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期间，以丝路基金、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为载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呼之欲出。从大的战略上讲，此类产能与金融输出的战略，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统一推动的国策，但当大的战略落地，在具体执行时，仍有非常多的国际国内的挑战需要应对。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近日撰文指出，与马歇尔计划聚焦因战乱遭受破坏的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面对的经济体风格复杂，很多都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其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不及中国，更不提法治水平、契约精神、商业环境，有的国家连政局都不稳。对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否顺利完成是首先会面对的问题，前任领导人承诺，后任领导撕毁合约的情况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并不少见。即使援建的基础设施可以建成投产，这些设施能否派上用场，产生多大投资收益也是未知之数。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援建，最终要产生收益，还是要靠该国、地区的经济有起色。这恐怕并非易事，要知道这些国家之所以贫穷，没有基础设施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根本的还是差在他们的投资环境、贸易便利性等软环境。这要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在输出基础设施的同时，还需要输出配套制度，帮助、督促输入国建立适宜的投资环境、减少贸易障碍、保护境外与私人投资等，在项目选择等方面，更要注意市场导向，确保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以此维护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在国内，会否干扰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为避免输出高铁时的竞相压价，高层不惜合并南北车以消除竞争，如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展开，为避免中国供应商在国外的竞争，是否要合并两桶油与形形色色的路桥与建工公司？中国多年发展形成的竞争市场如何自处？而这些问题不理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走到哪一步，实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