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光研究指出，财政扩张是中国官僚体制在正常年代的本能动作，但1980年到1993年实施的财政包干制度下的地方与中央博弈抑制了政府规模，使地方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减小财政收入努力，导致财政规模的缩减。1980年到1993年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度包含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财政大包干”阶段。财政包干体制给予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财政收入和贡献大省（如上海和广东）地方政府，以充分的动机和能力为自己的收入利益与中央博弈。因为既然国内税收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然后再按一定规则上缴中央或与中央分成，那么，地方就有动机也有能力在符合规则的条件下，对需要上解中央或与中央分成的收入，和不需要上解或分成的收入，分别做极小化和极大化处理，有时甚至不惜隐瞒收入，以达到不与中央分享收入的目的。这些博弈显著地削减了政府的财政规模，使财政包干制度成为了抑制甚至压缩政府财政规模的利器。同时，财政包干制度对财政规模控制的效应在三个发展阶段是有所不同的，总的来说是愈来愈强。在第一阶段（1980－1985），财政包干制度不适用于京津沪三大市以及江苏省（尤其是贡献了当时全国预算内财政收入的15%的上海），使它的财政规模控制效力大大减弱。在第二阶段（1985－1988），京津沪以及江苏不再是例外，使它们获得了与中央博弈的完全资格。另外，与中央分享的收入税种从1980－1985年体制下的工商税扩展到包括几乎所有的税种。大量的收入被置于与中央分享的范畴内，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降低征税努力、变预算内收入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藏富于民的动机。结果财政总规模从1985年的占GDP的40%下降至1988年的33%。财政包干制第三阶段（1988－1993）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辖区内的所有预算内财政收入、而非仅仅央地共享收入，都被纳入与中央分成的范畴，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政府减少财政收入努力的动机。由于财政包干制度极大地阻碍了中央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1994年，中央推行分税制改革，完全消解了地方政府减小财政努力的动机和能力，政府财政规模迎来新一轮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