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重起波澜，一方面双方的谈判虽然在继续，但分歧很大，难以短期内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从5月10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对中国出口构成巨大的压力。而中国最新还击措施是，从6月1日起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水平不一的关税。事件的演变越来越表明，美国希望以其自身在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全面施压，其目标也并不是简单的解决双边贸易失衡，而是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进行抑制。面对压力，国内对于在“中美竞合”背景下的全局缺乏战略层面的解决办法。

安邦咨询（ANBOUND）从提出中美“战略竞合期”开始，对中美关系的走向的转变就提出了警告。我们认为，中美贸易冲突是战略竞争的一部分，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长期战略环境转变。对此不能有侥幸心理，期待“一劳永逸”的解决。安邦咨询一直强调以扩大市场空间和改革开放，“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的战略，揭示了新的国际环境变化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围方向。我们认为，针对美国新的贸易壁垒和全球竞争，中国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考虑针对美国压力的系统性的应对之策。

第一，在经贸领域，中国宜采取“单边对抗、多边开放”的策略。在正常情况下，产业升级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都是强调效率，技术分享，或者建立供应链，形成集聚效应。但现在不是处于正常秩序条件下，这种时候中国可考虑对某些经济体降低关税，甚至开放零关税。不过，只是对美国不开放，也就是那种“把美国放一边”的策略。这种做法不仅与安邦此前提出的“1+3”地缘经济格局是相容的，还有可能创造一种条件，就是让世界其他国家将美国技术引入中国，发挥中国市场规模的吸引力，直至迫使美国放弃那种自我陶醉的加税政策。这种“零关税、零壁垒”的做法，还可以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领域，比如在WTO的框架下实行营商“零壁垒”，将现在自贸区的特殊政策，扩大到更广的领域中。

第二，中国需要继续扩张国内市场，发挥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安邦咨询此前强调的“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的策略，就是着眼于扩大国内市场、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作为大国，中国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正如我们此前的分析，在目前生产过剩、资本过剩的时代，市场空间就是竞争力。对于国内市场的建设，主要是解决好就业和消费，不仅需要财政政策的刺激，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推动基建投资、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收入。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要减社会总成本，除了税费，还包括房地产、体制障碍、政府行政等多个方面，这方面稳一点，才能稳定成本上涨的速度并且与消费提速统一起来，增加有效需求，扩大市场空间。

第三，中国要继续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曾经分析，中国因贸易摩擦恶化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关税损失，而是资本流失、外资出走，从而引发人民币汇率贬值。就算贸易领域的所有问题都顺利解决了，下一步的大麻烦是中美之间的金融问题。金融问题可以说是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经济的大波动。很多人对中国继续金融开放抱持怀疑态度，但要知道的是，当外部经济环境充满压力时，中国坚持金融开放和金融市场规则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稳定的金融开放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以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容纳国际金融资本停留，从大金融角度来看，这将会部分“对冲”经贸领域里资金流入减少以及实体产业的资本外流损失。说白了，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入会部分弥补贸易战带来的资本损失。此外，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资本流入，也有助于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第四，中国需要以卧薪尝胆的态度持续改革。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贸易战方面，而在中国经济体本身的问题。不管有没有贸易战，这些内部问题都会发生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发展策略失误造成的粗放式发展，以及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方向上的徘徊不前，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障碍。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健康的市场机制，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中国经济在城镇化、国企改革、农村改革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来活化资源，需要通过改革来释放改革红利，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这也是我们提出“内外兼顾，以内为主”战略的根本原因之一。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美贸易环境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一个长期战略变化，中国的应对之策不应局限于国际贸易本身，而是应该以改革和开放的总体战略来谋求市场空间的扩大，来应对美国给中国施加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