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借题发挥、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中国应当走出针锋相对的政治博弈逻辑，通过寻求双赢的经济合作对冲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

　　第二，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这篇大文章的题眼在国内而不在境外，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才是破题的关键。正如艾利森所指出的，国内的绩效表现才是决定性因素——国内事务比国际事务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其中三个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创造国家权力的子结构、治理能力让国家为达到目标调动资源、而国家的精神维持前两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强大、政府更有能力和团结一致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选择和行动将产生更大的影响［20］。因此，面对构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种种挑战，中国应当化外部压力为内部改革的动力。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通过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与加快创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对外开放带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无疑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应当以构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为契机，做好深化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我们应当跳出与美国的短期利益纠缠，更应避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面对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应当做到竞争重心下移，即在企业层面、市场层面以及制度建构层面加强与美国的良性竞争，而尽量避免在国家意志与国家战略层面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对抗。因为后者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从而更容易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难以自拔。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对美国乃至全球关切中有利于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相关议题（如所有制中性和知识产权保护）予以积极回应。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转化增长动能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推进相关改革有利于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

　　第三，中国需要能够为西方话语体系所理解的国家战略，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23］。显然，透明的政策、清晰的政策传递与通畅的沟通渠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崛起恐惧。从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反应来看，美国存在明显的理解误区，即将“一带一路”定位为中国试图改变现行全球治理秩序、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举措。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综合考量自身定位、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互惠共赢的发展思路，是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方式的新探索，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包容性发展而并非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已经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政策制定方面无疑需要做全球考量。然而，中国政策的全球考量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存在重大区别。中国现阶段的国力和全球存在，决定了这必将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即提出一个愿景和目标，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如基础设施建设）做起，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和调整阶段性目标，从而逐渐向远景目标趋近。这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经验具有一致的逻辑。然而反观美国的全球战略，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阶段的“印太战略”，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鲜明的意旨、宏大的叙事与具体的操作紧密结合。显然，将美国全球战略的思维套用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必然得出背离事实的歪论。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过度反应中可以得到的一点启示是，现阶段中国应当重视其政策措施可能产生的全球外溢效应，尤其是被过度解读的风险。事实上不仅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中国制造 2025”以及中国人才政策的攻讦也体现了相同的逻辑。因此，除加强公共外交与民间沟通以消除误解之外，着力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在落地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崛起与以往历次大国崛起的重大不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在美元体制内崛起，这使得美国在应对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在遏制手段和方式选择上始终面临种种掣肘：单一的政治和外交施压难见成效，经济制裁则一损俱损。美国是一个以利益尤其是商业（贸易）利益立国的国家，正如美国前总统柯立芝（CalvinCoolidge）总统所言：“商业是美国的事业”（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因此美国的立国理念与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做出极端的中美双输决策是小概率事件。在研判中美关系发展大势时，不应低估经济因素的分量而仅从国际关系的权力转移视角看待中美博弈进，良性的中美经贸关系将始终扮演“压舱石”的角色。总而言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对两国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如何构建这一“新范式”，中美双方却有着不同的着力点。对中国而言，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赢之道，以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推动中美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尤其是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中国能否保持战略冷静与克制，在维护国格并坚守利益底线的同时妥善地处理好内部改革与外部压力的复杂关系。而对于美国而言,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所指出的，美国应当注重内部“流行主义”对威尔逊式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分享全球领导力而非延续此前时代的独霸与控制至关重要［24］。显然，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中美两国都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毫无疑问的是，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终将对这一“新范式”对全球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贡献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定。（注释略）2019-06-17文章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搜狐号

　　3.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国际公共产品

　　发布时间：2019-06-24  |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魏亮

　　中国商务部自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以来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近日，商务部又进一步表示，将在6月底之前发布新修订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此举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结合，无疑将为投资者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明确，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和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显然，在美国近来在毫无证据情况下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背景下，中方推出该制度是被迫反制。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做法能管用吗？答案是：管用。这是因为，尽管美国经常将市场规则、契约精神挂在嘴边，但美国早已经是一个站在了市场经济和契约精神对立面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清单对美国恰是有的放矢。

　　资本主义会损害市场经济吗？这是法国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的著名一问。他的回答是：“假如资本主义与位于其下方的市场经济的冲突纯属经济性质（事实并非如此），二者的共存也就根本不成问题。”很显然，布罗代尔的自问自答在很多西方人思维中不可理解，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不会扰乱市场秩序。

　　然而，活生生的反例在过去一段时间先后出现。首先是美国公然向诸多国家挑起贸易摩擦，而后是美国将一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外国企业纳入其出口管制清单，试图将其排除在贸易体系之外。这样做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是崇尚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众所周知，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的西方逻辑，美国应当是市场经济最大的维护者，而非破坏者。那么，为什么美国会背其道而行？布罗代尔给出的解释是：资本主义是经济大厦中的垄断部门（如东印度公司），而市场经济是其中的竞争部门。当资本主义（垄断部门）想尽其所能地攫取利益或者保护既得利益时，市场经济（竞争部门）就成为其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一旦这个竞争的世界被消灭，资本主义便另设生产单位取而代之。”

　　顺着这个逻辑即可发现：在世界体系中，美国是经济、政治、军事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其贸易金融结构性权利、能力、规模也是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关键与主要组成部分，堪称是世界经济的“垄断部门”。美国贸易摩擦的受害者，无论欧盟、日本、中国，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属于“竞争部门”，是市场经济及其秩序的组成部分和维护者。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世界经济规模没有出现大的变化的前提下，布罗代尔定义的市场经济一旦出现长足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会尽其所能地保护既得利益。由此可见，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并不惜破坏市场秩序、契约精神等美国在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垄断部门）时的立国之本，直至得到其希望得到的利益或者消灭市场经济为止。因而，美国搞贸易摩擦的做法显然是实施封锁限制、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甚至危害别国国家安全的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而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手段。其危害的性质和程度不容小觑。

　　那么，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实施的非市场的，甚至有敌意的讹诈行为呢？中国商务部最近宣布拟建立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给出了一个好的思路。

　　第一，从制度的名称可见，该清单聚焦那些不可靠的实体，旨在把那些可能对正常的市场秩序、中国的企业和实体，乃至中国本身造成伤害的实体列出清单，小心提防。

　　第二，这是一项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制度。是否要纳入清单，关键看涉事实体是否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制定清单的目的之一是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减轻贸易摩擦对世界经济产生的负面冲击，降低对相关企业和所有消费者的利益损害。美国毫无原则、只顾利己的出口管制清单与之相比，高下立现、相形见绌。

　　第三，聚焦国际经济规则稳固有效与中国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相比之下，美国则扬言看淡甚至放弃多边贸易体系，奉行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的策略，只想捞好处、榨利润，不想负责任、稳秩序。谁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维护者，谁又是既有国际经济规则的破坏者，一目了然。

　　第四，这是中国为世界经济贡献的最新国际公共产品。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或者出口管制清单，在全世界司空见惯。但是这样的清单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来制定，众说纷纭。目前，中国正在树立一个标杆，遵循非歧视的、市场规则、契约精神、个人、企业、国家安全和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来制定实体清单，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纠正那些本不应有的歧视、讹诈甚至国际经济倾轧。

　　中国作为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舞台中央的后来者，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作出怎样的贡献，对世界和中国都至关重要。恰好，美国的作为给了中国一面很好的镜子，让中国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如何贡献才更恰当，一如实体清单这件事。

　　中美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中美两国大企业数量不分伯仲，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虽有高低之分，但在全球产业链上都很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建立清单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规避那些不讲契约精神、不守市场经济规则的实体，将中美乃至国际经贸关系拉回正轨。目前，中国已经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相信其他饱受美国贸易金融压迫的国家至少是心向往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显然，中国正在着手建立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就是这样一种道。它不仅是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及其对中国实体压迫的一种手段，更是一个风向标，标志着不断成熟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将怎样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魏亮，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研究员）

　　4.出口企业，打好“多元化”这张牌

　　发布时间：2019-06-25  |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作者：李婕

　　熟练掌握葡萄牙语的“90后”刘雨菁最近刚得到一个新的工作机会——随公司业务发展去开拓葡萄牙市场，将更多产品销往国外。她由此开启了一段一半在波尔图、一半在北京的职业生涯。随着对外贸易发展和越来越多企业着力拓展多元化市场，一批批中国员工像刘雨菁一样奔走在国际市场。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以企业为主体，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有利于促进外贸稳中提质和经济平稳运行。那么对企业来说，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的动力在哪儿？企业如何成功实现？未来还会有哪些利好？

　　大胆闯市场

　　——在许多国家，中国产品很畅销，新兴市场体量大、影响大，出口企业机会多

　　在国内做足了客户相关的准备工作后，10多天前，刘雨菁踏上了前往葡萄牙北部城市波尔图的路途。现在，她每天的工作在预约新客户、处理客户邮件、查询国内反馈、查看发货、调货进度等一系列事务中展开。当地时间大约11时到17时之间，她基本都在去见客户的路上，少则三五家，多的时候，每天能见上10多位客户。

　　刘雨菁现在供职的联医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国际市场主营医疗器械和耗材的企业。“相比当地市场的情况，我们的产品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价格优势，大概能低20%到30%。”刘雨菁说，虽然当地客户基本都有自己稳定的供货商，但大概三成的客户仍愿意仔细谈谈，看看他们的样品。在已经谈成的客户中，则有相当部分保持了较高的复购率。

　　许多中国企业正在多元化布局上率先尝试、其中不少尝到了市场的“甜头”。“对于拓展多元化市场，我个人感受很深。”沧州昆元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强猛利讲了身边几位外贸朋友的例子。其中一位探索“走出去”比较早，带回许多关于印度市场的感受。“大家印象中认为印度也有许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外贸生意可能不那么好做，但朋友去了发现其实是很大的蓝海，普通日用品都很畅销。”另一位则在越南做出口贸易，产品经营范围从石油工具拓展到了普通的消费品。“朋友分享经验说，实际上当地对许多产品都有需求，卖什么中国产品都能成为畅销品。现在国家政策也支持，我们只管大胆去闯市场。”强猛利说。

　　实际上，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一直是中国所倡导的，中国外贸的较好表现也得益于此。据中国海关统计，1-5月中国进出口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9%，占比提高至28.8%；与欧盟、东盟、俄罗斯和巴西等进出口分别增长11.7%、9.4%、10.0%和11.2%。

　　“中国贸易抗压能力和韧性增强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外贸多元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欧美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也有很多刚性需求，这些市场加起来体量大、影响大，加上“一带一路”倡议正将潜力空间转化为现实空间，为企业带来不少契机。

　　生意做不完

　　——企业依靠各自的竞争力和新优势，在拓展国际市场上各展身手，生意都越做越大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以企业为主体，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有利于促进外贸稳中提质和经济平稳运行。其中，“以企业为主体”引起了市场关注。在白明看来，这意味着更加突出市场的作用，更加依靠企业的竞争力、新优势和新动力。

　　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企业如何实现？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处在国际化不同阶段的企业都有各自的做法。

　　“在开拓市场之前，我们会进行详细的前期市场调研，包括当地市场、政策、对收益的初步评估等，明确在某个市场会有怎样的回报。”联医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际销售主管湛美川说，前期一般选择市场体量较大、进入许可相对容易以及对新品接受度较高的市场，寻找较好的产品切入点先期进行尝试，后期再不断丰富产品线，随着客户种类的增加，生意也会越做越大。

　　据介绍，目前联医医疗已经在7个国家设立了分公司，销售覆盖70多个国家，去年从中国出口的产品大概1.5亿元，公司虽成立不久，但每年均有成倍的增长。

　　强猛利在原公司之外又成立了一家服务公司和一家技术公司，作为对所处“行业的深化布局”，同时也可由几家公司相互扶持着向外走。强猛利说，之前主要依托大型企业“走出去”，石油装备销往南亚、中亚和中东等地区。而随着对更多国家市场的了解，意识到东南亚等地区还有着大量的资源和产品需求。“生意做不完。以前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外贸企业出口做得多，现在我们内陆企业也可以加油走出去。”他说，下一步准备先尝试印度和越南市场，再慢慢摸索。

　　对于许多成熟的大型企业来说，“出口”的不仅是产品，还有品牌和生产线。经过几十年国际市场的深耕，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经由最初的OEM零部件出口，向变速器总成配套出口转变，不仅出口产品结构更合理，也将品牌推向国际市场。目前法士特已经成为东欧几十家汽车厂的主要变速器提供商之一，产品配套范围和销量逐步攀升。

　　2014年，随着第一台在泰国装配下线的12挡变速器试车成功，法士特首家海外工厂宣告开工投产。“法士特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布局。”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东南亚地区，法士特泰国公司预计2019年销量将实现新突破；在东欧地区，今年3月初，法士特和白俄罗斯的玛兹汽车厂签署备忘录，进一步拓展市场，形成“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支点之一。

　　政策有支撑

　　——贸易谈判正密集展开，外贸环境还在优化，未来通关效率、信保、信贷、咨询服务等方面还要继续提升

　　企业作为开拓多元化市场的主体，仍离不开良好的贸易环境、便利的出口流程等作为支撑。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要求更大力度对外开放，促进进出口多元化发展。

　　一方面，中国正推进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例如，5月，中国—以色列自贸协定第六轮谈判在京举行；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结束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签署议定书；当月，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五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日本举行，三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规则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取得积极进展。专家表示，更多自贸协定的签署，无疑将为双边与多边贸易带来整体利好。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截至今年5月，进口和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已提前实现比2017年压缩一半的目标，通关成本显著降低。下一步，中国还将继续简化一体化通关流程，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年底前做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对主要业务应用率达到100%；进一步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年底前对除安全保密等特殊情况外的监管证件，提前一年全部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办理；各地要抓紧公布口岸经营服务企业操作时限标准，提高口岸作业效率，强化口岸收费目录清单管理。

　　不少外贸从业者向记者表示，对近年来外贸便利化、进出口流程简化等感受深刻。“以前需要提前很久提交纸质单据，但现在都是电子档提交，海关快速放行。信誉较好的企业还会被列入白名单，出口更方便。”湛美川说。同时，市场还对政策有着更高期待。强猛利说，希望提供“走出去”咨询服务的商业和福利性机构多一些，让企业有初入一国市场的“接送站”，有更多勇气走出去，也有更强的信心和保障。此外，在融资、保险等方面，不同企业也表达了各自的期待。

　　白明说，促进企业向多元化国际市场发展，需要国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撑，比如之前的出口退税、增值税调整等。相对来说，在出口信保、出口信贷方面目前仍然有短板，未来要有更多政策性和商业性的服务，助力外贸企业走稳走好。

　　5.商务部：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019-06-05  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网

　　中新网6月4日电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6月4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非贸易合作稳中向好。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42亿美元，同比增长20%，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国新办6月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有关情况。

　　钱克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商务部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紧紧围绕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十大合作计划”，抓紧落实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贸易合作稳中向好。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42亿美元，同比增长20%，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贸易结构也持 续优化，其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对非出口金额占中国对非出口总额的56%，中国自非洲的非资源类产品进口也显著增加，2018年中国自非进口同比增长 32%，其中农产品增长了22%。中国与毛里求斯正式结束了自贸协定谈判，可以说贸易领域制度性安排也取得新的突破。

　　二是基础设施合作亮点纷呈。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在轨道交通、港口、航空、电力等领域实施了一大批重大项目，为非洲互联互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带动了 中国的技术、装备、标准和服务加快走进非洲。商务部还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向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转型，增强项目的“造血”功能，减轻项目国政府的财政压力。

　　三是产业投资深度融合。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各类企业超过了3700家，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60亿美元。境外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对非投资重要依托，推动中国对非产业链整合投资加快增长，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形成了制造装备、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多个产业群，大大提升了当地工业化水平、产业配套和出口创汇能力。

　　四是新兴合作领域方兴未艾。中国金融机构已在非洲设立了十多家分行。南非等8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还与赞比亚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摩洛哥等4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跨境电商合作等新业态合作也快速增长，中国正与卢旺达等国商谈建立电子商务 合作机制，阿里巴巴与卢旺达政府宣布共同建立非洲首个世界电子贸易平台。

　　钱克明指出，下一步，商务部将以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以落实“八大行动”为主线，以支持非洲培育内生增长能力为重点，与非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向高质量发展。

 

　　6.韩国与WIPO签署关于全球知识产权与发展人才培养的谅解备忘录

　　2019年6月13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韩国发展研究院（KDI）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韩国首尔的威斯汀朝鲜酒店签署了一份关于实施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MIPD）联合硕士项目的谅解备忘录。KIPO局长朴原住（Park Won-joo）、KDI主席Choi Jeong Pyo、世宗特别自治市市长李春熙（Lee Choon-hee）以及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Francis Gurry）出席了此次签署会议。

　　MIPD是一种以知识产权与发展的关系为核心的独特高等教育项目，将会为学生提供使用知识产权来刺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计划于2020年启动。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创新、创意以及知识产权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实施MIPD项目的目的在于对知识产权与发展方面的人才的国际需求作出回应，并培养出知识产权政策制定者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全球领导者。

　　借助韩国独特的发展经验，该知识产权合作项目还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学习韩国经验的实际教育机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韩国已经借助本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成功地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体转变成了创新经济体。

　　该项目中的具体课程涵盖了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基本理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以及韩国的经济发展等内容。来自KDI、KIPO和WIPO的专家以及来自私有部门和其他学术机构的代表们将会在KDI教授此类课程。此外，世宗特别自治市政府也将为国际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以对该项目的实施提供支持。

　　朴原住表示：“统计数据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高效运行与经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希望MIPD项目将会为培养高能力的全球人才提供助力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弗朗西斯．高锐指出：“该项目与WIPO发展议程中协助发展中国家使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促进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愿景是一致的。我相信该项目也将会吸引WIPO各成员的眼球。”（编译自www.kipo.go.kr）日期：2019-06-20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7.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中企走出去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时间：2019-06-20

　　6月上旬，境外经贸合作区与长三角企业对接会上，由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和杭州硅谷协同创新中心共同发起成立的浙江省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联盟正式启动，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注入新的内容。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中外经贸合作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不仅带动了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也促进了东道国税收、就业和经济增长，成为观察中国对外开放与中外互利共赢的一扇重要窗口。

　　整合“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区，总规划面积112.5平方公里的中白工业园已经初具规模，园区明斯克大道入口处的巨石雕塑与身后的各国国旗交相辉映，展示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树林；如今，这里已成为中白两国政府间最大的投资合作项目，也是目前中国在海外开发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之一。

　　“境外经贸合作区”通常是指在中国大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

　　在实践中，境外经贸合作区内涵更为丰富、运作机制灵活。除了中白工业园之外，还有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国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一大批成功范例。其中，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及入园项目积极聘用当地建筑公司参与项目建设，在咨询顾问、土方工程、变电站工程等多个项目中均聘请当地公司，预计共将实现6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产值，可创造近6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税收。中国—比利时科技园（CBTC）项目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解决了部分就业，获得当地政府的肯定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的《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助力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9月，中国企业在46个国家共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113家，累计投资366.3亿美元，入区企业4663家，总产值1117.1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30.8亿美元。报告还显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严格遵守当地的劳动法和安全标准，88%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要求其公司为当地雇员提供社会和健康保险并确保工作安全，93%通过入区企业雇佣当地员工的方式加强与社区的联系，79%向当地社区的发展项目捐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境外经贸合作区将相关项目、企业聚集在一个集中的区域内，既有利于享受东道国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又有利于发展集约型经济，在摊薄基础设施成本的同时提高抗风险能力，是让双边乃至多边深度经贸合作尽快打开局面的绝佳选择。”刘向东说。

　　中国企业建设，多国企业分享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跃动着中国企业的身影。

　　被称作“丝路明珠”的中白工业园，开发主体是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方占股68%、外方占股32%。其中，中方股权主要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占45.7%）、招商局集团（20%）为主。

　　中白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中国部总经理宋哲表示，截至2018年底，园区一期8.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主体工程已完成，建成32公里道路以及供电、供水、雨水、燃气、污水、通信管网等。1.4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已建成并投入使用。2019年，工业园还将新建3.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截至2019年5月，入园企业总数已达44家，协议投资总额近11亿美元。其中，中方27家，白方9家，其余8家为德国、美国、奥地利、立陶宛、以色列等国企业，园区的国际化特色初步显现。

　　“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包容性、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和工业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创造可观的就业和收入。白俄罗斯是中欧班列通向欧洲的必经之国，通过园区多年持续不断的宣传和招商，中国企业把更多的白俄罗斯当地优质产品销往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GE、西门子、ABB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实现多赢。”宋哲说。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在密切中外经贸关系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全球配置资源要素的良机。

　　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劲表示，生产要素通过“一带一路”在更广范围内更高效地流动、配置，既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又为企业自身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张劲说，依托不断扩展的境外经贸合作区，雪松大宗商品产业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资源开采及采购、全品类大宗商品交易、供应链金融服务、仓储与物流运输、产品分销等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了有色、黑色、化工、能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品种的全覆盖，为上下游数千家企业提供“一揽子”供应链服务。目前，该集团业务节点沿着“一带一路”遍布全球。

　　在境外经贸合作区较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京东在泰国建设了东南亚最先进、最完整的智能仓储物流中心，集成了仓储、分拣、运输、配送在内的一整套供应链服务体系。京东物流自主研发的WMS5.0系统融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图像识别等智能技术，其物流能力不仅服务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更将让泰国消费者直接享受优质的“最后一公里”物流服务。“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构建双48小时通路，实现中国48小时通达全球，并提升世界其它国家本地物流时效，实现当地48小时送达，帮助中国制造通向全球，全球商品进入中国。”京东物流首席执行官王振辉说。

　　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 

　　“我们带去中国的技术、设备、资本和服务，让更多国家能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谋得共同发展的机遇。”宋哲的话，代表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心声。

　　实际上，境外经贸合作区打开了世界各国互学互鉴的窗口，促进了发展中地区由依赖外部投资“输血”向自我“造血”转型，获得广泛赞誉。

　　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副主席马赫福兹·塔哈说，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两国经贸关系的成功例证，它使两国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得以落实。塔哈举例，在经贸区的中国巨石埃及公司是杰出的玻璃纤维制造商，这一中国在埃最大的生产项目落户经贸区后，一举将埃及提升为世界主要的玻璃纤维生产国和出口国。

　　在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亚罗申科看来，发展中白工业园这一以苏州工业园区为样板建设的未来高科技园区，有助于白俄罗斯吸引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带动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白俄罗斯创造了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在中白工业园发展先进制造业。白俄罗斯的民众也能够参与这一项目建设，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在我们园区上班的人，工资待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亚罗申科说。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谈及中非经贸合作时指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对非投资重要依托，推动中国对非产业链整合投资加快增长，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形成了制造装备、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多个产业群，大大提升了当地工业化水平、产业配套和出口创汇能力。“非洲国家迫切想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而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汇集了资源、集中了政策、提供了投资的公共平台，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企业、资金、技术的入驻。我们已经在非洲建了大概25个经贸合作区，它们为非洲工业化、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钱克明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涵盖工业、商贸、加工等多个领域。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既符合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优化外部需求结构的现实需要，也契合着东道国提升当地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诉求，是互利共赢的重要实现形式。从本质上看，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有效盘活当地要素，提升所在地工业化水平及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参与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全球产业链。”刘向东说。（作者：王俊岭 原文标题：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中企走出去 整合“两个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8.前五个月自美国的主要农产品进口大幅下降

　　新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国农业农村部24日消息说，5月份，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着力稳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抓好草地贪夜蛾虫害防控和生猪恢复生产，大宗农产品价格总体稳定，水果、猪肉、鸡蛋价格同比涨幅较大，自美国的主要农产品进口大幅下降。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6月18日，夏粮收获已过九成，机收率超过96%，预计亩产比上年提高10公斤，丰收成定局。南方早稻大部处于抽穗至灌浆期，长势总体正常。东北地区玉米大多处于壮苗至拔节期，大豆出苗整齐，长势均好于上年同期。

　　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禽肉等替代品供应增加。截至6月16日，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37起，其中今年以来发生38起，月均发生起数明显减少，且均为点状发生。目前，已有26个省(区)解除疫区封锁，生猪调运秩序逐步恢复。

　　5月份，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总体稳定，水果、猪肉、鸡蛋价格同比涨幅较大。5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6种水果均价每公斤7.55元(人民币，下同)，环比上涨19.5%。猪肉价格涨幅较大，集贸市场月均价为每公斤24.71元，同比上涨26.6%，但仍低于近5年平均水平。鸡蛋价格连续两个月小幅上涨，集贸市场月均价为每公斤9.95元，同比上涨9.1%。

　　值得注意的是，5月份中国农产品主要进口来源结构显著变化，自美国主要农产品进口大幅下降。1月至5月，中国来自巴西、东盟、欧盟等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进口保持快速增长，进口美国农产品继续快速回落。其中，进口巴西农产品金额由上年同期的631.2亿元上涨至761.9亿元，增长20.7%；进口美国农产品金额由上年同期的732.2亿元降至327.3亿元，下降55.3%。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2019.6.25.

 

　　9.二手车出口激活千亿美元市场空间

　　我国二手车出口工作迎来“满月”，10个先行地区已开始行动。其中，上海方案于日前落地，其他地方也在积极准备。另外，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也在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理顺工作流程，持续优化监管和服务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二手车出口工作的正式启动，突破了之前二手车经营企业因无法获得生产企业授权难以开展出口业务的难题，而每年数百万辆的市场空间的迅速开启，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汽车消费流转链条，健全汽车消费市场。

　　央地联动二手车出口加快破冰

　　一个月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共同召开二手车出口专题会议，正式启动二手车出口工作，并公布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台州）、山东（济宁）、广东、四川（成都）、陕西（西安）、青岛、厦门等10个省市作为首批开展二手车出口的地区。该工作的开启，因为突破了二手车经营企业因为无法获得生产企业的授权，而难以开展出口业务的关键难题，被业内解读为中国汽车产业出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18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达1382万辆，不到新车销量（2808万辆）的一半，如按发达国家二手车交易量是新车销量的2倍，二手车出口是交易量的10%以上测算，我国二手车出口发展潜力很大。

　　随着国内二手车交易量逐年扩大，环保标准日益提升，开展二手车出口的呼声日渐高涨。商务部等三部门于4月29日联合下发《关于支持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二手车出口的有关要求和工作任务。

　　据了解，此次出台的二手车出口政策中，为避免二手车出口一哄而上、恶性竞争，开展二手车出口的地区将综合考虑国内车源整合能力、海外渠道、售后服务保障、信用记录等多方面因素，严格甄选出口企业。二手车出口企业不再需要获得生产企业的授权。同时，为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出口二手车应当满足出口目标市场的准入标准。出口目标市场如果没有准入标准的，出口的二手车应当符合当地的相关标准。另外，二手车出口企业要通过自建或合作方式，做好境外售后服务的保障，确保备品备件供应。

　　记者了解到，在政策发布以后，首批开展业务的10个省市便开始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完善实施方案，严格甄选出口企业，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日前上海方案率先落地，市商务委发布关于申报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做出明确界定，并明确将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企业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根据企业出口情况对企业名单按年度进行动态调整，并将年度考核结果报商务部备案。同时，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也在加快制定相关细则。

　　企业布局千亿美元市场空间开启

　　业内人士指出，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18年的统计数据计算，我国二手车出口面临的将是每年数百万辆甚至上千万辆的市场空间。按照每年出口100万辆，均价6万元/辆计算，将实现600亿出口额。同时，二手车出口贸易还将带动汽车零部件、维修服务出口，将持续增加贸易总额。

　　“而就目前的二手车出口来看，我国二手车整车出口业务基本为零，从这一差距来看我国二手车出口业务将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车好多集团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就出口市场来看，数据显示，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汽车需求量巨大，需求额可达千亿美元，对二手车进口市场的需求占比为60%至80%。

　　该负责人透露，国内二手车平台抓住利好政策，正在积极布局二手车出口业务。“我们将凭借优质二手车车源优势，与自身独有的定价评估能力、物流体系、车后服务体系协同发力，不断从供给端优化服务、完善渠道布局、构建出口售后保障体系，从而更好地助力二手车出口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汽车消费服务‘走出去’贡献新力量。”

　　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开展，不仅给二手车经营企业和平台带来利好，也给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主任关利欣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二手车出口带来多方面利好，一是激发国内汽车消费升级潜力，带动新车销售量上升；二是带动汽车产业发展升级，以二手车出口为切入点带动国产汽车“走出去”和技术升级；三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补齐二手车出口短板，促进外贸稳中提质。

　　目前，国内消费者购买二手车要受到车辆上牌、限行、跨区域流通等一些因素限制。同时，由于环保标准的日益严格，不少国五标准以下二手车在本地市场的成交价普遍偏低，因此不少消费者选择持车观望。

　　对此，专家表示，有了出口的渠道，更多消费者就能够更快、更容易地将旧车卖出去，更早购买新车。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以旧换新的规模和速度直接制约着新车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二手车出口对国内新车市场会产生极大的拉动作用。

　　先行先试推动完善汽车消费链条

　　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开展，不仅打开了汽车消费市场的增长空间，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汽车流通产业链带来了机会。车好多负责人指出，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展开，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成熟化发展。例如，为确保二手车的质量和安全，制定出口检测规范、服务保障体系；为顺利开展出口异地流转，完善物流、仓储、供应链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的出口标准或将反哺我国二手车市场的标准，进而改善并提升行业水平。

　　关利欣指出，从国际角度看，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均拥有较为成熟的二手车出口市场，其法律体系、管理机制、交易模式等均较为完善。我国作为汽车产销大国，有必要发展二手车出口。从国内角度看，我国的二手车流通仅限于国内，二手车种类多、质量好，而周转率低、库存压力大，因此有必要拓展二手车销售渠道。

　　“目前，我国在10个省市开展首批二手车出口业务，结合我国新车和摩托车出口经验，二手车出口需要着力建设覆盖国内外的经营管理体系，在收车、检验、交易平台、海外销售、仓储物流、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搭建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等配套体系，更加重视完善二手车后市场的一站式服务。”关利欣说。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手车出口能够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有序健康循环，推动二手车更好地流通，使国内二手车流转效率更高，推动二手车经销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打通整个汽车消费链条，更好地拉动汽车消费。“同时，国外市场对二手车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在此时正式搭建平台，三部门共同推动二手车出口，是适应了国内外的共同需求。”

　　“前期选取10个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可以为整个二手车出口积累经验，这对厂家授权二手车出口，以及保护中国产品品牌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崔东树说，二手车出口涉及标准的建立、产品品质的保障、厂家的认证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需要探索积累。先通过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先试，建立二手车出口的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和厂家的认证体系，同时建立海外市场的售后保障体系，有利于全国业务的有序开展，形成我国汽车消费完整的产业链。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2019.6.6

 

　　10.国内现货钢价继续呈小幅下跌走势

　　新华社上海6月23日电 国内现货钢价继续呈小幅下跌的走势，市场采购心态偏于谨慎，需求表现并不太强。铁矿石市场虽表面依然稳中有所上行，但强中已隐然有偏弱的迹象。

　　据国内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告，最近一周，国内现货钢价综合指数报收于143.47点，一周下跌0.72%。其中，建筑钢价格下跌，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螺纹钢品种的均价为每吨3987元，一周下跌49元。热轧板卷价格下跌，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热轧产品的市场均价为每吨3823元，一周下跌40元。中厚板价格下跌，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普中板平均价格为每吨3936元，一周下跌34元。

　　具体来看，钢厂产量虽有小幅的减少，但在成本不降、价格出现下跌的情况下，短期内的总体产量基本还是维持平稳。钢材库存有小幅的增加，但增幅低于市场预期，这表明市场淡季特征仍存，但未出现明显的下滑。市场采购的心态总体谨慎，需求表现并不太强。

　　铁矿石市场总体稳定。据“西本新干线”的最新报告，在国产矿市场上，价格多数上涨，而钢企大多还是以按需采购为主。进口矿方面，澳矿发货量有所回落，巴西矿的发货量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不过，部分钢企原料采购的节奏正在放缓，使得港口矿石库存的降幅明显收窄，进口矿市场已隐然含有震荡偏弱的因素。

　　相关机构分析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正式入梅，高温多雨天气对工地施工将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钢材市场的供需矛盾将会有所加剧。短期内国内钢价仍有下行的压力，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托底”因素。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6.24.

　　11.日本内阁敲定IT新战略 利用交通信号灯建5G基站

　　本政府14日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汇总官民综合数字战略的《IT新战略》。主要内容是实现把设置于全国的约20.8万个交通信号灯作为第5代（5G）移动通信系统基站的设置场所使用。此举意在助力普及这一高速大容量、有望在工业及生活等领域广泛使用的下一代通信规格。

　　政府计划最晚到2020年度底在所有都道府县开通5G服务。在美国、中国等全球开发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作为左右今后国际竞争力的技术，日本将加紧基础设施建设。到2025年度底完成在信号灯设置基站的工作。

　　为配合基站设置，日本还将推进全国信号灯的通信网络化，使得可用于交通信息收集以及面向自动驾驶的数据通信等。2020年度将启动实证试验。

　　5G信号很难远距离覆盖，因此需要数量庞大的基站。大楼屋顶等适合设置的场所已达饱和状态，寻找新的设置场所成为了课题。若能使用信号灯，则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快速设置。

　　5G的特长在于通信速度是目前4G的100倍以上，除了能通过智能手机等轻松观看高清视频，还有望用于工程机械及机器人的远程操控等。

　　总务省将5G信号频段分配给了NTT都科摩、KDDI（au）、软银及乐天移动4家公司。这些移动运营商今后将与总务省、警察厅等相关省厅推进协商，敲定具体计划。

　　IT新战略还写入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服务效率。将推进驾驶证手续简化和司机信息的统一管理等。文章来源： 共同社2019.6.17.

　　12.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在日本筑波举行

　　2019年6月8-9日，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在日本筑波召开，其间与同期召开的数字经济部长会议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与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共同主持，G20成员及新加坡、越南、西班牙、荷兰、智利、埃及、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嘉宾国贸易部长或代表，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代表钟山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大使张向晨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重点围绕全球贸易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和包容增长、世贸组织改革、贸易与数字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为6月底G20领导人大阪峰会做了经贸方面准备。与会各方一致认可世贸组织对国际贸易的积极贡献，表示将共同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构建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见、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维护市场开放，建设性地开展世贸组织必要改革。同时，各方将加强贸易与数字经济的联动，积极开展电子商务能力建设和务实合作，充分发挥数字时代贸易投资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发展和创新的积极作用。会议还发布了G20有关政策案例和商业实践汇编，旨在促进包容可持续增长。

　　王受文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严重冲击多边贸易体制，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导致贸易投资增速放缓。G20是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坚定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营造良好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中方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鼓励各方抢抓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积极开展数字互联互通和能力建设，帮助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提高参与数字经济的能力，共享数字红利。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欢迎各成员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会议期间，王受文与部分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世贸组织总干事举行会谈会见。文章来源： 商务部网站2019.6.10.

　　13.中马继续推动“两国双园”建设

　　据新华社吉隆坡6月14日电，中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第四次会议14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双方讨论了位于中国广西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位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发展情况，一致同意在促进“两国双园”发展方面加强合作。

　　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费志荣和马来西亚贸工部副部长王建民、彭亨州州务大臣罗什迪共同主持。

　　李成钢表示，中马两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两国双园”建设，在两国政府大力支持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下，“两国双园”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方将与马方一道，落实高层共识，对接双方发展战略，统筹制定“两国双园”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园区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工作协调；加大交流宣介，提升综合影响，把“两国双园”进一步打造成中国扩大开放和马来西亚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平台。

　　王建民表示，马方愿在推动“两园”发展上与中方保持沟通与合作，将其建成“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典范。

　　理事会会议后，双方共同举行记者会。李成钢表示，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稳中有进，有足够强的韧性，也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当前，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同推进“两国双园”建设，就是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坚持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费志荣表示，“两国双园”机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广西将深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按照本次理事会达成的共识努力打造“两国双园”2.0升级版。

　　马方表示，马来西亚期待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包括参与“两国双园”建设。马来西亚各级政府将继续为投资者提供支持，期待更多企业落户。文章来源： 驻马来西亚经商参处2019.6.20.

　　14.2019年知识产权计划：合作化解贸易摩擦

　　原标题：2019年知识产权计划：合作化解贸易摩擦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6月19日消息，《2019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已于近日印发。与近五年来我国公布的计划相比，2019年版在“加强海外风险防控”方面着墨颇多，首次明确“要做好经贸领域的知识产权工作”。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知识产权贸易额在国际贸易中比重越来越大，知识产权的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中企出海无法回避的议题。

　　推动化解贸易摩擦

　　2019年提出的106项推进知识产权建设计划中明确提到，要“充分利用现有多双边知识产权对话合作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合作交流，推动化解贸易摩擦。继续做好中美经贸磋商工作，推进知识产权相关议题的解决”。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4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达到5972.8亿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34.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了37.8%。而这背后，一方面是我国对外贸易由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型产业转型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方面的标准存在差距，知识产权纠纷也日渐成为国际经贸摩擦的起因之一。

　　长期研究涉外知识产权议题的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洪江指出，知识产权正在成为既得利益者阻击竞争对手的有力武器。“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必然会和国外本土企业抢夺市场份额。对国外市场的既得利益者而言，知识产权诉讼是一种商业手段。”

　　“以华为为例，中国公司不断发展，不断成为国际供货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垄断，甚至是抢夺了美国的世界订单，因此美国试图以贸易制裁的手段进行打压，目的是将有竞争能力的企业打压下去。”在此前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华中科技大学中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余翔也提到，贸易摩擦既是背景，也是后果，核心是科技创新的争端，更进一步来说是知识产权的争端。

　　对此，2019年计划提出，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国际领域最新动态和重大知识产权案件的跟踪研判，完善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反馈机制，发布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和竞争动态，及时发布风险提示”。

　　同时，李洪江建议，中国政府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制定工作。2019年计划也提到，将积极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落实“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成果，推动沿线国家对我国专利审查结果认可和登记生效。

　　编织援助网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透露，将探索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加大海外维权力度，要让中国的知识产权在国外也能得到保护。通过源头追溯，在线试点，再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授权、维权，为社会提供更高效的维权渠道。

　　这一表述在2019年计划中也得到体现。计划表示，将探索在重要国际展会上设立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研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推动建设国家层面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

　　同时，还将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问题及案件信息提交平台，推动形成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网。推动成立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联盟，设立维权互助基金。

　　李洪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中国企业出海后遇到知识产权侵权指控，恰恰是这些企业最弱小的时候，遇到纠纷后往往选择退缩，或者缺席诉讼。这种情况下，就亟须政府提供指导帮助。

　　据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剑介绍，我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措施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第一，以培训、咨询为主要形式的智力援助。第二，以国内举报投诉案件协调办理为主的法律援助。第三，以法律法规、检索分析为主的信息服务。第四，以行业预警分析为主的“导航”服务。

　　“我国知识产权维权现状主要存在社会资源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公共部门主动服务范围与内容受限、多数企业无力承担高昂的维权费用等问题。”谭剑表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开展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等诸多方面，涵盖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全过程。我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作法。

　　企业出海“功课”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无诉’，而在国际上，知识产权诉讼只不过是一种确权方式，其本质在于合作，而非你死我活。”谭剑指出。

　　不过，在谭剑看来，中企出海面临知识产权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身维权意识与能力不足、获得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有限、知识产权专业服务与企业需求不匹配、风险防控不到位。

　　对此，李洪江建议，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该要做好三方面“功课”。“首先，企业要对自己的产品做自检，产品在市场处于什么地位，相关领域是否具有专利；其次，要了解同业竞争者和竞争产品的情况，是否具备相似的知识产权专利；最后，要充分了解、掌握当地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而在余翔看来，企业本身的创新方向也需要转变。他指出，很多企业往往只顾低头研发，却不懂得寻找国外已申请专利的空白区。因此企业要通过专利导航聚焦创新目标，用专利检索分析进行排查。

　　具体到企业落实中，余翔表示，企业科技人员所有的研发过程，都必须要有专利专家的参与，专利专家会查询是否已被注册，帮助寻找创新的空白区，科技人员从技术出发，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肖涌刚     2019-06-21  文章来源： 北京商报

　　15.法国通报我国出口餐具不合格

　　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19年6月19日，法国通过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通报我国出口餐具不合格。

　　具体通报信息如下：

　　据了解，不合格产品除在法国销售外，还销售至了新喀里多尼亚和西班牙。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业，要严格按照出口国要求进行产品出口，注意食品接触性材料中各物质的迁移量，保证食品的安全性，规避出口风险。2019-06-21文章来源： 食品伙伴网

　　16.世贸组织总干事呼吁减少贸易保护主义 降级摩擦

　　6月2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于中美经贸摩擦，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国际社会希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同时呼吁中美加强对话协商，降级经贸摩擦。

　　面对美国一系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动，阿泽维多表示，世贸组织所担心的是这样的行为给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愿望。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阿泽维多：坦白来讲，我不认为我们讨论的是终有一方占上风的形势。这是所有参与者皆输的局面，穷困的国家更穷困，贫苦的民众更贫苦，负面作用将进一步产生影响。至于世贸组织的关注重点，我们希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能够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措施已经在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了。

　　阿泽维多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将是各国关注的重点，国际社会希望看到一切形式的对话协商，以减少经贸摩擦。

　　美阻挠或令世贸争端解决机制“瘫痪”

　　此外，阿泽维多表示，世贸组织的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由于美国的阻挠，旨在填补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空缺席位的遴选程序始终无法进行。

　　作为世贸组织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法院”，上诉机构由7名成员组成，但目前只有3名成员在任。如果到2019年底这一僵局仍未被打破，这将可能导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质性瘫痪。阿泽维多表示，一系列非正式的措施也正在讨论之中。

　　2019-06-21 文章来源： 央视

　　17.尼日利亚学者：美国加征关税不是灵丹妙药

　　尼日利亚学者表示，随着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不断施压，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也引起了非洲国家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分析。美国政府所谓的贸易吃亏论站不住脚，通过加征关税施压、打压中国企业这些行为在国际社会上也不得人心。

　　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塔约·欧克博士，近日就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在尼日利亚主流媒体《抨击报》撰写评论文章。他指出美国政府声称的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亏的说法站不住脚，中国产品因物美价廉造福美国广大民众，另外中国对美国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类投资，帮助了美国企业和制造业产业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

　　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 塔约·欧克：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不是通过武力，而是美国消费者的需求推动的，他们发现中国产的类似商品物美价廉。事实上中国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在救助美国的产业经济，中国持有（过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一直以来都在用这些资产帮助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恢复。

　　塔约·欧克说，加征关税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灵丹妙药，美国使用关税作为武器发起的贸易战破坏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贸易体系，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要美国消费者来买单，伤害的是美国经济以及美国民众自身的利益。

　　塔约·欧克：如果你让我生产的卖给你的消费者的商品更加昂贵，那么我要做的就是转嫁成本，最终人们会为同样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塔约·欧克指出中国经济壮大和崛起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注定不会成功，非洲国家欢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以带动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此外塔约·欧克表示美国动辄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这些行为和做法并不能使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西方盟友在内的国家认同和跟随。（编辑 张媛）国际在线 2019.6.24.

 

　　18.驻墨西哥使馆提醒来墨参展人员遵守墨海关规定并保管好证件财物

　　墨西哥是深受中国参展商青睐的会展大国之一。近年来，来墨参加各类展览的中国企业数量持续增加。驻墨西哥使馆在工作中发现，中国参展商在墨期间时常遇到两个共性问题，一是在入境接受海关查验时，因所携带参展样品没有可证明其价值的票据而被课以重税；二是在展会现场证件财物被盗案件频发。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墨海关有关规定，平安顺利参展，驻墨西哥使馆郑重提醒如下：

　　一、根据墨海关规定，拟入境外国公民除个人行李外，如从陆路入境，每人可携带不超过300美元的免税商品。如从空港、海路入境，最多可携带500美元免税商品。为证明商品价值，旅客应随身携带发票、购物小票或其他证明（一般应以西班牙语、英语或其他可理解语言书写）。如无法证明，海关有权对商品进行估价，并据此要求当事人补交税款。驻墨西哥使馆提醒中国参展商，如携带用于展览的样品，请务必携带能够证明展品价值且书写语言符合墨方要求的正规发票、购买小票或其他证明，否则极有可能被要求补交税款。如遇墨海关执法，请如实说明情况，尽可能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争取对方理解。如确实违反墨有关规定，请配合对方执法，依规补交税款或罚款。如受到不公正对待或发生纠纷，请收集和保存好证据，以便日后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维权。

　　二、目前，各类展会成为中国公民在墨被盗案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不法分子多为团伙作案，一些人扮演采购商，或者表露出签署合同的意愿，以此转移参展商注意力，另一些人伺机行窃。国内参展人员如果身份证件、贵重财物和公司资料被盗，不仅参展效果大打折扣，下步行程安排也被打乱，造成较大损失。驻墨西哥使馆提醒来墨参展人员务必提高警惕，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护照、驾照等证件，银行卡、笔记本电脑等贵重财物，以及参展样品和公司资料，注意防范身边可疑人员。建议不要佩戴或携带名表、项链等贵重饰品，避免成为暴力抢劫的受害者。切勿将展品留在车内，以免遭遇砸车盗抢。此外，建议旅行前准备护照资料页复印件和备用证件照片，以备不时之需。

　　墨西哥报警电话：911

　　驻墨西哥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52-1-552093621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应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0-12308或0086-10-59913991 文章来源： 驻墨西哥经商参处2019-06-11

　　19.商务知识---平衡关税是什么？

　　为了使进口商品能与本国商品站在同样的竞争基础，而对进口商品课征的关税。平衡关税的征收，其目的并非要使本国的商品独占国内市场，也不是要扶持国内幼稚产业，而是着眼于使本国的产品与外国进口货物承担同样的税负，以便能站在同等的立场自由竞争。

　　20.如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一）健全法制并明确监管协调机制的部门、职能、权利边界

　　1.建立监管协调组织体系。依据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以组建一个以“一行三会”、财政部为基本框架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组成部门、职责、内部分工等，明确权利与义务。建立健全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处置预案，确保在非常时期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目标一致、协调配合、有序监管；尽快出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使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真正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2.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目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主导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资金清算、提供流动性支持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有效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三是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为保证金融改革沿着正确轨道进行和最终的成功，也需要人民银行在金融协调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的保障体系。

　　（二）加强内外协调以维护金融安全

　　1.对内协调机制建设。一是金融监管机构自身的协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总体目标是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性金融机构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协调，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因此，各监管部门应该站在维护金融安全的高度去加强专业金融监管。二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为各金融监管机构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的支付系统等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要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信息进行集约化分析和处理，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协调解决，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这样做既能够节省信息平台建设成本、信息处理成本，也能够减轻被监管机构报送信息的压力。三是建立主监管和联合行动制度。随着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兴起和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对金融集团内各子机构的监管如何协调，对某一项新的综合性业务如何设计科学的监管标准和具体的监管措施，都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协调。

　　2.对外协调机制建设。一方面是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外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及国际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外资银行在我国扩展迅速，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成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由于外资银行经营的跨国特性，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远不是一国监管机构所能完成的，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1年 5月发布《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12款规定：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证券法》第十章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当国外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与我国相似时，我们采取上述法律规定的措施不存在问题。而当国外采取统一监管模式时，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加强与他们的协调和沟通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来源：360网）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