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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平贸易提示信息（2019.第22期)
信息来源：市商务局政策法规处 发布日期：2019-06-10 阅读次数：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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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
2019-05-28 文章来源： FT中文网
苗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秘书长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全球治理正面临着新形势与新挑战。在此背景下，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近日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百位政商学界精英代表出席研讨，近三百位嘉宾与会交流，共同为中国开启深入改革开放新征程，应对全球化新阶段的各种挑战，推动多边主义发展建言献策，交流思想，凝聚社会共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政策推动影响。
在全球化面临新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关键时期，与会嘉宾在论坛上从中美如何逃离修昔底德陷阱、《外商投资法》细则与对华投资新前景、中国对外投资调整与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多边合作新路径、全球治理的挑战和多边主义的未来等多个角度对在全球化遭遇波折的当下，如何通过继续扩大开放来应对全球化新挑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 。旨在汇集多方智慧，为共同应对全球化新阶段的新挑战凝聚共识，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建言献策。
合作共赢，中美可逃离“修昔底德陷阱”
近期，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磋商期间，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升至25%。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一次次升级，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局。然而，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经贸关系又是压舱石、推动器，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两国，更是影响着世界经贸格局。一方面，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而另一方面美国是现在的大国，因此，人们习惯性地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逻辑"修昔底德陷阱"直接套用到中美关系之中。然而，“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中美双方应通过积极合作来改变现状，避免陷入陷阱。对此，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Hon. Terry Miller大使也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无稽之谈，美国和中国的确经历了一些贸易之间的问题，但双方还在开展谈判，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双方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满意的结局，而不希望出现社会和军事上的一些冲突。当然，对于中美是否陷入陷阱，社会各界也表现出了不同态度，但我们也要正面一个事实：美国正在起草一个新的、很长的科技列表，涉及到AI、机器学习、神经技术、自动驾驶、智能城市和物联网等，试图阻止这些科技流入中国，如果这个列表实现，将会严重影响到各个产业。因此，中美应积极寻找一种能够将经贸纠纷与安全分离开的谈判方式，从而缓解这种消极影响。不止如此，中美还应和其他大国一起，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全方位合作。中美仍在磋商中，这也显示了双方还是希望两国的紧张关系能够得到缓解。因此，尽管“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能，但也不是不可避免，中美双方应通过积极的交流与合作来避免陷入。总之，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当今世界,中美应通过共同合作来改善两国关系，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改善当前中美关系，突出四点建议。首先，对于美方，美国应接受中国的崛起，并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当前，美国普遍地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缺乏深刻的理解。尤其是技术方面，美国不应该回避中国在技术上的崛起，也不应该通过禁售一个公司的产品来更好地保护国家的安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发挥更多作用。让美国了解到其实能够从“一带一路”中受益，从而促进中美合作。再者，中方应积极回应美方关注点，通过沟通与合作来改善现行措施。在国际上进行传播的时候，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措施，由于中西方话语体系的差异，引起了不少误解和担忧。因此，如果中方有更多的透明制度，以及使其目的性更加明确与清晰，改善我们现有的话语体系，以西方更易理解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相信肯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立场。此外，中美双方需要保持磋商，正视现存问题，共同解决当前挑战，以求共赢。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需要共同进化、共同发展，我们要去探索什么样的资源和行动环境可以帮助我们共同进化。
“引进来”与“走出去”，向世界展示更加开放的中国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如何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从而转化为中国竞争力和对外投资的能力；如何发展中国海外投资，帮助企业 “走出去“，这是中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引进来“与”走出去“必须要思考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3月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旨在用法律手段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吸引外商投资。这无疑是对世界释放了中国将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一大信号。为了让其奏之有效，以下是笔者结合论坛上的建言总结的几点建议。第一，《外商投资法》需要更多的具体规则来加强落实，使其更有可执行性。首先，立法必须要透明，这样才能真正地支持创新发展，同时也回应了国际上对中国设置规则时不透明的质疑。其次，《外商投资法》需要更多的具体规则来加强落实，使其更加有效，才能让外商能够了解中国正在实践法制，政商界也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维权的工具。另外，《外商投资法》才刚出台，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若想在执行层面要想加强了解或者实行，则该法案需要有细则，这样有助于更进一步扩大开放。第二，法律应注重设置扩大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环境等的相关条例。中国不应只注重那些大企业、大国，或者大资本，同时要注意的是，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要扩大外商投资，为外商投资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除此之外，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要加强关注。《外商投资法》要取得成功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而一个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需要能够适应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当然，一项法律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外商在进行投资时必然会面临着对国家安全考虑与商业利益考虑的权衡问题。因此，《外商投资法》和国家安全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如今，中美双方或许对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观点不一，而纵观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不得不承认安全、战略等问题目前很难解决，但企业包括外企以及商会一直是可以把中美双方拖回正轨的重要力量，中国有必要向世界展示更加开放的决心，而《外商投资法》就是一个合作的重要平台与契机，在设置具体实施细则时也应注意考虑到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
“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据商务部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中国企业“走出去”总体形势向好，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今天的“走出去”概念已今非昔比，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双边和多边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为应对这些挑战，首先，中国企业应学会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为企业发展“走出去”，而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首先应量力而行，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而不止是单纯注重资产投资，要确立自身正确的方向，通过财务、贸易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先发展。其次，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遵守当地法律并学会合作。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更加关注投资转型、升级、优化能否取得当地支持和法律政策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和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从而避免恶性竞争，和当地企业进行积极合作从而提高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受欢迎度，真正融入国际市场，成功“走出去”。另外，中国需提高自己的行业标准，向中国输出中国标准。中国在未来的行业标准制定上，要向国际学习，提高自己的标准，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经验就是要专业化，以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开市场，创建品牌，而非打价格战。此外，“一带一路”可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可成为金融服务企业向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借力点，利用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积淀和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对此，Kingsley战略研究所所长及亚洲战略和领导研究中心原CEO Michael Yeoh也建议，中国应扩大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在了解当地文化和需求的基础上，增进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而创造共赢局面。
“一带一路”新畅想：多边合作体系新平台
随着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圆满闭幕，与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围绕本届高峰论坛主题和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完善了合作理念，明确了合作重点，强化了合作机制，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了广泛共识，亦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维护多边主义的决心。截止至今，“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三方合作已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多方面对全球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是未来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框架，未来或将成为多边合作体系的新平台。对此，Terry Miller大使也表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带领数以亿计的人们成功脱贫，走向全球化，并随着实力增强，中国正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当今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路径，对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具有重要作用。
其中，“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例如，“一带一路”为加纳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和融入世界的窗口，让加纳在世界产业链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加纳驻华大使Edward Boateng在论坛上就提出加纳将和中国继续在“一带一路”上开展更多的合作。古巴驻华大使Miguel Angel Ramirez Ramos对“一带一路”于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也表示认同，他表示，现在已经有包括古巴在内的14个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这些国家也已经充分了解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众多益处和巨大机遇。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该倡议提出的5年间，其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带去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惠及了参与项目的中国和国际企业。未来，“一带一路” 还将为更多的国家带来机遇。通过多边合作，倡议将邀请更多的发达国家也参与到其中。对此，意大利驻华公使Giuseppe Fedele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是货物服务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知识、思想以及学术的交流， 希望“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一条知识的丝绸之路。同时，德国驻华公使Johannes Regenbrecht也提出，该倡议是推动全球化的创新路径，中德两国利益相互交织，基础设施建设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的需求量，德国也希望加强与中国合作，为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做出贡献，推动全球化发展。由此看出，让发达国家了解到能从“一带一路”中受益，通过和发达国家可合作在第三地开拓生产，最终也能形成“多赢”局面。
同时，为了更好地使“一带一路”融入国际体系，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遵守国际合作规范和规则是“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中国应遵循国际合作规范，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进一步建设“一带一路”。其次，国际合作需要法治基础支撑，“一带一路”发展不仅要与已有的国际规则相接轨，更要依据国际新局势制定新规则。互联互通需要各国政府遵守国际原则。不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协定都需要建立在开放、透明、公平竞争、法治和思想自由的国际原则上。此外，借鉴已有现行国际合作体系的经验有助于提高“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对此，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William Klein也提出，美国希望能与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因此，我国在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时，可以多借鉴已有的经验，提高“一带一路”合作的透明度，以国际标准进行合作，为推动全球化发展更好地贡献力量。此外，在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同时，“一带一路”应始终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多边主义依然是世界未来的主流趋势，应将“一带一路” 打造成全球的公平竞争平台，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当然，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以及有效传播“一带一路”的要义也是“一带一路”发展路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比如，“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是致力于为世界各国增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提供有效平台，有助于中国听取吸收世界各国对完善“一带一路”的建议。对此，Terry Miller大使也提出，由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创造了让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平台。他赞赏了CCG在其中所做的贡献。因此，智库在对“一带一路”的传播方面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希望能在未来为“一带一路”的发展凝聚更多共识。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
为深化改革、推进扩大开放和有效应对新一轮全球化的挑战，有四个关键词值得关注：多边贸易体制、WTO改革、创新与共识。
首先，多边主义依然是世界主流趋势，WTO改革已势在必行。随着全球化4.0的到来，全球治理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国家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主体，全球治理不仅涉及到IMF、WTO或联合国，还有欧盟等区域性的组织。因此，多边主义在全球治理中显得愈发重要。此外，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今天，多边主义必将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虽然以多边主义体制的核心价值的WTO现已存在不够开放包容、不够公平合理、不够民主平等、不够普惠平衡等问题，但其始终坚持发展自由贸易，并在过去几十年对世界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改革WTO以使其在未来更有效地规范贸易行为、促进自由贸易还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此，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 Vaïsse也表示，欧盟并不赞同特朗普一些单边主义的做法，中欧正进行密切沟通，需要在WTO框架下开展中欧工作小组沟通应对。诚然，未来人类的确可能会进入全球治理新阶段，出现全球治理既依赖国家主体又依赖国际组织的模式，各国可用协商谈判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而为了达成此目标，WTO机制亟需与时俱进，协定需更加包容。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的合作必不可少，需找到妥协平衡点，达成共识。各国也应加强沟通交流，增加对话，从而维护多边主义的发展，保持国际格局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其次，中国要用新的理念和模式去理解世界创新，要明确只有开放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补，才能和世界有共同的话语权，才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实现共赢。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创新生态、创新模式、创新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但值得注意的是，创新需要人才，国内外人才发展差距较大，再加上中国在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研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相关高级人才的培养还需加大力度。总之，全球化发展要求世界不断的创新，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更高层次国际化的创新合作定会为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贡献，中国应以扩大开放促进创新，以创新发展带动全球化进步。除此之外，在全球化发展中，东西方从话语体系到社会体系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社会各界应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增强沟通，增进交流，求同存异，从而达成共识、互利共赢。如今我们已提出了共享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西方国家是否真的想求同存异尚未可知，希望西方能学会尊重不同观点，东西方能够达成更多共识，追求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未来。另一方面，旅游能促进更多的交流与了解，还关系到经济的平衡问题，是中西方对话的沟通桥梁。因此，东西方应以文化与旅游融合为特点，进一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助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此外，在全球治理体系是“机制复合体”的背景下，多元化的交流机制很重要，除了国家间的交流之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和讨论也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全球化4.0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开放，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提供重要动力。新一轮全球化需要凝聚更多共识，以扩大开放促进人才和教育的创新，以科技发展带动全球化4.0的进步。如王辉耀博士在论坛中所述，在全球化4.0时代，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智慧，提出更多中国方案。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盛行，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新形势，CCG将继续展现智库担当，为各界相互交流、增进理解提供平台，将继续对中国如何在未来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应对新一轮的全球化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提出疑问，做出思考，为中国迈向更高层次开放以应对全球化新挑战献计献策。
2.国际秩序容不得任性妄为（钟声）
——无视规则必将失败
2019年05月23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在这届美国政府眼中，同各国打交道时，但凡“美国优先”碰壁、霸凌主义行径受挫，就都是别人违反了规则。对这样的霸道逻辑，德国工商大会总干事长万斯莱本有个形象的比喻：美方犹如在一场足球赛中“用手带球，一头闯进球门”，理由却是“依据橄榄球规则”。一年多来，美方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四处挑起贸易争端，犹如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肆意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把规则、秩序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是美方绕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根据美国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擦。美国在未经世贸组织授权情况下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是对本国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的无视，是将单边规则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任性妄为。
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大秀肌肉的美国，一直不停地玩变脸，时而指责世贸组织规则令其“吃亏”，时而无端给别国扣上“不遵守规则”的帽子，甚至威胁要把他国“开除”出世贸组织。美国喊得很卖力，演得很起劲，但拙劣的表演到头来还是无人喝彩。“基于规则的国际体制正在受到威胁，令人吃惊的是，造成威胁的不是别国，而是主导构建这一体系的美国。”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这番话道出了世人对美国任性之举的鄙视和忧虑。
视国际规则为玩物，合则用、不合则弃，这是美方的一贯做法。本届美国政府对国际规则的敌视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成了当前其外交政策的标签。接连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强制要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对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构成重大挑战。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慨叹：“美国在单极世界中一骑绝尘的时代，它还常常通过多边机构行动。而今，世界日益变得多极，美国政府却在一意孤行。”
美国执迷于破坏国际规则，逻辑出发点是以强权手段谋求一己私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昔日的一句“名言”将这种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如果今天让我重新打造（联合国）安理会，我会只设一个常任理事国，因为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全球的力量分布。”自以为可以靠强权压服对手，美方高调宣称，双边施压比多边机制更“高效”、关税大棒比规则建设更“高效”。
美国刻意以强权挑战规则，妄图把规则当橡皮泥任意碾压。但是，比谁的胳膊粗、气力大的霸权时代一去不返，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商量着办。当前，世界力量格局快速转变、多极化特征日趋明显，在跨国问题日益增多、对全球规则体系需求不断上升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抱定单边主义思维，只能是给自己和他国制造麻烦。逆规则肆意妄为，注定要被撞得鼻青脸肿，“再次伟大”的目标只会徒留笑柄。
世界发展大势从来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美国执迷于破坏规则，另一种“对冲”与“建设”也在悄然进行。有美国媒体发出警告说，时常“移动球门柱”意味着付出代价，美国推翻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正导致一些伙伴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还有美国媒体更直白地评论：“在经济领域，美国依然是那个‘大孩子’，但并不是唯一的‘大孩子’。风险在于，美国可能被视为经常恐吓其他孩子的霸凌者，促使这些孩子联起手来，想办法躲开美国。”
中国有一句老话，“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大国，美方有关政策和言行应有最起码的责任感，应该有利于世界的“治”而不是“乱”。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各国的强烈呼声。美国蔑视规则，就是在肆意损害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和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这样的蛮横无理，不得人心，终究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倘若美方一意孤行，由着性子定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这条路注定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失败！《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23日 04 版）
3.中美对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的争夺2019-05-23 15:02 文章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力量争夺区域贸易集团主导权的中心。由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载体的多边主义贸易规则无法回应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贸易模式的要求，新兴经济体与传统大国在建立多边化区域贸易规则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亚太地区主要表现为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为载体的“亚太轨道”和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载体的“东亚轨道”之间的竞争与博弈[1]（P5）。但是，美国退出TPP打破了亚太地区长期存在的双轨竞争格局。虽然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方案于2014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启动，TPP也因日本接手而续命，但受制于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和全球不确定性风险，目前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前景并不明朗。面临美国退出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体系建设的席位空缺，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难得的“中国时刻”？笔者基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现实背景，首先梳理多边化区域主义的理论缘起与现实发展，进而从发展方向选择、载体选择与主导经济体选择三个角度解析中美在未来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之争的可能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策略选择。
一、中美对亚太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争夺的背景
二战结束以来，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发展此消彼长。理论上，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区域贸易协定（RTA）都具有通过贸易自由化实现资源配置国际化的功能，两者交替主导资源的跨国配置[2]（P1451-1518）。当多边谈判的摩擦成本明显大于区域主义，经济体就越倾向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3]（P571-608）。随着多边主义的迭起兴衰，区域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传统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和多边化区域主义三个阶段。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传统区域主义从兴盛逐步走向衰落。受20世纪30年代以来高关税保护贸易政策的影响，建立国际贸易规则成为战后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诉求。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建立主要依托以GATT/WTO为载体的多边机制。这个时期美国坚持全球主义战略，推动GATT在1947–1979年间进行了七轮多边贸易谈判，较大幅度地降低了缔约方间的关税水平。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RTA）的法律地位得到GATT的认可，开始在非洲与中南美洲等地区发展。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经济体通过南南型RTA实现经济上的联合自强；欧洲国家也逐步走向联合，推动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进程。受美苏两极格局下经济体间的政治竞争影响，传统区域经济集团带有明显的区域对抗性，贸易收益是成员经济体的核心目标。传统区域主义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在石油危机打击和全球经济萧条中转向衰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于1987年2月启动并取得显著的成果，WTO的诞生极大地巩固了多边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功能，传统区域主义退出历史舞台。
传统区域主义后，新区域主义逐渐兴盛并因“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困扰而逐渐式微。WTO继承了GATT第24条中对RTA规定，因而RTA在WTO时代具有存续的法理基础，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主义再度兴盛的基石。为了避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边缘化并维系自身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主导地位，美国调整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收益预期并开始寻求与小型经济体建立双边RTA，由此触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多米诺效应”[4]（P18-19），大国与小国签署的双边RTA如雨后春笋。这种大国与小国签署双边RTA，而且在谈判中小国单方面对大国让步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被称为新区域主义[5]（P1149-1161）。在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经济体收益目标不再局限于贸易收益，大国与小国的收益目标差异也较大[6]（P5-9）。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原来国内经济中的环境问题、劳工标准、竞争政策、投资政策等议题需要由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进行规范。由于表决制度等内生缺陷，WTO在规范这些新议题上有心无力[7]（P169）；而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的双边RTA对规范这些议题非常有效，因而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开端，传统贸易议题之外的内容逐渐纳入RTA谈判，使大国的国内规则由此上升为区域规则。为了保障市场准入并抵消RTA的贸易转移效应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在“多米诺效应”的推动下，非成员经济体纷纷加入已有RTA或签署新的RTA，新区域主义发展异常迅猛。以自由贸易区协定（FTA）为主的RTA数量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底，通报至GATT/WTO的RTA数量累计有541项，其中FTA数量高达437项。然而，数量激增的双边RTA催生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并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愈发复杂。面碗效应提高了经济个体利用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的成本，阻碍了跨国公司资源配置国际化的功能，也削弱了不同经济体的目标收益[8]（P75-80）。因此，经济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打破面碗效应束缚就成为区域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多边化区域主义应运而生。
多边化区域主义是区域主义演进的最新形式。多边化区域主义是指双边及区域性FTA突破自身封闭而进行对外开放与整合的机制，也是新区域主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调整与发展。多边化区域主义能够打破面碗效应对区域资源有效配置的干扰，也能维持新区域主义模式下大国与小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巨型RTA为代表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多边化区域主义实现的主要途径，并与WTO一同成为支撑未来多边主义发展的两个支柱[9]（P95-115）。RTA的发展看似在空间上分裂了多边贸易体系，但并未从机制上腐蚀多边贸易自由化框架[10]（P147）。TPP、RCEP等巨型RTA谈判重视竞争政策、环境保护等无法纳入多边谈判范畴的新议题。就议题领域而言，多边化区域主义是对多边主义制度缺陷的有效补充，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国际贸易新规则塑造的过渡载体。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出现终结了学界内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绊/垫脚石的著名猜想，成为连接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桥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演进遵循序贯谈判原则，基于开放、包容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将不同的RTA协调融合，对诸如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等重叠或缺失的贸易规则进行调整，逐步实现将面碗中的意大利面条转变成“宽面条或者比萨块”[11]（P555-558），进而将融合新一代贸易条款的区域贸易规则向多边贸易规则扩展，有序促进跨区域贸易自由化过渡到多边贸易自由化，将面碗内容物合并、拼接成“完整的比萨饼”[11]（P555-558），最终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
在现实中，全球范围内多边化区域主义进展迅速，以巨型RTA为代表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不断推进。美国主导TPP进程并与欧盟联合启动TTIP谈判；东盟主导中国推动RCEP谈判并取得实质性成果，APEC各成员方共同推动FTAAP建设等。多边化区域合作愈发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深度一体化特征凸显，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的主要表现包括：一是美国为首的大国主导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以期将国内规则扩展为跨区域贸易规则体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不断融入和推进；二是RTA的建设重心由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亚太地区；三是RTA的成员规模和地域范围不断扩大，跨区域贸易协定迅猛发展；四是RTA谈判内容不断深化，第二代贸易规则越发受到成员经济体的重视。
然而，美国退出TPP进程并宣称重新协商或退出NAFTA，这一系列行动均表明现阶段美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战略发生了质的转变©。美国缺位的多边化区域贸易主义发展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不确定性的双重风险，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进入了相关推动力量对比变化和实现平台深化调整的阶段。在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最为活跃的亚太地区，美国政府退出TPP谈判打破了双轨竞争格局，给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和发展增加了变数，也给中国参与博弈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导权提供了机遇。
二、中美对亚太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争夺的历程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极，受惠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贸易额和吸引外资额的迅猛增长，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的双边FTA快速扩张。
（一）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发展的历程
亚太地区的新区域主义起步较晚，直到1990年以后才开始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图1）。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复杂的历史恩怨与现实领土纠纷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掣肘；二是亚太经济体间利益诉求大相径庭，阻碍了RTA的产生。亚太经济体分布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经济体量相差甚远。在新区域主义环境下，亚太区域贸易协定难以满足不同经济体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也无法达成规范的RTA。但是，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后，亚太区域主义发展突飞猛进，迅速从新区域主义跨越到多边化区域主义阶段。自2000年以来，亚太地区FTA数量与日俱增，截至2017年底，亚太地区FTA数量总计有232项，是2000年的4.5倍。其中，已生效的FTA数量达147项，另有73项协议在谈判。
然而，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构想早已存在。1994年，APEC茂物峰会提出茂物目标，规定发达成员于2010年前和发展中成员于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并且在1995年APEC大阪峰会批准的《大阪行动议程》中被进一步细化为具体行动方案。茂物目标在亚太区域主义发展之初即明确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追求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这与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理念不谋而合。此外，APEC提出FTAAP构想，但囿于APEC自愿而非强制性原则，这些构想长期议而不动。快速形成且日益加剧的“亚洲面碗效应”损害了成员方利益，迫使亚太经济体不得不严肃对待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
（二）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发展的路线
当前亚太地区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要有三大路线，即以东盟牵头中国推动的RCEP、美国缺位日本接力的CPTPP以及APEC框架下的FTAAP。
TPP曾是美国主导的高标准区域贸易协议。2016年2月，TPP12国代表正式签署TPP协议。TPP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利益的完全体现，协议条款内容包括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TRIPs外的知识产权、标准与技术壁垒、投资保护、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环境与劳动标准。美国通过TPP不仅能获得扩大出口、促进就业等多方面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实现“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阻碍排斥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形成，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重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12]（P72-80）。但是，由于全球经济低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两党均认为TPP不再契合美国的利益诉求，随后美国退出使TPP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在此困局下，TPP11国在2017年APEC岘港峰会上提出CPTPP方案，以TPP核心内容为基础再次达成协议。当前CPTPP为了实现扩员，主动降低协议条款内容标准，搁置了知识产权、投资、电信争端等条款，但保留了环境保护、国企、劳工标准等议题在内的高标准，以确保TPP协议的完整性以及总体平衡。此外，成员方为美国的回归预留了简便程序。虽然CPTPP已经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成员方对日本的领导地位存在异议，因而除非美国回归，否则对CPTPP的发展前景不宜定位过高。
RCEP是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主要亚太经济体参与谈判的广域自由贸易协议。RCEP由东盟在2012年11月的东盟峰会上发起，计划在2013年以后成立一个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与的FTA，以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签订的5份FTA（5个“10+1”）为基础开展谈判。随着TPP的快速发展，东盟为了维护自身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轴心地位，在弥合中日两国就东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分歧之后，于2012年11月启动RCEP谈判。东盟首先在2012年峰会中确定纳入该FTA体系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及规则，并向其它6国发出邀请，计划2013年后建成自由贸易区。由于RCEP考虑成员的不同发展水平，允许“部分例外”这一规则相对宽松，门槛较低，截至2018年11月，RCEP已完成22轮谈判和若干次部长级会谈，已经进入最后阶段。RCEP原计划争取在2017年底结束谈判达成协议，但谈判完成时点一再推迟，主要原因在于各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诉求差异。
2006年美国发起FTAAP提议，但长期不受APEC重视而进展缓慢。为了避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被RCEP和TPP割裂，2014年APEC北京峰会正式通过《北京路线图》，决定启动实现FTAAP有关问题的联合研究，务实推动FTAAP进程。事实上，FTAAP建设的客观条件已然成熟。2014年，APEC区域内部贸易额占其对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高达70%，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比例的持续攀升也反映出亚太区域内各成员间紧密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关系。同时，美国对FTAAP抱有很高期望，奥巴马政府把以第二代贸易规则为主体的TPP视为未来FTAAP建设的基础和载体，以“亚太轨道”方式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但随着美国退出TPP，RCEP谈判稳步推进，FTAAP花落RCEP似乎顺理成章。
在双轨竞争格局下，RCEP和TPP在成员上有重合之处，但TPP不包括中国，RCEP不包括美国，这必然不是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最终答案（图2）。FTAAP是实现《茂物宣言》目标的重要途径，显然更适合支撑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在美国退出TPP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发展路径有待进一步分析，目前可能的轨迹包括：一是从RCEP升级到FTAAP；二是美国回归并带领CPTPP与RCEP竞争；三是美国另起炉灶组织FTAAP谈判。
三、中美对亚太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争夺的空间
中美竞争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导权三的空间，主要体现在贸易平台的方向选择、载体选择以及亚太区域贸易平台建设领导力三个方面。
（一）中美对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方向的争夺
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发展前景研究需要分析在当前经济保守主义肆虐的国际背景下，区域贸易平台建设是否还存在推动力。笔者主要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并判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选择原地踏步还是继续推进。
1．主要经济体平台内贸易比重与平台内RTA约束贸易比重。亚太地区可能的区域贸易平台与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比重以及平台内已有RTA约束的贸易比重参差不齐（表1）。除CPTPP外，2016年主要亚太经济体在可能贸易平台中的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已然很高，说明亚太地区的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相当发达，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大都集中于亚太当地市场。因此，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符合亚太经济体利益。但是，这些贸易流量中受到制度性约束的却不多，日本、中国在CPTPP和RCEP中都不足25%o，美国在FTAAP和CPTPP中也仅刚超过30%。同时，这部分受约束RTA约束的贸易流量还饱受亚洲面碗困扰，实际利用率很低。
因此，由表1可得到以下几个判断。一是原TPP主要成员经济体对美国市场依赖较强，没有美国参与的TPP（CPTPP）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关联大幅下降。但是，美国退出后的TPP仍为部分成员经济体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潜在经济收益，在TPP11国的情景下，日本的区域内贸易份额由10.4%跃升至24%。故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成员经济体选择继续推进CPTPP。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美国回归，未来发展前景只能是一根“宽面条”。二是整体层面的制度性贸易平台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将极大地稳定亚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福利效应也将远远大于新区域主义模式下的双边RTA。
2．保守主义与开放地区主义。影响当前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保守主义重新抬头。美国退出TPP正是其国内经济形势低迷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占据上风的标志。毋庸置疑，保守主义抬头对TPP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短期内打压了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势头。就美国而言，由于两党利益差异，不同政府对贸易政策和亚太市场的重视程度差异很大。一般观点认为，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多采取保守做法，而民主党更愿意采取开放措施获得贸易与经济收益。因此，亚太地区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市场，受民主党政府的重视明显高于共和党政府。
具体而言，20世纪70–90年代初美国主要是共和党执政（民主党仅在1977–1980年当政）。期间美国处于霸权地位，各届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均持相对保守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现新区域主义下的区域合作不仅能扩大收益范围，还能更好地控制其他国家以维持其霸权，于是逐渐参与并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于1993年上任后大刀阔斧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不仅生效了NAFTA，还抛出了“新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以谋求强化美国对亚太市场的影响力。2001年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重新奉行单边主义，消极对待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东亚峰会态度冷淡，甚至曾取消与东盟领袖的峰会。然而，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强化了克林顿时代的做法，从经济、军事、安全等方向全面重返亚洲，在区域贸易政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进TPP。但是，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使得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戛然而止，历史似乎又进入新的轮回。
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各届政府的亚太政策和区域合作政策，不难发现其实美国一直在相对保守主义与区域主义间徘徊。如果不考虑党派色彩，总体而言，在国内经济形势缺乏景气时美国倾向于保守政策，而当经济恢复活力时区域主义就会占据上风o。因此，特朗普政府收缩亚太战略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可视为应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一种短期手段。考虑到主导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背后隐藏的下一代贸易规则制定等重大收益，在长期美国不会缺席且有可能将重新争夺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主导权。
综上，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否继续推进取决于参与经济体的收益与主导经济体的战略考量等。一方面，从亚太地区可能的区域贸易平台与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比重来看，亚太地区为主要经济体提供了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市场。推进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符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诉求；另一方面，美国退出TPP，受制于贸易保护主义，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由于美国的亚太政策和区域合作政策随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因而美国不会长期缺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此外，G20汉堡峰会和越南岘港APEC峰会更是强调共建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这均说明在保守主义肆虐的当下，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仍会沿着正确轨道继续推进。
（二）中美对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载体的争夺
TPP与RCEP曾是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在实现路径与制度安排上的双重选择，但是美国的突然退出打破了这种格局。未来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以RCEP为载体，还是美国回归CPTPP重新与RCEP展开竞争，抑或是直接启动FTAAP的谈判，最终取决于载体RTA的协议文本内容以及经济体参与平台的成本与收益。
首先，经济体的收益是决定未来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载体选择的第一要素。继续分析表1数据可知：其一，亚太主要经济体与FTAAP的贸易份额最高，这说明FTAAP是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终极目标。其二，除中国和美加墨三国外的其他亚太经济体与RCEP的贸易份额均远高于CPTPP+美国，其中中国与TPP的贸易额高于RCEP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很高，说明亚太经济体与RCEP的贸易联系更为紧密，即使美国回归TPP也难以改变这种现实。其三，亚太经济体与CPTPP的贸易份额远低于RCEP，加拿大和墨西哥对CPTPP的份额甚至不足10%，因此CPTPP难以成为亚太区域贸易平台的载体。其四，从经济体与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看，FTAAP中受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均高于RECP和CPTPP+美国，但大部分亚太经济体受区域内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在FTAAP与RCEP间相差不大，除了NAFTA三国在两者间差距甚大且明显偏向于FTAAP。
其次，协议内容与性质是决定载体选择的第二个因素。RCEP倡导以渐进方式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将东盟与其他经济体间已有双边RTA进行整合、升级，谈判内容集中于传统贸易方式和第一代贸易规则；而美国主导的TPP则致力于快速实现高标准、高质量的贸易规则体系构建，谈判内容更偏重于价值链贸易方式与第二代贸易规则o。CPTPP虽然较TPP的原始文本删除了约5%的文本，但谈判内容仍包含很多第二代贸易规则，涉及区域内部大量敏感行业或部门，自由化水平较RCEP高。从两代贸易规则在当前亚太地区的RTA中普及程度看，绝大多数RTA对WTO+X条款的覆盖度与法律承诺度较高，对WTO-X条款的覆盖度和法律承诺度就相对低很多，即使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所签署的协议，对WTO-X条款的覆盖度也仅为37%[1]（P4-21）。笔者选取第二代贸易规则中七项核心WTO-X条款进一步分析亚太主要区域贸易平台对不同WTO-X条款的覆盖率差异（表2）。RCEP和CPTPP对竞争政策、投资、国内法规、环境保护、TRIPs协议之外的知识产权等第二代贸易规则覆盖率较高，在60%以上，说明上述WTO-X条款得到亚太地区大部分经济体认可；相反，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等条款覆盖率偏低，不到40%。其中，RCEP成员方间签订的双边及多边FTA涉及劳工标准条款的比例不到20%，明显少于CPTPP劳工标准覆盖率。这说明亚太地区大部分经济体对劳工标准、电子商务等敏感性条款接受度偏低。因此，亚太经济体相对更容易接受以第一代贸易规则为主的RCEP。
最后，经济体参与区域贸易平台的成本是决定载体选择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经济体参与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成本主要是摩擦成本，即经济体的贸易结构与平台贸易结构的匹配程度。如果经济体的出口/进口结构与平台的进口/出口结构匹配良好，就能减小参与平台贸易结构的调整成本；经济体的出口/进口结构与贸易平台的出口/进口结构差异越大，经济体进入贸易平台后的竞争就越小，贸易平台的吸引力也就更大。Michaely（1996）提出由四个相互联系的指标构成的指数，度量两个经济体间生产贸易结构的匹配状态[14]（P1-20）。笔者选取Michaely指数的贸易匹配指标TD和出口模式相似程度指标EC来衡量亚太经济体与贸易平台的匹配程度（表3）。前者衡量经济体的出口与贸易平台进口结构的匹配程度，后者是在缺乏生产数据前提下，校验用贸易平台的出口来替代经济体自身生产的可能性。如果参与贸易平台后，经济体与该贸易平台间TD指数与EC指数的匹配度越高，则其参与贸易平台的摩擦成本降低，经济体倾向于参与该贸易平台。
比较亚太主要经济体与FTAAP、RCEP、CPTPP三个贸易平台的TD指数可知，至少9个经济体的出口与FTAAP的进口结构匹配度相对偏高，仅6个经济体与RCEP匹配度相对偏高。说明亚太主要经济体参与FTAAP的贸易效应潜力优于RCEP，而且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出口与FTAAP的进口结构匹配度是表中经济体与所在RTA匹配最好的；从经济体进口替代生产角度看，有9个经济体和6个经济体分别与CPTPP和RCEP的出口结构相似度相对偏高，说明从生产效应来看，亚太经济体与所在RTA的匹配度优于FTAAP。综上，主要经济体对贸易平台的选择取决于进口与出口在贸易总量中的比重。美国等贸易逆差大的经济体倾向于选择FTAAP，中国等顺差大的经济体则倾向于选择RCEP。
由表3分析可知：其一，亚太主要经济体对FTAAP、RCEP、CPTPP等贸易平台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经贸收益考量。亚太主要经济体与FTAAP的贸易份额最高，FTAAP受已有RTA规范的贸易份额也相对偏高。故FTAAP对亚太主要经济体更具吸引力；其二，贸易平台协议内容与性质是载体选择的约束性因素。亚太地区以发展中经济体居多，如果选择相对高标准、高质量要求的CPTPP甚至FTAAP直接作为载体平台，将无法全面有效地协调各经济体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承诺，谈判与建设进度必然缓慢。因此，短期内RCEP更易得到亚太主义经济体的认可；其三，经济体参与贸易平台的摩擦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载体的选择。在贸易和生产结构匹配程度综合衡量下，现阶段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为主的亚太地区更加倾向于建设能够获取更多的潜在生产效应的RCEP。综上分析，不难发现RCEP是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目标，FTAAP是未来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终极载体。实现RCEP不断深化升级，稳步向FTAAP过渡是实现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三）中美对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领导力的争夺
主导经济体是决定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发展方向的第三因素。主导经济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经济体量；二是经济体对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整合能力；三是自身意愿与解决内部利益集团冲突的能力。一直以来美国引导着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美国退出TPP不免给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造成负面冲击。但是，基于美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变迁轨迹，美国不会长期缺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主导。美国作为未来FTAAP的潜在领导者，中国作为当前RCEP的核心力量，未来亚太多边化贸易平台的主导经济体将会花落谁家？
此外，CPTPP作为当前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建设进程中屈指可数的RTA，理论上日本也具有成为推动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的主导经济体的潜在可能性。然而，日本一贯受制于美国战略，无法在亚太地区形成经济、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地区权力基础，其主导地位难以得到亚太主要经济体认可。虽然日本签署了日欧自贸协定，并领导TPP转型为CPTPP，表现出想在全球区域合作中施展作为的雄心，但日本在CPTPP谈判中仍保留了美国提议的环境保护、国企、劳工标准等议题的高标准，这表明日本并不是想要取代美国在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仅作为美国在亚太多边化贸易平台的看门人静待美国回归。此外，日本经济实力长期下降，偏小的市场容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独自领导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可能。因此，日本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中仅仅是一个跟随者而非驱动者。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对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主导权的竞争日益凸显[15]（P82-90）。接下来将从经济体量、区域谈判整合能力以及协调国内利益攸关方的能力三方面分析中美双方成为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领导力量的可能性。
第一，在经济实力方面，当前的领导力量是美国而未来的领导力量是中国。供给必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是区域经济合作领导力量的重要标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领域最稀缺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最终市场需求。核心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是吸引中小经济体参与RTA的重要因素，是核心经济体向RTA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分析中美两国对TPP（CPTPP+美国）、RCEP和FTAAP三大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推动力，笔者选取两国在2005年至2015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作为最终市场需求的衡量标准，直观显示两国对所在三大RTA的拉动作用（图3）。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规模相对RCEP及FTAAP经济总量的比值上升趋势明显，到2015年已经分别上升到54%和27%，表明中国对RCEP及FTAAP发展显示出强劲的推动力。中国如果在未来10多年能够保持目前这种发展趋势，即使是保持国内经济规模中速增长，也有望逆转美国成为推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第一动力。同时，美国经济规模对TPP和FTAAP而言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要美国不主动缺席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无论是重返TPP还是重新组织FTAAP谈判，现在或是未来它都是决定性力量。
第二，在整合区域力量方面，中国对区域经济体的整合力量逐渐提升，美国依然是区域内的主要力量。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推进，中国加大区域内公共产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但是，中国在亚太地区除了提供市场和参与金融货币合作等，难以提供更高层次的公共产品。此外，中国与周边经济体还存在历史问题纠葛和领土争议，中国整合亚太地区经济体建立区域性贸易平台的能力并不够强大，这也是中国推动东盟主导RCEP谈判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美国始终是亚太地区最为强大的力量存在，除了市场空间与经济援助，美国向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提供了包括政治、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公共产品，亚太地区的很多经济体对美国存有依赖。从美国主导高标准的TPP谈判并很快达成协议，不难发现美国在整合亚太区内经济体利益，并组织大型RTA谈判上具有强大的能力，短期内中国难以企及也无法获得这种能力。
第三，在协调国内不同集团利益方面，中美两国政府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由于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经济体内不同集团的利益影响各异，利益集团对参与区域性贸易平台建设的态度不一。因此，合理协调国内利益集团间的分歧也是主导区域性贸易平台建设的关键能力。对于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除了两党间的利益分歧导致两院决策过程拖沓，政府部门和行业间的利益差异也很大，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推进RTA持积极态度；代表制造业利益的商务部和代表农场主利益的农业部对敏感行业和产品的开放程度更为关切；负责外交安全事务的国务院则注重贸易平台带来的外交安全等非经济收益[12]（P76-77）。此外，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重心是修正奥巴马政府的遗留政策，贸易政策总体采取保守主义做法，倾向于与中国、日本、德国等贸易大国单方面解决贸易问题，短期内推进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不再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在政府决策方面比美国有效率，但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力量并不比美国弱。在RTA谈判中，有关国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问题、农产品等敏感行业问题等议题进展缓慢。因此，中美两国在协调国内利益集团方面都有巨大提升空间。比较而言，美国在推进贸易平台建设时谈判速度快，但批准程序慢，甚至谈判的结果会遭受国会否决，中国正好与美国相反。
综上可知：就美国而言，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力优势呈相对下降趋势，但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全方位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等都决定美国是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不可忽视的核心力量。为了不触犯敏感行业和产品贸易保护集团的利益并且稳定国内经济发展，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旧高度关注亚太地区的发展态势，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因而，美国将会继续扮演亚太地区的事务管理者和秩序塑造者的角色。对中国而言，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上升，国家政府认识到通过双边经济合作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逐步将周边外交战略向政治、安全合作等领域扩展。推进AIIB、“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大自身的地区辐射力和影响力，通过增强地缘依托实现从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中国方案”向“国际共识”转变。不过，当前在实现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以及提供全方位区域性公共产品等方面，中国政府的能力建设仍存在欠缺。现阶段，中国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推进中同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并且作用不断增强。对比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预期建设标准与主导力量，不难发现中美两国在预期建设标准与力量对比上存在错位。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内的现实力量，力推面向未来的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第二代贸易规则，并以此为标准建设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中国作为区域内部实力上升趋势明显的未来力量，参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贸易平台的建设以获得现实目标为基础。出现这种错位的原因是美国希望通过继续把持未来贸易规则的制定来实现国家利益与维持区域主导权，而中国则是基于自身现实稳步发展。
四、中国应对美国争夺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的基本对策
FTAAP是实现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功能的理想载体，美国退出TPP导致路线之争悄然落幕，这也使得RCEP在短期内成为实现FTAAP的唯一可能路径。虽然CPTPP对贸易自由化和规制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远大于RCEP，不过FTAAP相对于CPTPP显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未来美国对建设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热情重燃，直接启动FTAAP谈判的可能性比回归TPP更大。此外，美国不可能将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除了已经提出“印太”战略对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o，还会通过贸易争端等各种间接手段牵制中国在推进RCEP谈判与FTAAP建设方面的努力[16]（P91-99）。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中国应积极推进RCEP谈判和FTAAP谈判的准备工作；同时要加强改革，协调不同集团利益，提高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自由化水平，并逐步接纳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第二代高标准贸易投资协议规则，提高对外开发与合作的水平。
首先，中国需要稳步推进RCEP谈判与FTAAP的谈判准备。中国应把握当前美国暂时退出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战略机遇期，推动RCEP谈判与准备FTAAP谈判。RCEP与FTAAP是未来亚太多边化贸易平台最可能的两个载体，中国需要把握这两个载体的发展轨迹，具体需要做好如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利用好当前中国参与的各种区域治理机制，有序推动RCEP谈判进程，争取尽早达成协议；二是要主导RCEP谈判规则的制定，努力提升RCEP协定的自由化水平，最少保证以现有各个RTA各项协议中的最高开放水平为基础谈判RCEP的具体协议内容，并尽量引入“WTO-X”第二代贸易投资规则，减少未来向高水平FTAAP升级的谈判成本；三是要建议形成RCEP的扩容机制，可借鉴TPP的“4+X”谈判模式，建立RCEP的未来扩容机制，逐步将有意于RCEP的亚太经济体纳入RCEP体系。
其次，中国应该通过国内改革更好地促进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参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是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与参加全球治理的重要契机，事关对外开放的国策与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国内应该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一是要推进国企治理、环保规则和TRIPs之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环境、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改革[17]（P1-4），建立起与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兼容的经济发展法规体系；二是建立因参与多边化贸易平台而利益受损的产业和个体的补偿机制，减少参与多边化贸易平台的摩擦成本；三是包容理解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实质与内涵，通过参与高水平的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形成深化国内制度建设和推进多边化贸易平台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通过国内改革完善规则制度建设，并逐步提升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标准，使多边化贸易平台的建设标准与自身实力的提升趋势相匹配。
最后，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符合地区需求特征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美国回避国际责任，放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处于深度变革之中，再度引发人们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思考[18]（P4-17）。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需要将经济实力逐渐转化为区域影响力，形成协调区域事务的能力。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提供力所能及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以填补美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空缺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赤字。随着亚投行的成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受到区域经济体的欢迎[19]（P34-39）。中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实力，逐渐增加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环境保护、防病减灾、防范跨国犯罪、地区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从经济向社会领域延伸，逐渐向更高层次的安全与防务等领域拓展，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接受度，提升中国对区域事务的协调能力，并最终转化为中国在参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主导能力。
5.中国在知识产权上不输理
2019-05-27新华网 来源： 《求是》
知识产权是贸易全球化的桥梁和纽带，是全球合作共赢的制度载体。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把它当作大搞贸易摩擦的借口，炮制了“中国是知识产权的盗窃者”和“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等论调，向中国极限施压。他们先是依据所谓的“301调查”，指控中国利用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的许可限制、有针对性的境外投资、未经授权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以及通过互联网进行知识产权盗窃活动等来获取美国技术，后又经政府领导人出面对中国横加指责。例如，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认为中国“采用了一系列与自由和公平贸易相悖的政策手段，如关税、配额、货币操纵、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蓬佩奥、班农、纳瓦罗等一班“谋士”同样不遗余力作同样的鼓噪。这些造谣惑众的说辞和做法，实质上包含不可告人的目的，其用意无非是为了继续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中国一直在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致力于推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典范。美国政客们甩的这样那样的“黑锅”，中国人不背！
一、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了吗
中国不是知识产权的盗窃者，相反，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者和创造者。回顾中国知识产权的治理之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起点，到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较为完备的、高标准的制度法律体系，中国仅仅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当前，中国正致力于知识产权治理的现代化改革，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激励中国更加自信地参与全球创新合作。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取得显著成效。知识产权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清朝末期这一制度引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全面启动知识产权立法工作，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建立起门类齐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评价道，“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2008年，中国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进行统筹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知识产权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例如，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商标法作出修改的决定，明确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额计算倍数，由修改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提高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三百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修改条款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样的惩罚性赔偿额度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高的，彰显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
中国在知识产权司法和行政保护上的力度不断加大。一是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在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20个中级法院内设立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知识产权案件，建成了“知识产权上诉法庭+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法庭）”的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系。二是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建成了集中、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三是针对知识产权重点违法领域，开展专项行动，例如在互联网领域，开展“秋风2018”、“剑网2018”及“2018网剑”等专项行动；在进出口环节，海关总署开展出口优势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龙腾”行动；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春雷”行动等系列专项行动。
根据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5月15日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2018）》统计，2018年，全国各级审判机关全年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32万件，公安机关侦破各类侵权假冒犯罪案件近1.9万件，行政执法机关共查处各类侵权假冒案件约21.5万件。2018年2月，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GIPC）发布《2018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中国位居50个经济体的第25位，较2017年上升2位。报告认为，中国在专利权和著作权领域的改革增强了保护力度和执法效果，各级政府和执法机构对知识产权更加重视，研究机构和个人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运用能力也明显提升。
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投入与支出增速显著。R&D经费的投入与支出，是一个国家创造性活跃度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保障。2013—2016年间，中国R&D经费年均增长11.1%，增速世界领先。2017年，中国R&D经费投入总量超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2.13%。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达到19657亿元，投入强度为2.18%。正是基于持续多年的高强度研发投入，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水平实现新高，“天宫”翱翔、“蛟龙”下水、高铁奔驰、“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墨子”传信、大飞机首飞，实现了从过去输出“中国制造”，到如今输出“中国智造”、“中国方案”、“中国标准”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能力大幅提升，企业“走出去”能力显著增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7位，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20强。
二、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了吗
美方在所谓的“301调查报告”中，指控中国利用外国所有权限制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或者使用行政许可和批准程序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实际上，市场准入不同于强制技术转让。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已承诺，不以技术转让作为核准外商投资项目的前提条件，并对相关法规政策进行了清理。中国没有任何政策、法律和做法要求外国企业必须转让技术给其中国合作伙伴，也没有任何强制要求外国合作伙伴转让技术的法律条款，中国政府审批外商投资更不以技术转让或研发本土化为前提，合资等要求是中国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贸组织成员方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结果，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要求，不是强制技术转让。美国政客要照事实说话，岂能信口雌黄！事实上，面对美国政客的蛮横指责，中方一直在督请美方举证，哪家美国企业被要求强制转让技术了，中方一定严肃查处。至今，美方未能举出一例。
市场行为不等于政府行为。在国际经贸往来中，投资和贸易是市场主体的自愿选择，事实上存在的技术转让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企业市场行为。按照自愿和双方同意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且不受政府干预或扭曲，对中国和美国同样重要，这适用于所有国家。美国企业对华提供技术和经验，中方提供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是企业间的法律关系，是契约行为，双方都是交易受益人，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很多外企包括美国企业看到了商机，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兴业，他们同中国企业的合作，完全是自愿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意思自治和法治原则，不存在谁强制谁的问题。
考察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合作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转移现象，会发现这种转移是源自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主动技术转让及产业转移，是一种常用的商业合作模式。跨国公司在开发新技术的同时，通常需要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已经落后或者是标准化了的技术，以延长依靠旧技术获取利润的时间，并为新技术的研发应用腾出空间和要素资源，同时间接分担研发成本。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是技术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2016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约为750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顺差则为2494亿美元，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超过800亿美元。很多美国企业通过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实现了巨大收益，获取的利润甚至超过其美国本土利润。
三、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公平吗
美国知识产权发展史，绝不是一部公平史，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比比皆是。例如，在版权保护领域，美国虽然早在1790年就颁布了该国历史上第一部《版权法》，但这部法律只保护美国国民的版权，并不保护外国作者的权益。在建国后1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出版界在当局的保护下，不受惩罚地盗版他国权利人的作品，其中尤以英国作品为甚。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次登陆美国时，就是以盗版的形式出现的。一直到1891年，美国才通过新的版权法，对外国人的作品提供保护，但这种保护仍然是附条件的，即外国人的作品必须在美国印刷，这就是美国版权法发展史上恶名昭著的“印制条款”。这一条款直到1976年才被废除，此时，距离美国建国已经整整200年了。
建国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外国权利人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分有限，而且始终低于国际标准，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身科技文化综合实力的增强，美国才突然转向知识产权强保护，并把知识产权和对外贸易挂钩，以建立技术壁垒，巩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和技术优势。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该法案的绝大多数条文都是为了使贸易政策朝着更加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几乎不考虑他国的利益，其目的即在于强化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地位。如关于贸易壁垒的“超级301条款”和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301条款”。这两个条款成为美国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强力推行贸易霸凌主义的利器。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美日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刻，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其中大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迫使日本政府几乎全部做出让步和妥协，自愿限制出口、开放市场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等，日本为此先后签署了1987年日美半导体协议、1989年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最后更是系统性地开放国内市场。通过301条款，美国成功地打开了日本的钢铁、电信、医药、半导体等市场。
知识产权也一直被美国一些政客视作限制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撒手锏”。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对中国发起6次301调查，其中4次涉及知识产权问题。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再次对中国启动301调查，指责中国利用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许可限制、对外投资政策等措施获取先进技术，以此为由单方挑起中美经贸摩擦，歧视中国产品、滥用“国家安全审查”、使用大量非关税壁垒、滥用贸易救济措施。2018年6月19日，美国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发布《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与知识产权》报告，该报告将中国的“经济侵略”概括为六项，对中国横加指责。尊重市场，敬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社会的当然做法。市场行为，就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法律问题，就用法治的手段来处理。面对企业之间的市场行为、契约行为，美国政府将正常的法律途径和国际规则统统抛诸脑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单方面动用国内法律把他国当成制裁的对象，既违背法治，也违背公道。
四、贸易战能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吗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全球多边市场”、“全球统一市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知识产权为核心打造出新的全球研发、生产网络。一方面，他们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创新研发；另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牢牢占据全球生产价值链上游的高附加值环节。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正通过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打造新一轮全球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以巩固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当前，围绕国际规则和制度性话语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G20、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构，在协调国际经贸关系、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国际经贸谈判越来越频繁和复杂。各大国无不利用国际机制推进本国战略目标，力图把本国政策升级为全球规则，从而掌握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制定主导权。知识产权作为最具国际化的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已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事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知识产权制度是全球贸易合作的价值共识和通用规则。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塑造公平、公正、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应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大搞经济霸权主义是要不得的，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加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政客制造的贸易摩擦根本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更不是解决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案，而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方案，只有实行多边主义、贸易全球化和法治市场规则，才是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正道。
五、中国坚决推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目前已加入了几乎全部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全球6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多双边知识产权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等171份，与50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拓展了执法交流合作，有效运用争端解决机制，不断推进全球知识产权善治，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知识产权治理的各种问题。今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中国将“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基础上开展技术交流合作”。总书记的讲话充分彰显了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强决心。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才刚刚迈过40岁的门槛。这40年，是知识产权法治逐渐确立、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释放的40年，是通过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广度和力度、支撑起创新市场机制顺畅运转的40年。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创新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受理量达5.3万件，仅次于美国的5.6万件，居全球第二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分不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博士评价道，“中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方面成绩卓著，这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密不可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短40年时间里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同其他国家分享。”由于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苹果与高通发生专利许可费用争执，双方则是先后在中国提起大量诉讼起诉对方，这事实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在中国打知识产权官司是靠得住的，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值得信赖的。
知识产权是国与国之间技术交流、创新合作的桥梁，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步伐只会前进，不会后退，并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国将继续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坚持和捍卫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体制框架，携手各国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治理格局，反对单边主义，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公正合理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努力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作出更大贡献。（马一德 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6.「老外谈」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看外国专家怎么说
2019-05-22 17:47 文章来源： 中国日报网
编者按：本月10日，美国启动对2000亿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15日，美商务部宣布将对华为公司实施出口管制。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外国专家有什么看法呢？
1.《亚洲银行家》杂志主席伊曼纽尔•丹尼尔(Emmanuel Daniel)：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封锁华为，同时也会阻碍美国企业对中国的芯片出口，这反过来会压低芯片的价格。所以，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联盟（GSMA）的研究显示，据保守估计，5G服务的投入应用到2034年可以为全球增加5650亿美元的GDP以及152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毫米波频谱所创造价值的25%是由5G贡献。我不明白，美国为何要伸手破坏这些领域的全球增长前景，除非它是想要保护在这一进程中没有占据优势的本土企业。
2.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和睦家医疗首席执行官李碧菁女士（(Roberta Lipson）：过去40年，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从相互理解和欣赏，发展为全方位的、更广泛的交流互动。这让两国人民受益良多。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也相当复杂。前进过程中会有挫折和误解，这并不奇怪。这一期间，我看到了巨大的进展，也看到了许多通过对话和长期努力破解难题的例子。
当没有有序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时，两国人民会受到伤害，就像美国的农民和特产经销商一样。在我工作的领域，中国患者可能无法接受最新技术治疗，因为关税让这些治疗手段变得无比昂贵。美国消费者可能也会很快发现生活成本的提高，因为中国制造的商品变得更贵了。
关税战争中的逐底竞争将损害两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3.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斯蒂文•乔博(Steven Ciobo)：澳大利亚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一个符合全球贸易规则的谈判结果，于（中美）双方和该地区都是最好的结果。贸易战没有赢家。
4.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北领地分会主席戴若•顾比(Daryl Guppy)：经验表明美国政府顾问无意中使出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假痴不癫”。对付它的方法是继续谈判，谈判中有必要“抛砖引玉”。和平解决分歧是重要的长期目标。
应加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在各个层面的参与，如此，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可以成为政策和贸易讨论的基础。
根据美国彭博社的估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美国为12.3%。与美国合作很重要，但随着替代市场的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将变得更加重要。时间和历史都站在中国这边。今天，进展可能比较缓慢，但进展缓慢好过没有进展。
5.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美国正在单方面采取行动，无论其是否被认定违反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承诺，它的行为肯定有悖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体系，这应当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而不仅仅是中国。所有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都需要敦促美国遵守这一体系内的各项准则，该体系在过去70年里很好地服务了国际社会。
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得到解决，但什么时候解决、各国将付出什么代价，仍然有待观察。
6.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维多利亚州前州长约翰•布伦比(John Brumby)：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极其短视。它们可能具有短期的政治吸引力，但长期来看，它们会令国家陷入低谷、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数字经济中。保护主义政策会影响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事态可能会迅速升级。最终，在全球贸易战里没有赢家。
7.新华时评：知识产权怎能成为贸易保护的大棒？
2019-05-14 08:45 文章来源： 新华社
美方已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事实证明，美方此前指责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做法，完全无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努力与成效，是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整体研发强度2017年提高到2.12%，超过英国和欧盟28国的平均水平；产业体系和产业配套不断完善，创新成果应用效率不断提升……中国的创新成就是中国人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通过“互联网+”对侵权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实现快速维权，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最高可被处以五倍的赔偿，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紧建立……近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极大激发了创新活力：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1.5件，知识产权质量稳步提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说，中国建立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已经从主要的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
中国始终坚持对国内外企业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目前中国法院已被国际上视为知识产权诉讼较为可取的诉讼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双方当事人都是外国人。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权利人带来巨大利益。2017年，美国获得23679件中国专利授权，在各国排名第二。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001年的19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286亿美元。
知识产权应是世界各国之间创新合作的桥梁，而不应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未来，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
8.美国智库专家撰文——
美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带来新风险
2 根据白宫5月30日发表的一份声明，美国将于6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5%关税，以迫使墨西哥应对经美墨边境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波森在文章中说，在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谈判达成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后，美国政府又将关税与边境政策而非经贸关系挂钩，以此施压墨西哥解决移民问题，这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点——关税不仅是提高谈判筹码的策略，而是由特朗普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驱动的“武器”。
波森表示，此前许多专家已对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发出警告，但金融市场以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只是针对个别国家或者只是控制良好的谈判策略，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
波森指出，在美国宣布将对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后，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广泛抛售。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全球避险资金流入德国国债和欧元，而非美国国债和美元，这强烈表明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担忧正在上升。
波森认为，美国新关税举动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可能会比关税本身的直接影响大得多。首先，股市可能持续大幅下跌，这会削弱股市的财富效应，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其次，全球跨境投资推迟和缩减情况会更严重，包括流入美国的跨境投资将减少；再次，如果美国落实对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将通过供应链对北美地区汽车生产造成影响，汽车业将遭受快速急剧的直接冲击。
波森表示，特朗普因为长期移民问题援引《美国国际应急经济权力法》对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这违背了该法律的精神实质。如果占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不拿出勇气抵制特朗普滥用法律授权，市场对于全球投资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的看法会强化。
波森认为，市场正清醒认识到全球系统性风险被低估了，就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刚爆发时一样。他表示，如果其他经济体也效仿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报复和保护主义将在全球泛滥，市场焦虑将进一步加深和扩散。《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04日 17 版）
9.美国对涉华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啤酒桶作出反倾销初裁2019-06-03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019年5月2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德国和墨西哥的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啤酒桶（Refillable Stainless Steel Kegs）作出反倾销初裁：（1）初步裁定中国强制应诉企业Ningbo Master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Guangzhou Jingye Machinery Co., Ltd.、广州互利工贸有限公司（Guangzhou Ulix Industrial & TradingCo., Ltd.）和Ningbo Haishu Direct Import And ExportTrade Co., Ltd.的倾销率为2.01%、中国其他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倾销率为79.71%；（2）德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倾销率为8.61%；（3）墨西哥生产商和出口商倾销率为18.48%。美国商务部预计将于2019年8月13日对墨西哥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终裁，于2019年10月16日对中国和德国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终裁。本案涉及美国协调关税税号7310.10.0010、7310.00.0050、7310.29.0025和7310.29.0050项下产品。
2018年10月11日，应美国国内企业American Keg Company LLC于2018年9月20日提交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啤酒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同时对进口自德国和墨西哥的涉案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18年11月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投票对进口自中国的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啤酒桶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初裁，同时对进口自德国和墨西哥的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产业损害初裁。
（编译自：美国商务部官网）
（潘晓君编译）
（文 璐校对）
10.哈萨克斯坦会同中国海关总署签署合作协议
哈通社北京4月27日电，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哈萨克斯坦财政部国家收入委员会同中国海关总署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 根据会谈结果，双方签署了海关贸易统计初步信息交换协议、统计方法和信息合作议定书，以及“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合作备忘录。
哈国家收入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两国海关部门就网上互换货物信息达成一致，将有助于减少海关贸易统计差异。简化报关和监管将为哈AEO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为进出口和物流基础设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为哈经济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两国海关部门在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海关联合查验、信息共享等项目框架下开展合作，不仅进一步增强两国部门间的协作，还将有效推动“光明之路”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19-05-05
11.魏建国：美国极限施压手段已经告吹
中方3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以后，在国际媒体以及许多关注这场争端的外国企业家和朋友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我的许多美国朋友表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不仅阐明了中美贸易战中美方挑起争端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损害，而且用事实揭露了美方出尔反尔不讲诚信的霸凌主义行为。更重要的是，中方表明了严正立场，许多美国朋友支持中国在接下来的新的双边磋商中，得到一个公正对等的协商结果。
美方在贸易战中频频施展极限施压手段，中方在白皮书中透露的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的三次出尔反尔都是通过这个来实施的。美方错误地以为，中方会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采取忍让接受的办法。但是中方在磋商中坚决守住原则和底线的态度，让极限施压失去了作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各部门，包括证监会、农业部、商务部等接连发声，表明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和服务行业早已对中美贸易战做了准备。在极限施压下，中国之所以能顶住，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韧性，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决心。中华民族是从百年屈辱中走出来的民族，对这种极限施压早就习以为常。八年抗战说明了这一点;抗美援朝也说明了这一点。众志成城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取得根本胜利的重要原因。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超过印度，重夺全球增长最快大型经济体位置。外贸进出口总值7.0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7%。经济总体上的企稳回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火热推进无不说明，中国早已做好了发展道路上的各项准备。我最近到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这几个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做了调研，各省同志对中美贸易战形势的判断令我们感到振奋。他们认为美国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极限施压、出尔反尔，越是说明中国在道义上占领了主动权，美方强硬派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黔驴技穷，面对中国经济超乎寻常的抗打击韧性，日显焦虑。为应对接下来可能的冲击，当地企业家在政府指导下做好了准备，比如广东一家向美国出口电焊枪的企业，正在通过内部改革压低成本，把产品扩大到欧洲和非洲市场。其他像服装、箱包、自行车等诸如此类企业都在做市场多元化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美依赖。我还了解到，在工厂工作的年轻工人，对美方的做法非常气愤。很多人说，中国一定要在打压下争口气。极限施压让中国上下更加团结一致。
中国不愿意让贸易战蔓延到金融、科技甚至地缘政治领域，但我们也要做好准备。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以世贸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下一步很可能受国内强硬“鹰派”势力影响，意图把贸易战战火延续下去。但我相信，在白皮书发布以后，全球更多国家和人民将站到公正的一边，时间、道义和胜利终将属于中国。(作者是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12.全球化：从广泛参与到多边治理2019年5月20日
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政治家表现出反全球化的倾向，有些国家甚至明显转向单边主义的时候，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的全球化历史，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拯救全球化，二是如何通过维护多边治理体系来拯救全球化。
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伊斯特利指出：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几十年中发达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却收效甚微。我把这两个悲剧统称为“伊斯特利悲剧”，我认为全球化本应试图解决这个全球贫困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产生了新的、更为合意的结果
对于全球化，经济学家从低收入国家可以增长更快的假设出发，预期会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收入水平的趋同，社会学家也从穷国到富国之间的发展历程立论，认为世界各地的进步应该是线性的过程，所以富裕国家先行的路径可以为贫穷国家所重复。然而，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假设都没有成为事实，反而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只是在那之后即90年代以来，全球化特点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更为合意的结果。
首先，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开始拥抱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化分工的参与者更加广泛，分别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了特定的位置，并从中分享贸易、跨国投资和技术外溢的收益。目前构成全球贸易总额84%的164个WTO缔约成员国中，超过半数是在1995年1月1日确定的创始成员国之后加入。
其次，更广泛的参与使世界贸易回归李嘉图类型，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在东西方冷战和南北方隔绝之下，世界贸易范围狭小、分割，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原计划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并未参与全球分工。贸易不再是依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并且出现以规模经济解释贸易存在理由的理论。而在全球化的参与度更加广泛情况下，贸易类型回归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间贸易，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分别在两类国家提高了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就是说，在新兴经济体，市场力量帮助更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分享全球化结果；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政策失灵或者说再分配缺失，使一部分劳动者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
第三，参与全球化分工和通过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和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世界经济趋同的趋势初步显现。以1990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马太效应”占主导，即起点上人均收入高的国家，随后的增长率更高；在此之后趋同效应占主导，即起点上人均收入低的国家，随后的增长率更高。结果是全球贫困的显著减少。在1981-1993年、1993-2005年和2005-2015年三个时期，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年平均减少率分别为0.2%、2.7%和5.5%。在1981-2015年期间，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为76.2%。
未来全球化表现出两个相互冲突的特征，需要以多边主义的思维和机制重新塑造全球化治理体系
未来全球化及其治理将表现出两个相互冲突的特征：一是受某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政策影响，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产生单边主义倾向，双边主义机制也越来越难以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二是随着全球经济分布格局和权重均衡性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大份额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维护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增大话语权。这使多边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被赋予了现实的需要、存在的依据和推动的力量。既然广泛参与的全球化的确使更多国家获益，因此，全球化不会以少数国家意志为转移发生倒退。世界各国也的确期待下一轮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这就需要以多边主义的思维和机制重新塑造全球化治理体系。
正如生产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必须折旧和更新一样，作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验证明，开放合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宝，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文章作者：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2019.6.4.转载自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13.最高法：对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一律予以废止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时间：2019-06-02
5月3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并讲话。周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方同华、朱建弟、刘庆峰、李光宇、陈乃科、姜明、梁稳根、熊建明，全国政协委员王均金，和王玉锁、毛熠、左晖、孙尚传、孙陶然、李占通、李宗松、余渐富、张文中、柳传志、洪崎、尉立东、陈东升等民营企业家先后发言。民营企业家们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有力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极大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应当为法院“点赞”。张文中感慨地说，一年前的5月31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无罪，这是他一生永远铭记的日子。他相信，法治阳光会越来越持久地普照中华大地。
民营企业家们表示，他们对法治的最大期望是得到公平对待、平等保护。对于当前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的法律问题甚至困境，大家直言不讳，对进一步加强司法保护、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纷纷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周强一一记录，并予以回应。他感谢大家实事求是、坦诚相待，对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改进工作提出很多真知灼见。他表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将认真研究解决，对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将着手转化为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切实推动工作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将对司法解释进行全面清理，对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一律予以废止。
周强表示，企业家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和信心。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周强强调，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要加强民商事司法保护，深化对经济新业态的研究，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要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同时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要继续深入推进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工作，发现一起、纠正一起。要进一步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健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要充分挖掘运用司法大数据资源，为民营企业防范化解风险提供参考。要进一步加强与工商联等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强大合力，共同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鲁勇表示，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让民营企业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全国工商联愿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各级法院与同级工商联建立沟通协商常态化机制，共同营造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4.墨西哥《工业产权法》所带来的好处与挑战
日期：2019-05-29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2018年8月10日，经过修订后的《工业产权法》正式在墨西哥生效。
根据修订后的法案（即第6条、第8条、第127条以及第164条），墨西哥商标局启用了一份电子版的官方公报，这份公报含有诸多事项，包括申请要求、异议内容以及注册证明等。
2019年3月19日，墨西哥商标局发布了第一份电子公报，并自那时起每天都会将上述内容对外公示。
因此，关注墨西哥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人士应该认真地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好处及挑战进行评估。
诸多好处
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这种利用电子官方公报发布《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及注册证明通知的流程完全是自动进行的，因而避免了此前在提交纸质文件以及《审查意见通知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延迟，大幅度降低了审查工作所需要耗费的内部时间与资源。
另一方面，利用电子版的官方公报来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及注册证明的方式也有助于那些在不同省份办事处提交申请的个人与企业都可以及时地获得通知。要知道，若是按照以前传统的方式来传递通知的话，这个过程一般要花上15天左右。
特别是在无法确定申请人的准确地址时，整个传递通知的过程可能要持续数月。
显然，墨西哥商标局这一全新的自动化流程必定会大幅提高通知的传递速度，将各种要求规定、异议内容以及注册证书在第一时间传达到有关各方。
此外，电子官方公报也可以确保各项通知的时效性，从而让那些需要就此作出回复以及希望借助保护性商标来叫停其他标志注册程序的申请人能够完全按照法定时限来开展工作。
而且，这种电子公报可以帮助墨西哥的有关机构对自身的注册流程进行优化，诸如直接驳回那些未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回复的申请，并防止再出现此前通过墨西哥邮政局邮寄《审查意见通知书》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具体来讲，在此前的通知流程当中，如果墨西哥商标局无法按照注册地址找到申请人的话，那么只能自己先保留好正式的通知书，并在过一段时间后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述程序。
总而言之，墨西哥商标局采取电子官方公报以及完全自动化的公开模式将帮助有关机构以及申请人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对商标事宜作出响应。
所面临的挑战
墨西哥商标局负责管理该国一部分的知识产权事务。这个机构遍布于各个地区的办事处，可以为申请人们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帮助其完成注册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在墨西哥，大部分人目前仍难以获取到各类技术性的信息，而且他们很难随时对官方公报的内容保持关注并就自己的申请案作出及时的答复。
还有，对于那些在墨西哥已经完成最终注册的国际商标申请而言，墨西哥商标局有时候会先将此事告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然后再择期向国内公布。
显然，此举也会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墨西哥国内官方公报在时间上的滞后可能会对申请人带来不利的影响。具体来讲，由于墨西哥在国内尚未公开这些商标申请的信息，因此如果申请人在这段时间里遇到了某些纠纷，其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
此外，就官方公报中的异议程序申请而言，墨西哥当局只给予有关各方2天的时间来提出意见。因此，如果墨西哥的申请人根据《马德里议定书》提交了国际申请的话，其在面对异议程序时将很难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全面的辩护，进而影响整个商标注册的流程。
结语
将官方机构通知与注册证书加到墨西哥的官方公告里应该算是全面推进墨西哥知识产权审查流程自动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举也会进一步改善该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总而言之，墨西哥的有关机构有能力克服当前的难题，并改善该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此，面对前方的诸多挑战，墨西哥应该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编译自：www.mondaq.com）
15.欧洲市场监管机构发布带有装饰亮片的软填充玩具指南
近期，由欧洲委员会支持的玩具安全专家组合作组（ADCO）发布了一份关于带有装饰亮片的软填充玩具年龄分级说明。该文件中的决定代表了大多数市场监督机构的观点。
由于带有装饰亮片的软填充玩具越来越受欢迎，部分或完全被亮片覆盖的软填充玩具的安全性已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与覆盖有柔软纺织品的毛绒玩具不同，亮片玩具的表面相对较硬且粗糙；而一些制造商将它们作为3岁以上儿童的玩具销售。
ADCO得出的结论是，亮片覆盖的玩具具有与软填充玩具类似的设计，其中覆盖物可以被咬伤或撕掉。因此，这些玩具应符合EN 71-1中5.1（适用于36个月以下儿童的玩具）所要求的第8.3条（扭矩试验）和8.4（拉伸试验）的要求。亮片覆盖的软填充玩具必须对所有年龄段的儿童都是安全的，制造商不得添加年龄警告“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
信息来源：tbtguide2019.4.12.
16.日本更新塑料回收目标
近日，日本环境省通过中央环境委员会下属的专家小组，制定了其塑料回收战略的最终版本,即要求到2030年，将一次性塑料容器和包装减少25%，并对购物袋实施强制性收费。除此之外，该战略还要求到2030年塑料容器和包装的再利用率和回收率上升到大约60%，到2035年，实现所有使用过的塑料100%有效利用，包括热回收。
此外，考虑到资源限制和气候变化问题，日本中央环境委员会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再生材料使用量翻一番。该战略还包括了使用生物质塑料的目标。到2030年，日本将使用大约200万吨生物质塑料。今年6月大阪20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前，日本环境省将提出一项明确的解决世界废塑料问题倡议，较去年在加拿大夏勒沃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海洋塑料宪章》更为严格。 信息来源：中国化工报2019.4.12.
17.美国新泽西州立法机关通过了石棉禁令
2019年3月25日，新泽西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销售或分销含石棉成分的产品。该法案将授权环境部进入企业执法，发现违规行为将受到最高2500美元的罚款。
如该法案被新泽西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禁令将会在颁布后第四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信息来源：tbtguide2019.4.9.
18.澳大利亚发布锂、钴等24种关键矿产战略
据外媒报道，为了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领先的关键矿产勘查、开发、生产和加工大国，澳大利亚近日发布了《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战略2019》。
这份报告涵盖了24种关键矿产，包括锂、镓、钛、铬、锰、钒、钴、钨、铋、锑、镁、铂族金属、铌、钽、铍、锆、稀土、钪、锗、铟、铪、铼、氦和石墨等。
澳大利亚资源和北澳事务部长马特·卡纳万认为，目前全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上升，这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澳大利亚关键矿产资源丰富，加大关键矿产勘查开发投资有利于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机会。为此，澳大利亚将实施“3I”战略，即投资、创新和基础设施。
不久前，澳大利亚公布了20年来的第一份国家资源白皮书。澳大利亚拥有美国资源稀缺或没有生产的14种关键矿产，包括锂、镓和钛。如今澳大利亚已经是全球最大锂生产国。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西蒙·伯明翰表示，澳大利亚关键矿产储量在世界排名前列，其中一些矿市场相对成熟，比如锂矿市场，但是其他一些矿产还没有得到开发，潜力很大，比如钴。
关键矿产对于国防、太空、能源和先进制造非常重要，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些产业也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澳大利亚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国内外投资来开发关键矿产项目，使矿业再上一个台阶。
信息来源：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2019-04-10
19.贸易畅通分论坛：释放经贸合作最强音 （原标题：贸易畅通分论坛释放深化经贸合作的开放强音）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25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贸易畅通分论坛上，与会各方表示，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期待进一步深化全方位经贸合作，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向高质量发展。
此次分论坛以“开放包容，创新引领，深化‘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为主题，由商务部主办，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协办，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承办。
与会嘉宾积极肯定“一带一路”合作在经贸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并表示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与会嘉宾还围绕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贸易新业态、优化营商环境等议题，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建言献策。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论坛上说，“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务实合作取得明显成效，中方将就促进贸易畅通、推动各方经贸务实合作作出更大努力。
钱克明提出多项具体措施，包括继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继续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加快制定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建设一批商业步行街，打造智慧街区，吸引全球优秀商家合作；大力发展“丝路电商”，深入推动电子商务合作，与相关国家共同发展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建好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一批规模效益好、辐射作用大、就业带动力强的产业园区，加快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贸部长库比夫、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陈振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宋曙光等嘉宾先后发言。
来自60多个国家、11个国际组织以及工商界人士约600名中外嘉宾参会，20余位中外嘉宾还就“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促进开放融通”“发展贸易新业态，推动创新引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3个专题发言交流。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9.4.25.
19.宁波举行2019外经贸法律服务月活动
为提高全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法律服务意识和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维护外经贸企业合法权益，进一步做好国际贸易摩擦应对等有关工作，5月23日，宁波市对外贸易救济工作会议暨2019年外经贸法律服务活动在宁波饭店四楼会议厅隆重举行。共有近百位来自各县市区商务局、行业协会、企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我协会派员并组织部分会员企业参加。
会议由市商务委法规处处长陈志伟主持。宁波市商务局严秋渊巡视员介绍宁波国际贸易摩擦现状并通报2018年贸易救济工作总结及2019年贸易救济工作安排，提出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推进对外贸易预警点的建设工作，积极应对处理国际贸易摩擦案件。浙江省商务厅贸易救济调查局副局长贾春仙介绍了“2019年浙江省外经贸法律服务月十周年活动”情况，省律师团五位专家王进、应振芳、俞燕3宁、张鑫、朱广华先后就知识产权、涉外律师诉讼与仲裁、TBT、商事合同的风险防范等内容作了专题报告。会议期间进行了现场法律咨询交流，帮助现场参会人员深刻理解涉外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服务意识。会上，宁波市商务局领导对我市13个预警点进行了授牌。
此次“宁波市2019法律服务活动”虽然只持续一天，但参会人员纷纷表示不虚此行，尤其在现场法律咨询交流中获益匪浅，专家组律师们的解答为企业带来很大帮助。信息来源：宁波电子行业协会2019.5.28.
20.商务知识---专利中交叉实施许可是什么？
交叉许可是许可贸易的一种。许可双方将各自的专利权、商标或专有技术使用权相互许可，供对方使用。双方的权力可以是独占的，也可以是非独占的，例如，甲公司具有技术专利A，乙公司具有专利B，而要生产产品C的最佳方法是结合专利A和专利B。于是为了充分实施自己的技术，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甲公司和乙公司签署交叉许可合同，达成协议相互许可对方实施自己的技术。
实施专利交叉许可是什么原因呢？有以下优势互补带来的好处：
（1）交叉许可能够清除相互阻斥地位
（2）避免昂贵的侵权诉讼；
（3）将相互性技术组合起来；
（4）减少交易成本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