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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改革需要有社会政策托底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3-11-04 阅读次数：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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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近段时间，中央领导连续为三中全会吹风，希望凝聚共识，推动中国各项改革事业进一步深化。1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此前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国将推动财税、金融、价格、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
中央领导不断强调改革主题，意在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预热。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三中全会试图推出的改革领域将是全面的、综合性的。习近平主席曾在APEC峰会上表示，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习近平主席所称的“必要成本”指的是什么？又将由谁来承担成本？在安邦（ANBOUND）看来，这似乎在暗示，即将推出的改革可能会触动某些深层次利益。
从改革对象看，中国政府针对的似乎是利益集团，要加快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型；但经过层层转嫁后，不难料想，最终的成本——至少是一部分成本，还是会由普通人承担。在推动国企改革时，一些低效的企业可能必须破产；而随着简政放权，以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的深化，部分事业单位也会被推向市场，甚至面临解散。这些改革势必将波及相关领域的弱势群体。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中，这样的现象便曾出现。中国政府曾大刀阔斧地推进国企改革，抓大放小，让一批国有企业破产，为政府减负。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引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这项改革备受批评的一点在于，改革的推进并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予以托底。在当时，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让低效国企破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起来时，改革对普通人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本最终由普通人——有统计称是5000万下岗工人来承担。
中国政府现在所面临的形势，与90年代中后期有相似之处。改革势在必行，同时改革的必要成本也很可能要由普通人来承担。相比之下，现在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上一轮改革时，中国人口红利犹在，同时政府已经着手推动加入WTO。在人口红利与入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迎来了腾飞，有效化解了失业等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人口红利与入世红利都已经被消耗了大部分，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型期，已经不太可能依靠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消化改革的必要成本了。这也意味着，新时期的改革倘若没有社会政策托底，其影响将更加深远，甚至可能会造就“失去的一代”。
遍历最有可能被改革冲击到的群体。在新时期，随着土地流转改革的展开，失地农民的现象可能会加剧。即使在过去，由于政府拆迁与新农村建设，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源之一。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不能被城市吸收，成为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市民，他们的处境可能会非常被动。而随着国企改革，以及化解产能过剩各项工作的深化，地方上的失业压力也会更加严峻。若这些地区的经济转型未能顺利开展，腾出来的笼子没有吸引新的鸟飞进来，下岗职工的安置与再就业问题将会非常棘手。
尤其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袭来，中国社会的养老压力剧增，在养老、失业及红利减退的压力下，中国社会与经济能发展成什么样，着实让人捏了把汗。届时，中国的改革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不再是杞人忧天。
总的来说，改革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中国社会与经济都已走到不得不改、必须要改的境地了，否则难以为继。不过，新时期的改革不能重蹈覆辙，需要有社会政策托底，避免改革的成本过多由弱势群体承担。中国社会经不起另一次大规模下岗失业潮，需要构筑足够深的缓冲带，让这部分受到冲击的群体“软着陆”。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宏观稳住，微观放活，社会托底。新时期的改革能否成功，一方取决于改革的力度，能否克服深层次的利益阻碍；而在另一方面，构筑一张社会安全网，托住因改革受到冲击的弱势群体，则是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