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大国与典型的大政府，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少不了产业政策的支持。而产业政策往往配套有财政、金融等优惠政策。因此，政府在出台产业政策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度。如果出现产业政策的过度供给，就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比如，企业和市场利用过度的产业政策来进行政策套利，就是众多负面效应之一。

格力收购银隆新能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2016年8月，珠海格力电器以130亿元的交易价格收购了珠海银隆新能源100%股权。2018年年底，银隆新能源对外披露大股东珠海市银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控人魏银仓、前高管孙国华涉嫌侵占公司利益超10亿元。至此之后，为了弥补这个窟窿，董明珠雷霆出击，向银隆新能源大股东发起了密集的法律攻势。4月25日，银隆新能源确认了公司大股东魏银仓身处美国，孙国华等6人已被刑事拘留的信息。银隆新能源表示，对大股东魏银仓及孙国华等人的相关刑事案件已于2018年11月8日正式立案侦查，三起民事案件已召开庭前会议，将于近期正式开庭审理。前述案件，涉及侵占公司利益总计超过14亿元。从披露的信息看，银隆新能源的问题并不难发现，为什么该公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左右逢源、成为香饽饽呢？这就与产业政策下的套利行为有关。而格力收购银隆的操作，也有政策套利的意图在其中。

我国的产业政策供给过度，还有不少的例子。光伏产业就是一例。自2006年以来，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当时地方政府在转型升级的政绩冲动下，优惠的土地政策、贷款条件纷纷涌向光伏企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企业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盲目扩产，造成光伏产业危机积聚。产业投资大多是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帮助下从银行贷款得到的，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斟酌，产能过剩加上出口受阻，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这一系列的问题在贷款到期后爆发了，从而导致了中国光伏企业的破产潮。其中，中国最大的光伏生产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破产时，共欠工行、农行、中行等9家银行71亿元人民币贷款。

已经发生的这些案例，应该给目前一些领域的产业政策制订和出台提供足够的警示。例如氢燃料电池领域正在重现当初光伏领域的竞争态势。虽然目前的竞争者还不是那么多，但一窝蜂的迹象已经出来了。要警惕在政府过度推动下，出现“一窝蜂”的低水平竞争。市场和政府在其中各有角色，仍要以市场为主，政府不可过度介入，每个地方都各搞一摊，结果在低水平上遍地开花，消耗资源，很快把市场做烂。

此外，半导体产业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也存在产业政策过度供给倾向。特别是中兴事件以后，发展半导体产业在我国又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是国家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从2014年成立至今，两期基金预计募集资金超过3000亿元，将撬动民间资金1万多亿元。此外，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到2019年4月，全国有15个以上的省市成立了规模不等的地方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总计规模达到了5000亿元左右。虽然投资基金不是国家直接补贴，但业内人士认为，政府给钱多了，就会出乱子，会吸引骗子，还会造成补贴资源浪费。

以上的这些案例说明，产业政策供给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在于平衡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在供给产业政策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产业政策会给市场带来什么影响，政策本应起到杠杆作用，而不是让政府取代市场做事。此外，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更应考虑的是如何创造好的环境，而不是过多的直接干预，甚至政府卷起袖子直接上。我们认为中国有必要保持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不能扮演太“过”的角色，否则，这种扭曲等同于向市场宣布，只要你会钻营，没有技术都能拿到钱。这等于是激励企业剑走偏锋，是捞偏门的市场行为。实际上，产业政策的技术标准要求的越高，这种情况就会越突出，因为真实的技术水平达不到，就更要靠邪门歪道来获得产业政策带来的金钱。所以，归根结底，国内对产业政策不能迷信，这不是个撒钱就灵的事情。产业政策过度的背后，还是政府干预太多，过于相信政府无所不能。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作为经济大国，我们需要产业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但产业政策供给应该把握好度，目前国内明显存在产业政策供给过度倾向。而过度的产业政策供给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这需要引起政府的警惕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