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和超级稻在中国有着近乎神话的地位。对于有13亿人口的中国，粮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粮食产量的同义语。有“饭碗问题”的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对粮食增产如此看重，因为粮食产量在中国是个政治问题。1996年，由农业部立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持的中国超级稻计划开始实施，2000年，超级杂交稻成功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2011年则实现了超过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2013年实现了988.1公斤新世界记录，非常接近2015年达到1000公斤的第四期目标。然而，尽管超级稻推广工作一直在进行，但中国的稻谷产量并未出现上升。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全国稻谷产量就达到了18933万吨，然后在1997年达到20073万吨的高峰。此后，在超级稻计划实行期间，全国稻谷产量却曾出现过显著下滑，2003年低至16065万吨，然后逐渐回升，到2011年，才重新回到了20000万吨的水平。稻谷产量不仅总量没增加，就连单产提升也非常有限。1995年水稻平均单产402公斤/亩，2009年为440公斤/亩，年均增幅仅为0.63%。在某些地区如广东，最近几年甚至出现了稻谷总产单产双双下跌的局面。从实际种植来看，超级稻还出现了性状不稳的特点。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10月，安徽蚌埠、安庆、合肥、滁州、马鞍山、淮南等六市种植的“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减产、绝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受灾农民质疑种子生产企业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隐瞒品种缺陷。此后半年内，安徽省农业委员会下属的种子管理总站多次向国家农业部上书，要求重新审定超级稻“两优0293”的种植区域，希望“不再包含我省”。广西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作物学会水稻分会理事邓国富指出，超级稻的高产数字是由科研人员将优良的品种栽种到优良的田块中，运用优良的方法培育，使其在优良的生态中生长而来，即“良田、良种、良态、良法”配套，缺一不可。实际上，中国约有70%的中低产田，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占40%以上，加之农民无法拥有科研人员的技术水平，实际种植中根本种不出这样高的产量。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2013年7月的全国超级稻攻关会议上，农业部已明确提出，要把超级稻小面积高产，转变成大面积均衡增产。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反复强调，“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产量增长方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来”。看起来，超级稻在中国的确被神话了，它虽然拿到了很多的国家资源，也实现了高产样本，但在中国现实的农业条件下，超级稻只是一种高投入打造的“花瓶稻种”。这种尴尬实际上与中国的决策机制有关，当一件事成为国家项目并且由政府部门大力推动，在国际上也获得关注时，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下马了，因为下马就是承认自己错了。不过，现在是讲科学、讲客观事实的年代，超级稻的神话色彩该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