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全球新秩序重新建立，商品与资本的跨境贸易逐步恢复，开启了全球化进程。过去30年，商品、资本、想法和人力在国与国之间大规模、持续性的流动，推动了全球化的加速，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好机会。很多经济体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并实现长期高速增长。例如，从亚洲四小龙到亚洲四小虎，再到中国，这些经济体借助全球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但近些年来，这种曾经惠及后发国家的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

2015年，荷兰未来学家、作家和演说家Adjiedj Bakas引入“Slowbalisation”一词，用以形容全球化的性质和节奏如何发生变化。《经济学人》综合IMF、彭博社以及麦肯锡等机构的数据，对比了衡量全球融合程度的12项指标，包括：商品与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中间品进口占GDP比重、跨国公司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跨境银行债务占GDP比重、总资本流动占GDP比重等。他们发现12项指标中，有8项呈现下滑或停滞趋势，其中7项均发生在2008年左右。比如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61%下降至如今的58%。跨国公司利润占全球上市公司利润比重从33%下降至31%。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GDP比重从2007年的3.5%降至1.3%。

全球化的新趋势对于后发国家是一个坏消息，在这种新趋势下，后发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会逐渐消失，因此也就无法借助全球化实现经济起飞。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出口增长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全球贸易模式的结构性变化将使这些国家更难以通过工业化实现快速赶超式经济增长。MGI合伙人苏珊•伦德表示：“几十年来，为出口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视为低收入国家实现经济阶梯攀升的最佳战略。现在，机会之窗正在关闭。”MGI研究表明，在纺织品、服装、家具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套利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在这些行业，三分之二以上的收入流向了劳动力，其中大多数是低技能劳动力。伦德说，劳动力成本套利的重要性下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是与我们从企业那里获悉的情况非常吻合”。伦德说：“在快时尚时代，公司关注的是能够快速推向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和服装业。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打击。”

MGI认为，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也因全球价值链知识密集化程度提高而受到影响。报告发现，在所有价值链中，用于研发以及品牌、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资本化支出从2000年占总收入的5.4%，增加到2016年的13.1%。加大对知识和无形资产的侧重对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国家有利。而全球经济逐渐从有形商品转向服务业是新兴市场面临的另一个不利因素。伦德认为，尽管新兴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但是一些国家已经找到了有利可图的市场。比如哥斯达黎加、印度和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在出口服务方面“表现出色”。但她同时指出，即便如此可能也是不够的，这些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呼叫中心等可自动化服务，“因此我不认为这是可持续的”。她认为，这些国家想要保持市场份额，需要转向解决客户更复杂的问题。

除此之外，贸易变得更具地区性。MGI称，地区内交易的商品额从2000年的51%下降到2012年的45%，但现已回升到47.7%，以亚洲和欧洲为首。这缩小了新兴国家向富裕的西方国家出售商品的范围。此外，10年前，流入亚洲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亚洲以外的地区，如今这个比例缩小了一半。过去10年，欧洲有60%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来自区域内部。同时，贸易及投资对应的法律和外交框架也正变得更为本土，比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诞生。

在一个供应链日益区域化的世界里，有些区域内国家更容易受益，例如东南亚的越南，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转移到越南投资设厂，一方面是越南具有充裕、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亚洲区域内市场也足够大，特别是中国开始由世界工厂向中国市场转型，为区域内国家提供了更广泛机会。相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非洲和拉丁美洲面临的困难可能最大，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低价劳动力优势不想以前那样明显，因此很难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另一方面，这些大洲的区域内贸易水平较低，无法创造更大的需求市场。因此，它们的挑战是创造拥有更多规模经济的市场。在非洲，这需要以区域集团为中心，例如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西非集团和以南非为中心的南部集团。就创建一个免关税的联盟而言，东非走得最远。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曾经助力后发国家经济起飞的全球化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在这种新趋势下，廉价劳动力优势会不断弱化，想摆脱贫困的国家可能要更加依赖区域内市场。