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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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2019年04月26日 14:38:40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9年4月26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各位高级代表, 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在这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节,我很高兴同各位嘉宾一道,共同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两年前,我们在这里举行首届高峰论坛,规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再次聚首。我期待着同大家一起,登高望远,携手前行,共同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的美好未来。 同事们、朋友们!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中国古人说:“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 ——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我们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愿同各方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 ——我们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同事们、朋友们!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相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 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我们将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发展丝路主题债券,支持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运作。我们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如果人为阻断江河的流入,再大的海,迟早都有干涸的一天。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将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加强海关、税收、审计监管等领域合作,建立共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加快推广“经认证的经营者”国际互认合作。我们还制定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为共建“一带一路”融资合作提供指南。中方今年将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方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更广阔平台。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中国将继续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同各方一道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大举措。我们将积极实施创新人才交流项目,未来5年支持5000人次中外方创新人才开展交流、培训、合作研究。我们还将支持各国企业合作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互联互通水平。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要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实施、管理的方方面面。我们要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同各方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发起“关爱儿童、共享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合作倡议。我们启动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将继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并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我们还将深化农业、卫生、减灾、水资源等领域合作,同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加强合作,努力缩小发展差距。 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未来5年,中国将邀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等1万名代表来华交流。我们将鼓励和支持沿线国家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民生合作,联合开展一系列环保、反腐败等领域培训项目,深化各领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我们将持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举办“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青年学生“汉语桥”夏令营等活动。我们还将设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新闻合作联盟等机制,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同事们、朋友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历经几代人上下求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中国人民的命运从此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历经70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知,尽管成就辉煌,但前方还有一座座山峰需要翻越,还有一个个险滩等待跋涉。我们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步向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下一步,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能够提高效率、带来繁荣。中国已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来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我们将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我们将加快制定配套法规,确保严格实施《外商投资法》。我们将以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第二,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维护内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将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完善商业秘密保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基础上开展技术交流合作。 第三,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增加消费者选择和福利,我们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不断开大中国市场大门,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高质量产品。我们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第四,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中国将加强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努力创造正面外溢效应,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中国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稳定。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也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共同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第五,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中国人历来讲求“一诺千金”。我们高度重视履行同各国达成的多边和双边经贸协议,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建立有约束的国际协议履约执行机制,按照扩大开放的需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和经营者,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平等对待中国企业、留学生和学者,为他们正常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活动提供公平友善的环境。我们坚信,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同事们、朋友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播撒合作的种子,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好! 祝本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2.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2019年05月14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曲哲涵)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3日发布公告,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美方上述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违背中美双方通过磋商解决贸易分歧的共识,损害双方利益,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调整加征关税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9年6月1日0时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10%加征关税。对之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继续加征5%关税。 中方调整加征关税措施,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应。中方希望,美方回到双边经贸磋商的正确轨道,和中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14日 01 版)
3.社评:美方不断嚣张喊话,实为自我打气 2019-05-13 21:33 来源:环球网 原标题:社评:美方不断嚣张喊话,实为自我打气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12日在被电视记者问到谁将为美国征收的巨额关税买单时,表示“双方都会受到影响”。尽管库德洛说美国经济能够应付这种影响,但他的说法还是被媒体揪住,用来强调他与特朗普总统对关税战的效果做了不同描述。后者一直强调征收关税是一个好的选项,可以帮助美国经济。 中美这种规模的贸易战史无前例,华盛顿一边押上了全部赌注,一边眼看着中国没有被压垮妥协的任何迹象,正变得越来越焦躁。华盛顿原本指望速战速决,没有打持久贸易战的集体心理准备,它现在的紧急动员方式是讲一些在常识上根本立不住脚的蒙人说辞。 比如白宫反复说增收关税对美国经济和国民福利都是好事,强调美国一年能征收1000亿美元关税,而且那些钱都是中国付给美国的。最新说法还编出一个数据,说中国支付了25%新征关税的21个百分点,美国只支付了4个百分点。这完全是拍脑门的胡扯。 美方还用各国企业将会因美国增加关税纷纷撤离中国来恐吓我们,给美国舆论打气。美方看来狂妄地把中国藐视成了美国消费的专业供应市场,把中国繁荣与否看成取决于美国给中国多少市场。 中国不是一个蕞尔小国,只能靠贴着美国挣饭吃。尤其是今天,中国已是与美国规模非常接近的巨大市场,而且趋势将会超过美国。中国发展从本质上说,是要不断满足本国十几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来中国的外国企业首先看重的是这种需求所带动的现实消费能力和它们不断激活的市场消费潜力。 白宫不妨先试着召唤通用、福特、苹果等这些美国大公司离开中国,中国是它们数一数二的产品销售市场,看看白宫能说动它们中的哪一家? 即使是加工贸易,中国的基础设施、工人素质、配件能力也不是换一个亚洲国家就能够轻易具备的。我们相信当中或许会有少量企业考虑为逃避关税而搬迁,但那部分迁移根本形不成对中国做战略让步的强制力。美方不要幻想了。 中国星期一宣布将对约600亿美元原产美国的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其中约一半税目加征的关税升至25%。这是中国坚决回击美国加征关税措施的决心宣示。我们相信,中国还会有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出台。 中国的反制工具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强调反制的精准性。美方是搞大规模加税的扫射,自伤率极高。这种做法很唬人,但长期坚持困难重重。中国接下来要搞的都是瞄准射击,尽量避免自伤。与试图速战速决的美方重视声势不同,准备打持久战的中方更注重反击的狠、准、稳。 对于贸易战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些困难和损失,中国政府一直直言不讳,这与美国政府长期美化贸易战形成鲜明对比。就凭这一条,中方就明显更加实事求是,美方则有弄虚作假之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各自消化贸易战冲击的质量。 最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美方是因为贪婪和逞能而打,一边打一边不停吹牛,因为不吹牛,不编故事,士气会随时破瘪。中国则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而反击,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谈判,为什么谈判不成就要坚决打。美国的贸易战是一个人和一个团队极力主张打的,裹挟了那个国家的公众。中国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同时被胁迫,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4.全球价值链变革与新“中国效应” 2019-04-19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网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成政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 “中国和美国推动去全球化浪潮”——《福布斯》2018年10月16日 “英国脱欧为去全球化的成本提供早期证据”——《华尔街日报》2018年10月17日 …… 目前,贸易摩擦问题占据了全球媒体头条,但未引起重视的是,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只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让其迹象模糊不清。为揭示出一些长期为人忽视的变革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2016年2月发布的报告《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为研究基础,对43个国家中23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动态展开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数十次行业专家访谈的结论,以及丰富的专有行业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分析的价值链贡献了96%的全球贸易、69%的全球产出和68%的全球就业人口。 研究表明,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但人们对贸易问题的讨论往往侧重于回顾过去,而非展望未来。在未来,有望从新时代中获益的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深刻理解这种变革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迎接全球化的新时代。 六大趋势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 趋势一:跨境商品贸易占总产出的份额减少 2007年之后,全球商品贸易强度有所降低。文中图表均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绘制和提供 1995-2007年间,全球价值链迎来了普遍的贸易增长。2007-2017年间,虽然贸易的绝对值仍在增长,但跨境转移的产出占比已从28.1%降低到22.5%。贸易额的增速也已放缓。 1990-2007年,全球贸易额年增速比实际GDP的年增速平均高出2.1倍,但从2011年以来,贸易额增速只是GDP增速的1.1倍。在最复杂、贸易属性最强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的下滑尤其明显(见下图)。不过,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进程已经结束。相反,它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获得了长足发展,“自产自销”的程度提高了。 2007年之后,几乎所有生产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强度都有所降低。 趋势二: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 服务贸易增速比商品贸易快60%。 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总规模为5.1万亿美元,商品贸易总额为17.3万亿美元。但过去10年间的服务贸易增速却比商品贸易快60%,其中一些领域的增速甚至是商品贸易增速的2-3倍,例如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 但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服务贸易的规模。首先,产成品贸易中有大约1/3的价值应归功于服务业。研发、工程、销售和营销、金融和人力资源等服务行业对商品上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以进口服务替代国内服务的趋势几乎出现在所有价值链。随着制造商逐渐推出新型租赁、订阅以及其他“即服务”(As a service)等商业模式,未来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消弭。 第二,跨国企业向麾下遍及全球的子公司提供的各项资产也蕴含着巨大价值。这些资产主要包括五大类——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各种知识产权。但贸易统计却无法涵盖世界各地的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使用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使用费除外)。 最后,免费数字服务的跨境流动迅猛增长,同样无法通过贸易统计来追踪。这些服务包括电子邮件、实时导航、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等。 据麦肯锡估计,仅上述三个渠道每年就将产生高达8.3万亿美元的价值——这意味着贸易流动总额将增加4万亿美元(增长20%);同时,目前归入商品贸易领域的另外4.3万亿美元价值也应重新归入服务贸易领域。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服务贸易总额已经明显超过了商品贸易总额,而且,某些国家的贸易差额将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以美国最为突出。我们呼吁各国重视服务业的作用,因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未来能否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往来中占得一席,其服务业水平将是一个重要指标。 趋势三: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年减少 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已在许多价值链中逐渐减少。 由于全球价值链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逐步扩张,劳动力成本开始成为企业选择生产所在地的重要决策因素,尤其是那些提供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但与人们的普遍认识相悖的是,仅有18%的商品贸易属于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此处的“劳动成本套利”指出口国人均GDP不高于进口国的1/5)。换言之,如今超过80%的全球商品贸易并不是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除了工资成本之外,决策者选择生产所在地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能否在当地获取熟练劳动力或自然资源、是否邻近消费市场,以及基础设施质量如何。 此外,在一些价值链当中,基于劳动成本套利的贸易份额一直在下滑,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工资上涨的趋势。未来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将劳动密集型制造变为资本密集型制造。 趋势四: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 2000-2016年间无形资产在全球总营收中的占比从5.4%增加到了13.1%,这一趋势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表现最为突出。机械和设备制造企业36%的营收都投入到研发和无形资产,而医药和医疗设备企业的平均投入比例更高达80%。随着知识和无形资产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些拥有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具备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到位的国家将获益良多。 价值创造正在向上下游转移(上游活动包括研发和设计等,下游活动包括分销、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真正的商品活动产生的价值占比却在降低(部分原因在于离岸外包拉低了价格)。这一趋势在制药和消费电子行业尤为明显,行业中出现了一批“虚拟制造”企业,将生产制造外包给代工厂,自己则集中精力研发产品。 趋势五:贸易的区域化属性增强,远距离贸易减弱 在欧盟28国和亚太地区超过半数的商品贸易在区域内进行。 近年来,随着运输和沟通成本下降,加之全球价值链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扩张,长距离海洋贸易往来愈发普遍。2000-2012年间,同一地区内的国际商品贸易(而非远距离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例已从51%下降到45%。 但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区域内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比例自2013年以来增长2.7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其中亚洲地区和欧盟28国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该趋势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表现最明显,因为这一类价值链需要密切整合许多供应商,才能展开JIT(准时生产)排序。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选择生产基地之时更重视上市速度,而非劳动成本,所以其他价值链上也会加速体现这一趋势。 趋势六: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 全球化就是数字化:2005年以来,跨境数据流动增长148倍。 我们此前的数字全球化研究显示,跨境数据流正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世界目前有45.8%的数据存储在线上,而1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20%。全球手机用户的总数已超过人口总数。2005-2017年的跨境宽带使用量增长了148倍。海量的通讯信息和内容沿着这些数字通道往来传输——其中一些流量代表着境内企业与境外业务、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互动。 基于数字技术的低成本即时沟通有明显的作用:降低交易成本,促成贸易流动。但下一代数字技术对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影响不会如此简单。数字平台、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进步将进一步降低交易和物流成本。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技术可能导致生产经济学和生产地点发生变更,或者让实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从而阻碍贸易流动。技术发展的净影响究竟规模几何,目前尚不确定。但在某些情境下,下一轮技术发展浪潮很可能削弱全球商品贸易,增强服务流动。 全球需求格局变化和新“中国效应” 麦肯锡认为,中国在推动上述六大趋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新的中国效应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思考。 到2030年,在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引领下,发展中国家/地区可能占据超过一半的全球消费。 全球最大的增长浪潮发生在中国,不过,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放缓的迹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是全球主力消费力量之一;预计到2030年,全球每产生1美元的城镇消费,就有12美分由他们所贡献。 中国目前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1/3,很快中国的百万富翁数量就会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2016年,中国的汽车销量比全欧洲高出40%,此外还贡献了全球40%的纺织品和服装消费。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2017年出货量达到4.44亿台。 随着消费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自产自销”,削弱了贸易强度。在本次调研的六类价值链中,2007年中国制造的产品有17%出口,2017年已降至9%。2017年的数字与美国相当,但远低于德国(34%)、韩国(28%)和日本(14%)。整体来看,中国正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以逐步实现新的平衡。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其越来越重要的需求来源。 而随着全球需求逐步转向发展中世界,发达经济体也面临新的机会。1995-2017年间,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从23%增长到40%以上,机械设备行业以及计算机和电子行业都实现了显著增长。中国对发达国家来说成为一个重要市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出口目的地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和南南贸易的扩大。 而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也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南贸易和南中贸易占发展中经济体产品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增长至2017年的19%,麦肯锡认为这一占比以后会继续上涨,所以,中国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以及拉动他们的生产非常重要。 从供给端效应来看,中国“自产自销”的产品越来越多,总出口占总生产的份额在减少。 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在全球几乎所有生产价值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全球20%的商品来自中国(1995年只有4%),在纺织和服装、电力机械以及玻璃、水泥和陶瓷等行业,全球近一半的产量来自中国。 自2000年以来,在全球各价值链中,中国所占全球产出的份额明显增长。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端于进口中间产品,然后出口组装产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发展出了较完善的本地价值链和垂直整合的行业格局,与此同时本土企业有能力不断进军新的细分市场。中国在新建先进工业产能的同时,也在稳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淘汰老旧工厂,建设具有先进技术的新工厂。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开展本土供应链的研发。这种新的中国效应解释了最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放缓。中间产品贸易降幅最大的是计算机与电子产品行业。以占全球产出的比例衡量,2007年至2017年间,中间品贸易下降了5.1个百分点,而参与这一价值链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中间品贸易略有增加。过去10年,随着中国工业的垂直整合度提高,以及所生产的电脑、手机和其他设备更多供国内消费而非出口,该行业的总体贸易强度(即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 自2007年来,中国对全球各产业链的收缩造成了影响;中国的中间品贸易正在在减少。 贸易强度的削弱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工业成熟度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生产和消费能力都将比肩发达经济体。商品贸易强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恰恰相反,数字技术和数据流将逐步成为连接全球经济的纽带。 对企业、经济体和劳动者的启示 全球运营的成本和风险都在发生变化。面对当前格局,寻求全球运营的企业应当采取以下几项重要举措: 重新评估应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开展竞争。企业领导者需要持续监控本行业的价值流向,并据此调整运营战略。某些企业(例如很多制药企业)更注重研发和分销,将生产业务外包出去;很多消费品制造商却采用高度本地化的模式,针对各个市场推出定制化的产品组合。Airbnb、Uber等兼顾全球和本地市场的服务提供商都发现,全球化品牌要有深厚的本地运营,才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也要拥有规模广阔的本地业务。网络科技公司大多是知识密集型服务提供商,通过地域分散性运营模式和广阔的全球触角来创造价值。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战略,关键在于确保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有良好的把控、信任和协作。某些企业可能需要因此将更多工作回到内部。采用外包模式的企业需要重新评估与供应商的关系和自身的管理模式。 考虑如何从服务中捕获价值。在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价值链中,服务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可观,包括软件、设计、知识产权、分销、营销以及售后服务。服务可为企业带来很多优势,例如缓和销量的周期性波动、提供利润率更高的收入流,还可以通过更密切的客户互动激发出新的销售或设计理念。在极端情况下,企业的整个商业模式都会从商品生产转向服务提供(例如从汽车销售转向交通服务,或者从套装软件和服务器销售转向云计算订阅服务)。要在服务领域获得卓越表现,企业需要洞悉客户需求,投资数据和分析技术,还要开发适当的订阅模式,也即根据使用量或性能来收费的服务合约。 重新考虑自己的运营决策,以应对新的风险。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选址和投资新能力。时代已经不同,自动化技术的快速进步、要素成本的不断变化、风险的持续扩大、以及对速度和效率的要求提高等多种因素正在推动各种商品生产价值链走向区域化。或许企业应该考虑将生产基地设在全球关键消费市场的或其周围。在投资之前,企业应该充分考虑选址决策的各种风险和后续落实成本——但如今不少企业考虑得并不周全。如果企业希望更出色地制定运营相关决策,就应该采用容纳多种风险因素的动态情景分析法,而不是只从需求或成本等某个单一因素的角度展开预测。 保持灵活性和弹性。二战之后确立了几十年的世界秩序或将瓦解,导致企业面临的未知因素更加复杂多样。历时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许会发生逆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可能继续提高。各国政府都在重新考虑把数据和无形资产的流动纳入课税体系。敏捷运营有助于企业为这些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具体措施多种多样,例如使用多功能通用平台在各个产品线和工厂之间共享配件。很多企业也运用各种手段让采购更灵活,包括价格对冲、长期合约、塑造客户需求以推动替代品的销售,以及在供应链中构建冗余。 尽量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尽量靠近消费市场。在销售和消费者行为领域,每个行业的企业都积累了大量的高粒度即时数据,只有具备强大的生产和分销能力,才能充分利用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的洞见。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可加快企业响应客户需求的速度,并减少因预测失误而产生的产品浪费。企业未必要在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大规模实施回岸迁移或彻底的垂直整合,它们不妨选择延迟制造——也就是在远离终端市场的地方制作基本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完成最终产品,并添加一些定制元素。 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上一轮全球化,价值链的碎片化和离岸外包导致很多企业跟世界各地的供应商保持了一定距离,但这种做法潜藏着很多风险和成本。企业不妨首先确定哪些供应商对自己最为重要,然后向它们寻求创意支持,并加深彼此的联系。随着供应链提供的产品价值份额越来越高,真诚合作的企业可以确保自己受到优待,并从供应商提供的新产品理念或流程效率中获益。规模较大的企业还可以沿着价值链推动系统性变化,例如提高劳动标准和环保标准。物流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也可能改变供应链的现状,但如果要真正看到结果的优化,就需要进行价值链的端到端整合。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许需要帮助中小供应商升级和增加数字能力,以便充分实现价值创造。 (本文摘选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4月发布的报告《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
5.特朗普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03期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反全球化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以英国“退欧”、特朗普执政为标志,围绕反全球化的争议进一步升级。如果说英国“退欧”还只是一个反全球化个案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倡导并践行反全球化的影响却具有全球意义。讨论特朗普政府对待全球化的立场不仅关系到对美国未来在全球经济中作用的判断,而且关系到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研判。 围绕特朗普政府对待全球化的立场,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判断:第一,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一种看法是,由技术进步与国际分工深化所决定,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不存在逆全球化的可能性,反全球化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中国学术界代表性的看法。另一种看法是,受制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措施不可能真正取得成效,当然也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第二,由于现有的全球化本身存在弊端,反全球化运动有其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对现有全球化的改革或修正。正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自身出现了问题,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才得以兴起。为此需要对现行的全球化及其治理范式进行重塑,构建新型的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是一种“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且由中国来主导。特朗普政府推动反全球化的实质是逆权力转移,而非逆全球化。换言之,其真正意图是要寻求“再全球化”。第三,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都属于伪命题,原因是对全球化的概念或内涵存在各种各样的误解。此外,还有人从特朗普本人的个性和理念出发来解释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政策导向。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政策和探讨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这些研究本身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第一种观点在长期内可能是成立的,但他们无法解释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证明,全球化的领导者调整立场,不管是主动调整还是被动调整,都会改变全球化的进程。第二种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反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理论框架,并试图回答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但是,它对特朗普政府寻求的新型全球化或“再全球化”的内涵缺少具体描述,其结果是无法判断全球化的具体变化方向和“再全球化”的实施路径。第三种观点在概念层面对全球化进行讨论固然是有价值的,但它没有解释特朗普政府对待全球化的态度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何界定经济全球化对于讨论其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全球化表现为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在生产关系层面,全球化又表现为影响和制约这种跨国界流动的规则和秩序。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只要技术进步与国际分工不陷入停滞或倒退,全球化的基本方向就不会改变。同时,国际秩序与规则又会影响或制约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进程。如果规则与秩序无法适应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全球化就可能陷入停滞或倒退,进而呈现周期性波动。 本文首先承认现有全球化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负面效应被民粹主义夸大和扭曲了。而特朗普政府恰恰利用了民粹主义的诉求来推动反全球化运动,一方面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这种意义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是“再全球化”或构建新型全球化。未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倡导构建新型全球化,但目标和方向是不同的,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这两种新型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结果。 2民粹主义与特朗普反全球化的内在必然性 对于反全球化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都会强调发达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不同国家之间相对地位改变以及跨国移民等因素。而本文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些客观因素被民粹主义者夸大或扭曲,进而被政治家利用,最终形成了反全球化的口实。在这种意义上,特朗普政府倡导反全球化是对美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诉求的呼应。 第一,美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RS)2016年提供的研究报告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体现为处于收入顶端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快。比如,将处在收入顶端20%家庭的收入与处在收入底端20%家庭的收入进行比较,1975年前者是后者的10.3倍,2015年这一比率扩大到16.3倍。尤其是在2000—2015年,这一比率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但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首先是技术进步,其次才是全球化、工会化水平下降以及最低工资水平波动等。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工人工资水平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只有10%—20%。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另一个领域是美国就业岗位的丧失,但经验研究显示,全球化对美国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微乎其微,尽管它对低技能(工资)工人的冲击要远大于对高技能(工资)工人的冲击。 然而,普通民众对全球化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感知与实际结果相差很大。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理论上相信全球化(87%的受访者认同“贸易是个好东西”),但却不相信全球化的具体收益(只有47%的受访者认同“贸易创造了工作机会”,31%的受访者认同“贸易提高了工资”,28%的受访者认同“贸易降低了消费价格”)。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民众中同样存在。 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全球化是一个难以向公众推销的产品,它的收益是在大众之间广泛分配的,而损失则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具体的企业或工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者能够放大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原因。 既然全球化的收益大于损失,并且收益和损失的分布存在不对称现象,按理说,政府应该进行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但实践证明,政府并没有发挥有效调节者的作用。 第二,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过去20年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与新兴经济体份额的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统计显示,就美国而言,它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真正的变化是美中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格局,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之后,两国间经济规模的差距明显缩小。因而,美国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竞争,并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最大威胁。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盛行始于2012年。此前,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直高于持负面看法;此后,这一关系发生了逆转。多数民众关注的议题是,中国经济日趋强大,并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一系列的官方报告也开始明确把中国确定为其最大威胁。很显然,无论是美国民间还是官方都把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与经济规模变化视为一种威胁。它所反映的是民粹主义对事实和逻辑的扭曲。 第三,跨国移民与文明冲突。跨国移民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自然现象。根据相关统计,2016年美国的移民数量(生活在美国、出生在国外的人口)达到了437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5%,其中非法移民占大约1/4。与1965年相比,移民数量翻了近3倍,当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4%。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到2013年增速开始放慢。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理论上劳动力应该和资本、技术一样实现跨国的自由流动。但实际上这种流动从未真正实现过,也不存在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多边贸易规则。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例,尽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对自然人流动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抵制,所涉及的自然人只限于“服务提供者”,且相关规则不能与成员方的出入境管理、移民管制、就业法规相冲突。 对待外来移民,民众的反应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美国(及多数发达国家)多数民众认为外来移民工作努力、受教育程度高而持肯定态度。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2%的受访者认为外来移民使美国更为强大。另一方面,来自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对移民的敌视正在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同样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2018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中,70%的选民认为移民是影响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以外的10个发达国家中,反对移民的中位数比例达到58%即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南非、俄罗斯),反对移民的比例与发达国家也相差无几。这表明对移民的敌视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在这种反移民情绪的背后除了对争夺就业机会、住房、社会福利等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担心不断增加的外来移民会引发文明冲突。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证明,对移民的敌视通常会成为全球化繁荣周期终结的一个重要标志。 3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反全球化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表现出强烈的反全球化倾向,宣称美国已成为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受害者。一方面,这是对美国民粹主义诉求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特朗普进一步把这种民粹主义诉求升级为执政理念。特朗普的执政理念首先建立在下述判断之上,即当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面临两大危机:一是来自宗教极端主义;二是来自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他们把这称为教会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乃至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美国与西方世界的最优先任务就是如何应对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危机和西方犹太—基督文明的危机,并最终回归到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模式上。 以此为基础,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的内外政策有别于以往历届美国政府。具体说来,这种政策导向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它寻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义上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是要重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二,在国际领域,传统的意识形态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都“在娴熟运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或工具”。其三,冷战结束后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背离了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理念,其收益没有惠及广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在美国,这种收益的大部分进入了华尔街集团的腰包。因此,放弃经济全球化是必然选择。其四,既然经济全球化不符合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理念,美国也没有必要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其五,“美国优先”与“美国再次强大”是对外政策的目标。 在过去两年多,特朗普政府基本践行了上述政策理念。围绕反全球化,特朗普政府正在多个层面付诸实践。其一,在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试图改变现行多边贸易机制的发展方向或干脆放弃WTO。以WTO为标志的多边贸易机制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标志和基础。而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的WTO规则和机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具体地说,WTO存在三大弊端:一是争端解决机制。这是WTO与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最大的区别,被称为“皇冠上的宝石”,但特朗普政府认为作为争端解决机制实体的上诉机构在裁决过程中存在所谓“司法过度伸张”的弊端。二是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SDT)。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竞争面临先天的能力不足,为此多边贸易体制给予发展中国家在规则执行方面的特殊优惠。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由于WTO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格认定标准模糊,这一原则被一些国家滥用。三是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体现多边贸易体制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但一直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指责为“过度民主化”。对此有四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照美国的意愿针对这些所谓的弊端进行改革;第二种选择是对于不接受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规则者采取诸边主义方式加以应对,即谁签署对谁生效;第三种选择是构建美日欧“三零自贸区”(零关税、零保护、零补贴);第四种选择是美国退出WTO。 其二,在区域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要求对业已生效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而且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尽管区域贸易协定具有区域主义属性,其本身也不等同于多边主义或经济全球化,但它们已经成为推动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美国已经完成了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的重新谈判,并把它更名为美墨加自由贸易区协定(USMCA);美韩自由贸易区的重新谈判也已完成。这种重新谈判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要求修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的条款。 其三,在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和经济政策鼓励美国制造业回归;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单方面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现所谓的双边贸易收支平衡;出台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人员进入美国的“限穆令”;构筑美墨之间的隔离墙;单方面发动对华贸易战等。 4特朗普寻求的是排他性全球化 表面看来,特朗普政府是对现行全球化的否定,存在“去全球化”的嫌疑。但如果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和特朗普的执政理念进行考察,特朗普政府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的路径。姑且不论全球化带给美国庞大的直接经济利益,仅就充当全球领导者这一目标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放弃全球化。特朗普执政以来放弃了(或威胁放弃)以往美国政府所坚持的许多理念和政策,如意识形态划界、同盟体系、美国的国际形象、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政治正确性等,但却从来没有放弃全球领导者的目标。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中可以明确看到这一点。同时,“让美国重新伟大”理念的核心就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对特朗普政府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一套由美国主导、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种意义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是“再全球化”或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新型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应该具备下述特征: 第一,全球化的主体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战后美国构建的多边秩序由两大机构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它们分别引领着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伴随欧洲的崛起,以“双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终结,欧元的产生进一步动摇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东京回合为标志,美国开始需要与欧洲、日本共同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至此,国际经济秩序进入美欧日共同主导的阶段,这期间成立的七国集团也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局而且在不断改变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决策民主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都反映了这种变化。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分歧越来越大。这是特朗普政府寻求“志同道合者”的基本背景。所谓志同道合者,是指与美国有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利益的国家。以志同道合者作为全球化的主体意味着回归到冷战之前的格局:少数发达国家充当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 第二,全球化的理念从自由贸易转变为“公平贸易”。自由贸易有利于全球福利水平的增加,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理念。落实到多边贸易体制上,自由贸易理念体现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对待”原则以及争端解决机制。以非歧视原则为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保证了WTO成员能够平等地分享贸易壁垒降低的收益;“特殊与差别待遇”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特殊优惠,尽管表面与非歧视原则不符,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实际公平和经济发展的机会;争端解决机制则保护了小国免受大国的单边主义威胁。这些反映自由贸易的原则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对美国的不公平。按照它所倡导的公平贸易理念,由于WTO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格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特殊与差别对待”原则被一些国家滥用;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远远偏离了成员国商定的机制,攫取了WTO成员未曾打算赋予它的权利。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延续美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立法传统,强调美国有权运用其国内法对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单方面制裁。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明确寻求美国的贸易收支平衡,尤其是双边贸易收支的平衡。这一政策导向完全背离了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转向了事实上的保护主义。 第三,全球化实现的途径从多边机制转向双边机制。无论是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还是国际金融领域,多边合作机制都是战后全球化得以发展的基石,也是历届美国政府固守的对外关系核心。然而,依照史蒂夫•班农的“好邻居理论”,强有力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能造就强有力的邻国,而这正是西欧和美国建立起来的基石,而且仍会继续存在下去。特朗普执政后充分践行了“好邻居理论”,从多边机制转向体现单边主义理念的双边机制。其背后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美国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它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只有利用相对于其他单个国家所具有的优势,美国才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是自美国崛起以来首次面对的一个新格局。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崛起不同,目前美国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一个根本原因。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目标由五个方面组成: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强化美国经济;获得更好的贸易协定;积极进取地实施美国贸易法;改革多边贸易体制。从中可以看出,单边主义已成为美国新时期贸易政策的基本导向。为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政府在区域和多边谈判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双边机制。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谈判为例,由于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分别进行谈判,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达成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区协定被特普朗本人称为“史上最现代、最新式、最平衡的贸易协定”。这种双边机制与特朗普的商人特性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谈判模式———敲诈式外交,并在对外谈判中屡屡取得成功。 第四,全球化的目标从贸易投资促进与经济发展转化为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领先优势。战后美国构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伴随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目标的地位越来越高。以WTO为例,到多哈回合启动之时,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最优先的目标。这恰恰是美国所不愿接受的。为改变这种格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要求改革WTO的协商一致原则,另一方面强调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规则。通过改革协商一致原则可以确保发达国家继续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把有利于发挥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领域纳入新规则,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维护发达国家作为技术创新者的利益,确保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顶端地位不受挑战。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可以接受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分享全球化的收益,但不接受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位次。这是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本质要求。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赶超目标实际上就是要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次,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利益构成了根本性冲突。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围绕所谓中国强制性技术转移、技术盗窃、高科技企业违法等的一系列指责都反映了这种冲突。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所要构建的新型全球化无论是从其主体和理念来看,还是从其途径与目标来看,都体现了单边主义和少数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把这种全球化模式称为排他性全球化。 5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者,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的反全球化立场与再全球化目标必然会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当今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是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反映少数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排他性全球化,另一方是中国所倡导的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包容性全球化。对于包容性全球化,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中国学者对于包容性全球化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表述:一是把包容性全球化等同于“一带一路”与(现有)全球化的结合。其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等。二是通过对现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行改革,构建新型全球化。其核心内涵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地位;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奉行开放、平等、包容、普惠的理念;实现全民共享等。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取决于这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结果,而影响博弈结果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社会对两种全球化模式的认同度。与排他性全球化模式相比,包容性全球化模式无疑代表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全球化的主体是所有国家,而非所谓少数“志同道合者”;全球化的理念是自由贸易,而非“公平贸易”;全球化实现的途径是多边机制,而非双边机制;全球化的目标是共同发展,而非维护少数国家的领先优势。显然,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在道义上优于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其理念不仅为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所证明,而且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因而,全球化最终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包容性全球化。 第二,两种全球化模式实现的可行性。包容性全球化模式代表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短期内会自动变为现实。在两种全球化模式的竞争中,哪一种模式会占据优势在理论上取决于它所倡导的规则能否为多数国家所接纳。就现实而言,必须认识到,目前全球经济与全球治理的主导者仍然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因此,在与包容性全球化的竞争中,短期内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排他性全球化模式仍有可能占据优势地位。 目前,围绕WTO改革已经演变为两种模式博弈的焦点领域,美国正在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主导WTO的改革方向。一种途径是不惜牺牲WTO的功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改革方案。以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为例,按照规则,上诉机构由7名法官组成,法官的任命需得到所有WTO成员的同意。从2017年夏天开始,美国就阻止任命接替期满法官的新法官。到2018年9月上诉机构法官已经降到了最低法定人数(3人),预计2019年年底还将有2名法官期满。届时如果不能任命新法官接替,争端解决机制就将陷入瘫痪。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的一种结局。而美国恰恰是要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其他成员接受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 另一种途径是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制定WTO的改革方案。目前美日欧已经启动WTO改革的“三方议程”,内容涉及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外国直接投资、强制性技术转移与出口控制、透明度与通告、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等。“三方议程”迄今已经举行了五次会议(2017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部长级会议、2018年3月布鲁塞尔会议、2018年5月巴黎会议、2018年9月纽约会议、2019年1月华盛顿会议),预计在2019年9月完成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随后将提交给“WTO其他核心成员”,以期达成一组诸边协议。这种改革方案的诸边协议机制一旦生效,WTO内部就会形成规则的“双轨制”,甚至有人担心被排除在诸边协议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将面临“二次入世”的窘境。 相比之下,包容性全球化模式的倡导者缺少类似的强有力实施手段将其付诸实践。 第三,两种全球化模式能否找到最大公约数。包容性全球化的优势在于其必要性,而排他性全球化的优势则在于其可行性。特朗普政府强行推动排他性全球化模式也并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其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接受排他性全球化模式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立志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大国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阻挠排他性全球化模式的顺利推进。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尽管对全球化的弊端、改革与美国持有类似的立场,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完全接受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立场和再全球化的目标。在WTO改革问题上,欧盟和日本都在固守一条底线,那就是WTO不能瘫痪或解体。这与特朗普动辄威胁退出WTO的做法有重大区别。因此,欧盟等发达国家正在充当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立场分歧的调节者。三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与单边主义政策客观上阻碍了“志同道合者”同盟的形成。比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钢铁、铝、洗衣机、太阳能板等产品加征关税不仅损害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且客观上也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造成了冲击。考虑到上述制约,包容性全球化模式与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也会寻找相互间的最大公约数,而不至于陷入你死我活的地步。 总之,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与再全球化政策导向会使全球化进入一个周期性的低谷。在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博弈过程中,短期内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将处于优势地位,长期内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将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注释:略 2019.4.22.转载自WTO咨询网
6.中美农产品争端解决诉讼不过是中国面对的又一个应诉案例 针对美国2016年12月提起的中国小麦、大米、玉米三种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措施的争端解决诉讼,世界贸易组织周四(18日)公布裁决结果,认为中国的做法存在不透明之处,有违加入WTO的承诺,同时驳回了美方认为中方有公布配额分配和再分配详细情况义务的诉求。 对于与WTO其他成员的贸易争端,中国一直主张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妥善解决,既主动起诉,维护自身贸易利益和世贸规则权威,也积极应诉,尊重并执行世贸组织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世贸组织就这起中美农产品争端解决诉讼做出裁决,凸显了其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不是诉讼的哪一方获得了胜利。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其中,争端解决机制被视为WTO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法院”,目的是维护成员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保障WTO原则及规则得到有效落实。 目前,这一机制受理的争端案件已突破500起,所做出的裁决虽然不具强制执行力,但绝大多数成员都能认真对待,将自身的胜诉或败诉结果视为常态。这是基于对世贸组织协商一致原则的尊重,而不会简单地视为诉讼一方的胜利或失败。 以中国为例,截至2018年4月,中国在WTO起诉案件17项,已结案8项;被诉案件27项,已结案23项。美国一直是WTO中被诉最多的国家,其中也有不少败诉了。比如,2016年世贸组织支持了一项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申诉,裁决美国对机械和电子、轻工业、金属以及采矿业等多个行业征收反倾销税违反了WTO规则。 要看到的是,当前WTO争端解决机制受到了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特别是在美国阻挠下,这一机制面临因上诉机构成员不能及时纳新而“熄火”的风险。有专家警告,一旦出现这种结果,全球贸易治理将倒退20年。 当然,WTO也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多个国家提出了建议主张。比如欧盟发布“WTO现代化概念文件”,美欧日表示要推进WTO改革的“三方合作”。中国于去年11月公布了关于WTO改革的三大原则五点主张,其核心是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保护主义,让WTO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次中美农产品争端解决诉讼,不过是中国面对的又一个应诉案例。正如WTO前任总干事拉米所说,各成员对规则的理解有时存在争议,没有哪个世贸组织成员的履行是尽善尽美的。他给中国入世后的表现打出的分是A+。对于世贸专家组做出的裁决结果,中国会认真研究对待。 中国将以每一次在WTO框架内与其他成员解决贸易纠纷为契机,不断地调整与改进相关做法,提高履诺水平,并在此过程中与各成员广泛商议,共同推进WTO改革,增强它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使其更好地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4.22.
7.全球投资保护主义大幅增加 经济日报日内瓦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投资政策监测报告》显示,自去年11月份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对外国投资设限呈上升趋势,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正在努力改善外国投资的商业条件和环境;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仍是全球投资政策发展的主流,但投资保护主义和投资安全监管大幅度增加并达到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在2018年11月份至2019年2月份这轮全球投资政策监测期内,发现有35个国家采取了42项投资政策措施,其中新的投资限制或规定占全部投资政策措施的比例高达34%,与上一轮全球投资政策监测期(2018年5月份至10月份)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近50%,为2003年以来最高比例。有关国家新通过的外国投资限制措施或条例主要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或扩大了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和限制程序及措施,主要涉及行业和领域包括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国防和敏感资产。若干发达国家延续上一轮全球投资政策监测期被观察到的对外国投资设限趋势,如比利时、法国、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均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塞内加尔和南非等,也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外国企业收购活动的审查或限制。 报告还指出,与上述投资保护主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国家积极改善外国投资的商业条件和环境,包括进一步加大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力度,或者以其他方式促进和便利外国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这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巴西、印度、菲律宾、卡塔尔和坦桑尼亚等国。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网2019.4.16.
8.中加经贸投资已受阻?这些数据说了“实话”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2019.4.24. 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加关系近期跌宕起伏。在此背景下,两国经贸投资情况究竟如何?或许可以从一些数据中看出一二。 经贸投资“温度”未明显下降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4月22日报道,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1月中加贸易有所增长,2月则有所回落。不过,今年2月的中加商品进出口贸易量比起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报道称,值得留意的是,在2019年1月加拿大对华大豆出口量大幅减少。 报道指出,中国赴加旅游的大势似未被影响。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在2019年1月,赴加拿大的中国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两成,比起2018年12月也有所上升。中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赴加旅客来源最大国。 报道还称,近年来,中国购房者在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数据显示,中国买家对加国房产的兴趣在2015年登上高峰。外界预计,在2019年,中国人购买加国房产的热情将持续,成交量会上升10%左右。加拿大仍是中国人海外置业的热门目的地。 企业坚持不放弃中国市场 报道称,曾延后在中国首家门店开业的加拿大羽绒外套品牌“加拿大鹅”的公司财报显示,加拿大鹅在2018年第四季度的全球销售量激增了50%。加拿大鹅的CEO莱斯称,该品牌的中国商业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另据台湾《联合报》4月21日报道,指望靠中国大陆市场带动成长的加拿大企业仍充满信心,称将坚持到底。 《联合报》报道称,加拿大克利尔湖酒厂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原本稳定增加。克利尔湖酒厂和许多其他小型企业不改“押注中国”的初衷,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大到无可忽视。 咨询业者也表示,没看到谁撤出中国大陆。 还有一些企业主称,很乐意继续依计划执行原定的中国大陆战略,并表示:“我们的订单根本没有减速。事情进展顺利,政治议题终将解决。” 报道介绍,有些企业一如既往的展开活动。例如明虾季5月9日展开,加拿大相关省份沿岸的捕虾船已准备船只、订购诱虾饵,以及申请捕虾执照。Aero贸易公司负责人就表示,现捕明虾的加工商和出口商过去十年都从日本转向中国大陆市场,Aero预计今春现捕明虾有六成销往中国大陆,而他有一些“不怕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竞争对手,更打算将所捕捞的明虾全部销往中国大陆。 来源:参考消息
9.美国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政策,恰到好处 发布时间:2019-04-28 15:31:55 | 来源:中国日报网 | 作者:戴维·布莱尔 中国日报网4月26日电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最新发布的报告,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4%,接近政府提出的6%—6.5%的2019年GDP增速预期目标的上限,高于市场普遍预计的6.3%。这种好于预期的增长给了中国政府更多空间,让其可以继续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并实施旨在实现经济转型和降低累计债务风险的财政政策。 目前,中国政府在致力于实现长期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在竭力避免短期通胀或衰退。为了实现前一个目标,中国需要继续降低债务水平,重心从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和采掘业转向更具创新性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产业。问题在于,如果过于快速地往这个方向发展,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并让多家企业出现财务危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数据表明,中国正在规避短期风险,同时朝着长期目标迈进。 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仅上涨0.2%。全球各地的中央银行一般将每年的通胀目标设定在2%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稳定的货币政策在发挥作用。 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略低于去年。大部分经济学家把“充分就业”定义为失业率低于6%。也就是说,即便是在重大的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 此外,一季度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了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也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认真研究增长最快的行业,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正朝着一个长期目标迈进,即转变大规模投资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向立足于服务业和国内消费的方向发展。同样的,那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行业的增速远远快于传统重工业。 在中国的大公司里,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4.5%,股份制企业增长7.8%。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宣布了多项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从上述数据来看,中国政府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目标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服务业也在迅速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去年同期的56.7%增长到57.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4%,高于整体GDP增长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3%。消费升级类商品的销售增长迅速,增速最快的是化妆品、手机和电脑等升级类产品。 高科技服务业GDP同比增长21.2%。中国正在为明年的5G通信做准备,移动通信基站设备随之增长153.7%。 数据还表明,中国政府为实现创建生态文明的目标下了大力气。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2%和18.2%。城市轨道车辆销售额增加54.1%,这显示了对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持续投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核算,一季度,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7%。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3%,其中民间投资增长6.4%,略高于整体投资增长。去年,人们还在担心民间投资会减少,所以这一数据尤为重要。这也表明,中国政府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努力看起来取得了丰硕成果。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9.3%,两者都远高于整体投资增长。这表明,中国经济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变正在顺利进行。 外贸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3.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4%,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9.9%。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将财政和货币政策与促进结构转型的政策相结合,推动实现了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供给侧升级。 (作者系美籍经济学家 戴维·布莱尔)
1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中国知识产权成功经验值得与“一带一路”国家分享 2019年04月16日来源:新华社 记者 刘曲 新华社日内瓦4月14日电(记者 刘曲)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4月底在北京举行。即将赴京参会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近日在日内瓦总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将知识产权置于战略高位,在各个经济领域都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并持续数十年表现出长期政策决心,这些都是值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的经验。 图为4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在瑞士日内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徐金泉摄) “首先,中国可以分享(赋予知识产权)高度战略性地位的经验。”高锐认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领导层数十年来一直十分重视知识产权在创新和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这也是其他国家值得学习的一课”。 其次,“中国向我们展示的还有中国经验。知识产权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等所有领域,经济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影响。中国在所有经济领域都实行了广泛有效的知识产权措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此外,高锐对中国坚持知识产权长期政策的决心表示赞赏。“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一政策。像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知识产权框架这些东西是无法在6个月或12个月的短时间内获得的,它需要长期的承诺和努力,我认为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专利申请第二大来源国;中国华为公司以5405件国际专利申请位居企业专利申请量榜首,“这是有史以来一家公司创下的最高纪录”。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跻身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20强,排名第17位。 高锐表示这些数据非常重要,体现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承诺,即拥抱知识产权,并将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在竞争中的战略工具。同时,这些数据也是目前来说衡量技术创新的最佳指标,因为专利本质上就代表了新技术。从华为以及其他许多中国企业的表现来看,中国和中国企业在研发、创新上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高锐说,中国在专利申请和创新排名上都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但他也指出,全球创新指数衡量的是整个经济体的86项指标。“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这些数据衡量的)不仅仅是东部沿海地区,不仅仅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而是整个国家。”因此,平均数据低于个别企业、个别行业,或国内出现地区差别也属正常,但中国总体表现强劲。 谈及“一带一路”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密切联系,高锐认为,“一带一路”通过促进贸易和商业活动来提高各国互动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涵盖的多边框架规则、有关专利、商标、设计等产权保护机制以及相关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高锐还对中国给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支持以及双方的互动表示感谢,期待未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能进一步加强合作,同时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多地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11.社评:面对美方波动,最好的回答是淡定 2019-05-07 来源:环球网 原标题:社评:面对美方波动,最好的回答是淡定 美方在北京时间6日凌晨突然声称,将在星期五把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到25%,并称对剩余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也将很快加征25%的关税。 美方对中美贸易磋商进展缓慢表示不满,并宣称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促进了美国良好的经济数据,还说那些关税增加的商品成本主要是由中国承担了。看来美方内部对关税生成机制的看法有些混乱。 中美刚在上周举行了第十轮贸易磋商,双方商定中国代表团本周前往华盛顿继续磋商。 美方在新一轮谈判举行之前突然对中国这样强硬施压,似乎可以从以往的做法中得到解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中方团队正在准备赴美磋商。中方理性而淡定的反应似乎表达了这样的态度:专注于谈判本身,而不与美方搞隔空的舆论大战。 中美贸易磋商已经进行了十轮,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谈到最后也是最较劲的时候。美方的表态究竟意味着美方“不想谈了”,还是这是美方在谈判的尾声时刻发动新助攻,搞“临门一脚”,力争美方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后续的事态来验证。 这种时候,中方最重要的是淡定。客观说,中国公众希望中美达成协议,但也一直对两国贸易磋商的其他结果、包括谈判出现阶段性破裂保持着思想准备。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对两国很快达成协议的预期没有美国社会高,这使得一旦谈判破裂,它对中方所产生的综合冲击将是可控的。 真实的情况是,华盛顿同样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贸易战的损害必然是双向的。美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这会让美方认为更有利于向中国提高要价。但是在整体上,贸易战会对美方、尤其是对当前执政团队产生伤害。这一点白宫很清楚,美国舆论界同样清楚。升级并长期维持贸易战,绝非是华盛顿所希望的选项。 过去一年多的情况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打贸易战与谈判磋商的不同效果。与贸易谈判有关的悲观信息是美国及全球股市的最大杀手之一,而相关的积极信息是推动全球股市上扬的最有效利好信息之一。虽然美国两党都主张对华强硬,但贸易战一直在美国最大的争议单子上位居前列。 在过去一年里,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每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苹果的业绩下滑了,福特汽车要关闭在美国的一条生产线,人们都会往贸易战的后果上联想。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主张,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要坚决支持国家的应对策略,无论有什么变故,我们都与国家同在。我们要有承受谈判破裂的勇气和耐力,为政府维护我们的核心利益创造良好条件。谈判当然要争取好的结果,但如果我们不能承受破裂的可能性,好结果就根本不会出现。 中美打打谈谈,即使谈判破裂,美国全面加征关税,也不意味着谈判的大门从此关闭。 美方极限施压,恰恰表明美方对早点达成协议其实很着急。越是在这种时候,中方越要保持定力。中美贸易战的“发烧”再高一度,多烧一会儿,未必对中国在战略上就是很坏的事。在我方受损失的同时,美方也将在增加损失的过程中多积累一分教训,之后若能达成贸易协议,反而会更稳固。 中国是蓬勃发展的大市场,它不是美国可以随便割舍的。贸易战是双输的过程,这不是我们的宣传,而是经济学的铁律。该来的挑战一定会来,该告一段落的纠纷也一定会告一段落。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得尽量好,这永远应是我们最根本的策略。中国经济的前途应当也必然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12.协会动态---立足行业服务,加强企业交流 2019年4月23日,宁波电子行业协会任奉波秘书长、联盟顾朝辉副秘书长及秘书处工作人员一行三人走访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召开四届九次会长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进行部署。同时为更好地了解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动态,秘书处走访了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瑞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征询企业经营状况,了解企业发展思路和创新规划。针对产业环境、行业发展趋势以及企业所面临的现状及需求,秘书长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763”)于2019年3月13日上市。公司立足于新能源行业,专注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领域,专业从事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核心设备组串式逆变器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组串式逆变器,其主要用途将太阳能电池组件产生的电能,变为稳定的、符合电网电能质量要求的交流电能接入电网,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不可缺少的核心设备。2018光伏逆变器品牌企业市场占比中,锦浪科技位居前三。 秘书长一行与王一鸣总经理交流现场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汇集众多太阳能科技技术,以及专业高级人才,研究、开发、利用太阳能资源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专用设备,通过精心的设计,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及完美的生产工艺,专业生产各种型号、规格的单晶硅、多晶硅太阳能组件,利用自己生产的核心材料太阳能组件,用于配套生产等其他特殊应用产品及工程。 秘书长一行与梁海副总经理交流 宁波瑞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擅长于非标光伏组件-OEM定制,是一家专业从事非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生产、开发、研究和销售的企业。公司立足于非标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研发及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单晶系列、多晶系列、各种规格型号的电池组件等,目前可生产组件功率规格范围为5W至370W,能够满足客户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 秘书长一行与李贵海副总经理交流
13.“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六方面显著成效 4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和展望》发布会。“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肖渭明在发布会上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是中国政府第三次公开发表“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报告,也是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报告全文共约1.8万字,由前言、进展、贡献和展望四部分组成,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八种语言发布。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取得明显成效 肖渭明表示,进展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五年多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参与各方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不断增强。 在政策沟通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70多份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蒙俄、中哈、中柬、中老、中捷、中匈、中国文莱等多双边合作规划。 在设施联通方面,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稳步推进,为建立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高效畅通的亚欧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扎实推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等项目进展顺利。电力、油气、核电、新能源、煤炭等领域的能源合作项目、跨境光缆信息通道建设等取得明显进展。截至3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超过1.4万列。 在贸易畅通方面,中国发起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或者升级了自由贸易协定。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了100多项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实现了50多种农产品的食品检疫准入。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与27国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中国人民银行与多边开发机构开展的联合融资已累计投资超过100个项目,覆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挂牌成立。11家中资银行在28个沿线国家设立76家一级机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范围已经覆盖近40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与24个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与57个沿线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护照种类的互免签证协定,与15个国家达成了19份简化签证手续的协定和安排。在35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了43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 在产业合作方面,2013年-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与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彰显重要意义 肖渭明认为,从以下方面来概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对中国自身来讲,是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管总规划。对世界来讲,是提供了一个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公共平台,同时是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首先从国内来讲,“一带一路”建设紧紧围绕中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应该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肖渭明表示,这些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扩大了服务业的开放,基本放开了制造业,放宽了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的准入,深化了投融资、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修订了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两个外资的准入负面清单,营商环境水平大大提升。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报告中,中国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了32位,位列46位。 在推动沿海、沿江开放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开放。应该说,现在我们从东向西双向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而且中国还与一些发达国家共同开拓了第三方市场,不断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要特别强调,这几年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随着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原来改革开放的“末梢”变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从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贡献来看,有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这些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定地支持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推行自由贸易和投资,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这些年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也已经是世界第一。所以,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哈萨克斯坦拥有了出海通道,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马尔代夫实现了拥有桥梁的梦想,巴基斯坦多个能源项目开工以后,电力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中老铁路将使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了新的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三共”原则、“五通”理念,都是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多边贸易体制的应有之义。我们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刚才我在前面也提到,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这些国际机制都已经把这个理念写入了相关文件当中。实践充分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来源:中国企业报 2019.4.23.
14.南非专家分享亚马逊公司打击假冒制品的经验 日期:2019-05-08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众所周知,有些著名品牌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诸如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以及网飞(Netflix)。显然,亚马逊(Amazon)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影响力以及高度声誉的品牌。近期,一家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将亚马逊视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品牌,其品牌的价值约为500亿美元。因此,对这家企业进行深度分析是极其有必要的。 打击假冒制品 最近,世界著名知识产权媒体《世界商标评论》专门就亚马逊打击侵权产品的行为进行了报道。显然,这种假冒制品的流通主要是依靠网络渠道,而亚马逊网站上海量的假冒制品数量更是一直饱受诟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知名品牌所有人都对消费者可以轻易地在亚马逊上买到自己产品的仿制品一事而感到非常不解和愤怒,而这些企业也在不断在这个问题上向亚马逊施加压力。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亚马逊公司启动了一项名为“零容忍计划(Project Zero)”。其中,“零容忍”这个词汇就表示亚马逊将会努力把自家网站上的假冒制品数量早日清零。对于品牌所有人来讲,“零容忍计划”也称得上是一种“自助式的假冒制品打击手段”。 “零容忍计划”总共包括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求品牌所有人向亚马逊公司提供其自家标志或者其他商标的数据。随后,亚马逊每天都会对其网站上高达50亿件产品的清单进行检查,从而找出其中的假冒制品。亚马逊表示相较于以前的假冒制品打击体系,现在这套系统的效率提高了至少一百倍,而且该系统的准确性之高也着实令人感到惊喜。 第二个步骤则是“自助式的行动”。这个步骤中,品牌所有人能够亲自采取行动将那些仿冒自己品牌的制品从网站上清除掉。不过,亚马逊就此作出了清晰的表态,其不会允许任何人滥用这个工具。因此,从亚马逊的这番态度来看,也许品牌所有人将无法利用这个手段来令竞争对手或者平行进口商的产品下架。 第三个步骤也被称为“产品序列化”服务。根据这个步骤的要求,企业需要为自家的每一件产品都提供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从而亚马逊将可以对其网站上出售的产品进行检查和验真。这个步骤的作用就是为了从源头上阻止任何假冒制品流入到消费者的手中。当然,这项服务不是免费的,因此可能会对品牌所有人造成一些成本上的压力。 “零容忍计划”就是由上述几个步骤所组成。目前,一共有15家企业参与到上述试点计划。为了充分利用好这个“零容忍计划”,品牌所有人不仅需要向亚马逊公司提供其注册商标的详细信息,同时还需要加入到亚马逊的品牌备案计划。 毫无疑问,这个由世界上最大零售商所推出的、旨在打击假冒制品流通的项目一定会得到所有品牌所有人的支持。 亚马逊自营品牌并不会对其他品牌构成威胁 亚马逊有时候会对外销售一些自营品牌的产品,而这些自营品牌在亚马逊检索结果中往往要比第三方品牌稍微显眼一些。然而,尽管亚马逊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亚马逊的自营品牌并没有对其他的品牌所有人构成威胁。对此,美国彭博社作出了如下评论:亚马逊把大多数的自营品牌都搞砸了,完全无法对其他企业构成任何挑战。 其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即便亚马逊有意在检索结果中突出自营品牌,但是消费者们还是倾向于购买其他品牌下的产品。尽管亚马逊的销售额占到全美网络消费支出的52.4%,但是大多数媒体关于亚马逊超强市场号召力的报道确实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此外,即便一部分自营品牌(诸如属于基本生活用品的电池)确实卖得不错,但是在诸如奢侈品等领域中,亚马逊的自营品牌可谓是一败涂地。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消费者在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只会追求性价比而不是品牌。 尽管自家产品销量不佳通常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亚马逊而言,这却算得上一个好消息。原因是这样一种结果会让亚马逊免于成为众矢之的。要知道在此之前,由于这家企业在市场上的统治力,已经有美国的参议员公开呼吁要采取行动来阻止亚马逊的垄断行为。 其实,亚马逊自营品牌无法挑战其他品牌一事也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世界商标评论》的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正在直线下降。根据这份报告的意见,目前消费者更换品牌的频率非常高。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在数据时代中,人们只需要轻轻点击一下鼠标便可以购买到各类产品。 凭借上述各种手段,亚马逊这家企业仍将成为全世界的焦点。(编译自:www.mondaq.com) 知识产权国别环境指南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各种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产品外观等,都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 如果不了解知识产权的分类及概念,建议先行浏览引导篇,以便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国家地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15.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2019-05-14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曲哲涵)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3日发布公告,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美方上述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违背中美双方通过磋商解决贸易分歧的共识,损害双方利益,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调整加征关税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9年6月1日0时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10%加征关税。对之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继续加征5%关税。 中方调整加征关税措施,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应。中方希望,美方回到双边经贸磋商的正确轨道,和中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16.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就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发表谈话 2019年05月14日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5月14日电(冯粒)据商务部网站消息,日内瓦时间2019年5月13日,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对此发表谈话,介绍该文件有关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世贸组织自身谈判进展缓慢,机构运行效率亟待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也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中国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帮助世贸组织解决当前危机、回应时代发展需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该负责人称,中国于去年11月发布了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阐述了中国对世贸组织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主张。立场文件发布后不久,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就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达成重要共识。此后半年时间,中国在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方面进一步做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比如,中国与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关于争端解决上诉程序改革”的联合提案,为推动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贡献力量。中国还与其他75个世贸组织成员发表了《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有意在世贸组织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 该负责人表示,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世贸组织改革四个方面的重点行动领域: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中方就上述领域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细化建议。 该负责人表示,中方愿与各方就建议文件进一步交换意见,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进展,重塑世贸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17.美国多家行业协会反对美政府对华加征关税 2019-05-14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记者高攀 邓仙来)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费技术协会、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大豆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13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当天公布拟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并敦促美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马修·谢伊在声明中说,最新的关税升级对美国经济来说是“太大的赌博”,将危害美国就业并增加消费者成本。该协会敦促美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全面贸易战将导致双输,全球经济也会遭殃”。 该协会引用美国世界贸易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对剩余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和相应的中国对美反制措施将危及200多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令普通的美国四口之家每年损失2300美元,并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已正式提议对美国消费者最喜爱的技术产品征收“消费税或关税”,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无线耳机、智能扬声器等,这将令美国“极度糟糕”。 夏皮罗指出,正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所说,关税是对美国人的加税,不是中国,以这种在法律上“有疑问的”方式提高关税会伤害美国家庭、工人和企业。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政策高级主任娜奥米·威尔逊表示,美国政府加征的关税已伤害消费者、扰乱美国制造商和企业的供应链、造成经济不确定性,贸易争端升级将令美中两国离达成和解更远。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克·黑尔芬拜因说,当美国政府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时,“它显然忙于对美国消费者加税”。这将导致物价更高、销量更低和就业损失,这种“自伤”行为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戴维·斯蒂芬斯说,美中两国仍未达成贸易协议,这对美国大豆种植户意味着失去了“有价值的市场、稳定的价格、支持我们家庭和社区的机会”。 斯蒂芬斯表示,考虑到大豆价格低迷和今年9月收获期前大豆未售库存翻番的预期,美国豆农不愿意在“无休止的关税战”中继续受到伤害。他指出,美国豆农花了40多年时间培育中国大豆市场,随着贸易对抗继续,要恢复中国市场份额将变得愈加困难。
18.欧亚经济联盟对涉华铝带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2019-05-08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019年5月7日,欧亚经济联盟发布第2019/165/ AD28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铝制品生产商、供应商和消费者联合会提交的申请,决定对原产自中国及阿塞拜疆的铝带产品(俄语:алюминиевая лента)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产品为厚度大于0.2毫米但小于3毫米、有或无涂层的铝带(铝罐产品用铝带除外)。本案涉及欧亚经济联盟税号7606119100、7606122009、7606129209项下的产品。 调查机关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Смоленский бульвар, 3/5 стр.1, 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119121 电话:7(495)669-24-00 分机号:.4959、4992、4955、4964、1272 (编译自:欧亚经济联盟官网) (崔 涌编译) (文 璐校对) 原文:https://docs.eaeunion.org/docs/en-us/01421660/oa_07052019
19.英国专家认为“工业4.0”将影响到专利技术的发展方向 日期:2019-05-13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根基之一便是专利系统的诞生。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众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诸如蒸汽机、动力织机以及轧棉机)都获得了专利权的保护。而且,由于拥有上述专利权的制造厂商们可以借此来防止他人山寨自家的产品,因此各种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大大推动了全球的工业化进程。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商品化生产之后,制造业的创新重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拉开帷幕伊始逐渐转向大批量生产以及电气化生产。随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人们的研究重点又再次转到了电子计算机、机器人以及自动化等领域。 实际上,“可专利性”这一概念最初就是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各种硬件创新成果而出现的。目前,这已成为人们衡量一件发明是否可获得专利保护的重要标准。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在英国以及欧洲的专利系统中已经出现了“技术特征”这个概念,以为那些计算机实施的发明提供专利保护。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当前的法律规定,一部分与软件有关的创新发明仍然是无法获得专利权的。 如果计算机实施的发明可以提高某个方法的效率或者安全性,或者能够降低计算机资源的使用率以及通信链路中的数据传输率的话,那么上述特点就可被称为“技术特征”。就制造业而言,如果某个计算机程序可以对特定的制造方法产生一定的技术作用的话,那么其也具备相应的技术特征。而现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的特征便是方兴未艾的物理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可以讲,人类已经进入了被制造行业称为“工业4.0”的全新时代。 “工业4.0”的目标是借助数据技术来对整个制造行业进行优化。通过使用诸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神经元网络、区块链、物联网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制造厂商们已经建立起一座座“智能工厂”。在上述工厂中,每一个生产环节以及供应链条都直接由机器进行操作,并以此来完成大批量的定制化生产。 从此前多次的工业革命发展趋势来看,当前的专利系统也在面临着挑战,即这套系统应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来鼓励人们进行创新。例如,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创新技术仍然难以通过“具体技术实施方式”这个测试环节,而且可专利性的概念也需要进行调整以逐步适应那些在计算机内部虚拟世界具有一定技术作用的计算机实施的发明。 历史经验表明,当前的专利系统需要继续进化,从而为“工业4.0”时代出现的各类创新成果提供保护。有鉴于此,各家创新型企业应该积极地与那些专业律师团体进行沟通,尽可能早地获得与计算机实施发明有关的可专利性审查指导意见,为自己的专利技术提供最充分的保障。(编译自:www.mondaq.com)
20.外贸知识---政府采购准则 (一)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8款的规定: 政府采购是政府直接使用,或政府消费为目的而购买的物品,是政府机构的物品采购。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定,以及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须符合特定数量或比例要求的国内数量限制条例,在对进口国或本国产品实施时,不应用来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第5款规定,“不得建立或维持要求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须符合特定数量或者比例的国内数量规则,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产品的特定数量或比例必须由国内来源供应。”明确禁止“某一产品的特定数量或比例必须由国内来源供应”。但是,同条第8款规定,这项规定不适用回府采购,“本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有关政府机构采同供政府公用,非商业转售或非用以生产供商业用词的管理法令、条例或规定”,“本条的规定不妨碍时国内生产者支付特殊的补贴,包括按本条规定从征收的国内税费收人中向国内生产者支付补贴以及通过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的办法向国内生产者支付补贴”。 如何评价第8款的政府采购的规定,早就在关贸总协定引起国争论。在东京回合,设置了政府采购的谈判小组,它的背景是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扩大。尽管有一般原则的谈判,但是背后是要强化包括政府采购在内的自由化,尽可能缩小像日本那样的结构性黑字国家的黑字幅度。从性质上说,政府采购谈判内容带有技术性问题,具体争论的问题有:(l)无差别原则的例外允许的程度;(2)公开原则的适用的范围有多大;(3)适用基准如何来确定;(4)政府采购的范围要扩大到什么程度;(5)是否同意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处理。最后达成了保障措施的守则。 (二)国家安全,购买必要物品,维持公共秩序,防疫上的需要,对此项政府采购采取的限制措施可以例外;(2)公开招标,或者选择招标为基本原则,特殊情况下也同意用随意合同的形式;(3)运用基准额,原则上在15万欧洲美元以上;(4)政府以外的地方公共机构以及与政府有关的机构所采购的物品,作为努力目标;(5)低开发国家的采购,给予特别照顾,可以运用国内法。 (三)政府采购协议由序言和9个条文构成: 序言重申了东京宣言中所宣布的应当减少和取消非关税措施的宗旨,并规定该协定的原则是:(1)不得通过拟订、采取或实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程序和做法来保护国内产品或供应者面歧视外国产品或供应者;(2)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应公开;(3)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国际收支状况等,有关的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的更优惠待遇。 第1条是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1)协议将规范的范围限于货物贸易,而将服务贸易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2)协议适用于15万特别提款权以上(后改为 13万及其以上)的政府采购合同;〔3)缔约方所控制的采购实体为中央政府或其代理机构。 第2条是关于“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待遇”的规定,它要求各缔约国在第2条范围内的政府采购方面对另一缔约方的产品和供应者所提供的待遇,不得低于该缔约国向其他缔约国的产品和供应者所提供的待遇,但进口关税和进口费用等除外。本条还规定各缔约方不得为本协议中的政府采购之目的而实行原产地规则。 第3条是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的差别待遇,其目标是:促进各缔约方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资金和贸易要求,以保障他们的国际收支平衡,保证其有足够的储备来执行经济发展方案,促进其国内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村或落后地区的小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完全依赖或严重依赖政府采购的工业单位,更应提供差别待遇。经缔约方全体同意,发展中国家可免予执行最惠国待遇而实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特殊安排。发达的缔约方应根据请求,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向发展中缔约方提供他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技术援助以解决这些国家在政府采购方面的问题。 第4条是关于技术要求的规定,它要求采购实体必须将所采购产品的性能指标公布于众,这些指标必须以国际标准、国际技术规定和公认的国家的标准为依据,采购方也不应要求其所采购产品有商标名称、专利权及型号设计,具体原产地或生产商等指标。 第5条是投标程序规定得非常详细,要求在政府采购方面实施公开投标,即所有有兴趣的国内外 供应者都可投标。然而,为了使协议能够被更多的 政府所接受,协议在某些条件下也允许缔约方采用选择性投标程序,即缔约方的政府采购实体可选择邀请某些(国内或国外)供应者投标,在特殊情况下,协议还允许实体采用单独投标程序,即只邀请一个供应者投标,该条的最基本原则是政府在投标采购程序中必须贯彻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三原则。采购通知应在协议附件所列的适当刊物上公布,为使国外投标者获得平等的机会,规定的 投标时限应合理,同时接受投标的时间从公布采购通知时算起不得少于30天。 第6条是关于资料和审查方面的规定,它是透明度原则最集中的体现。该条规定,各缔约方有关政府采购的任何法律、法规、司法决定,及广泛适用的行政裁决,以及任何程序办法(包括标准合同条款在内),应在本协议附件4所提到的适当刊物上及时予以公布,各缔约方应在收到其他缔约方请求时要对政府采购程序作出解释。 第7条是义务之执行,主要是关于政府采购委员会的职能及在解决缔约方争端中所起的作用。政府采购委员会根据本协议成立特别咨询小组,为缔约方之间因实施本协议而产生的问题提供充分的磋商机会,或在磋商无效的情况下作出建议或裁决。 第8条是关于本协议的例外之规定,该条重申了关贸总协定第20条和第21条的原则,即本协议不妨碍任一缔约方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道德、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及健康、保护知识产权需采取例外措施。 第9条是最后条款,是关于本协议的接受与加 人、保留、生效、与国内法关系等规定。 政府采购协议是东京回合诸协议中最有深远意 义的一个单项协议,它弥补了关贸总协定原始条文上的不足,在较高的水平上体现了关贸总协定的原则,而且是东京回合单项协议中运行最好的、乌拉 圭回合单项协议中改动最少的一项协议。 (三)乌拉圭回合关于政府采购协议: 至于政府采购,关于东京协议第9条第1款(b)的补充协议,是乌拉圭回合关于东京回合诸单 项协议中最短的一个协议,由于原协议十分严密周详,该协议基本上对原协议没有什么改动,全协议仅有2条,只是对原协议第9条内容作了某些澄清。 原东京回合政府采购协议的第9条第1款(b)项规定,非缔约国欲加人该协议,得按其政府与各缔约国之间所议定好的条件加人本协议,应将加人说明议定书的条件交存关贸总协定秘书处起生效。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中又进一步规定:各缔约方提请关贸总协定政府采购委员会澄清以下各点:(l)愿意根据第9条第1款(b)项规定加人的缔约方应将其意向转达秘书长,并递交有关资料,包括一份与协议有关的条款,特别是第五条和第3条有关 的实体名单的提议;(2)上述资料应在协议各缔约方之间逐一传递;(3)有兴趣加人的该缔约方就其加人各项协议的各项条件与各缔约方进行磋商;(4)为方便加人,根据有关缔约方或协议的其他任一缔约方的请求,政府采购委员会将建立一工作小组,负责审议申请加人方的要求,及申请加人方在原各缔约方市场上出口机会的有关情况,这些情况中应有申请国现有的和潜在的出口能力内容,以及原各缔约方在申请国市场上的出口机会;(5)当政府采购委员会同意包括实体名单在内的加人条件时,该新加人缔约方应将阐明议定书条件的加人书,交存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全体和秘书长,新加人缔约方的实体名单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将作为本协议的附件。补充协议还规定,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要以意见一致为基础,并且第9条第9款的“不适用条款对任一缔约方都是有效的”。可见,乌拦圭口合协议对新申请的加人方要求更为严格,原缔约方可以方便动用互不适用条款?合通过的6项关于非关税壁垒的协议之一。政府采购准则是东京回合中最有深远意义的协议。它为关贸总协定体系制订了一个新原则,而该原则是总协定以前所没有涉及到的。 政府采购准则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购买国货政策,使国内采购行为具有国际竞争因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准则确立了由政府实体部门承担非歧视采购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义务,包括国民待遇和保证投标程序透明度的详细措施。然而,承担这种义务的交易是有限制范围的,即准则仅适用于签字国提交的表上的实体部门。虽然实体范围开始时有些限制,据预测在准则重新谈判中,将会包括更多的实体。 由于采购决定具有的敏感性,许多签字国又有传统的采购国货政策,因此,采购准则的执行一直不很顺利,特别是头几年,由于公布的招标通知投标人等,签字国向准则委员会会议申报一系列没有按准则执行的案件。有些问题通过双边协商和委员会会议的讨论后得到解决。许多国家在执行准则的过程中也取得较多的经验。 许多发展中国家参加采购准则的谈判,准则里反映了它们的看法。促使发展中国家签署准则取决于准则的义务如何帮助一个政府将其政策符合准则所规定的要求。(来源:宁波市模具行业协会)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