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岁月号”事故之后，最近首尔的两辆地铁相撞，导致超过240人受伤。虽然不可否认，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经历过许多轨道、公路及海上的悲剧，但韩国事故发生的频率几乎是不可比拟的。如今来自公众的谴责涌向了负责安全监管的政府官员，以及反应迟钝的救援机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政治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指出，韩国事故频发反映出围绕经济增长的数字目标去组织政府政策，往往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警示意义。在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后，韩国政府，包括整个韩国社会，仍继续把维持高单位数（接近10%）的增长速度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监管当局没有对本国财阀以一种令人咋舌的速度扩张、并进入那些他们本没有专长的行业产生足够的重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韩国政府，更广泛地说是韩国社会，仍要继续锁定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艾肯格林认为，这样的认知部分是世代相传下来的。那些工作时间历来较长的家长，反复向他们的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即长时间工作是有价值、光荣的。那些需要在常规考试中取得高分才能进入名牌大学的家长，也会鼓励他们的孩子在考试中取得高分，而非追求学术上的兴趣。选民们支持那些承诺让经济增长率达到4%的政客，也是因为他们父母当年正是如此投票的。虽然态度会慢慢转变，但韩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就集体性社会目标展开积极的讨论，乃至辩论，尤其是关于衡量GDP和衡量生活质量之间的权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这样的争论有可能被朝鲜视为软弱的表现。艾肯格林认为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无比明确：以达到7.5%的增长目标来组织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危险的，所幸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改变，目标已改良成一个区间性的增速指引。韩国的这次灾难是个警醒：中国需要朝社会目标的多元化方向加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