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一场噩梦。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像马来西亚这样人均GDP近1万美元的国家，也看不到超越现状进入发达国家的希望。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这些经济体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些经济体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世界银行的结论颇为悲观：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

如果看看上述国家的现状，我们会对中等收入陷阱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今年6月中旬以来，此起彼伏的街头抗议活动令巴西的大城市震颤不安。最初的导火索只是政府决定将公交车票价上调9美分，但此后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竟然有100万示威者出现在100多个城市的街头，对腐败问题、卫生保健和公共交通系统效率低下，以及承办世界杯的高昂代价表示不满，演化为自1992年以来巴西规模最大的一场骚乱。在智利，今年学生抗议教育成本过高的活动，演变为一场暴力冲突。在马来西亚，虽未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但今年大选暴露出的政治冲突和族群矛盾，让人看不到未来持续增长的动力。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也早已成为中国人自问的问题。如果在金融危机之前，相信很多中国人和投资机构对此会很有信心，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似乎看不到失速的可能。但在几年之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真正从高速转向中速增长的轨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对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并无信心。

国内某权威媒体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曾列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如果拿这十个特征来对照现在的中国，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情况与这十个特征基本相符，如果将模糊的“民主乱象”改为“民主进程缓慢”的话，就与中国的情况几乎一样。这种惊人的相似意味着一种可能：中国完全有可能掉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诅咒中，难以自拔。

我们要问的是：如果中国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主要原因是什么？在中国，有许多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也多种多样，有经济的，有科技的，有人力资源的，有外部因素的……但在我们看来，这些因素可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都不能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主要障碍。真正能够阻碍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可能还是制度因素。

这里所说的制度，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派所说的政治体制，而是一个构成国家综合发展环境的系列制度因素，包括政治、法律、民主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制度。能否相对顺利地完成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将会直接决定中国是否能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最终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尤其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此前经济增长中的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很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如果制度改革不能深化，中国就会停滞不前，也就难以超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